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染织工艺，继汉代之后，仍以丝织为主。印染工艺发达，品种多样，刺绣技艺提高，绣像随之产生。同时，还出现了织绣专家。
这一时期的印染品种、纹样、色彩丰富可观，刺绣工艺也得到了发展。许多出土的实物显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染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种植和制取蓝草方面的经验已很丰富，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第一次用文字记载了用蓝草制取靛蓝的方法：
先是“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然后用木、石压住，使蓝草全部浸在水里，浸的时间是“热时一宿，冷时两宿”，将浸液过滤，按1.5%的比例加石灰用木棍急速搅动等沉淀以后“澄清泻去水”，“候如强粥”，则“蓝淀成矣”。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总结了用红花炼取染料的工艺技术。这一技术在隋唐时传到日本。魏晋时，南京的染黑色技术著称于世，所染的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但一般平民穿不起，大多为有钱人享用。
晋时，在南京秦淮河南有一个地名叫乌衣巷，据说住在乌衣巷的贵族子弟以及军士都穿乌衣，即黑色的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驰名中外。
当时的丝织物印染尤以蜀锦居首。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奖励耕织发展蚕桑，以备军需。
魏帝曹丕每得蜀锦，赞叹不已，吴国曾派张温使蜀，蜀国赠锦“五端”，相当于现在的250尺，并遣使携带蜀锦“千端”回访吴国。蜀国的姜维曾以锦、绮、彩绢各20万匹以充军费。由此史实不难得知当时蜀国锦的产量之大。
据清代朱启钤的《丝绣笔记》记载，诸葛亮率兵至大、小铜仁，派人带丝绸深入苗乡，并亲为兄弟民族画图传技。
苗民为了纪念诸葛亮，把织成五彩绒锦称“武侯锦”，锦屏的侗族妇女织的侗锦称“诸葛锦”。蜀锦之花开遍西南，影响深远。
曹魏纺织工艺家马钧革新提花织绫机。原来的织绫机50根经线的50蹑，60根经线的60蹑，控制着经线的分组、上下开合，以便梭子来回穿织。
蹑是踏具。马钧统统将其改成12蹑。经过这样一改进，新织绫机不仅更精致，更简单适用，而且生产效率也比原来的提高了四五倍，织出的提花绫锦，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受到了广大丝织工人的欢迎。
新织绫机的诞生，是马钧一生中最早的贡献，它大大加快了我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为我国家庭手工业织布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提花绸与蜀锦可以并美。
237年，日本使者来访得赠大批纹锦。随后，日本女王专使前来，带回去大批“绛地交龙锦”等，提花及印染技术随之传入日本。
两晋丝织仍以蜀锦著名，城郊村镇，掌握蜀锦编织技巧之家遍布，称为“百室篱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十六国时前秦的秦川刺史窦滔之妻苏蕙，是著名染织工艺家，双手织出回文诗句，称“回文锦”，造诣卓越，被传为佳话。
南北朝丝织，江南普遍有所发展。刘宋设少府，下有平准令，后改染署，进行专门管理。南齐除蜀锦外、荆州、扬州也是主要产区。北方拓跋设少府后改太府，有司染署，下属京坊、河东、信都三局，有相当规模的生产。
六朝丝织品种、纹样、色彩丰富可观。十六国中的后赵在邺城设有织锦署，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纹锦、凤凰朱雀锦、韬纹锦、核桃纹锦，以及青、白、黄、绿、紫、蜀绨等，名目之多，不可尽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民丰出土的实物，发现有东晋、北魏、西魏的锦、绮、缣、绢及印花彩绢等，还有江苏铜山、常熟出土的绫、绢。
这些锦、绮图案织作精细，主要的有两种类型，一是纯几何纹，一是以规则的波状几何纹骨架，形成几何分隔线，配置动、植物纹，从而构成样式化。
纹样有的还吸收了不少外来因素，多为平纹经线彩锦，兼有纬线起花，出现了中亚、西亚纹样。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的有菱纹锦、龙纹锦、瑞兽锦、狮纹锦、忍冬菱纹锦、忍冬带联珠纹锦、双兽对鸟纹锦、鸟兽树纹锦、树纹锦、化生锦等。
色彩有大红、粉红、绛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淡蓝、叶绿、白等多种。
如：忍冬菱纹锦，以绛色圆点构成菱形格，菱内置肥大的绛色十字花，花内有细致的朱色忍冬，既带花蕊又自成小花，构成花中有花的样式，色彩简洁明快而不单调。
天王化生锦有狮、象和佛教艺术中化生、莲花等中亚习见的纹样。方格兽纹锦是黄、绿、白、蓝、红五色丝织，在黄、绿等彩条上，织有蓝色犀牛，红线白狮，蓝线白象等纹样。
这些色彩，绵薄色多，提花准确，组织细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
绮多为单色斜纹经线显花，纹样繁缛，质地细薄透明，织造技艺进步。
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的龟背纹绮、对鸟纹绮、对兽纹绮、双人对舞纹绮、莲花纹绮、套环贵字纹绮、套环对鸟纹绮等，其中的双人对舞纹绮纹样是圈外环鸟群，4个椭圆形交界空隙处有双人对舞图案。莲花纹绮是在两个椭圆弧线结合处，饰八瓣莲花一朵，新颖别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毛毯广为应用，编织技术提高。南北朝时，西北民族编织毛毯，用“之”字形打结，底经底纬斜纹组织。
这种编织方法便于采用简易机械代替手工操作，从而提高产量。在北朝，帐毡等更广为应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染也有所发展。随着纺织的发展，印染工艺很有进步，晋朝蜡缬可染出10多种彩色，东晋绞缬已有小簇花样、蝴蝶缬、蜡梅缬、鹿胎缬等多种。紫地白花斑为当时流行色。
其中的绞缬是一种机械防染法，最适于染制简单的点花或条纹。
其方法是先将待染的织物，按预先设计的图案用线钉缝，抽紧后，再用线紧紧结扎成各种式样的小结。浸染后，将线拆去，缚结的那部分就呈现出着色不充分的花纹。
这种花纹，别有风味，每朵花的边界由于受到染液的浸润，很自然地形成由深到浅的色晕。花纹疏大的叫“鹿胎缬”或“玛瑙缬”；花纹细密的叫“鱼子缬”或“龙子缬”。
还有比较简单的小簇花样，如蝴蝶、腊梅、海棠等。东晋南北朝时，绞缬染制的织物，多用于妇女的衣着。在大诗人陶潜的《搜神后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妇女穿着“紫缬襦青裙”，远看就好像梅花斑斑的鹿一样。很显然，这个妇女穿的，就是鹿胎缬花纹的衣服。丝织染品有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红色白点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是西凉的织染品。于田出土的夹缬印花绢，是北魏染品，大红地、白色六角形小花，清晰齐整。民丰出土的蓝色冰裂纹绞缬绢，天蓝地白色冰裂纹，形成自然的网状纹样，灵活有韵味。
彩画绢则直接手绘，承传统发展。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绿地鸟兽纹彩绸，绿地白纹，弧线划分加平行直线为骨架，其间有鸟兽为主纹，精美而素雅。至于毛织染品，当时西北地区已开始出现蜡防印染毛织物。胭脂红地缠枝花毛织品，以缠枝花为主体纹样，构成两种连续、婉转伸延都显示出的柔嫩姿态。花叶经过变形换色而不失自然气息，大块胭脂红为基调，黑色宽线条衬托出白色、绿色相间的花叶，整个画面和谐明丽。
还有紫色呢布、驼色黑方格纹褐、蓝色蜡缬厨、蓝色印花斜纹褐等。棉织染品有于田出土的蓝印花布。丝、毛、棉织物上都有染色印花，已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刺绣工艺有显著提高。三国时，已有著名织绣工艺家，东吴有吴王赵夫人，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号为“机绝”；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岩列国地形，号为“咸绝”；又以胶续丝作轻幔，号为“丝绝”。此三绝名冠当时。
刺绣用于佛教艺术，“绣像”技艺高超。其中，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北魏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上面绣有“太和十一年”、“广阳王”等字样。绣地是在黄绢上，绢中夹层麻布，用红、黄、绿、紫、蓝等色线。
绣出的佛像和男女供养人，女子高冠绣服，对襟长衫上满饰桃形“忍冬纹”，边饰“卷草纹”、“发愿文”及空余衬地全用细密的“锁绣针法”，进行“满地绣”。
横幅花边纹饰为“空地绣”，绣出圆圈纹和龟背纹套叠图案，圈中为4片“忍冬纹”，又与“龟背纹”重叠，圈用蓝、白、黄等色，“忍冬”用黄、蓝、绿等色，“龟背”用紫白等色。
构成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线条流利，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变化。使用两色或三色退晕配色法，以增强形象质感效果。《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是六朝时代的刺绣珍品。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染、绩、绣，在汉代基础上，在民族融合的情况下，有了新的发展。从纹样内容到形式色彩以及工艺技巧，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新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