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长期来看，“入世”后对华投资的增加和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正效应。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推测，在2001～2020年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将维持年均7%的增长率（2001～2010年为7.2%，2011～2020年为6.8%）。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预测说，“入世”将拉动中国出口增长2.07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0.15个百分点。
从短期看，“入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除纤维产业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还很不完备。预计“入世”后，如果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话，竞争力弱的产业破产企业数将会增加，失业人数也会增加。尽管为提高竞争力，政府积极推进改善企业管理；促进企业集团的形成、破产与合并；在垄断企业引入竞争等，然而能够缓解这些经济构造改革带来的阵痛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很滞后。
此外，目前中国还面临的问题是：在短期内确保年均经济增长7%，中期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长期要缩短地区差距。今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一、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增加财政负担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与中国的财政改革息息相关。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但是能够补充财政的税收制度和征税体制又不十分完备，因此，有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2001年财政赤字达到2598亿元，为1949年以来最多的财政赤字）。
为救济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财政常年提供资金。同时，为完善保障制度、充实国有银行的固定资本、刺激景气而不断发行国债，因而财政负担大幅度增加。从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对人民币利息支付额+中央财政支出）暳100]看，1990年时不足20%，但2001年扩大到65%。特别是1998年后，由于连续4年大规模发行国债，使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急剧上升。
中国财政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依存关系。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恶化导致纳税额减少，从而使财政的年收入减少。1996年前，税收增长率经常低于名义GDP增长率。在2000年的财政收入中，国有企业税占法人税（占全体税额的约10%）的80%以上。
处理国有银行不良债权也是加大财政负担的一个原因。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十分发达，国有企业严重依赖银行融资（2000年国有企业80%的资本筹集来自银行融资）。因此，国有企业经营恶化增加了银行的不良债权。政府为解决不良债权，1998年以国有商业银行为对象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100%出资）。由于国有资金的介入，在处理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同时，也改善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
2000年12月，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约13900亿元不良债权（将近一半）被移交给资产管理公司。为筹集处理不良债权的资金，由财政担保发行了约8000亿元金融债券，同时，再次接受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约5000亿元的贷款。但是，由于希望以10年为期限解决不良债权，加上预计不良债权的回收率为50%，因此，国家不可避免要有约7000亿元的财政负担。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给财政增加了很多负担。“入世”后，政府要强化税收基础，因此，财政改革将实施统一外企和本地企业法人税的方针。但“入世”后，随着一些国有企业被市场淘汰，金融机构经营问题的增加等，国家的财政负担仍将增大。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成功与否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二、失业者增加
中国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增长减速导致雇佣机会减少；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推进而产生的失业增加；新劳动力的流入等。中国每年平均增加1409万新劳动力，年均增长2.6%（1979～2000年）。2000年城市劳动者有2.1274亿人，农村有4.987亿劳动力。
改革开放前，劳动者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入国有企业。劳动者事实上是终身雇佣制，即退休后企业仍要支付退休金的制度。同时，国有企业员工还享受住宅、医疗、教育等待遇。这样，企业除生产外，还要承担社会保障职能，这也成为国有企业财务负担重、剩余劳动力多的主要原因。
1997年以后，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环，政府允许削减人员以重建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开始的同时，也对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实施破产、合并等改革措施。同时，为安定社会，将国有企业重组下来的员工作为下岗人员（临时待业），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登记，并支付一定时间（3年）的生活费，同时接受再就业培训。
但是，在下岗人员增加的同时，再就业率仍很低下。2001年年末，下岗人员达到515万人，而再就业人数只有227万人，再就业率从1998年的50%下降到31%。
2001年末，失业率达到3.6%，尽管低于其他亚洲国家，但与1990年的2.5%相比还是恶化了。另外，中国的失业者统计限制在有城市户口者，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公开发表的失业率并不能反映劳动市场的实际状态。2001年末，城市的失业人数（已经登记的）达到681万。与515万下岗人数加起来的话，失业人数达到1196万人，大约占城市就业总人数的10%。
失业者增加，政府却没有完善的雇佣对策。1997年起建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由于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政、企业的负担，决定于2003年取消。但1996年开始实施的“失业保险制度”，到1999年终于真正完善起来。
到2001年末，加入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占全体从业人员的70%，领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312万人，比上年增加190万人。同时2001年，下岗和保险金等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财政支出达到472亿元人民币。
今后，国有企业将进一步裁员，加上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在农村劳动人口中，有1.6亿人是剩余劳动力），因此政府会加速完善雇佣政策。
三、收入差距的扩大
中国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长期以来是人们关注的课题。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随着经济急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但是，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始于沿海地区，因而拉大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
表示一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均衡系数，取0和1之间的数值，越接近0的收入分配越接近平等，越接近1就意味着不平等度越大。中国的不均衡系数由1980年的0.33上升到1998年的0.46.与美国的0.40（1994年）和意大利的0.33（1986年）相比，中国的收入差距较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
从各省市人均GDP的比较情况看，2000年，沿海地区的代表城市上海最高，达到34547元，其后依次是北京（22460元）、天津（17993元）、浙江省（13461元）、广东省（12885元）。而内地的贵州（2662元）、甘肃（3838元）、广西（4319元）、陕西（4549元）等4省最低。
上海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高于马来西亚，而贵州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低于越南。这与目前为止一直以发展沿海经济为中心，而内陆对国有企业依存度很高有很大关系。
另外，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大幅度上升，结果1978～1984年农村的个人收入创下年均增长15.6%的记录。此后，由于农民负担的各种费用增加，粮食丰收使农产品价格下降等原因，在1985年后，农民个人收入的增长率下降到一位数，2001年更下降到4.2%。同时，由于城市企业下岗人员增加，不能充分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使雇佣者的收入减少。结果，农民个人收入与城市个人收入的差距由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2000年的2.78倍。
收入不平等引起了贫困层人们的不满，政府担心会因此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混乱。为解决此问题，政府将以前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向重视中西部发展转变，最终出台了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方针。具体是，今后要给予中西部以优先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资源开发、完善基础设施，以国家财政支持经济增长。
但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还很不完善，没有实施政府优惠措施的情况很多，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集中于东部地区。2000年1～10月，西部吸收外国投资额占全部外资吸收额的比重为：占新批准的外资企业的6.1%，占合同吸收外资额的5.7%，实际吸收外资额的3.4%（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公布资料）。短期内，对中西部的外国直接投资激增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依赖政府的财政支出推进中西部开发，这又会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负担。
关于农民个人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在2002年3月的全国人大（中国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朱基总理提出减轻农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的具体政策。但是，近年在农村收入中存在着外出打工等非农业收入增长的倾向。如果不能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雇佣问题，提高农村的个人收入将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