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家管理直接针对社会各项事务，所以必须随时关注社会对管理措施的反映，以便正确认识和及时修正正在实行的政策措施。对此，荀悦《申鉴》认为应“察九风以定纲常”，“九风”即“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东汉）荀悦著：《申鉴》，第4页。“九风”反映了社会不同的政治状况，是管理效果的反映，“察九风”是完善管理措施的保证。可见，荀悦的管理思想包含诸多层面。他认为如果以他提出的管理思想为指导，就可以达到“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的局面。（东汉）荀悦著：《申鉴》，第3页。
一、以道为纲
《申鉴》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以统其精气，刚柔以品其群形，仁义以经其事业，是为道也。故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⑤（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页。《前汉纪》又云：“然则王者所为，必则于天道。天道之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德不失而岁功成。”（东汉）荀悦著：《前汉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102页。认为管理者的行为必须以“道”为总则，“道”是国家管理的总纲。
首先，法教为先。《申鉴》云：“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义也者，宜此者也；礼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⑤（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页。认为法与教是为政治管理的“二端”，“二端”渊源于“道”，道有阳刚阴柔，故为政亦有二端。此二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实现国家管理的目的，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申鉴》还云：“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页。承天、正身、任贤、恤民、明制、立业，这六个方面构成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的主要内容，要实现国家大治，必须致力于这六个环节。在这六个环节中，“承天”就是以道为纲；“正身”就是管理好自身；“任贤”就是任用贤能；“恤民”就是体恤、爱养民众；“明制”就是建立明确的各种制度；“立业”就是要建立功勋，这六个环节是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此外，荀悦提出了“政体”概念，此处当然不同于现代政体的概念，但已涉及了国家政治活动和管理过程的几个主要环节。
其次，屏四患，崇五政。有关国家管理的事情很多，当如何处理，《申鉴》云：“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东汉）荀悦著：《申鉴》，第2页。“四患”是指伪、私、放、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四患表现为品行、生活和行为方面的败坏，直接影响国家管理，终会导致“道荒”、“世倾”、“礼亡”和“欲肆”。所以，不除四患，就不能致太平。“五政”是指农桑、好恶、文教、武备和赏罚，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也是国家管理的基本内容。五政之中，农桑是第一项要务，表明荀悦的重农思想。只有屏四患和崇五政，国家才能大治。
再次，察九风以定国常。《申鉴》云：“惟察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此治国之风也。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嫉，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以苛为密，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不谏，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故上必察乎国风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4页。“九风”是治、衰、弱、乖、乱、荒、叛、危、亡，是国家从总体上表现出来的九种社会政治状态。在“九风”中，荀悦推崇“治国之风”，余者虽表现有所不同，皆不可取。从他对“九风”的概括看，他把管理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统治阶级的自我完善上，每一种国家风气都涉及君臣问题，也部分地关系到民众。总体上，他认为君臣百官作为管理阶层先要注重自身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恤十难以任贤能。荀悦认为管理要注重选贤任能，他列举了选用人才的“十难”：“ 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3页。“十难”主要是用人制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宦官专权的东汉后期，“十难”反映了贤能之士遭受冷落排挤的现实状况。他认为不改革当时的用人制度，不选贤授能，国家就没有出路。
二、君臣民一体
荀悦认为君、臣、民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三个基本要素，虽然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特点，但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构成相互制约的一个系统。《申鉴》云：“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东汉）荀悦著：《申鉴》，第5页。认为君主在国家管理中处于领袖地位，臣下和民众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国君应当为解决民众忧愁饥寒而服务。荀悦首先肯定了君主和大臣的管理地位，认为如果没有君臣这些管理者，国家就会混乱。《申鉴》云：“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9页。君臣共同管理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他还认为，在以君主为首领的管理体系中，君明臣贤是最理想的模式；不仅君主不要操纵一切，臣下也不要违君专权，要构建君主臣辅的和谐关系。但是，臣下不是单纯服从君主，而要发挥应有的辅助作用，坚决执行君主的正确决策，对君主的过失要纠偏补正。《申鉴》云：“人臣之义，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须也，言无补也，而不尽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识也，言无益也，而不尽忠。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斯已而已矣。不已，则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异无乖，有怨无憾，有屈无辱。”他反对君主的绝对权威，认为忠臣不是那些言听计从的人，而是能为君主出谋划策、纠偏补正的人。因此，他认为，“人臣有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有钳之钳，犹可解也；无钳之钳，难矣哉！有塞之塞，犹可除也；无塞之塞，其甚矣夫。”（《申鉴》）（东汉）荀悦著：《申鉴》，第21页。认为臣下对君主的过错采取放任的态度是罪恶的，对这些导非之臣、阿失之臣、尸宠之臣必须予以诛黜。同时，他还认为臣下责任，即“进忠三术”，是能够帮助君主避免、制止和纠正过失。可见，对君主来说，臣下不仅仅是供其支配的，他们对君主还有监督制约作用，臣下应该弥补君主的不足。但是，臣下如何处理好道和君的关系呢，尤其是在道与君发生矛盾时，处理起来就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荀悦认为臣下应该从道不从君：“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故在上者，必察夫违顺，审乎所为，慎乎所安。”（《申鉴》）（东汉）荀悦著：《申鉴》，第22页。认为忠臣“违上顺道”有利于君主管理国家，是“为上也”；而谀臣“违道顺上”则是为了个人利益，是“自为也”。
君臣关系重要，君民关系亦极为重要。《申鉴》云：“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页。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没有了民众，就无所谓君主了。那么，君主应该如何对待民众呢？《申鉴》云：“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认为民众的处境直接关系到君主和国家，君主要以仁爱之心待民，把重民与国家稳定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民与国是一体的。《申鉴》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20页。认为君主保证社稷长存，就必须重民爱民；“爱民如子”及“爱民如身”还算不上“仁之至”，真正“仁之至”是落实民为邦本，落实“民存则社稷存”的思想。这样，民众也就会尊君：“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养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无往不复，相报之义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5页。这是一种充满理想色彩的君民关系，也道出了民养君的事实。荀悦重民养民的思想主要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专政。
三、修明法度，德刑并用
荀悦认为，法度是管理的根本要素。《前汉纪》云：“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三正五行，服色历数，承天之制，经国序民。列官布职，疆理品类；辩方定物，人伦之度。自上已下，降杀有序。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官无淫度则事不悖，民无淫制则业不废。”⑥（东汉）荀悦著：《前汉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0页。荀悦认为，只有建立明确的制度才能有效管理，国家法令制度必须“有常”，即立法司法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和民事法规都要“有常”，不可朝令夕改。要使法令有常，管理者必须信守“不任不爱”、“惟公是从”的原则（《申鉴》），（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9页。“谨权量，审法度”（《前汉纪》），⑥（东汉）荀悦著：《前汉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0页。厉行公心，堵塞私欲。制定和执行明确的法令制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管理者必须屏四患（伪、私、放、奢）、明赏罚、察实情、定常制，真正发挥国家法令惩恶劝善的作用，使“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前汉纪》）。（东汉）荀悦著：《前汉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93页。在执法方面，要依法行事，根据事实情况维护法律的尊严。《申鉴》云：“投百金于前，白刃加其身，虽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兹，则终身不掇矣，故跖可使与伯夷同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6页。执法做到内外不二、公私不愆，才能够有效地制约人们的越轨行为。
荀悦认为德化与刑罚是管理的重要方法。《申鉴》云：“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夫中人之伦，则刑礼兼焉。”（东汉）荀悦著：《申鉴》，第2~3页。“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东汉）荀悦著：《申鉴》，第1页。德教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汉纪》云：“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彊，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大乱无教，大治无刑。乱之无教，势不行也；治之无刑，时不用也。教初必简，刑始必略，则其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虐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东汉）荀悦著：《前汉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222~223页。认为要根据现实的需要选用德化与刑罚，“扶弱绥新”之世，先行教化，先德化而后刑罚；而在动乱之世，先刑罚而后德教；在治平之世，德教和刑罚并用。可见，荀悦未将刑罚作为德教的辅助手段，而是同等看待。在制定德教或法律条款时，起初要简略，然后根据现实需要逐步完善，避免虐法和峻刑伤化害民。荀悦还将施行德化、刑罚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而是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形成：“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于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恶。”（《申鉴》）（东汉）荀悦著：《申鉴》，第27页。
荀悦关注现实政治，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思想和策略。由于东汉末年权移曹氏，献帝成为傀儡，他的救弊之策在当时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但却为后来的管理者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