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辈子，难免有那么一两个仇人。
像庄子这样得了大道的哲人和契诃夫笔下那个，因为冲领导打了个喷嚏竟郁闷而死的小公务员，才与人无仇。但前者的境界寻常之人领略不了，后者活得太窝囊，死在了怕与人结仇这一心理障碍上面了。
大多数人生活在百般争执之间，有不公正就难免有恨，恨得久了就变成了仇。
洒脱些说，人不妨结仇。
宽容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忍耐，更多是对自我性格的修炼而言。在今日，宽容往往被用在人们对于艺术或学术应该采取的态度上面。
对一切都不加区别的宽容，不仅像一个傻子，而且容易成为一个混蛋。
中国民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中国的老百姓是极宽容的，但对这类事仍要表现出刻骨的仇恨来，否则就是一个不肖的逆子和卑劣的丈夫。
那么说，人活着怀着一些仇恨，不仅允许，还是正当的了。关键在于以什么来结仇。
进入这个范围里的恨都化成仇，仇就要一报为快。而在这范围之外的恨，都不妨冰释，不值一结。
限度在于：公仇与私仇。
公仇，最大莫过于亡国之痛。文天祥宁愿引颈就死，而不愿偷生，怀里揣着的是一腔公仇。鲁迅处事虽然与人有些小怨，但毕生以笔为刀，左劈右砍，是伟大的复仇家。他最大之仇在于痛恨那个人吃人的又极其虚伪的旧世界，他不惜用“最黑最黑”的刻毒来诅咒旧中国。他写阿Q时嘲弄了阿Q，但并不恨阿Q。他的恨也不全在赵太爷和假洋鬼子身上，而在产生这些丑恶的人与事的社会温床之身上。他和其他人的笔战，除有少量的偏颇外，锋芒整体指向的是论敌维护旧秩序，粉饰旧道德的伪善。
这是伟大的公仇。
鲁迅的仇恨使他听到和看到爱国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静静死去时，恨得透不过气来。他对恶势力的仇恨直至临死前仍然宣称“绝不宽恕”。
只有伟人才能结下这样深刻厚重的仇恨。
在周氏兄弟的关系中，鲁迅受到过周作人，特别是日本弟媳极其不公平的苛待。这对鲁迅这样一个易生肝火的人来说，平静待之并不容易。但鲁迅并未“以牙还牙”，对周作人，他只说过一句评论：“岂明这人糊涂。”周岂明先生著作等身，文笔不让鲁迅，但终于被乃兄说中了，因“糊涂”而为日本人做事，晚节大亏。
蒋介石对他的高足陈赓极欣赏，陈赓出于对校长的爱戴，也冒死救过他的性命。但他们终于站在了两个营垒，水火不容。这也是公仇。
结私仇则是一件大可不必的事情。两个人之间不存是非恩怨，蝇营狗苟的争夺、孰高孰低的褒贬，都能酿成私恨。
私恨若结起来是没完没了的，会毁掉别人，也会毁掉自己。一句话，没劲！
有的人外表平和，但可以因为一件小事记恨别人一辈子。把一件不值得的小事在心里放上几十年，不嫌累么？
倘是无赖、悍妇爱记私恨，并不奇怪。但一个当权者心胸狭窄，终日耿耿于部下对他的点滴不恭，就成了一个单位的灾难。这种人因为是领导，恨在心里并不在脸上，只在关键时刻才飞起一脚，踢翻对方，而且让你纳闷：这是哪来的一脚。
黄永玉先生议论盲肠时说，它平日没什么用，痛起来却能要你的命。
心这个东西，原本没有多大的容量。要是塞满了烦恼怨恨，就没地方放一些好事了。
最好把心从琐碎之事中腾出来，进点清风，透点春雨，这就叫坦荡。
陆游诗云：酒宁剩欠寻常债，剑不虚施细碎仇。
大家境界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