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最有意义的三件大事是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使人民步入以往以来有过现代化道路。
这三件大事都是惊心动魄的历史性革命。虽然最后一项并无枪林弹雨，但其深远影响并不低于前者。几十年后，对此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过十几年时间，但它对中国每一个家庭都产生了真切的影响。
如今有一些人虽然会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诉上一些苦，譬如收入低、物价上涨、开支扩大等，是不够满意的。但每个人都承认在这10年中家庭实际财富的增加。
一些家庭经济的苦恼是这样的：
一、为孩子付出的30元钢琴学费致使每星期只能吃一次肉食。
二、由于本月奖金的减少，无力购买100元的真皮旅游鞋而只好买70元的假真皮鞋。
三、种菜者，今年需要6袋尿素，因缺钱又借不到钱，只能买3袋，致使有一半的菜田上肥，产量降低，收入减少近4000元。
四、由于房价电费水费的上涨，使每月节省50元，年底买一架卡西欧电子琴的愿望搁浅。
五、为了儿子结婚时拿出10000元钱和女儿嫁人时拿出5000元钱，老爹老妈整整3年没敢买一件新衣服。
六、请朋友吃一顿像样的饭菜，造成连续1个月吸低档香烟。
七、手里那个3年零存整取存折如果再添上150元可变成1000元，进而存一个5年的整存整取。已经到期的300元5年存款，再添上100多元就可凑成500元后再存一个5年。但是由于丈母娘生病的干扰，使这些计划全被推迟了。
这些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举下去。这些经济问题，可引起任何一个普通人真正的烦恼。它极其值得骂上几句，对吝啬的人来说已陷入痛苦的境地。
上述情况适合于中国持有中等和中下等生活水准的城乡居民，不包括日掷千金的个体户和少数地区极贫苦的灾民。
这些烦恼的根本原因是钱不够花，而钱不够花的原因在于消费目标超过了实际水平。
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买不起口粮、盐和棉花等生活必需品而苦恼。
这是解决了温饱之后的烦恼。
烦恼是真实的，但“困难”并不完全真实。10年之前，当钢琴还没有走进寻常人家时，他们每月都有30元钱干这干那，而不必交钢琴学费。
如果烦恼在于消费目标过高，那么这种目标又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是谁强加于你的呢？
这种相对说比较高的消费目标，对中等生活水准的人来说，是伴随他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提高的。简言之，对内搞活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对外开放提高了他们的消费目标。
消费目标到底高与不高，并无绝对标准，只是因人因国和因社会发展阶段而异。一对结婚5年才攒钱买上彩电的工人夫妇，在现今不能说很富裕。但对照10年以前攒钱买手表，20年之前攒钱买被面的历史阶段都已经是一种进步。
这个例子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算超前消费。但这种消费方式的后果就是缺钱。这是一种“假性贫困”，是目前中国独有的现象。
这个意思是说，对中国人数较多的普通干部、教师、中下级军官和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一些中等生活水平的人们来说，他们在努力中买到了所有需要买的东西，但他们永远缺钱。反过来说，他们总缺钱，但不缺什么东西。
这是中国的“穷人们”，他们以后注定还要穷下去。
对一个买了半年用的柴米油盐之后，什么也再不想买，然而对手里还剩下200元的山里汉子来说，他不是穷人。那200元在半年内始终花不出去。他的特点是贫困，但不缺钱花。虽然从固定资产上看，他处于低下水准，但解决了温饱就摆脱了绝对的贫困化，因而不穷。从流动资产看，他已处于富裕的地位，至少从心态上可以这样说。
“穷人们”的穷就在于流动资金的缺少，有是有，但接不上趟，常常使家政建设受到影响。
对外开放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准，也拓宽了人们的消费层次。目前城乡居民普遍接受了多元化的消费观念。譬如视听消费，电视机已如魔鬼牢牢攫住了每一颗业已成家的“中国心”，因而中国人均电视机拥有率居于世界前列，这似乎是一种不发达国家的奇观。录音机和音乐磁带亦是家家的常见之物，虽然档次不同。再如装饰品消费，尽管目前贫富不均，讲究衣装鞋帽的款式已被接受。被普遍接受的还有化妆品等纯粹为了美容意义上的开支。又如社交消费，中学生购贺卡、青年人为婚礼凑份子、拉关系送礼等。另外大众在求医、升学、搬迁等关口托人求情的开支也日益增高。
这都是在温饱领域之外的，处于大文化之内的消费方式。这种多元化的消费方式首先被中等生活水平的人所接受，在文化上他们比个体户和农民更注重精神产品的购置。在社会上他们密集结出一张互相帮助和向上升迁的网，否则无法生存。在外部形象上，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求好自为之，以得到认同和尊重。
这都不是哪个购足半年柴米油盐的山里汉子所理解和所需要的。
因而，穷人“富”，富人“穷”。
“穷人们”另一个毛病是从众心理强。你如果问一个几岁的儿童为什么要买电视机？回答肯定是看动画片或动物世界。但问一个准备结婚的姑娘，回答可能是别人有电视机我怎么可以没有，或没电视机就不结婚。难道要当新娘的人都不知电视机的价值是“看”吗？她知道。但她更重视电视机对自己的身份价值的体现。
目前越来越多、越制作越精美的广告全是冲“穷人们”而来的。广告制作者知道“穷人们”再穷也要把仅有的钱献在流行与款式的祭坛之上。厂家们还深知“穷人们”的确拮据极了，但每掏一次衣袋都能掏出一点钱来，何不继续“榨取”呢？
时装与名牌从不可怜“穷人们”，虽然这些东西是靠他们而流行的。现在就连书籍也穿上精装、压膜成套的华服，去噬吞那些写书和读书人的血肉了。
对他们绝不要留情，怜悯会引起他们的轻蔑。如果粮食以10倍的价格上涨，是一种社会罪恶。但时装以10倍价格上涨，则是一种繁荣的标志。
中等生活水平的居民是靠固定收入养家，道德上倾向守旧。然而奉公守法的人们，他们不可能暴富，但也不会破产，是社会的稳定因子。当他们把自己的家庭营造得越殷实时，性格就更稳定。从广义上说，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越多，社会越安定。
“穷人们”愤恨于个体户出入舞厅，小姘贴身，有的是钱。但由于对地位的执著又决不肯扔下饭碗干个体。于是还要受穷。目前已经拥有电视、冰箱等电器的中等家庭，10年后添置了录放机、摄像机和微型轿车之后，花个十元八元钱还需要仔细掂量。因为到那时他们还不富裕，这不光是习惯，又是一种实际情况。
于是只有忍穷。
忍穷的滋味一言难尽，而且是跟穷没什么关系的一种痛苦。当一个人驮着坏过两次的国产电扇去修理时，想起别人家的空调，心里一团惆怅，不免感叹自己穷。忍穷还是忍受自己事业上的无能，譬如不能去当歌星走穴去挣大钱。是忍自己机遇的晦气，譬如没有慧眼识才的领导来提拔自己，以至困顿。忍穷还是忍受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还要瞪着眼睛看别人买便宜水果便宜煤气便宜大衣架。你没关系就得多花钱，多花钱就越来越穷，然而还得忍。能乐滋滋买到便宜水果的人，还得忍穷塞给孩子买校服的钱，而老师的子女就不必交这份钱。
于是他们渴望在生活的各个环节上形成点与线的结合，即网的结合。但是网上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力，既要利用他人，又要拒绝他人。被拒绝的则继续忍穷。
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高处，倘若升官就使那些拒绝过自己的人无法拒绝。然而在德才相当的人群当中，只有少数人能有机会晋升为“公仆”，其他人等还要继续忍穷。
写纯文学的作家，不愿出卖灵魂，去写下流读物，得忍穷。
在《胡桃夹子》中演过主角的舞蹈家，不愿牺牲艺术为连简谱都不识的走红歌星扭着屁股伴舞，也要忍穷。
倘若人们不拿一个副科长的收入和一个卖烤地瓜的收入去比，并为此忿忿然的时候，此“穷”就不必忍了。
因为忍穷的人就现时情况说，并不缺什么，也不穷。忍只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一种复杂心态。
在发展中国家，最先致富的都不会是文化和道德水准较高的人。甚至可以说，只是文化和道德水准较低的人才首先致富，而社会也是依靠他们来积累资金。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获得较高收入。
而有些事业永远是与金钱无关的，如伟大的艺术家的创作。当这些作品变得值钱时，早已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故事了。
真正的穷，是不必忍的。孔子门人三千，唯独钟情于过早夭折的弟子颜回。颜回这个人是很穷困的，但乐观的胸怀依旧，这的确令人感叹不已。
孔子还说过“仁者无忧”。忧愁这东西与尊卑、贫富、苦乐无关，只跟喜欢忧愁的性格有关。
那么，温饱已足，又有何穷可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