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先生在《人物与集藏》一书中指出：收藏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资历，二是鉴赏力，缺一不可。古物多指文物、古董、古玩。相对来说，这种藏品不但价值较高，而且鉴别的难度也较大。是否具备鉴别古玩的能力，对古玩藏品的真伪、时代、作者、产地、原料优劣、材料精粗及其在历史、科学、艺术上的意义和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古玩收藏者尤为重要。要真正提升收藏的品位，必须提升藏家的素质和素养。首先是“学”，就是说收藏者眼界要高，广泛涉猎鉴藏知识和相关学问，以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文化素质是收藏的根基，文化素质太低，收藏者的收藏活动总是处于一种必然王国之中，而对藏品的认识懵懵懂懂，若明若暗，不但在收藏中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很难得到有价值的收藏珍品。近人赵汝珍在其《古董辨疑》自序中，谈到分辨古董藏品时，特别强调文化基础的重要。他说：“盖辨疑之道极难，必也具有古董整个领域内之常识，再辅之以广博之经验，特殊之阅历、深邃之研讨及超人之智力，方能胜任。”这虽是20世纪40年代所言，今天看来，仍有它的道理。其次是“识”，即是说收藏者要见多识广，接触藏品丰富，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都要广泛接触，以提高自己辨别年代和真伪的能力。记得我国一位资深的文物鉴定家同学习文物鉴定的学员有一段对话很是耐人寻味。有学员问：“怎样才能看出某件东西的假来？”老先生答：“你知道什么是真的就能看出什么是假的。”又问：“怎样才能看出某件东西的真来。”答：“你知道什么是假的就能看出什么是真的。”这就为古玩收藏者提出一个问题，即必须真东西、假东西都接触才能提高鉴赏能力。看得多了，心中有数，遇到文物才能看出分晓。
再次是“才”，即收藏者要有聪明的才智和悟性，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之功，以提高自己对藏品的选择品评能力。知名学者叶恭绰先生，精于文学、史学，能诗能文，能书能画。他同时也是位藏书家和文物收藏家。尽管他的收藏与他所从事的艺术、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他仍在它们之间找到了互补关系。他的字集刚劲、厚重、奔放于一体，驰名书坛。据说其书法除临摹褚遂良及汉魏各碑外，最得力是他藏有宋秦桧字帖孤本，平时经常临摹，却不为外人所知。收藏也使他对中国文史有了更深广的感性认识，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他有足够的条件，完成了《全清词抄》、《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广东丛书》、《遐庵词赘稿》、《汇稿》、《序跋一辑《等著作。张中行先生在《负喧琐话》一书中记有他对叶恭绰生平的一段回忆。其中提到：“他的广泛兴趣是整理、欣赏、收藏文物（包括图书）。在这方面，他的经历和收获几乎是说不尽的。”从张中行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叶恭绰的收藏活动与学术、艺术的研讨全然是融在一起的，他对藏品的选择与品评的能力和学术上的收益得力于他对收藏的悟性及其举一反三、融类旁通的本领。
三、如何确定收藏目标
民间收藏主要偏重于三种类型。
一是广博型。这种人收藏品的范围相对较广，鉴赏对象面较宽：也有的对某一类别的藏品几乎无所不收，多多益善。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均无“蜻蜓点水”之弊，其藏品绝非粗陋，认识亦非肤浅，却都能达到“精专”的程度。广博型的收藏家大多是学识精深、兴趣广泛的人。他们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生活，总想跳出读书的天地，接触更多的文物藏品，以开阔知识视野，拓宽治学范围。清末收藏家刘鹗就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在文物考古上有重大贡献，与他广博的收藏有直接关系。刘鹗不仅收藏甲骨，而且对书画碑帖、钟鼎彝器、秦砖汉瓦、印讲石刻、古钱和古代乐器等无不收罗。广博的收集与精深学识的撞击、交融和贯通，成就了他对金石考古领域的开拓。
鲁迅先生是文学家同时又是美术作品特别是木刻、版画、笺谱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此外，他对金石拓本、汉代画像、六朝造像等，也有广泛的收藏兴趣，常挤出钱来到旧货摊购买。他的日记中就记有他每年在厂肆购书、文物、碑帖的账目。鲁迅在为文之余，还选编出版了英国、德国、苏联以及中国现代不少版画家、木刻家的作品选集，并且亲自为其作序或小引，仅笺谱就同郑振铎先生合作选编出版了《北平笺谱》，重印了明代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可能说，鲁迅和郑振铎都属于广博型的收藏家。
二是专项型。这种人收藏对象较为专一，或重点收集某一类别的藏品，或围绕一个专题，一个中心来收集藏品，以形成系列。如近人李拔可专一收藏伊秉绶的著作和法书。他托人广为收罗伊之墨迹，书画商闻讯，纷纷挟载而来，物归所好，于是丘垤成为崇岭、溪涧汇为江湖。因伊秉绶字墨卿，李拔可取号“墨巢主人”，并出其所藏，用珂罗版影印问世。如此一来，伊秉绶的手迹在古玩市场上顿时增价倍蓰，人犹争购。又如旧时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周作民，专门收藏先贤尺牍，被人称为“尺牍大王”。丁辅之所藏名人尺牍，有明代上自洪武御笔，以及刘基、宋濂、王阳明、左光斗、史可法诸子，乃至严分宜、阮圆海等人尺牍，也割让给周作民。此外，画兰名家姚虞琴所藏尺牍，绝大部分也给周作民搜罗而去。河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让丘壤，经数年收集，周作民的名人尺牍竞达数万通之多。这些藏品在文献方面提供了相当的资料，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专项型收藏往往为一个人取得某一方面的成就起到一种奠基作用。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以专收地方志著称。王培荪收集方志花了几十年的精力，或向书商收购，或托校友罗致，他收集到的方志，卷帙浩繁，占当时存世方志的80％。他把方志分为畿辅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镇志，以及舆图等几类。按地域又分为中区诸省、沿河诸省、东北诸省、本区诸省、边区诸省。另外还有山川志、古迹志、居处志等。收藏这些方志，不仅对国家建设如天文、地理、物产、矿产、交通、水利、文物、考古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孙培荪本人在这一收藏活动中也成了举世公认的方志学的专家。南社诗人胡寄尘专事收集启蒙书，仅《三字经》就有27种，《千家文》有21种，此外如《小学韵语》、《三才略》、《幼学歌》等不胜枚举。胡寄尘“乃一一搜罗而加以考证”（《逸梅杂札》），为保护文献作出了贡献。
三是连带型。即收藏对象在某一种藏品之外延伸和派生出与其有连带关系的，藏品。比如河北保定有位叫孙祥麟的收藏家，开始他只对收藏火花感兴趣，以后发现收藏火柴实物及火镰、火石也很有意义。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火”的家族，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和联系性。于是在他的火花之外，又增添了防风火柴、防水火柴、无硫火柴、无柄火柴、万次火柴、十八罗汉套装火柴、专为点燃壁炉用的瑞典巨型火柴等等。再后，又由此而引起对收藏打火机的兴趣。他欣喜地发现，将这些收藏品联系起来，形象地展示了从原始到现代的取火工具的发展过程。这种连带型的收藏有呈扩散性发展的趋势，它是收藏广度上的拓宽，也是在收藏深度上的迈进。
连带型的收藏还表现在收藏家对与其主要收藏对象相关藏品的青睐上。这类藏品与藏家本人重点收藏的专项藏品多有相辅的关系，收集这类藏品有助于藏家对其专项藏品的鉴赏和认识。如收藏古钱的人连带收藏一些古铜镜，收藏书画的人连带收藏一些拓片和画册，收藏印讲的人连带收藏印谱和印拓，等等。这种连带型的收藏，既可使收藏者对自己专项藏品加深理解，同时又开出一扇新的收藏窗口，从中增添更大的乐趣。《两浙轶事》里说：“宁波府城隳城之役（1928—1931年），考古家马隅卿（廉）适在甬，巡视城基，得有东晋年号砖，大感兴趣。决意继续搜索，每日赴现场拾取，积久凡得晋砖千品，因名其斋日‘千晋’。”据说马隅卿最喜收藏金石典籍，余暇常在琉璃厂购书，藏砖应是他主项之外或说是临近边缘的连带型收藏，当然这种收藏仍未离开他平生喜好的金石研究这一大的范畴。
广博型、专项型和连带型的收藏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收藏家根据现实条件和是否有利于个人发展与提高对自己藏品作了优化合理的选择。俗话说：“骑马坐轿，各有所好。”由于各人所处的位置不同、需要不同，每个人对藏品的追求和满足方式也各不相同。只要一个人的爱好是高雅的、健康的、有益无害的，无论天上的还是地下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自然的还是人工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列入藏品之列。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当你确定收藏目标时，一定乾隆辛卯年库碟墨要考虑好，哪一个收藏种类更适合于你，收藏哪种藏品对你更为优越。
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有五个因素值得大家考虑。第一，以兴趣为基点。只要你喜欢某类物品，尽可不论其价值高低和世俗偏见而大胆收藏。因为许多成功者就是从自己偏爱的藏品中发现了新的领域。第二，尽量与本职工作联系起来，使职业的专向性与收藏的专向性同步进行，这样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既能在收藏中有所突破，又能通过收藏提高自己的业务本领。第三，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般来说，收藏中的“博”并不一定就是“弊”，但“博”中必须有“专”，有志一的目标、精到的藏品、深入的研究，才能在收藏中有所成就。第四，尽可能利用自己在获取某类藏品上的优越条件，收藏那些自己较容易得到的藏品，不要做“高不可攀”的事。第五，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收入较高的人尽可收藏某些经济价值高的藏品，收入低的人可选择一些通用品或廉价品。应该看到，一件藏品均有其特定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艺术的价值。很多藏品并不以当初花钱多少而论其价值的高低。关于这一点，郑逸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人弃我取，这是鄙人唯一的宗旨，所以鄙人好比是个拾荒者，越是无价值的东西。越是要集藏起来，自以为寓价值于无价值之中。因为有价值和无价值，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以为有价值，便算有价值的了。”（《郑逸梅选集》第三卷）这种对收藏品价值的辩证认识，应作为收藏者选择收藏对象、衡量藏品价值的基本原则。
四、要有藏外之功
建国前夕的一天，山东大学教授阮鸿仪在青岛一家商店买了一套玻璃杯。他携杯回到家里，打开包装，细观包装纸，突然情不自禁地连声叹道；“妙！妙！实在妙！”阮夫人闻听，问他为何如此高兴。阮教授指着旧包装纸说：“你看，这西湖画稿，它不能不使我激动啊！”夫人一看，也异常兴奋，连称“好画”。阮教授说：“肯定是哪家破落旧家子弟不识文墨，把这么好的画品当成故纸卖了，而这位店主也不懂字画，今天又把它当成废纸做了包装纸。”
阮教授嗜收藏，且于书画一道颇有造诣，这西湖十二景画稿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绘画精品。十二景中，数钱塘观潮一景最为生动。观潮者30余人，神态各异，呼之欲应。其潮势如千山堆雪，万马奔腾，极为壮观。画幅虽不过盈尺，却远具千里之势。从笔法和纸张上看，阮教授断定为明代初年的作品。
“阮教授识古画”的事距今已经50多年了，但仍然给人以启示。这就是，鉴赏是需要学问的。就古画而言，它不仅要求收藏者具有“画内之功”，还要求收藏者具备“画外之功”。阮教授不一定是专搞古玩鉴定的，但他那“画外之功”使他窥知鉴赏的真谛，西湖画稿这一明画的真品、精品，不知在多少位无知者的眼皮底下滑了过去，却没逃脱阮教授那双文人的慧眼。
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和“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之句，这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力于藏品之外的知识和才能，得力于鉴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有人管这叫“内在眼睛”。有成就的收藏者，他们的“内在眼睛”往往是很明睿的。不具备·内在眼睛”、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者，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作出品评的。
以书画而言，许多书画鉴赏家对品评古今书画有很好的眼力，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一学习鉴定的，而是位书画艺术家。由于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平和欣赏能力，他们对书画的真伪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国著名的鉴赏家、画家谢稚柳先生，在古代书画鉴定上作出的成绩令人赞叹。他对柳公权的《蒙记帖》的考证，推翻了假案的结论，还以真实面目，对《藏林远岫图》的鉴别，推翻原为李成的作品，还以燕文贵之作的正名。此外，对《簪花仕女图）的证辨，对《阆苑女仙图》真实性的证实，对《上虞帖》的鉴定……经过谢老鉴别区分的字画，真是千千万万。他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认真细致地研究分析，科学地论证，不愧是当代鉴定书画的一位大家。
然而，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谢老固然是一位资深的文物书画鉴赏家，但他并非仅在藏品的圈子里打转转，他的学问和功力远不在鉴赏一门。实际上，他是集诗人、画家、鉴定家于一身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博学家。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上含辛茹苦地辛勤耕耘，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奋力追求。特别是在书画艺术上，一再创新变革，画风从传统的继承到现代的创新，融合成自己的风格：他访名山、住敦煌，足迹遍及天涯海角，风风雨雨闯遍大江南北。所以，他在鉴定古玩书画上才能举一反三，多角度地分析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谢老的这些藏品之外的“功夫”，为他的鉴定生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买古玩有“拣漏”一说。“拣漏”常需要“藏外之功”。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到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拣到。
当代文学家老舍先生收藏了一方明清之际著名文人李渔的端溪砚。这方砚台，石质纯净，色微青紫，为长方形门字砚式，中有一线凸起约一毫米，全砚长138毫米，宽89．5毫米，高24毫米：上有火捺、石皮、黑脉各一。砚侧有篆书铭文一行，文日：“笠翁李渔书画砚。”据老舍先生之子舒乙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商贩携此砚推销，被老舍先生一眼看中。他平时不尚收藏，当时购得此砚纯属出自对李渔的一种景仰，也体现了老舍作为文人的慧眼。
鉴赏也有雅俗文野之分。藏品之外的“功夫”，即多方面的修养和才智，体现了收藏家的内在气质。有这种内在气质的人大都从“大文化”的广视角来鉴赏古玩，因而对藏品的得夫真伪会看得更深更透。而“胸无点墨”的收藏者、“江湖卖艺”式的收藏者，则无论怎样标榜风雅，因其缺乏修养，内在气质不佳，鉴赏古玩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即使露出一两句行语，却总难免得出浅薄的结论，甚至对藏品作出错误的判断。可以说，前者典雅，后者粗俗。典雅的鉴赏者才能步人高级收藏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