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认为，收藏就得玩真品、善品、美品、绝品，收藏“时玩”更要讲究真、精、奇。一件收藏品兼有真、精、奇的特点，即使年代很近，总是为世人所认可和钟爱，并有其永恒的价值。何谓“真”？真，即是无任何造假之嫌而具有时代本色的“时玩”。据报道，福州新近兴起了收藏“小人书”热，一套1959年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4500元，一套1959年版的《水浒》连环画卖到1．95元，一本1962年版的连环画《鸡毛信》以220元的价格成交。这些“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之所以能卖到如此好的价钱，除了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的绘画水平外，还在于它们的“真”。何谓“精”？精是指器物品质的优异，尤其是工艺品，只有精美，才是够档次的“时玩”。笔者于几年前在一家个体古玩店花了300元买到一只笔洗，釉下彩绘一百个不同姿态的婴儿，令人爱不释手，虽为新制，亦可作文玩雅器看待。在去年的一次拍卖会上，这只笔洗竟以高出我原来买价的一倍卖给了新的主人。可见，只要是，精品，总有无穷的魅力。何谓“奇”？奇，乃指那些超凡脱俗的珍稀之物。如现今钱币中的错版钱币、纪念钱币等。纪念钱币是以纪念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以历史名人、科学家、英雄人物为设计主题，经国家批准限量发行的一种钱币，多采用高超的制模技术、精湛的生产工艺制造，更因其稀见难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成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
以上情况表明，真、精、奇的“时玩”，既可收藏赏玩，又可升值增值。凡是代表时代风尚和最高工艺水平的器具，或反映一个时代历史风云的物品，或具备珍稀性、独特性、完整性的艺术品，数百年后，我们的后人也必将像我们今天欣赏古玩珍品那样去欣赏它们，它们的身价比今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第五讲常识类
一、集古藏珍养生益寿古董（或称骨董、古玩、文旨古代留传下来的的可供鉴赏研究的器物）凡古书画、古瓷器、古铜器、古玉器、文房器具、古书、碑帖、竹刻、木雕、牙器、扇子、印讲、石刻、丝绣、漆器、陶器、料器、紫砂壶、珐琅、景泰蓝、鼻烟壶、甲骨、占砖、瓦当、名石、度量衡等等，小至鲁迅小说《离婚》中的水银泌“屁塞”，大至古典家具，均属这个范畴。“骨董”一词“初无定字”（唐张萱《疑耀》），明代以前泛指杂物。北京苏轼《仇池笔记》说：“罗浮、颖老取饮食杂烹之食，名骨董羹。”南宋陆游诗云：“诗成读罢仍无用，聊满山家骨董囊。”骨董羹、骨董囊分别指食物和包囊。《水浒》中描写：“大名府在元宵节时，家家门前挂灯，户内四边挂名人书画和奇异骨董玩器之物。”这里的骨董是指珍玩异物，也不一定是古代器物。到了明朝及明代以后，“骨董”、“古董”、“古玩”、“文玩”才先后成为古器物的专有名词而出现在文人著述中。
古董，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精华、历史文化的积淀，几乎每一件都会让持有者编织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六宫粉黛的风流韵事，也可让人获知骚人墨客的兴会乐事，或许还凝结着寻常人家的一件家族往事。在中国人看来，虽说古董是古稀之物，但它总是与“玩趣”联在一起，不管它有多么值钱。赏玩古董，既是认知活动，又是审美活动，既能进德长才，又可怡情悦性，把人引入天人合一的极真妙境。
对古董的这种玩趣和妙趣，古人早有深刻的阐述。李渔《闲情偶寄》认为，观赏那些经历沧桑、古风十足之物，确是令人浮想联翩，胸怀开畅。他说“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可爱者，以其体质愈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则认为，品玩骨董有助于消除疾病，延长寿命。这种活动可以与古人精神相连通，舒发郁结于心中的闷气，收敛放纵不羁的恶习。言及品鉴，他说：“饭后静坐，另设干净的几案，铺上红色的毛毡，加上有花纹的绵缎，顺序拿出所藏骨董，排列起来加以品玩。”这真是达人高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在如此幽雅的氛围中品味自己所收之古物，遨游于人类历史的浩瀚之海，寻觅采摘文化积淀之珍珠，的确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
藏玩鉴古这种文化活动所带给人的美感和快乐，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品味自己珍玩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旷神怡，而且每当搜集到或偶尔得见一件精妙之品时也会欣然陶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惜钱财购求古今名人书画和三代奇器，回到家中，共同品鉴把玩，“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金石录·后序》）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宋仁宗时，“华阳杨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又说，钱塘沈振藏唐冰清琴，知名琴家陈圣与从振借琴弹赏，爱不忍释。至于米芾癖石，苏轼、黄庭坚癖砚、癖墨，更是为人所熟知。据说他们每获得一件新奇而独特的爱物，自得其乐之情便油然而生，以致内心的积郁和对时势的感叹也借此渲泄，官场的种种不快统统得到了解脱，世间的一切烦恼完全丢在了脑后。这种愉悦，只有酷爱藏玩的保古、尊古者才能感受得到。
古往今来，人们几乎都生活在繁杂的社会中，除了以保持、繁衍生命为目的食息劳作外，还要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纵观世人之娱乐，藏玩鉴古堪称一项理想的娱乐。它是一种清静之中的享受、闲暇之中的纳福，真可谓其乐无穷！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们的衣食住行属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好坏固然是人们身心健康的一大要素。但是，仅有物质生活的合理调剂而无精神生活的遣兴，人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有句名言：人生在世，谁不寻觅快乐。快乐的方法不胜其数，所形成的结果有情趣高低、雅俗之别和持续时间长短之分。古董玩赏的功用就是在于能使人获得一种健康、高雅而持续的美感。这种快乐是其他娱乐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当代算具藏家陈宝定先生在谈到藏玩与健康的关系时提出，藏玩者在整理欣赏藏品时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因而能起到调节神经、裨益健康的作用，其原理如同我国的气功疗法。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鉴古藏玩除了具有精神保健的效果，亦可直接作用于肉体保健上。香港玩家李英豪先生在《护身玉》中讲到，他的一位世伯手指常感无力，且伴有麻痹，颤动，后来得到两件古玉，时常把玩，结果手指的症状消失了。“玉环之体，人手使人心荡”，温润的古玉抚摩在手，确有其特殊的保健功效。其它玩器，比如摩挲竹器、盘宜兴壶等，也有类似之功。如此看来，“藏玩悦性，鉴古益寿”的观点不仅符合古代的养生原理，而且在现代人的生活实践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集古藏珍，养生怡神。古董中所蕴含的古趣、雅趣实在是妙不可言，人们在藏玩中所获得的收益和实惠真是无可比拟。
二、开掘藏品蕴藏的文化财富
收藏能激发人们对各种古物觅底寻根的探索精神，并促使人们开掘新的研究领域。以清末民国的甲骨研究而言，试想如果没有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端方、刘鹗等收藏家的收藏欲望和鉴赏知识，我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殷商的这段历史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
收藏，不仅为甲骨学的创立和甲骨文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我国金石学、版本学、古钱学等学科开创之先譬如金石学。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研究物质文化的学问，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古代铜器和石刻。金石学肇创于两宋，兴盛于清代。其创立或兴盛，都与民间收藏的繁盛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学之盛衰，盖系于古物发现之多寡”（朱剑心《金石学》重版序）。没有一批私人收藏家对古物的热心发掘、收存和考订，金石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本。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清代冯云鹏、冯云鹅的《金石索》等大量金石著述，多是在收集和研究私家藏品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清朝末年，简牍、印讲、封泥、瓦当及甲骨等相继出土而不断进入私家收藏，使收藏家具备了新的研究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金石学的内容。举凡工业中的冶铸、制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于绘画、雕刻、戏剧、古天文、气候、地理等考古资料，大都可以从私家的文物收藏品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问收藏是金石学生长的“沃土”。
又如版本学。它是研究图书版本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学问。古人藏书、读书十分讲究版本。这是因为古书的版本很多．往往同一本书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大凡藏书家多选择那些校勘认真、精校精注的版本加以收藏：而且对版本多有研究。如清代钱泰吉的《曝书杂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跋记》、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续记》、叶德辉的《郎园读书志》等，均为私人藏书家专录版本的书目。我国私人藏家对图书的鉴藏活动，不仅为版本学的创立打下基础，而且通过他们对版书的研究和著述，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和完善。
再如古钱学。它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传统的古钱学主要研究古代钱币的形制、书体、重量和成分等。对古钱进行系统研究和品评的钱币学家，几乎无一不是持有大量古钱藏品的藏泉家。我国流传下来的现有最早的古钱币著作，除了南宋洪遵的《泉志》，还有清代李佐贤的《古泉汇》、鲍康与李佐贤的《续泉汇》等，其作者均为大名鼎鼎的藏泉家。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总共有57部钱币著录，除乾隆时敕编之《钱录》外，其余皆私家之籍。可以说，从古至今是藏泉家的私人著述奠定了钱币收藏、鉴定的基础。
在当代，民间收藏对于促发人们去发现新的“宝物”，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家具收藏家王世襄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收藏古代家具，并从美术史等角度研究古代家具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色，几十年锲而不舍。“十年动乱”中，他受到迫害，被赶进一间小屋。但他仍然舍不得自己的藏品，把家具堆放在一间仅有的小屋内。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他和老伴只好踡跼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的柜子里睡觉。当年黄笛子先生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厨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在这种艰苦的境地，王世襄对其藏品进行品评、研究，分析和归纳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制作特点，写出《明式家具珍赏》等力作。他在《家具的欣赏与使用》一文中指出：“从无数的明清绘画可以看到明代的室内陈设朴素简单，家具疏落有致。入清以后，才日见重叠拥挤，而家具本身也越来越繁琐。”（见《文物天地》1986年第一期）这是在大量收藏和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美学意义的开掘，是他对家具藏品进行纵向研究的结果。
已故文史掌故家、鉴藏家郑逸梅先生，一生从事过新闻、教育、电影编剧等职业。他收藏有金石书画、书刊杂志、文房四宝、信札名片等，几乎无所不及。青年时代，他曾与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人物柳亚子、高天梅、李叔同、陈巢高、高吹万、苏曼殊、胡蕴、余寿颐等皆有交往，南社成员1000余人，他认识1／3左右。热衷于收藏的郑逸梅，当时就留心收集南社的各种资料。社员的著作，或由人赠送，或自己购买，星星点点，积累很多。社员中有好几位是报讲杂志的编辑，采登了较多的社友作品，对此，他也全部保存起来。尤其是南社社员的信札，哪怕片纸只言，他都用心收藏。70多年过去，这些资料在别处已无法寻觅，只有在郑逸梅那里仍保存完好。他对这些藏品反复钻研、分析、条理、考证，理出了南社的成立始末、活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并为170余名社员作了小传，于1989年写成了洋洋数十万字的《南社丛谈》一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遵约编成《南社诗选》一书。他那炼石补天之作，不仅是对半个世纪前这段文坛往事的追忆，更是他个人研究成果的记录。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他对藏品进行横向探讨的结果。
多年来，民间收藏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无形的，是难以用具休数字来衡量的。如鞋饰收藏家骆崇骐和他的研究成果《中国鞋饰文化》，绕贵祥和他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像讲研究》，早已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蓝翔收藏并研究筷箸文化，李寸松收藏并研究民间玩具，王树村收藏并研究民间年画，李继友收藏并研究社火脸谱艺术，均属于“创造性的开掘”。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突破性的。对收藏者的基本要求秦朝有位名叫子甲的人，平生最喜欢收藏古物。一天，有个商人拿着一张破草席对他说：“这是孔子讲学时坐过的席子。”子甲大喜，慷慨地以几亩良田换下这张“古席”。没多久，又有人拿来一根残旧的藤条拐杖，说：“这是周文王的祖父逃难时用过的，比孔子使用的破席还要早上几百年。”子甲更喜，卖掉全部家当，买下这根拐杖。过了一段时间，子甲在街上遇到一个摆地摊的商贩，手里拿着一只破木碗，说道：“这是桀王就餐时盛饭的木碗，一直流传到现在。”子甲不由分说，卖了房子，买下了这只“古碗”。后来，子甲变得两手空空，沦为乞丐，四处乞讨，可是仍然念念不忘收藏古物，挨门挨户求要姜太公用过的“九府钱”。
这个笑话所说的子甲，是否真有其人，他的收藏活动真相如何，现已无法考察清楚。但从这则笑话中看到，子甲这个人对收藏古物确实入了迷，可是由于他不具备对古物藏品的鉴别本领，只能听任别人的欺骗和戏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