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唐代中期以后，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日益发展，和唐王朝当时所采取的禁酒措施以及酒价昂贵也有一定的关系。酒是很多人所喜爱的一种传统饮料，而制作酒的原料多是粮食，饮酒的人愈多，消耗的粮食也就愈多。唐代人口，自贞观初年（约627）至开元二十八年（740）的一百多年间，由三百万户累增至八百四十一万余户，增长几近两倍，所需要的粮食自必成倍增长；而自安史之乱起，战祸频仍，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产量显著下降。因此，肃宗在乾元元年（758），以“廪食方屈（屈，用尽的意思）”，开始在京城长安禁止卖酒，并规定，除朝廷上的祭祀燕飨外，任何人不得饮酒。代宗广德二年（764）又规定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此外，不论公私，一律不准卖酒。至于酒的价格，在乾元年间也比前增高（见《文献通考·征榷考四》），所以杜甫在京城任左拾遗时（757—758），曾有“街头酒价常苦贵”的诗句，同时，在同诗里，杜甫还说“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就是说，一斗酒的酒价要300文（唐代一缗为一千文，缗指成串的钱），如茶价每斤按50文计算，则一斗酒的酒价可以购买茶叶六斤。又饮酒过多，是对人体有害的，李白嗜酒，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结果，李、杜二人，都年在六十左右先后死去，致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酒的毒害。饮酒的人，显然知道长期地过量地饮酒是能危害身体健康的。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使得不少爱好饮酒的人转向饮茶，做到了以茶代酒，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
另外，由于唐代文化的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品茶赋诗或作文成为风气，在李白、颜真卿、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德裕、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中。都有关于饮茶的描述。特别是《茶经》的问世，对当时的饮茶风气，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见《新唐书·陆羽传》）“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见《封氏闻见记》）甚至宋·欧阳修还在《集古录》中记述了“茶肆”（茶馆）把陆羽当作神来祀奉的故事。实际上常伯熊的作用，显然是被夸大了。
唐代的饮茶风尚，还远及边疆地区。《封氏闻见记》说：“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在唐以后，经五代十国至宋、辽、金、元前后四百多年中，主要产茶地区逐渐向东南地区扩展。在北宋末期，川陕四路所产茶叶，甚至不及东南诸处十分之一。（见《文献通考，征榷考五》）。其消费，自北宋以后，日益普遍。所以宋·李觏曾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见《盱江集》）宋代文人作诗为文赞咏茶叶的也很多，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都有诗文流传，宋徽宗赵佶还写了一本茶叶专著——《大观茶论》。
辽、金、西夏与宋并立，前后达二百多年，宋王朝和辽、金、西夏之间，先后虽有争战，但茶叶贸易往来仍很频繁，或以互赠礼品方式进行物物交换，或通过榷场（官办的贸易场所）交换，或由商民自行交换（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元统一全国后，战事连续不绝，茶叶生产受到很大摧残，茶叶贸易也受到阻碍。
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中，在生产地区、生产数量、生产茶类方面发展很快，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也有很大进展，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明清时期刊行了大量的茶叶专著，足以说明当时茶叶生产技术有了较快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海禁，茶叶又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对象，因而在这一时期内，我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了世界市场。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后期，我国成为世界各国进口茶叶的唯一供应者，销区遍及欧、美、亚、非、澳各洲。
如第一讲所述，中国是茶叶生产的祖国。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有饮茶习惯的国家，特别是主要的茶叶消费国家所用的茶叶，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叙述中国茶叶、茶种、制茶法和饮茶习俗向外传播的历史。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以后，开拓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在这“丝绸之路”上有否运过茶叶，则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在第七世纪时，即在唐代初年，长安（即今西安）已成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城市，当时中原各地，饮茶已成风尚，茶叶且已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兄弟民族的生活用品，因此，有人认为，茶在第七世纪已开始传至中亚、西亚和西南亚一带，是可信的。但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波斯（即今伊朗）人哈奇·穆哈默德（Hajji，Mahommed）口述我国产茶情况和茶的药用和饮用价值的文字记录（见美尤克斯《茶叶全书》中所引《航海旅行记》第二卷序文）。
在隋唐以前，我国与朝鲜、日本、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各地已有船只往来，在第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已航海到广州，但各种史料中均未述及茶叶。种茶法和饮茶风尚向国外的传播，最早是传到朝鲜和日本。六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中国佛教开创华严宗、天台宗后，这两个宗派相继传入朝鲜，随着僧徒的互相往来，把茶叶文化也带到了朝鲜半岛（这时，也有可能从朝鲜传入了日本）。传人日本的年代，有历史文献可据的，是在八世纪，也有的说在六、七世纪间。以后由于中日交往的日益频繁，饮茶很快地成为日本风尚，茶叶生产在日本的发展也比其他各国为早。
十七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即明末清初时期）是我国茶叶开始传播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年代，如1606—1607年，荷兰人贩运茶叶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610年，荷兰人直接运茶回国；1618年，茶叶通过馈赠方式传至俄国；1638年，饮茶习惯已传至波斯和印度；1650年，法、英等国已开始饮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贩运至北美。（以上年代，俱见美尤克斯《茶叶全书》下册《附录：茶叶年表》）但在这一时期，茶叶作为商品输出，尚为数不多。
至十七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我国茶叶开始进入直接输出时期，在这期间，中俄、中英、中荷、中美的茶叶贸易开始发展，但在清王朝建立后二百年间（1644—1840），采取了闭关政策，使我国茶叶向世界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阻碍。我国茶叶、丝绸、瓷器，历来虽深受欧洲各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欢迎，但在1793年，我国对英出口茶叶远不超过1，326，388磅（约合7，350公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09—116页）为时不久，英国殖民者进行了世界上罪恶极大的鸦片贸易，毒害了中国人民，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海禁。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茶叶出口大量增加，至1846年已达57，584，561磅（约合26，152公吨）。（见同上书）同时，鸦片也大量输入中国，使中国人民受了毒害。
十九世纪末叶，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下同）和日本已有少量茶叶输出。在1886年，即我国历史上输出茶叶最多的一年，我国输出茶叶134，102公吨，日本输出21，590公吨，印、锡、印尼共输出6，950公吨，我国输出量仍占产茶国总输出量的81％以上。但至1900年，在世界茶叶总贸易量274，791公吨中，印度已超过我国，占31．74％，我国占30．47％，锡兰占24．64％。当时印、锡均为英国殖民地，印尼为荷兰殖民地，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末叶，英、荷等殖民者已从中国购茶转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生产茶叶输入本国，或转销其他各国。
印度是在1780年首次引种中国茶子的，此后又从中国不断采办茶子和招聘中国工人栽培茶树，制造茶叶，经过了约一百年的经营，逐步建立了印度茶业，而其茶业所以得到发展的重要转折，则是改植被称作“阿萨姆种”的大叶种茶。锡兰是在1841年咖啡树遭受虫害后开始引种中国茶树（后改种印度大叶种茶），并聘请中国工人，引进中国技术，改向茶叶方面发展。苏联是在1833年以后的沙俄时代多次引进并试种中国茶子茶苗，但都没有获得成功。1893年，由于聘请我国刘峻周等人去格鲁吉亚作技术指导，沙俄茶业才获得发展。印尼则在1684年作为园中观赏树木在爪哇种了几株，其后，在1826年，爪哇的茂物植物园才有了较大规模的茶树种植。1827年后，荷人加可伯逊（J．I．L．L．Jacobson）和中国华侨又多次从中国引入茶子，这才奠定了爪哇茶业的基础。解放以后，我国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北非、西非国家提供了茶子、栽培技术和制茶技术。中国茶叶和茶子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至世界各地，这是世界茶叶史中最重要的一页。
现在，饮茶习惯已普及全球；仅非产茶国的消费量已年达七十余万公吨。由于茶叶具有温和的药理功能，对人体健康有益，饮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四、佛教僧徒——饮茶风尚的传播者
从饮茶风尚的传播情况来看，佛教信徒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四川地方志记载，西汉时（公元前206一公元24年）甘露禅师吴理真，曾结庐于四川蒙山，亲植茶树。据说，这是佛教僧徒植茶的最早记录，因禅师是对佛教中和尚的尊称。但有人认为吴理真是道教的祖师，其理由是佛教是在东汉时（25—220）才传入中国的，开始时还受到禁止，不可能在西汉时有人信佛为僧（据明·杨慎《郡国外夷考》）。
晋代以后，外国僧徒陆续从国外传来佛教的各种宗派，因中国各地的社会条件与天竺不同，有的流行起来，有的则不能流行。后来中国僧徒吸收了道家、儒学的思想，自创了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佛教。佛教的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戒律是首要的，其中的酒戒，导致了“以茶代酒”。因为佛教信徒一般都要坐禅，就是要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眠状态（叫做入定），以专心求解脱，而不是真正睡觉（叫做痴定），由于饮茶有“不眠”或“醒睡”的药理功能，这就使佛教僧徒很快地养成了饮茶习惯。
《七之事》中记述与饮茶有关的佛教信徒有三人：一是《艺术传》中的单道开；一是《续名僧传》中的释法瑶；另一是《宋录》中的昙济道人。
敦煌人单道开，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住在后赵都城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法琳祠，后移住临漳县的昭德寺。据说，他曾昼夜不卧，不怕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除吃的食物和药物外，饮的只是“茶苏”。有人认为“茶苏”是茶和紫苏煎成的紫苏茶，也有人认为是类似蒙、藏人饮用的酥油茶。由于他在昭德寺时，曾设禅室坐禅，坐禅时要饮茶防睡，所以他所饮的“茶苏”应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制的饮料。
《续名僧传》中所说的名僧法瑶，是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排佛毁释时，渡江到南朝宋去避难的，那时宋文帝正在兴佛重释，因此他到江南后，很受吏部尚书沈演之的器重，住在吴兴武康的小山寺中。据说他严守戒律，直到暮年，长期过着吃蔬菜的清苦生活，用膳时只饮茶。吴兴在三国时已出“御舜”，当时已是名茶产地。
《宋录》中的昙济道人（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称僧，通呼道人）是著名的高僧，在八公山东山寺住的时间很长。八公山一名北山，邻近寿州，是古代名茶“寿州黄芽”的产地。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到八公山东山寺去拜访昙济，喝了寺里的茶，大为赞赏，称为甘露。这也可说是寺院以茶敬客的最早记载。
另外，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
“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师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一带）、齐（今山东淄博市一带）、沧（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怜（山东惠民一带），渐至京邑（今陕西西安），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上述情况，不仅说明了坐禅和饮茶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佛教对饮茶的传播的作用。另外，唐代名僧怀海所创立的“百丈清规”，定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同时，他的宗派又发展很快，这些都为后来多数寺院栽种茶树创造了条件。
陆羽从小是在佛寺中长大的，虽然他在佛寺中曾表示不愿学佛，但他以后却和一些佛教僧徒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他对茶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这和他多年的佛寺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
佛教鼓励坐禅，饮茶就成为僧徒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大事，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在佛教节日时更为隆重。后来宋代不少敕建的禅寺，在遇到朝廷有钦赐“丈衣”（袈裟）“锡杖”之类的庆典，或特大祈祷时，往往就用盛大茶礼以示庆贺。当日本国高僧荣西在夫台山万年寺时，曾被宋帝诏请到京师（今浙江杭州）作“除灾和求雨祈祷、显验”，并命在敕建的径山寺举行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
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对茶叶的传播，关系密切，以至有“茶禅一体”或“茶禅一味”之说。我国也历来有“天下名山僧占多”和“名山功名茶”的说法。
茶叶从中国传去日本，从栽种到饮用无一不和日本来华留学的佛教僧徒有关。
唐代，日本僧人大批来华，除大量佛典从中国传入日本，从而促进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外，同时中国茶叶也传入日本。饮茶在日本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在公元729年，即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四月八日，日本朝廷召集百名僧侣在官庭讲经，第二天行茶（即召见赐茶）。但日本有关专家认为饮茶从中国传到日本应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即日本圣德太子时代。当隋末唐初佛教三论宗传去日本时，日本僧智藏等就在中国南方学法，当时中国南方寺院僧侣信徒已都有饮茶风习，智藏等回国时，是否已把这种风习带回日本，惜尚无文字记载可资查证。
至于从中国带茶种回日本种植的时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唐代中叶。最澄（即传教大师）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天台山拜道遂禅师为师，于805年（唐永贞元年）回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子，种植于日本滋贺县。空海（即弘法大师）是不空和尚嫡传惠果的十二弟子之一。不空在唐肃宗、代宗年间，是“尊为国公，势移权贵”的最出名的大和尚，被赐有“大广智三藏”法号，他曾在五台山上建有金阁寺、文殊阁，成为当时的国际佛教中心。空海曾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也带去了饼茶、茶子。最澄和空海可以说是日本栽种茶树的先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