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认为，茶不是一般的止渴饮料，也不同于酒精饮料，而是一种“荡昏昧”，也就是可以起着生理和药理作用的消睡提神的饮料。但从陆羽在《一之源》里的论述来看，他对茶是极其推崇的，他既说茶是“嘉木”，更把选用茶叶的困难和选用人参相比，所以他在这一讲里特别强调一个“精”字，所谓“茶有九难”，意即从采造到煮饮，都应力求其精。也就由此，他一方面把民间煮成的“庵茶”，以及加用配料、煮得沸透的茶看成是沟渠里的废水，并对当时惯于用这样的方法调制茶汤（“习俗不已”）表示感叹；另一方面，他自己对茶味则要求“珍鲜馥烈”（意即香味鲜爽浓强），要求“隽永”（意即滋味深长），同时还要求一“则”茶末最好只煮成三碗，至多也不能超过五碗，这都表明他饮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品”茶。因此，在理解“荡昏昧”的作用时，就不能单纯理解它在生理和药理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应理解它在精神生活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茶经》作者侧重的是把饮茶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享受，这个观点是十分明显的。
《六之饮》是《茶经》十讲中的重要讲节之一，原文涉及面甚广，有关造、具、器、煮各方面的问题已在有关讲节中分别加以评述，本节着重论述饮茶风尚的传播（包括茶的流通）和饮茶的习俗两个方面，不过陆羽在论述饮茶风尚的传播时所引用的自神农氏迄唐代以前的史料，与《七之事》完全重复，为了尊重《茶经》原文的内容，现仍就《六之饮》所述的史料加以评述。
三、饮茶风尚的传播
在论述饮茶风尚的传播时，有必要先阐述一下我国产茶地区扩展的历史，亦即我国产茶区是如何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扩展成后来的多达十几个省区的。
从茶区扩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我国的产茶地区，是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先后由水路和陆路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的，其中特别是沿着除黄河以外的几个大小水系向各地扩展，这是茶区扩展的主要途径。当然，当时无论由水路或陆路向各地扩展，所以不扩向气候比较寒冷的北方地区，自然是受着自然条件制约的缘故。
陆羽在《八之出》中，列举了唐代的茶产地（他所列举的是并不完整的，这将在本书第八讲中加以评述），而未涉及到茶产地的扩展情况，这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主要的是，陆羽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到茶叶方面这个根本问题；其次是，他由于安史之乱，由原籍湖北避难到江苏，多年以来，足迹所至，大抵在长江下游的苏、浙、赣三省，他既未到过茶树原产地的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西南地区，根据史料记载，甚至在西汉时代即早已有饮茶风习的其原籍邻省湖南，也未能涉足。因此，他在《茶经》中没有谈到茶区的扩展途径就是不足为怪的了。
茶区的扩展，最初是和战争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大量迁徙流动相关的。公元前334年以后，楚威王曾命庄跻由楚国（春秋时，楚国疆域西北到今陕西商县东的武关，东南到今安徽含山北的昭关，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疆域又有扩大，东北到今山东南鄙，以后又扩大到今江苏和浙江）率兵入滇（今云南省），以滇池为中心，扩地数千里。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曾命司马错由陕西率兵灭蜀国（都城在今四川成都市）。《史记·秦本纪》说：秦惠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秦民一万户到蜀地，后又灭巴国和苴国。巴国都城在今四川重庆市。苴国是蜀王封其弟葭萌为苴侯所建立的国，在今陕西汉中。苴国被秦所灭事，见《七之事》之述评。《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矣。”“政”即秦始皇。公元前308年，司马错又率巴蜀十万之众，浮江伐楚。公元前280年，秦夺楚黔中郡（郡治在今湖南沅陵县），庄跻归路阻绝，在滇建国，自称滇王。秦代的黔中郡，辖有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的各一部分，秦兵攻夺楚国的这个郡，当是经由它所攻灭的巴蜀两国的领土攻入的。秦始皇初灭六国，除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外，后来又于公元前214年征发曾犯逃亡罪者、赘婿（秦代的赘婿，与奴婢无甚差别）及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南海（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等郡，更发大军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上述史实，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讲，第二册第一讲和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在这样的多次战争和战争以外的原因导致的人口大量迁徙流动的情况下，把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的茶叶传播到后来产茶的其他各地，从而逐渐扩展为各个茶区，是很自然的。
如上所述，茶区的扩展途径，既有水路，也有陆路。从水路来说，四川是使茶区扩展的一个主要省份。四川自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起，已有以巴蜀茶叶作为“贡品”的记载（已见《一之源》之述评）。西汉时代，籍隶今四川省的司马相如和扬雄也已先后在《凡将篇》和《方言》中谈到了茶（见《七之事》之述评）。说明四川饮用的茶叶，在西汉时已较为普遍，因此，在战国时期秦兵由巴蜀浮江伐楚之际，可以设想，就在这时把巴蜀茶叶顺着长江水系由四川传到了中游各省，以后又顺着这个水系先后传到了下游各省。长江中游的湖南省，除了可能由长江水系传人的这一途径外，根据“湘桂同源”，亦即前述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大军五十万人经略岭南，命史禄通运粮水道，开凿秦凿渠（唐代以后称为灵渠），使湖南的湘江和广西的漓江经南北两渠合流，从而联系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这一史实（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一讲），也存在着由广西溯漓江而上直达湘江而传入湖南的另一途径。促使茶区扩展的主要水系，还有源出陕西的汉水和珠江上游的西江。汉水既有可能把湖北的茶叶传入陕西，也有可能把陕西的茶叶传入湖北，唐代金、梁两州的四个产茶县（见《八之出》），就都位于汉水水系附近。广东可能主要是由广西顺着西江水系传入，福建则可能是由广东通过海路传入的。广州是秦代南海郡的郡治所在，一直是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港口，汕头向来是粤东和闽西南的门户，因此，广东可能是通过这两个港口传入福建，至于福建传入的港口，则可能是泉州。这是因为泉州自唐代设州后，已逐渐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台湾可能是由福建的泉州以及后来设治的厦门通过海路传入的。
从陆路来说，四川也是使茶区扩展的一个主要省份。早在战国时代，即有一条“蜀身毒道”由四川经过云南通往印度。这条古道是从四川的成都经川西平原到西昌、渡口，渡过金沙江到云南的西昆明（今大理一带），再渡过澜沧江到滇、越（今保山、腾冲），然后经由缅甸到达印度的。（四川、云南的茶叶，是否经由这条“蜀身毒道”传人缅甸、印度，尚无文字记载）。它的路线，正好同今天的川滇公路、滇缅公路和缅印公路大体走向一致，有的地区几乎完全和现在公路的路线重合在一起。这一路线，据推定，便是公元前334年以后，庄跻奉楚威王之命由楚国率兵入滇（今云南省），取滇后，再率兵取道桂、黔（今广西自治区和贵州省）伐蜀以图秦的路线。（见1983年7月11日《经济日报》所载《求知》第20期）以后在西汉时代，又出现两条古道由四川通往云南：一条叫“灵关道”，由四川的成都经邛崃、雅安、越西（古称灵关）、西昌、会理到云南的姚安，直达楚雄。“灵关”一作“零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即有“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之句（孙水即今安宁河，邛都在今西吕东南）。另一条叫“朱提道”，由四川的成都经宜宾到云南的盐津、昭通（古称朱提），会泽，直达昆明。（见同上《求知》）从战国时代迄西汉时代，既有三条古道由四川直接通往云南，并借“蜀身毒道”由四川、云南通往广西、贵州，这就存在着把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的茶叶传入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的茶叶相互流传的可能。另外，如清顾炎武《日知录》所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是通过“栈道”攻入的，当时巴蜀与陕西的陆路往来，唯赖“栈道”。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因此，蜀国的茶叶，包括周武王时代的“贡茶”，可能就是经由这一陆路传入陕西，这可以说是由水路传入陕西以外的另一途径。秦灭巴蜀以后，它的疆域，东至黄河与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并且在秦统一全国以前，多次在河南作战，因而就为陕西的茶叶传入河南创造了条件。通过长江水系和“湘桂同源”传入茶叶的湖南省，在庄跻率楚兵经由陆路入滇时，它可能是必经之路，云南的茶叶通过庄跻的作战路线传入湖南是极其可能的。其后秦兵攻夺楚国的黔中郡，使庄跻侵滇的楚兵不能回楚，但秦人继“取蜀而后”，又夺取了黔中郡，则由贵州把“茗饮之事”传入陕西，也是极其可能的事。
总的来说，我国茶区的扩展，无论经由水路或陆路，大致是沿着由南向北和由西向东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从我国茶区扩展的历史来看，可以推定，在战国时期以前的春秋时期或更早的时期，除了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早已有茶外，我国的其他地区还是不可能产茶的。
至于唐代以及唐代以前饮茶的历史，陆羽在《六之饮》中曾概括为这样一段话：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
陆羽的这段话，从我国产茶地区的扩展历史来看，有的是值得讨论的。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茶，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等尚无新的发现以前，还不能提供出具体的年代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开始有茶起，直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76—221年）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茶的地方还仅限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当然，在这个期间内，西南地区中巴蜀一带的茶，曾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到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起，战事频繁，如前所述，茶才由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经由水路和陆路先后传入后来的产茶地区。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国或秦代（公元前221—206年）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药用时期，因此，《六之饮》中把晏婴所处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7年）以及这个时代以前的周公时代，并上溯到神农氏时代，都作为茶的饮用时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根据，是神农氏撰有《食经》，其中曾提到饮茶（见《七之事》）。实际上，古代人往往汇录议论性质相类的文字成书，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与此议论相称的古人题名，由于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创始者，所以就把《食经》托为神农氏所撰。陆羽据此而把神农氏说成是饮茶的创始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关于茶的药用时期和饮用时期，都仅仅是作者的一个推断，希望广大的茶叶工作者今后继续加以研究），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公元220—265年）以后的两晋时代（公元265—420年），《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史料18则中，属于南方的共12则，北方的仅6则），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420—589）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前所说的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进行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原指长江以南地，这里指南朝），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饮茶为什么盛于唐代？这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在自秦、汉至唐的八百多年中，经历了三国、两晋及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589—618）虽安定了一个时期，但为时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落入李家王朝之手。统一而又强盛的唐，对农业采取了均田、减赋等措施，使社会持续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安定，农业生产发展比较迅速，隋代开发的运河又大大有利于南北交通，也使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大为发展。白居易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粱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的诗句（见《琵琶行》）以及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记载的“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充分反映了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当时茶商的势力几可与盐商相抗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