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打开电视机，荧屏上忒多的是清宫戏，看得最多的是那些顶戴花翎、梳着长长辫子的清朝官员哗哗两下麻利地甩下马蹄袖，迅速匍匐在地，口称“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几乎看得我们也受传染，奴性大发，忍不住想这么匍匐一回了。
当然，我这么粗粗看过去，电视剧的编导还是有安排的，那就是：大凡要讨主子欢心的奸臣坏人，比如吴三桂，比如和珅，比如李莲英，才这么口称奴才的；至于正面角色，比如范文程，比如明珠，比如林则徐，则一定是大义凛然地称臣的；当然那些桀骜不驯的跋扈将军，比如多尔衮，比如鳌拜，也是不肯称奴才的。
这些电视剧当然不是历史，大多是戏说着给人消遣消遣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太过严苛地要求编导们。其实，这样的称呼是不合史实的。臣下在君主面前的称谓，清朝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来说就是满臣称奴才，汉臣称臣。
八旗官员对皇帝称“奴才”，倒并不是贬低他们，恰恰倒是表示一种亲近感，反映他们与皇帝之间特殊的民族感情及政治隶属关系，这是满洲人的传统。但在汉族官员看来，“奴才”两个字五千年沉淀下来总觉得包含有卑贱含义，有辱臣子的斯文和自尊，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儒家规定的君臣之间明确的政治关系与必要的礼仪。
儒家倡导的理想政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做臣子的都沦为了奴才，忠倒是没话可说，可还哪来的礼啊？称谓当然是表面的小事情，但它体现的实质却是君臣大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所以正名是很重要的。自从汉朝的孙叔通制订朝仪以来，没有一个朝代是把臣子看做奴才的。
与满族合作的汉人尽管已经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但在这方面还是作过一定的努力的。范文程就给努尔哈赤、皇太极讲过秦亡的教训。秦始皇实行一种“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极端专制统治模式，其结果是“二世而亡”。这种政治模式片面强调了君主对臣下的绝对的单方面的制约作用，而丝毫不承认臣下对君主也应该存在着一种反作用力的制约关系。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当君权如同脱缰野马一般无所约束时，它对社会的作用也一定是洪水猛兽般的；而另一种模式就是汉唐提倡的“君臣同体、君臣同治”，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一人之虑”总是有限，群策群力才能“鲜有败事”。他当然不会讲得这么直白，但满族的统治者们还是听进去三分的，所以清初制度，允许汉官称臣而不必口呼奴才。
清初的皇帝们似乎也意识到“臣”的称谓更能维护百官的尊严，体现君臣同体、君臣同治的精神。所以雍正皇帝就决定整顿旗务，对旗官予以规范，称谓让他们也一律改称“臣”。这虽然不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或者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那么来得困难，但要让做惯了“奴才”的满族官员一时改口，也颇费周折。对那些习惯于称“奴才”的，雍正帝只得亲自多次替他们纠正。
然而，游牧民族领袖的特性决定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更倾向于朝纲独断的统治方式，所以雍正的改革到了他儿子乾隆手里便宣告作废了。
随着江山的稳固，乾隆皇帝的自信心大增，他相信自己是普天下最聪明无比、最明察秋毫的，大小权柄应该由他一人操纵，而不许任何臣僚染指。他的文治武功使他在内心潜意识里十分蔑视臣僚，为了强化臣僚的奴化意识，他一改其父的做法，甚至进一步要求汉族官员也向他称“奴才”示忠。
乾隆三十五年（1770），汉族大臣周元理与满族官员西宁、达翎阿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内容是请求消灭、根除蝗灾。这道奏折的内容无可非议，就像今天要求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议案总是正确的一样。问题是乾隆皇帝对三个人的不同署名感冒了：西宁等满族官吏在名字前恭恭敬敬地署上了“奴才”两个字，而周元理按例只向皇帝称“臣”。两种称谓并列在一本奏折里，乾隆皇帝看了很不舒服，他御笔朱批：“臣”并不比“奴才”为尊，二者本质是一样的，“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
乾隆也知道汉臣周元理决不敢轻视满人，因为你本身就在满人的朝廷里当差；但他还是责怪周元理，因为在乾隆看来，奴才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只有口称奴才才是咱自家人的表示。从白水黑山出来的人一直这么叫着，多好啊！作为皇帝，我已经满汉一家，将你们一视同仁了，而你们这些汉臣怎么就给脸不要脸，硬是要搞出区别来，这不是自绝于我们满族人民吗？他也知道汉官称臣是旧制，但他还是认为周元理太拘泥旧制，可笑之至。
其实，周元理在署名前也许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只是按照惯例来做，但没想到乾隆要改一改这个惯例了，于是，他霉气，拿他开刀。周元理的不受宠是可想而知了。
皇帝的御批传出去后，那些见风使舵的汉臣连忙在奏折里改署了“奴才”。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早已被抛弃，称谓上的变化难道还会引起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于是满朝一片奴才声，乾隆听着一定很舒心。
直到乾隆晚年，皇帝突然听着满耳的奴才声，觉得也有些不雅了，才又下了一道圣旨，规定今后除请安、谢恩的奏折外，其余一律称臣，不要再称奴才了。
一场称谓的风波到这里有了定论，满汉臣僚虽取得了称臣的资格，但其奴才的本质却一再强化下去，并且影响着后世的官场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