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0年，在中国，也就是大清朝的乾隆五十五年。天朝中国已经在康乾盛世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国力鼎盛，天下太平，人民乐业，帑藏充盈……这似乎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过上的最好的日子。这一年的岁末，各地的官吏、百姓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祥和之中。一位官员奉旨出京了。
这位钦差大臣是奉命去访查各省库银亏空情况的，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年终财务审计。按理说，这样一位钦差出京应该是会引起地方上的足够重视的，然而奇怪的是，他虽说是奉旨出京，但圣旨上明确注明旅费开销是要他个人掏腰包，不能算作公务的。而且各地的督抚官员也根本没把这位钦差当回事，甚至连最基本的礼仪接待都没有。事实上，大家在私下还把这位钦差当做一个笑柄在传说、在戏谑。
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钦差出京的喜剧。
这位钦差的官级并不小：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套用今天的职级已经是副部级了。他的名字叫尹壮图。
从《清史稿》上我们可以查到，尹壮图是云南昆明人氏，乾隆三十一年的进士，至庶吉士，后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乾隆三十九年考选江南、京畿等道的监察御史，后迁官进入内阁。
尽管当时的人们把尹壮图的奉旨出京访查看做是一幕聊作谈资的喜剧，但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却更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出悲剧，一出盛世终于要落幕的悲剧。
使得尹壮图不能与其他的钦差一样享受出行荣耀甚至还沦为人家笑料的原因是他在此前上的一份奏折。
讲到这份奏折我们还必须交待一下背景，那就是乾隆的八十寿诞。
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当政五十五年的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岁了。自夏、商、周三代起，帝王活到古稀之年的很少，活到八十岁的只有三位帝王：梁武帝、宋高宗和元世祖。乾隆帝却有幸活到八十岁。这自然是需要普天同庆的日子。庆典其实从七月里就开始了，并且分为三处进行：七月初七至七月二十三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七月二十四日启銮回京，七月三十日抵达圆明园，在圆明园举行庆典；八月十二日自圆明园还宫，八月十三正生日那天在太和殿举行庆典大礼，八月二十一日庆寿活动才告结束。
这么盛大的庆典，其花费不消说自然是浩大的。仅庆典中点景一项，原计划就得耗银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后经斟减，定为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预算做到“五钱”这个份上了，也算是精打细算得不能再精打细算了。但对清政府来说，这仍是一笔耗费颇巨的负担。皇帝也表示“朕心转觉不安”了。然而，作为一代明主的乾隆皇帝，能够逢上“五十有五年，堂开五代；八旬兼八月，玺刻八徽”的大庆，也是举世未闻的，所以动用如此众多的人财物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好在皇帝有一位能干的理财大臣和坤。他长袖善舞，多方调动，居然解决了这个问题。
生日庆典终于热热闹闹地过去了。
就在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陶醉在自己的十全功劳之时，不和谐的声音终于出来了。
这声音就出自尹壮图。他上书给皇帝提了些意见。他的奏折先是对“议罪银”制度，也就是皇帝在处分官吏时往往以罚银代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对廉政建设大有害处。这个“议罪银”是和坤的发明，目的就是为了圣上的八十寿诞。它的实质看起来有一点集资的味道。当然，集资的对象仅仅是那些受了处分的官员。而罚银就可以代替处分、保住头上的顶戴甚至项上的人头，当然是大受各级官吏欢迎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有的官员甚至踊跃响应，提早交纳了“议罪银”，就像给自己的乌纱买了保险一般。而皇帝则在此项制度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惠，国库私帑都得到了充实。所以这实在是皆大欢喜的一项好制度。然而，尹壮图偏偏说不好！不仅说不好，他还进而指责这项制度造成各地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驰”。他说他经过的地方，询问官吏贤愚，“商民半皆蹙额兴叹”。
这还了得！把天下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的形势说得一钱不值。还沉浸在八十寿典的喜乐声中的乾隆皇帝，对这个不合时宜的批评当然大为不快。“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这样对乾隆盛世的评价是白认为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皇帝弘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既然尹壮图对自己提出了如此“不公平”的批评，乾隆也就决心要用“不公平”的待遇回报这位不识相的臣子了。
他回复给尹壮图的谕旨在今天看来有一点像是一篇匕首、投枪般的驳论文：“朕自御极以来，迄今己五十五年，寿跻八秩，综览万机，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
这里已经定了一个调子：我是无愧于天下的，天下万民也绝对没有怨我的，如果怨我那就是“泯良”泯灭良心了。尹壮图，你作为朕的臣子，拿着朕的俸禄，你的良心有没有泯灭。这是潜台词。
皇帝接着说：如果真的像尹壮图说的那样，那么大大小小的臣工官吏都是在“虚词贡谀，面为欺罔”了。他们都在说假话，就你尹壮图一个人说真话？朕五十余年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终于不知？你尹壮图既然有关于这样事情的奏折，自己肯定亲自见到或听到了。所以他命令尹壮图“自费出差”，去查证各地官吏贪腐及库银亏损情况，为自己说过的话负法律责任，“逐一指实复奏”。如果你尹壮图查询得实，朕从不肯“颟顸混过，白有办法”；但你尹壮图也不可“徒以空言无实，自蹈欺罔之咎”！如果你举证不出，那么你就是说假话，“摇惑人心”，朕就要治你的“欺罔之罪”。
这一幕跟前朝崇祯七年（1634）的一桩事实在有些相仿佛！当年给事中（一种言官的官名）韩一良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劝廉惩贪疏”。崇祯看了马上传令召见，并让韩一良当廷高声朗读一遍疏奏。大学士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的指认有不实之嫌，希望皇帝明鉴。崇祯却是首先肯定了韩一良的忠心，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在封赏之后，崇祯要求韩一良把“纳贿”一事解释清楚，限期五天内详奏。五天后，崇祯果然记着，再次召见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韩一良，让韩一良把举证大臣“纳贿”的事说清楚。韩一良没有想到皇帝会这么认真，支支吾吾之下参劾大臣周应秋、阎鸣泰、张翼初等“受赠金五百”。崇祯从韩一良支支吾吾的态度中已经萌生一丝疑虑，追问五百金为何人所赠，韩一良再不肯实对，只回答说是听说的。崇祯当即大怒，指斥韩一良“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孥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但崇祯是亡国之君，而乾隆是万世景仰的治世明主，怎么会相仿佛呢？忠言逆耳啊，人都是不喜欢听自己的坏话的。所谓良药苦口，那都是对别人的忠告，自己谁愿意尝来着？何况在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病，谁要你的苦口良药来！小老百姓的思维犹且如此，何况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不管他是末代皇帝还是治世明君。
尹壮图接到奉旨出京访查的命令肯定惴惴不安，谁接到这样的圣旨能不惴惴不安呢？如果说过的话可以收回，我相信他跟我一样是希望收回的。然而说过的话毕竟收不回，何况是白纸黑字上的奏折，更是泼出去的水了。尹壮图深悔自己向皇帝泼了一盆“脏水”，而现在皇帝要让他将这盆“脏水”喝下去了。
他不能不喝。这位历史上最倒霉的钦差只得硬着头皮在人家准备年货过欢乐大年的当口，提心吊胆而又后悔莫及地夹着尾巴出京了。
为了证明尹壮图的“错误”，乾隆皇帝在尹壮图每到一处前，提前通知当地地方官，让他们做好检查准备，并且告诉地方官此次让尹壮图前来盘查大家是为了治其“莠言乱政”之罪。这个钦差原来是皇帝眼中的罪人！地方官们用得着接待这样的钦差吗？接待了他岂不等于同情他？同情他岂不等于指责皇帝？尹壮图一路所受的冷遇可想而知了。因为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钦差，地方官们不得不佩服皇帝此举的创意，并且用戏谑的眼光看待着整个事件的发展。即使是平民百姓，见到这位钦差也如见到疯子一般，赶紧离开。尹壮图意识到自己的奏折是多么幼稚可笑，他为此陷入极度的孤独之中，更让他的灵魂感到震撼的是官员和百姓们真的以为他是个疯子。
一路上，不无幽默的乾隆皇帝还不时寄谕他派出去的这位钦差，追问他在途中是否看见“商民蹙额兴叹”的事。尹壮图的心理承受能力还算过硬的，换个别人恐怕早在路上自杀谢罪了。他倒居然适应了，也跟皇帝玩起了文字游戏，他说：“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他没敢再说真话，但他说的还是真话，因为是新年庆贺之时，所以童叟当然怡然自乐了。这有一个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他没有全盘否定自己。但乾隆皇帝已经觉得自己大获全胜了，剩下的只是对尹壮图如何处置了。他诏告尹壮图可以回京了，要不然尹壮图再这样“自费”下去，恐怕连经济上都难以为继了。
尹壮图终于等来了让他回京的命令。到了北京后，面对皇帝的责问，他只能自承虚诳，请求治罪。于是皇帝将他交到刑部审问议罪。
刑部当然理会皇帝的意图，按“挟私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定“斩立决”，也就是死刑，立即执行。乾隆皇帝终于没有继续发挥他的幽默细胞。如果继续幽默一把的话，完全可以让尹壮图选择交纳“议罪银”赎罪，看他交不交？但皇帝毕竟还是一位圣主，他不想给后人留下刻薄的名声，因此他克制住了恶作剧的冲动，宣布格外开恩，“谓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下令降级使用，为内阁侍读。乾隆要将尹壮图带在身边，陪自己读读书，看他以后还乱不乱说话了。捡回一条性命的尹壮图终于没敢再乱说话，他甚至连陪皇帝读书都怕了，没过多久，借口母亲年迈无人照顾，要求致仕退休。不说话的尹壮图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就像是猫抓到了一只不会动的老鼠，兴趣大减，放了吧。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比较一下崇祯和乾隆对这两位臣子的处置，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崇祯当庭召对，看似严厉，但他倒是求言心切，恨大臣们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升官在先责问在后，最后当大失所望之时也是“念系言官，姑饶这遭”，他还知道听不同意见的重要性；而乾隆不动声色，指派查证，看似公允，但却是包藏刻薄，刻薄在先宽恕在后，从根本上却是扼杀了言路，再也没有后继者敢提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