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说到宋江，很容易被人笑话，怕我接下来还要说晁盖、吴用。晁盖、吴用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有其人我不知道，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也不敢轻言否定；至于宋江，倒是实有其人的。
约在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宋江等已起事于河北，被称为“河北剧贼”。当时，宋王朝曾下诏招安，谈判没谈成，恰如《水浒传》里写的那样，宋江继续战斗。他倒不是像小说里说的那样死守着一个梁山泊，而是经常出没于青州、济州、濮州、郓州等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等地，因为这些地区都在京城开封的东面，因此又被呼为“京东贼”。次年冬，方腊在浙西起事，也就在此时，宋江又侵扰京东地区。侯蒙上书：“（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所以，侯蒙建议招降宋江。宋江他们此时正在郓州活动，在梁山泊驻扎可能也就是这个时期。朝廷于是任命侯蒙出任梁山泊所在的东平府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但侯蒙未及上任就病死了，此事便又搁浅。宋江军南下，“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但在途经沂州（今山东临沂）时，被知州蒋圆扼守要路，不得通过。宋江向蒋圆假道，蒋假意答应，却乘宋江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宋江军损失惨重，北走沂蒙山地。宣和三年初，宋江军再次寻路南下，到达淮阳军，后又进抵淮南路楚州（今江苏淮阴西南）地区，被称为“淮南贼”。旋又转向东北。这年二月，宋江军马到达海州（今江苏灌云），被知州张叔夜设伏兵攻击，损失惨重，宋江率众投降。投降不久，宋江又再度起事，宣和四年夏，被宋朝大将折可存捕杀。
上述史实主要见于《宋史·徽宗本纪》和《宋史·侯蒙传》《宋史·张叔夜传》等。当然，其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比如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究竟是一支造反军队中有三十六个头目呢，还是三十六人就是全班人马，个个都像金庸笔下的侠客武功盖世，致使官军数万人无敢抗者？我想应该是前者为是，否则怎么解释“啸聚亡命，剽掠山东”呢？另外，梁山泊是不是他们的根据地？从上述史料来看，宋江他们倒更像唐末黄巢的流寇部队，采用的是游击作战的战术，不会有什么根据地。梁山可能是他们驻屯过的地方，但也仅是走过路过暂时歇脚而已。事实上，梁山也确实不足以为据点。梁山由虎头峰和七个支峰组成，主峰仅高197米，说不上雄伟更无险可守。到了元代，在杂剧家笔下，梁山才开始雄伟神奇起来，明代《水浒传》成书时更是将梁山泊说得藏龙卧虎了。
不管是在《水浒传》里还是在真实的历史里，宋江受招安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毛泽东就评价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这当然是反话了，因为毛泽东接着就说它是“反面教材”，批评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革命不够彻底。
评论宋江的投降得先从他的绰号说起。我们知道宋江有两个绰号，一个唤做“及时雨”，一个唤做“呼保义”。现在的人大多只知道宋江是山东及时雨，因为这个绰号好理解，好雨知时节就是了；但其实那是小说家给他取的，在《宣和遗事》上是没有“及时雨”这个绰号，而只记载了“呼保义”这一绰号。“呼保义”却该作甚解释呢？原来“保义”乃系宋朝的一种官名，是亲随皇帝、侍卫当值的武官。余嘉锡先生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认为：“《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政和二年，易武阶官以新名，以旧官右班殿值为保义郎。’宋江以此为号，盖言其武勇可使为使臣云尔。呼者自呼之简词，殆亦当时俗语，日‘呼保义’者，明其非真保义也。”
宋江为何要自呼为“保义”呢？这里有个道理：在宋代，大凡求仕之徒，都有些自命不凡，以为保义、大夫之类的官儿唾手可得。所以在宋人笔记中，张保义、陈保义、李保义这类的绰号比比皆是。宋江取了这么个绰号，一则是怪罪朝廷不识才，不能用士的意思；二则更是因为宋江一心只想受招安，只待金鸡报赦的消息，有机会为国出力，所以他要自呼“保义”。
宋江这支队伍确实与其他跟朝廷分庭抗礼的草莽英雄不同：一则他们从不称王封官，只是称“头领”。二则他们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天”者，皇权也，皇帝号称天子，替天也就是替皇帝扫清奸邪而已；三则他们攻城陷地，都是得而不守，就固然有流寇战术的因素，也可以看做他们不与大宋天子抢土地。
正因为如此，从侯蒙到张叔夜，很多朝廷大臣都建议招降宋江。后来《水浒传》的作者更是帮宋江遂了心愿，第九十回上，编出宋江征辽凯旋，被授为“保义郎”的故事。
宋江的受招安历来为人所争议。
金圣叹最反对招安，为了不让宋江一伙受招安，他宁愿腰斩《水浒》，砍掉《水浒》的后半部。他又在《宋史目》批语中，对侯蒙主张招降宋江一事大动肝火，批了他八个不是：一、失朝廷尊严；二、坏国家法度；三、显国中无人；四、被盗贼嗤笑；五、使壮士削色；六、令百官受辱；七、鼓励人犯罪；八、宋江若真有过人之才，当用之未为盗前，怎么能荐于为盗之后。
金圣叹这话当然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的。他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招降纳叛虽可暂时缓解矛盾，但肯定也会形成不小的副作用。因此，招安对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王朝盛世，统治者有实力镇压造反，是绝不会招安的。宋太宗时，王小波、李顺在四川起事，朝廷也有人主张抚谕，但参知政事赵昌言却主张重兵急讨，不使滋蔓。宋太宗马上同意，发兵镇压，并用凌迟、肢解等酷刑来惩治造反头目。宋仁宗时，河北的王则起义和山东的王伦起义，也都被朝廷武力扑灭，毫不手软。但是到了宋徽宗时，北宋王朝已经积贫积弱到了极点，过不了多久就要轮到亡国了，此时想不手软都不可能了，因为已经硬不起来了。所以，不得不借招安的办法来渡过难关。
当时有两句俚语：“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说的就是这个。先造反做贼再招安做官，确实是一条不错的路子，这条路子似乎在今天还有些管用，比如在单位里一贯老实听话的总是不易被领导重视；难缠的刺头突然“反正”变听话了，领导一定喜欢，投桃报李，奖赏大大地。
从朝廷的立场看，招安实在叫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些造反头目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三番五次、两面三刀，毫无忠诚度可言，像唐末黄巢叛军里的降将朱温，最终倒把唐王朝送上了不归路；还有明末的张献忠、罗汝才等，都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角色，大明王朝也就在他们的反复中被“翻覆”掉了。
那么站在造反者的立场，宋江应不应该投降？多数的意见总认为宋江受招安是一大失策。然而，我要说，除了受招安，宋江难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无论是以水泊梁山之地占山为王，还是以三十六人之众剽掠天下，要想成就唐宗宋祖改朝换代的伟业，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杀到东京去，也只有小说里嗜杀成性的黑旋风李逵这么叫叫的；另外，即使官军慑于好汉们的威名不敢进剿，难道众好汉还能就这样优哉游哉终老山林不成？毕竟是做强盗不是做“驴友”。十年、二十年过去，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林教头、武二郎还能似先前那般威风八面吗？即使让众好汉们都有了后，好汉的儿子却未必如好汉般好汉，到那时，岂不连受招安的资本都没有了，坐等人家来收拾？小说中宋江连胜朝廷大军五场，还苦苦哀求朝廷招安，除了突出宋江的忠义外，于事实就相去太远了。史书记载，张叔夜抚平宋江，也是在战败宋江后才招降的，这比较符合情理。后来南宋的大将岳飞多次与造反派打交道，他得出的结论也是以前只讲招安，所以盗贼力强就造反，力屈就投降，如果不略加剿除，要平息反叛是不可能的。先剿后抚，把对方逼入绝境，再接受他们的投降，这跟现在生意场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宋江之投降也肯定是无可奈何的。
另外，我们已经说过，宋江这支造反队伍与别的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强盗不同，他们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帜。这一班好汉虽说做了强盗，但却是有着远大志向的强盗，他们心里总还希望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这是他们的共同远景目标，作为他们的领头人，宋江也必须以此远景目标为目标。但守着一个小小的山寨或者是纵横千里像流水一样地流过，就能青史留名了吗？宋江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就他个人而言，正如小说中写的，若不是众兄弟拥戴他，梁山上的事务、梁山的未来他能做得了主，他也不会上梁山入伙了。史料上没有宋江为何起事、如何起事的记载，权且拿小说来说事，但宋江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却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兄弟们信任他，他觉得就有责任为兄弟们引一条光明的路。
投降的结果恐怕就是宋江他们所无法预料的。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我们可以得到宋江一伙大部分在受招安后被朝廷背信弃义地加害了的证据。书中说，户部侍郎蔡居厚因毒疽发背而亡。他的一个亲信王生也突然暴死，三日后又复苏，对蔡夫人说，侍郎在地狱受苦是因为郓州事。蔡夫人大哭道：“侍郎去年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地狱还魂之说不必相信，但杀降一事当不是空穴来风。
宋江征方腊有无其事，史料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似乎不太可能。1939年陕西府谷县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中讲到墓主人折可存镇压方腊起义，“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然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迁升武功大夫。可见，宋江不会去参与镇压方腊，他倒是降而复叛，再举义旗了。
宋江等好汉们的悲剧不在于投降，而在于人往往总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找不到却还偏得找，又时时面临着选择，它提示的实在是人生状态，如是，悲剧才有其普遍意义。这大概也是大家喜欢看《水浒》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