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时候，大诗人龚自珍痛感时局日下，却没有经世之才力挽狂澜，拯救民族危亡，忧心忡忡之余写下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两句著名的诗。
“不拘一格”四个字肯定不是龚自珍发明的，五千年历史一直到清末才“不拘一格”也太滞后了。何况龚先生也是劝天公“重抖擞”，说明天公原来是“抖擞”过的，只是到了清末不大“抖擞”了，所以要先生去劝一劝。
那么，对于人才的“不拘一格”这个主张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呢？我想古人在实践中或多或少早已在这么做了。要不然周文王在渭水之滨也不会去请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按照现行干部任用条例，他早该退休了；要不然，萧何也不会月夜去追韩信，汉高祖更不会将一个逃兵直接筑坛拜为大将。如果没有这种“不拘一格”的机制，姜子牙自然只能一直在渭水边钓他的鱼，倒也没什么，无非是湮没了嘛；韩信就惨了，从项王那儿的仪仗队员投奔到汉王手下，也只做了个校尉之类的小军官，不当逃兵都不行，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倒还在其次，不逃恐怕他连性命都保不住。因为秦汉时期打仗多是短兵相接，一对一拼力气拼武功的。他韩信的才干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千军万马，你要他像普通的校尉一样带着十来个弟兄冲锋陷阵，他肯定会把自己的小命送掉的。韩信很弄得灵清，所以他趁早逃走了。像韩信这样一个逃兵，得以受重用、得以受擢升，得以扬名后世，靠的就是这种“不拘一格”选拔擢用人才的机制。
现在回过头去，考据一下“不拘一格”的出处吧。据说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是汉末三国的曹操。
都说曹操是个奸雄，奸雄自有奸雄的过人之处。三国群雄中，曹操是以求贤若渴著称的，传说刘备有三顾茅庐之举，但是否果有此事，史学家多有争议，有人坚持认为是诸葛亮自己上门去毛遂自荐的（好像这样诸葛亮就不值钱了）；而曹操下过三道求贤令，却是白纸黑字留下来无可置疑的。三道求贤令上都提到了“不拘一格”的意思。
但是，说曹操的求贤令纯粹是思贤若渴的意思，显然又太轻信了奸雄。其实这求贤令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仔细探究，文章就做在“不拘一格”四个字上，画外音很丰富，三道求贤令不啻是曹操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檄文。
且来看看曹操求贤若渴的背后有什么名堂。
第一道求贤令是建安十五年（210）下达的。当时曹操新遭赤壁之败，他感到事业艰难，只有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尽快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他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管仲非廉士、陈平有盗嫂受金的恶名，但这样的人你们不喜欢我喜欢，你们不用我用，只要他有真本事，我就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汉朝的时候尚无科举制度，做官的途径主要有察举、征辟、军功三途，自然，任命官员子弟为官或者花钱买官做的方式总也存在，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察举、征辟毕竟是入仕的正途。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也不难理解，所谓征辟就是自上而下的征召，“征”是皇帝派专人聘请社会上有名望的贤人到朝廷做官，“辟”则是高级官吏和地方行政长官请名人做自己的僚属；而所谓察举就是朝廷设定人才标准，各级长官按此标准举荐人才，由朝廷量才录用，主要有孝廉和茂才两种。“孝廉”的意思就是既孝顺又清廉，即恪守家法又谨守国法，这一科是从西汉景帝朝开始设置的；而“茂才”即西汉武帝时设的“秀才”，意为地方上的优秀人才，东汉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总之，当时做官都要有“贤良方正”的好名声。而曹操却抛开这些都不计较，提出了“唯才是举”，这是对当时选拔人才的旧传统、旧标准的一次严重挑战。这一次他是真心实意的“求贤”，这场挑战他赢了，一时曹营人才济济，立即从赤壁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同一年，曹操马上又发布一条《让县自明本志令》，借上表辞让皇帝原先封赏给他的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拓（今河南拓城县北）、苦（今河南鹿邑县东）三县的机会，声称自己当年的志向只不过想封侯做汉家的征西将军，现在事业搞大了其实也是骑虎难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副救世主的姿态。其实以当时的礼教，这几句话又岂是人臣所宜言？曹操此言，己无人臣之心。然后曹操接下来又说自己也想解甲归田，却“恐己离兵为人所祸”，所以只好继续自己的事业。曹操这段话听起来又似乎合乎情理。设想曹操果真功成身退，是很难做一个保全天年的富家翁的。因为汉天子会猜忌他，政敌也不会放过他。很多人认为以上这些话是曹操的由衷之言，然而在“由衷”之余也暗示了他永远不会放弃军政大权。永远不弃权，意味着身后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势，并解决代汉问题。曹操辞让了汉天子封赏的三个县，却同时为三个儿子讨了三个侯爵：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为五千户。曹操此时已经开始为儿子们考虑了，他时常以周文王自诩就是这个意思。文章闪烁其词，正是奸雄欺世之语！字面上像是忠于汉室，实际上是一纸试探逼宫而又掩其奸心的宣言，用通俗的话说叫“火力侦察”。曹操的真正用意是：我功盖天下，能代汉而不代，只留给后人收拾。这样我也算对得起汉室了，别人还要议论，他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不难看出，这道令已是在向臣僚暗示其不得不代汉的信息了。曹操自称《明志令》是效周公《金滕》之作。但周公《金滕》只是誓诸鬼神，藏而不显的，而曹操却要宣告天下，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一道“令”可以看做是第一道求贤令的补充，是对曹操自己的“不拘一格”。
第二道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开头就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意思是太讲究品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有进取心的又不一定能讲究品行。这里所谓的进取已绝非开疆辟土了，因为当时曹操在西方已自动放弃汉中；在东方对吴作战中也不曾动用大规模的兵力去争城夺地，他似乎对三分格局也已认命，所以，他所说的进取，实质包含了代汉为魏的内容。他这是在号召天下的人才起来响应他，而不必太拘泥于传统的忠君道德观。你们只要能响应他，他就“不拘一格”用你们。
第三道《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所说的“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更是说得明白了，无非是号令臣僚抛弃名教，勿以舍弃衰汉为不忠不孝不义及取讥惹辱之事。
为此政治目的，曹操到了后一阶段不仅不“唯才是举”，而是要杀其臣僚中有大才、大名望、大影响而又心思与已不太一致者，荀或、崔琰、杨修的被杀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荀或，曹操创业之时，他是谋主，为曹操的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很多曹营人物也都是他推荐来的，曹操也曾把他比做萧何。同时他还是曹操的儿女亲家，他的儿子荀晖就是曹操的女婿，然而荀或的忠汉思想还较深，到后期，曹操要晋魏公、加九锡，许多臣僚都来劝进，独有荀或唱反调劝阻，而他在臣僚中的影响又很大。曹操终于下决心要杀他，有一次派人给他送去一盒食物，荀或打开一看空无一物，意思大概是“你吃不吃东西都一样了”，就是要赐他死。此时荀或也只好识相，不得不死了。
大凡当权者对人才，总是在“唯才是举”的同时不忘“为我所用”。所以，春秋战国时代，谋臣向君王推荐人才时总不忘加上一句：要么用他要么杀了他，免得为他人所用，求贤若渴的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凶险和阴谋！而作为一个人才，总改变不了其自身被动的处境，这更是人才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