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水浒》《说唐》，从梁山好汉、十八路反王等造反英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这么一句话：“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当时倒也未及细究，只觉着说者痛快听者惊心：毕竟那是在封建时代，君权神授，皇帝都称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奉天承运来统治芸芸众生的。皇帝的江山别人是觊觎不得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然而，居然有人敢说这样的话，真是够大胆的！考虑到这些造反英雄的身份，倒也可以理解。
后来，看到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个问题又被出来了。
问题一再被唤起，却终归只能待解，说明这个问题很有探究一番的必要。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是用疑问的句式在陈述一个论断，那就是：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与梁山泊、瓦岗寨的强盗们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
其实，寻根溯源，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论断，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国的相国吕不韦请他的门客编写《吕氏春秋》这本书时，就已经提出过了。
在《吕氏春秋》的《贵公》一章里写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不韦这个人是很有点传奇性的。他本是战国末年韩国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县的一个大商人，家财千金，富可敌国，但是有些不安分。正如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在经济上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后就会考虑谋取政治地位。读书的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
当然，吕不韦倒不是想革命，他只想做一笔生意，说白了，就是想完成一桩权钱交易。
吕不韦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经商时，结识了正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异人当时生活得很困苦，简直就没有回家的希望，也就根本没有继承秦国王位的可能，但吕不韦却认为世上没有钱办不到的事，他想投资做这笔“生意”。他回家问他父亲：“种田能得利多少？”他父亲回答说：“十倍。”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能得利多少？”父亲答道：“一百倍。”吕不韦再问：“那么立一个君主从而据有一个国家能得利多少？”他父亲怎么也想不出这个利率该如何计算，只能回答说：“无数倍。”于是吕不韦就下决心用全部家财为异人活动，使异人取得秦国的王位继承权。在他看来，异人这个秦国王孙是“奇货可居”。他毅然为异人作了大量的政治投资，使得异人终于回到秦国并继承了王位。异人当然很感激吕不韦，立即封他为秦国的相邦，吕不韦从此权倾一朝。
他那笔“奇货可居”的生意做成了。
据传，当时在赵国的时候，吕不韦还将自己已有身孕的爱姬送给了异人。这个爱姬后来被异人立为夫人，生下了嬴政，也就是后来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
当时没有DNA检验这么先进的科学测试方法，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遗腹子，我们谁也说不清，只有秦始皇的妈妈才最清楚。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传说。但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吕不韦这笔生意可真做大了！像吕不韦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商人提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这么一个论断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敢想象刚刚统一了天下，当了始皇帝的嬴政读到这句话时作何感想。秦始皇自然不会承认吕不韦是他老子，否则他的江山继承得就有些不合法。所以我想秦始皇看到这样的文字一定是龙颜大怒。因为他是想江山由他们老赢家世世代代地坐下去，直到千秋万世的。按照他的想法，如果他的如意算盘打成，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秦朝。
秦始皇对吕不韦的恼怒自此又加深了一层。这也埋下了吕不韦后来被放逐而死的伏笔。我想，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这本《吕氏春秋》一定也是被当做“大毒草”焚毁的。
秦始皇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统治阶级当然要极力扼杀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因为这直接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然而，跟秦始皇派人到海外求仙药想长生不老一样，令他遗憾的是：思想一经萌芽，那绝对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任何人想要扼杀思想都只能是徒劳无功、自欺欺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千多年后，到了明朝的吴承恩写《西游记》，这个大胆的书生借齐天大圣孙猴子之口还是流露出这种思想来。
《西游记》的第七回，孙猴子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打将出来，大闹天宫，搞得不可收拾。玉皇大帝只好请如来佛来帮忙救驾。孙猴子与如来佛对阵时有一番话。如来佛对孙猴子说：“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孙猴子却不服气，说：“他虽年劫久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你看看，连神仙堆里都流行起这种思想来了！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提出这种思想的恐怕还不仅仅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我们所熟知的亚圣孟子也有诸多类似的思想。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夏朝末年成汤放逐暴桀，商朝末年武王讨伐商纣，这都不能算是臣弑其君。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孟子·梁惠王下》他说他只听到有人诛杀独夫，没有听说什么弑君的事他连暴君的君主地位都不予承认了，说得还要痛快淋漓。
从这些话里，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闪光点，那就是我国古代还没有那种盲目顺服权力的伦理观念。
儒家固然主张“臣事君以忠”，然而尚有一个先决条件：“君使臣以礼”，所以才能“君君臣臣”。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君君臣臣各尽其道呢？话语的解释权又归了孟子，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家怎么待你，你也怎么待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礼尚往来，人格平等，谁也不是谁的奴隶，谁也不要欠谁的。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我们将这些思想与古代西方的伦理思想作些比较，可以发现：就古代伦理观念来说，中国古代的这种思想确实较当时的西方要进步得多。西方的基督教思想是主张顺服权力的，《圣经》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又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就是说，皇帝虽有虐政，人民也只有顺服。否则你死后就别想上天堂。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西方提倡顺服的基督教思想最终催生了现代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我国古代的那点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却是星星之火，并未燎原。关于“一人之天下”与“天下之天下”的辩论至多成为了改朝换代的理论基础，对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多少实惠和好处，天下仍旧是一姓的天下，无非赵钱孙李轮过来而已。
东西方两辆车子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开去，分别南辕北辙。这些已经是政治学家要探讨的问题了。我们在这里一时半刻哪里说得清楚？还是生发开来，说点另外层面的感悟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是汉初的韩信因萧何而成名又最终死在萧何之手。这句话本意是对人而言的，但对古训格言本身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句格言本身就是一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双刃剑。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听起来很好听，但反过来说，便是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了。
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种种问题就此产生了：因为天下的“产权”不明晰，所以任何人都不必对天下负责。人人对于天下之害均不关心，对于天下之利咸欲争取。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悠悠风尘尽冒货之士，列侯千官无廉洁之风”。
于是乎，遂只见求生以害义，不闻临危而授命。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我只是天下人中的几亿分之一，利在天下，对我来说所得甚微；利在一己，那才真叫实惠占尽。
思想如果出了它的本来轨道而往邪路发展下去，那么奸伪萌生，世风日下就是必然的事了。本来蛮好的一句话，一不小心却又带来了这么大的弊端。
其实，这也是始作俑者应该想到的。因为人总的来说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这是人性的弱点，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好，它都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公而忘私”，难度实在太大，大多数人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不错了。
圣人是了解这种人性的。孔子就是一个圣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论从不走极端。《吕氏春秋》上记载了一则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据说，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律：凡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的，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这条法律很有些人文关怀精神。
可是有一次，孔子的弟子端木赐，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做奴隶的鲁国人，回国后却拒绝收下国家付给他的赔偿金。因为子贡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春秋时代很成功的一名商人。他觉得做这么点善事、花这么几个小钱，根本不需要什么回报。然而孔子知道后却批评他说：“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呀！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开了这个头后，以后国家会要求别人都向你学习，从此修改法律不再支付赎金，那么别人没有你这么高的思想境界，也就不肯再赎人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从此也就回不了国了。”说得子贡汗都吓出一身。而另一件事恰巧和它相反。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他一头牛，子路老实不客气地收下了。孔子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修改后的《民法通则》规定，捡到东西归还失主后可以要求酬谢，是不是受了这两则故事的启发。我想实事求是总是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