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节，天寒地冻，校园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学生来给教师拜年，教职工之间也很少往来。
春节刚过，宁大和附中的部分教职工被派出去搞“外调”（即到外地去调查被批斗对象的家庭出身、本人历史及其“罪行”）。部分教职工参加整党建党工作。
搞“外调”的教职工很辛苦，对工作也很认真、负责。他们千里迢迢，取回各种证据。校领导对审核工作抓得很紧，也较实事求是。不久，被批斗的对象陆陆续续地被解除了群专。
家麟解除群专以后，被安排在政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他“本性难移”，一有空闲就继续研究他的逻辑学。
暑假期间，有一天，不知是谁从何处弄来一张《宫廷生育秘算表》。表中写明妇女生育的年龄，怀孕时间的推算方法。据说，只要按表中推算出来的时间去怀孕，想生男就能生男，想生女就能生女。开始我不太相信，后来听说某校教师就按此方法怀孕，结果如愿以偿。我有点动心了。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11月，林彪下达了“第一号令”，其主要内容是：为了备战，要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疏散到农村去。家麟不在疏散之列，允许回家。附中学生和教职工提前放假，什么时候复课，等候通知。
闲来无事，引起我再生个孩子的欲望。眼下我们只有一个男孩，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再生一个男孩为好。现在生孩子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有《宫廷生育秘算表》，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男孩。第二，闲居在家，怀孕和生产时可以得到较充分的休息。第三，目前我们两人的工资收入，再生一个孩子可以养得起。当年生养一个孩子成本低，生孩子住院费用可以报销，孩子上学免交学费，定量供应的粮油和凭票供应的副食品都很便宜。第四，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大了，女儿10岁，已上小学；儿子6岁，明年就可以上小学了。再要一个小的，不会太累人。
1970年9月13日凌晨5点左右，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市医院诞生了。虽然没有如愿以偿，生了个女儿，但我还是很高兴的。高兴之一，顺产，母女平安；高兴之二，我们家添丁进口了，而且是一个哭声响亮，体重6.7斤的健康的小姑娘；高兴之三，作为母亲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生男高兴，生女也乐，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亲骨肉。
旭日东升，红光万道，7点左右，家麟就领着两个孩子，提着早餐和点心来医院看望我们。
家麟一进病房，放下早餐和点心就乐呵呵地问我：“生了？”我点点头。两个孩子飞快地跑了过来，站在我的床头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家麟看我很平静，可能已猜着三分，他没有问生男生女，只问：“还好吗？”
“《宫廷生育秘算表》不灵验，生了个女儿。”我抢先告诉他。
“我赢了！我赢了！”秋秋连蹦带跳地喊着。冬冬不服输地瞪着她。
“小声点，这是病房。”我让大女儿别大声喊，小声问她怎么回事。
“来医院前，我和冬冬用苹果打赌。我说‘妈妈肯定生个妹妹’，冬冬说‘不，肯定是弟弟’。看，我赢了吧，家里的苹果归我了。”她高兴地叙说着。
“你为什么说‘肯定是弟弟’？”我摸着冬冬的头问他。
“因为我喜欢弟弟。”冬冬把头一歪，撅着小嘴说。
“你为什么只喜欢弟弟，不喜欢妹妹？”我想了解小儿子的想法。
“弟弟可以当我的小兵，跟我一起玩打仗，还可以一起溜冰车。”冬冬坦率地说着。
“那妹妹也可以和你一起玩打仗、溜冰车呀！”我想扭转冬冬的看法。
“不行。妹妹娇气，一摔倒，就知道哭。”冬冬很认真地说着。
“要是这个妹妹很勇敢，不娇气呢？”我想让冬冬喜欢这个妹妹。
“那我就喜欢这个妹妹。”冬冬初步接受了这个妹妹。
我问秋秋：“为什么说肯定是妹妹？”
秋秋回答说：“因为我喜欢妹妹。妹妹乖、听话、不捣乱，可以和我一起玩，一起上学。”真有意思，小小年纪想法各异。
我问家麟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家麟面带微笑地说：“生男生女都是喜，母婴平安是最大的喜。”
“既然是喜，那你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我刚说完这句话，两个孩子飞快地跑到家麟身边，想知道爸爸将要给妹妹取个什么名字。
家麟想了想，拉着秋秋的手，对着她说：“那就从你的名字中偷一个‘红’字。”又用另一只手摸着冬冬的头，对着他说：“再从你的名字中劫一个‘向’字。”而后对着我说：“合起来，就叫吴向红吧！”两个孩子听了以后笑逐颜开。
“那就叫这个名字吧！”我是这样想的：向红，就是向着红太阳，向着红色政权，这个名字符合革命的要求，也是我当年参军的初衷，而且今后再不会因孩子的取名遭指责了。再说，这样的取名方法富含寓意。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画面，那就是，姐姐吴耀红站一边，哥哥吴向东站一边，妹妹吴向红站中间，姐哥各伸一只手拉着妹妹。意即姐姐和哥哥要多爱护妹妹，帮助妹妹；长大以后，3个人要相扶相帮，携手前进。
小女儿在育婴室，现在他们是看不上了。家麟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坐了一会儿，家麟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家麟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到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上了户口，吴向红就是公民了，可以买到供应的粮油和副食品等。下午，家麟把我们母女二人接回家中。
两个孩子听说妹妹回家了，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床跟前来看妹妹，他们从未见过刚出生两天的婴儿，可能觉得很稀奇，看得很专注，看得很入神。
我说：“你们仔细看看，妹妹长得像谁？”
“像我。”秋秋自信地喊着。小儿子看看妹妹，再看看姐姐，默不做声。
我问秋秋：“你说妹妹长得像你，哪些地方像你？”
秋秋又仔细看了看妹妹，说：“额头、鼻子、嘴、脸蛋都像我。”
秋秋说的没错，我看小女儿的眼线比大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线长，我想，将来她的眼睛会比姐姐的大。
冬冬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长相，他很少照镜子，可能连自己的眼睛、鼻子、嘴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冬冬经常在外面玩得灰头土脸的，回家以后你不叫他去洗脸，他不会主动去洗。他对妹妹长得像谁的问题不感兴趣。冬冬站在床边，一会儿摸摸妹妹的头发，一会儿拉拉妹妹的手。他可能以此表示对妹妹的友好，也可能出于好奇；刚出生的小娃娃竟然也有头发，胳膊这么短，手那么小……
小女儿很乖，能吃能睡，很喜欢笑，有时候在睡梦中还笑。她笑起来甜甜的，特别可爱。不管是有意识地笑，还是无意识地笑，笑总比哭好。我们希望她的笑能给我们带来好运，能给全家带来幸福、平安，能给她自己的一生带来灿烂。
当年，学校正常上课。我休满产假，就把小女儿红红日托在宁大一位老师家里，他家与附中家属院毗邻，这样，早晚送接和中间喂奶都很方便。小女儿满一周岁了，为了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工作，断奶之后，我把她送到我的一个学生家长那里去全托。这家人姓张，住地质队家属院，离附中不太远。张大爷是地质队工人，张大妈是家庭妇女，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这家人对红红非常宠爱，把她喂得白白胖胖，壮壮实实的，因而红红还得了一个外号，叫“胖牛”。
红红满3岁，为使她接受学前教育，我就把她送到宁大幼儿园去了。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学习唱歌、跳舞、画画、识字。但宁大幼儿园只有日托，没有全托，家长需要每天接送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再辛苦也心甘。
红红入幼儿园不久，哥哥就送给她一把木头做的小手枪。假日里，她经常拿着这把小手枪跟在哥哥后面玩打仗。有时候跌到了，哭了，哥哥一声令下“革命战士不许哭”。她立刻不哭了。她还喜欢跟哥哥在树林里捉蜻蜓，在水塘边抓小鱼。冬天，她还喜欢跟哥哥一起玩溜冰车。她有点男孩子性格，喜欢跟男孩子在野外玩，不大喜欢猫在家里玩“过家家”。
1976年春，家麟被派往贺兰县参加农村工作队。不久，学校又派我和另一教师带领学生去贺兰县电机厂学工两个月。当时，革命工作第一位，各家的困难自己去克服。我只好把家交给大女儿，让她一边上学，一边管好家，带好弟弟。我把红红带到贺兰电机厂。上班前，我把她托在贺兰县幼儿园，下班再接回来。红红聪明伶俐，在幼儿园里，很快就学会了画向日葵、麦穗、镰刀和斧头。在电机厂里，因为她天真、活泼、能说会道，很受学生和工人喜爱。
1976年夏，宁大政史系组织工农兵学员去延安革命圣地办学。派家麟跟随学生去延安，负责学生的伙食管理工作。家麟平易近人，与学生相处得很融洽。有一天，家麟去逛百货大楼，在玩具柜那里见到一个穿朝鲜服装，扎个长辫子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不仅漂亮，还会眨眼睛。这在当年算是高档玩具了。家麟一向很节省，这次却慷慨解囊，给宝贝女儿红红买下来。家麟从未给大女儿和小儿子买过像样的玩具，这次给小女儿买这个玩具，算是破例。都说父母疼幼子，的确如此。
红红对爸爸送的这个洋娃娃爱不释手，有时还会抱着洋娃娃跟哥哥去玩打仗。她对这个洋娃娃很珍惜，上大学了，这个洋娃娃还摆放在她房间的书桌旁。
有朋友对我说：“目前，我们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要什么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是黑崽子（被专政对象的孩子），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家麟来宁夏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家麟来宁夏之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家麟是个乐天派，他常对我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奉公守法，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总有一天会被社会认可的。”我也相信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家庭的纽带和欢乐，是人类社会生存的需要，为什么不要孩子呢？再说，孩子的未来长着呢！谁能预测？古人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将来不一定就不是阳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