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各地、市县级基层单位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26日，自治区革委会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宁大。9月22日，宁大革委会成立。10月，宁大进入斗、批、改新阶段。宁大革委会保卫红色政权领导小组成立后，大批干部、教师相继被批斗、隔离反省和群众专政（简称“群专”）。
家麟很快又进入了被批斗和群专的行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又得无休止地写检查，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批斗之后，他又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这次他到农场，主要任务是和一位老农一起种甜瓜。瓜熟之后，他们用架子车把瓜拉到宁大来卖，老农负责选瓜、递瓜，家麟负责掌秤，算钱、收钱。而后与老农一起把钱交给农场。空余时间家麟还要去伙房打杂。几个月的折腾，他又黑又瘦，穿着落满尘土的旧衣服，戴一顶破草帽，穿一双破鞋，俨然又成了老农。
附中与宁大仍然同步。10月份工宣队也进驻附中，也开始对部分干部、教师实行批斗、隔离反省和群众专政。
我在附中是在被隔离反省的行列之中。隔离反省与群专相比，境况要好得多。从大的方面来看，隔离反省的对象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群专的对象则按敌我矛盾对待。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从附中具体做法来看，隔离反省对象允许住在家里，吃在家里，在家里写检查，但不能随便出家门，更不允许离开校园。而群专对象则必须集中住在一起，在集体食堂就餐，就餐时必须从住地排成一字队伍，举着牌子，不断地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走到食堂。在食堂门口必须先向革命师生请罪（即每人把自己的罪行复述一番），然后才能进入食堂买饭，饭后又要排队回住地。批斗时，对群专对象言辞激越，对隔离反省对象言辞较缓和。
附中的批斗会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参加批斗会的人员进入会场坐定以后，高唱革命歌曲。当年附中学生唱的频率最高的歌曲有两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龙凤歌》。前一首的歌词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后一首的歌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要革命的请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这一首歌唱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唱了）
大会主席宣布批斗会开始时，先集体朗诵最高指示。最常读的最高指示是：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读完语录，被批斗的对象按照要求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而后群众揭批。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做小结，高呼革命口号。当时呼得较多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敌人心慈手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
对我穷追不舍的是“特嫌”问题。我不是特务，实在交代不出自己的罪行。为此，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穷追不舍的方式有：大字报、批斗会和个别谈话。
现将穷追不舍的主要内容以及我的回答整理如下：
“汤翠芳，我警告你态度放老实点。我问你，国外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跟随父母去国外生活，偏偏要留在国内？”
“我在国外生活了8年，深感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喜欢念书，回国后没有再跟随父母去国外，就是因为在国内可以专心念书。”
“汤翠芳，你应该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你说你留在国内是为了专心念书，为什么不好好在学校念书，却钻到我们的部队里来了，老实交代，目的何在？”
“上中学时，我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好，被推选为班长。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我与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给我们看一些进步书刊。解放前夕，他离开学校去搞‘迎解放’的工作。家乡一解放，他来到雁石，鼓励我们去参军。我们3个人在他的鼓励下，怀着对党对解放军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的心情参军去了。”
“汤翠芳，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啦。老实交代，你混入我们的部队之后都干了些什么？窃取了哪些军事情报？你把这些军事情报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部队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没有窃取任何军事情报。”
“汤翠芳，我问你，你有没有跟你父母保持通信联系？”
“有。”
“老实交代，你在给你父母的信中泄露了多少军事机密？”
“我在部队里是个文艺工作者，整天唱歌、跳舞、演戏，没有掌握军事机密，所以，不可能泄露什么军事机密。”
“你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
“在信里，主要是向父母问安，也告诉他们自己在部队里的愉快生活。我父母健在，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
“你自己主动交代是一种处理，等到被调查出来了，那时候处理就不一样了。愿意从轻处理呢，还是愿意从重处理？何去何从，自己选择吧！”
我坚持一个原则，没有做的事情，决不能乱承认。
“汤翠芳，我再问你，部队转业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你学法律的目的何在？”
“部队转业时，领导征求我们个人意见，是到地方上工作呢，还是上学。我很爱读书，所以选择上学。部队让我和另一位女同志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录取后，组织上把我分到法律系去学习。读法律是服从需要，没有个人目的。”
“汤翠芳说读法律没有个人目的，这是骗人的鬼话。汤翠芳读法律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政法部门是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是为无产阶级掌刀把子的地方。这个部门有很多机密，汤翠芳读法律就是为了钻进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以便窃取重要情报。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决不允许她蒙混过关。”
“汤翠芳，你说你不是特务，为什么接受特务经费？”
“我没有接受特务经费。”
“汤翠芳，你态度极其恶劣。我问你，你在工业学校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寄过几箱东西？你别以为工业学校下马了，就可以隐瞒过去了。这几箱东西不是特务经费，又是什么？”
“我没有隐瞒。那些东西绝不是特务经费，是我妈寄给我小孩穿的一些旧衣服和给小孩吃的麦片、奶粉、葡萄糖。”
“汤翠芳，我们警告你，再不老实交代，只有死路一条。”
批斗会后的晚上，屋里不许关灯，通明透亮，也不许关门，红卫兵在门外站岗。屋外，皓月当空，泻下银光一片。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第二天，专案组的负责人又来找我谈话了。这一次谈话，除了要我交代“特嫌”问题之外，还要我揭发家麟的“反党罪行”。这位负责人对我说：“吴家麟又被群专了，又到农场监督劳动去了。他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对他还有什么幻想呢！要跟党和人民站在一起，揭发他的反党罪行。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今天要把“特嫌”问题和揭发吴家麟“反党罪行”材料写好，明天一早交给我。”
我把回国前后的情况写了一份交代材料，按时交给专案组。我没有发现家麟有什么反党言行，总不能为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去瞎编乱造吧。我无法递交揭发家麟“反党罪行”的材料。
可能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深入了，也可能是专案组认为我的态度极其恶劣，需要再施加点压力。
一天，专案组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我的档案中他们认为可以把我搞臭的材料。大字报洋洋洒洒几大张，张贴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我仔细看了一下，大字报里写的绝大部分是我当年向党交心的材料，只是人称改了一下。至此，我才知道我当年的交心材料被塞进了档案。
又过了几天，有位负责人把我找去，说：“汤翠芳，你听着，现在宣布一个决定。”我洗耳恭听。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汤翠芳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经研究决定将她永远开除出教师队伍，并送往农村。他只对我宣读一遍，没有让我看书面材料，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往农村送。
家麟在农场，不允许回家，我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况。我想，他的情况不会比我好，那就全家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吧。
为了孩子，我们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夫妻双双被送往农村，没有工资，没有住房。怎么办？先用这几年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少量储蓄在农村租一间土坯房住下，再通过积极劳动挣点口粮。干农活，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家麟在农场劳动5年，我也下放劳动过，而且每年农忙时我们都要下乡参加收割。生活肯定要苦些累些，但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不再挨批斗，再苦再累也有甜。当地农民祖祖辈辈都能生存下来，我们也一定能生存下来。将来若有机会回福建老家，那里的亲朋一定会帮助我们，今后还是有前途的。
年底，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宁大和附中的革委会先后宣布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果。战果累累，但对这些人怎么处理呢？会上只字未提，只说还要进一步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当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附中毕业班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有的当兵，有的上山下乡，有的回乡。
春节前，允许我自由出入家门，到校外采购年货，实际上是解除了我的隔离反省。关于把我“永远开除出教师队伍”的决定，没有人再向我提及，可能已被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