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宁夏大学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负责教学的领导可能实在难于找出胜任逻辑课的教师，于是，家麟再次走上讲台，给学生讲授形式逻辑。不知是学生特别喜欢听家麟的课引起领导的注意，还是因为对家麟这样的教师上课不够放心，家麟上课时，经常有领导来听课。当时的领导多数是进驻宁大的军宣队成员。
有一次，家麟在给学生讲逻辑中的诡辩时，以“登徒子好色”的故事为例，由此引发了一场讲台风波。
“登徒子好色”故事的由来：
战国时期，屈原的学生宋玉曾经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以此证明他自己并不好色，真正好色的是登徒子。宋玉这样写道：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
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龌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其生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家麟介绍完这个故事以后，对学生这样讲：“这篇文章不仅写得很有文采，而且论证方法也颇迷惑人。你看，那么漂亮的美人趴在墙上偷看他3年，宋玉还没有答应娶她。那么难看的女人，登徒子竟然会喜欢她，和她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好色呢？说登徒子好色似乎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可是，只要稍作分析，这个论证的诡辩性质就会暴露出来的。”先不用查究宋玉说的是不是真实情况，就算它是真实的吧！从宋玉提供的论据里也推不出登徒子好色这个结论来的。宋玉是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攻击登徒子的。他不管登徒子的政治见解如何，道德品质怎样，只抓住登徒子和他面貌丑陋的妻子关系很好这一可笑的理由，加以夸大和歪曲，就攻击登徒子好色。这是极其荒谬的。按照宋玉的逻辑，如果登徒子同妻子关系不好，就不算好色。如果他抛弃了原来的妻子，另找个漂亮的，那就更不好色了。真是荒唐至极！自从宋玉这篇文章传播开来以后，登徒子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2000多年来人们总是把他当做好色者的代表。宋玉真可算是以笔毁人的能手。
宋玉自以为高明，却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据说，有位领导（可能是亲自听课，也可能是听他人说的）知道这件事以后，大为震怒。他认为：在堂堂的大学课堂上，教师竟然敢讲黄色故事，散布色情，这还了得。这是在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是向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于是，他让系领导组织学生开讨论会，实际上是让系领导组织学生批判吴家麟。
为此，系领导组织学生开了两次讨论会。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部分同学支持那位领导的意见，认为必须严肃批判吴老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同学们很少接触古典文学，很多人没有读过宋玉的文章，领导怎么说，他就跟着怎样说，这是无可指责的。另一部分同学不同意那位领导的观点，认为“登徒子好色”的故事不是黄色故事。他们为参加讨论会，专门到图书馆借来宋玉的文章，仔细阅读。他们认为吴老师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推不出来的诡辩术，恰到好处，没有什么可批判的。他们还进一步赞扬吴老师讲课有水平。这些同学很有头脑，而且敢想敢说。在那个年代里，敢这样发言难能可贵。
后来有关领导找家麟谈话，让家麟自己在课堂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家麟胸有成竹，自信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家麟讲课一向抱着严谨的态度，决不信口开河。
家麟在课堂上是这样讲的：“‘登徒子好色’的故事决不是黄色故事，早在1958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讲了这个故事。1958年1月上旬，毛主席在杭州同上海的几位老教授和老新闻工作者深夜长谈。在谈话中，毛主席给客人讲解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他幽默地指出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他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毛主席通过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个道理。对毛主席肯定了的故事，我拿到课堂上作为一个例子证明一个逻辑原理应该是可以的吧。”
这位领导，听说毛主席也讲过这个故事，不再兴师问罪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那位领导和部分学生有这种观点，那是不奇怪的。因为“四人帮”不允许谈情说爱，不允许谈论男男女女的事情的。在江青得意的“8个样板戏”中，没有一部戏出现过谈情说爱的场面，甚至连夫妻出双入对的场面都很少。戏中年轻的女主角，要么是未婚，要么是丈夫出门在外，要么是寡妇……他们几乎没有两人世界。
谢天谢地，这场讲台风波在很短时间里总算平息了。
家麟的逻辑课越讲越好，越讲越受学生欢迎。当年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张通明，写了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题目是：《宁大有个“老逻辑”——记吴家麟先生》（此文登在鲁晋主编的《光荣与希望》一书中）。文中对家麟讲课的时代背景，获“老逻辑”雅号的由来，讲课的特点以及学生对这门课的赞赏作了较详尽的记叙和描写。现摘录几段如下：
4月的某一天（具体时间现已记不太清楚），先生终于登场了。上课铃声刚停，先生稳稳当当走上台来。硕大的头颅，开阔而饱满的额头，特别引人注目。我的好友胡振亚悄声对我说：那可是一座智慧的宝库。厚厚的近视镜片后，一双睿智的大眼睛。衣着是当时国人一律的毛式装，虽然陈旧但整洁。先生上课所用的行头极其简单：一本薄薄的讲义，一叠硬纸板制成的卡片。将此行头放置好，先生静静地环视同学，接受完同学们的起立行礼后，不紧不慢地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讲授的主题。那字虽不工整娟秀，却显得干净利落、遒劲有力极易辨认。普通话虽带点福州味，但字正腔圆，语速随讲授内容快慢有致；声调根据内容之需时高时低，抑扬顿挫韵味十足。那年先生虽已达知命之年，但精力充沛，底气十足，嗓音激越洪亮。讲义放在一边，但基本不看，卡片所记多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需引用时，则用极富乐感的声音一点不差地朗读出来，足见先生的治学严谨与饱受政治风霜后的警觉。以先生惊人的记忆他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挥洒自如的。但读错了“圣谕”所招致的后果之严重在那个年代是不胜枚举的，先生以言获罪，深知其中利害，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先生讲课，时而立定在讲台上，时而走下讲台，在课桌间走道上边走边讲，不拘一格随心所欲。凡需我们记下来的定义原理类的内容，语速的控制、重复的次数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原理的论证，规则的推导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环环紧扣，极富逻辑性。先生的讲授最吸引人的是他将抽象的逻辑理论与具体事例有机结合的艺术。对每种推理形式、推理规则、逻辑谬误的讲解，都配之以相应的案例分析。这些例证多集生动形象幽默于一身，这些例子再配以先生鞭辟入里的精微解析，那些原本抽象难懂的逻辑原理一下子显得有血有肉光彩鲜活平易近人。写到此，我的耳边仿佛回响起先生讲概念与语词的关系时所举李白和汪伦的故事：十里桃花，万家酒店使好饮好游的诗仙应邀而来，没想到却只是离汪伦家十里处有一株桃花，酒店也只有一家，不过酒店老板姓万而已，而诗仙却被朋友的真情所感动，写下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名诗。这样的例子一下子就将同一词语表达不同概念这一抽象道理活化了，使人在畅晓原理的同时留下永久的记忆。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讲到假言推理时，所引用的一首打油诗：“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世上真有龙虎地，何不家去葬乃翁。”这些生动的例子，就如同一个个牢固的桩子，让我们将所学的各种推理理论与其铆锁在一起，牢牢地留在脑海里。
短短16个小时的讲授，先生所引例证涉及的著作达数十种。那一个个信手拈来的来自不同文献的幽默故事、笑话、掌故、典故、寓言、诗歌、警句、格言，使全班同学如沐春风浴化雨。同学们时而被他启人心智的发问引入沉思，时而因他一语中的的点拨而恍然大悟，时而又被他幽默的例证逗得发出会心的笑声。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先生为我们上课时正值春乏春困易生睡意之时，但课堂气氛的活跃却是空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能结合中文系学生的特点讲逻辑，将逻辑与语法修辞融会贯通。先生虽不是搞中文的，但对《语法学》《修辞学》的通晓一点不亚于已给我们上过这些课的专业老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在先生开课的这4天里，没人逃课，没人在课堂上聊天，更没人打瞌睡。因鼻炎发作，我不得不到附属医院就医，由此误了一次课，回来立即借同学的笔记补课，一边补一边因缺课而后悔不已。
16节课上完后，同学们仍沉浸在逻辑“情结”中，以后很长时间都以讨论逻辑为乐事。如同吃一盘好菜，胃未饱腹未圆时，这盘菜就吃完了，那种怅然，那种遗憾难以言表。于是请课代表找先生商量，能否再为我们讲点有关逻辑的知识。先生做了精心的准备后专为我们班搞了一次题为“批判诡辩论，戳穿诡辩术”的讲座。外系的一些学生也来旁听，竟使我们教室人满为患。加上这次讲座，先生其实为我们这班学生付出了2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虽短，却让逻辑从此在我心底扎了根，一个喜欢形象思维的人转而对高度抽象的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9年，宁大附中划归银川市，改名为银川市第七中学。
1974年，江青等人提出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要求各单位“联系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教育战线上，着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在中学，着重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的问题。
经过领导动员之后，七中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大字报的矛头主要指向平日里认真对待教学工作、关心爱护学生或严格管理学生的教师。这些教师被戴上“师道尊严”“智育第一”“母爱教育”“法西斯教育”“孔夫子的徒子徒孙”等帽子。
在大字报里，给我戴的第一顶帽子是“智育第一”。所举的事例是：课堂上经常强调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没有强调学好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课堂上要求学生专心听讲，不许做别的事情；作文没写好，老师当面批改指正以后，还要重写一遍；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在课外活动时间被留在教室里补课等。批评我只抓智育，不抓德育，只要求学生“专”，不要求学生“红”。这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给我扣的第二顶帽子是“母爱教育”。所举的事例是：有的学生没吃早餐，老师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去吃；有的学生挨家长打了不敢回家，老师亲自送他回家，并向家长求情；下乡劳动时，帮男生洗衣服、洗袜子等。这是在用“母爱教育”的方法拉拢腐蚀学生，使学生丧失艰苦奋斗的思想。这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
在劫难逃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现在看来很可笑，多数是胡批乱言的，但当年就是这样批老师的。敢起来造老师反的，敢给老师贴大字报的是“英雄”，被树为榜样。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这些学生没有恶意，无可非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些当年给我贴大字报的学生见到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对他们说：“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情，你们也是受害者，我决不会责怪你们。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是好朋友。”
大批判以后，学校出现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有的文化课被砍掉，有的文化课课时少得没法再少，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走出校门学工学农。
在教育战线开展大批判之前，江青等人已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他们抛出了两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交白卷的张铁生，一个是造老师反的黄帅。他们要求学生向这两位“英雄”学习，造教师的反，造教育战线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