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劫难逃。批斗、群专、下放，“风刀霜剑严相逼”，理解、信任、乐观，夫妻恩爱永相随。
1966年5月，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宁夏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宁夏大学是宁夏最高学府，在这场运动中首当其冲，宁大附中紧随其后。我和家麟在这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运动中，那是在劫难逃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与此同时，北大聂元梓写的揭批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在中央电台反复播出。部分学生开始给校领导贴大字报。6月5日，宁大党委召开全校大会，要求师生员工对“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和‘牛鬼蛇神’开火”。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春，江青一伙出于打倒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目的，在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之后，又组织文章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们对这两本书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
此后，全国各地各个单位闻风而动，大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宁大揪出了好多个“三家村黑店”，动员会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就是此时被揪出来的。
在政治亢奋的年代，搞运动那是雷厉风行的。会后，“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右派分子（包括已摘掉帽子的右派）一个一个地都被揪出来，上了大字报，大字报所列举的“罪行”全都是陈年旧账。
过了几天，揭批这些人的大字报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从此，走资派加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7月，宁大附中再次搬迁，由西花园搬到宁夏交通学校旧址，与宁大仅一墙之隔。
附中与宁大同步，也是先把“反党集团”（与宁大揪“三家村黑店”同步揪出，因不止3个人，不便用“三家村”命名）、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右派分子（包括已摘掉帽子的右派）揪出，再揪出“走资派”。附中与宁大不同的一点是：在揪出走资派之后，又揪出几个“亚牛鬼蛇神”，即“牛鬼蛇神”的边缘人物。我是被作为“亚牛鬼蛇神”揪出来的，罪名是“反党集团”耳目、特嫌。
附中的这个“反党集团”是由6位南方籍教师组成，4人是骨干，2人是耳目。罪名是：这6个人常在一起用南方话叽叽咕咕，谈论事情。领导的推理是，这6个人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社会关系复杂，这些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常在一起用让人听不懂的南方话说话，肯定是在一起发泄不满情绪。发泄不满情绪，那就是反党。
我自当上右派夫人以来，很少与人交往，只因与其中一两位老师有时在一起说说话，就被打成该集团的耳目之一。只因有海外关系，便招来“特嫌”的罪名。
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先是在大字报上被“砸烂狗头”，被“宣判死刑”（用毛笔蘸上红墨水在名字上打叉），随后被戴上纸糊的三尺高帽，挂大黑牌子，敲锣游街，轮番批斗。宁大和附中的这些做法同全国各地一样，毋庸赘述。
“反党集团”的罪名纯属“莫须有”，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个罪名悄然无声了……
刚搬入新家属院不久，一天上午，家麟对我说，宁大的“牛鬼蛇神”要集中管理了，让我帮他把铺盖卷捆好，他忙着收拾衣物和书籍。
“吴家麟，出来！”门外响起严厉的命令声。这声音就像监狱长从狱中提审犯人一样。
家麟赶紧开门出去。我也跟着出来，只见一位“革命教师”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地站在那里。
“把铺盖背上，跟我走！”又一厉声命令。
家麟回屋，一个肩上挂着铺盖卷，一只手拎着一个小布包，用眼神向我告别，急匆匆地向宁大的方向走去。“革命教师”紧随其后，那场面就像法警押送犯人一样。
这一幕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多次想把它抹去，就是抹不掉。这位教师与我们一无怨，二无仇，他是奉命而来，是为了表示他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这样做的。
望着家麟远去的背影，我陷入了迷惘。一个人犯了罪，被判了刑，除了死刑之外，都有一个期限，在狱中表现良好的还可以减刑，刑期服满之后，他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如果没有重新犯罪，是不可以仅因旧罪再次被逮捕入狱的。而右派却不同，他们没有被判刑，但他们的“刑期”却是无限的。家麟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人处世小心翼翼，没有任何新的违法违纪行为，为什么每次运动都要把他揪出来，算旧账，作为打击的目标？他们的所谓“罪行”，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赎完？天苍苍，地茫茫，有谁能告诉我呢！
当天下午，有人传话给我，给家麟准备一周的食物。我想，大热天，什么食物吃一周不变质呢？比较一下，烙饼较合适。我赶紧发面，烙饼，准备咸菜。我专门给他缝了一个布口袋放烙饼，因布口袋透气，饼不容易坏。
傍晚，家麟回家取食物。
我问：“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全都集中住在校大礼堂里。”家麟很平静地说。
7月盛夏，当年的大礼堂连个电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了。100多人挤住在一起，其闷热的境况可想而知。
“有床吗？”我关切地问。
“没有，全都睡地铺。睡地铺好哇，凉快。”他乐呵呵地说。都到这个地步了，亏他还乐得起来，可能是为了驱散我心头的愁云吧。
“为什么要准备一周的食物？”我关切地问。
“因为一周才准两个小时的假。这两个小时可以回家洗澡、取食物。”他对我微笑着说。
“大热天，食物变质了，怎么办？”我担心地问。
“你放心，我的肚子好，吃馊饭也没事。”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拍拍肚子。
“有开水喝吗？”我又问。
“有。开水房离我们很近，用水桶抬几桶来，就够大家喝的。”他轻松地说着。
“你们都是自带干粮吗？”
“年纪大的，体弱多病的，允许家属送饭。”
我们家没有地方洗澡，家麟擦了擦身子，换下衣服，拿着烙饼、咸菜，回校大礼堂去了。
第二周，我给家麟准备好烙饼、咸菜，还给他准备了一些炒熟的面粉，面粉里加了点糖，这样就有两种食品，可以调剂一下口味。
家麟按时回家取食物，一进门，就举着装饼的布袋说：“看，我把饼全吃光了。”
“够吃吗？”我问。
“够吃，可有人不够吃。”他在卖关子。
“那个人为什么不多带点干粮？”我随口问问。
“那个人带够一周吃的干粮了。有天晚上吃完饭后，这位老兄忘了把干粮挂起来，随手放在地铺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老鼠把他的饼子吃了将近一半。好在宁大的老鼠还没有学会攀爬直立墙面的本领，要是有一天它们掌握了爬墙的技巧，那我们这些人都得饿肚子了。”他风趣地说着。
“文革”前，宁大大礼堂兼做教职工饭厅，所以老鼠多。
“被老鼠啃过的饼子，人还能吃吗？”我问。
“这位老兄把老鼠啃过的地方掰掉，其余的饼子照常吃进肚子里。粮票有限呀，扔了饼子吃什么？”他说的是大实话。当时粮食统购统销，按人按月定量供应。在那年月里，有谁舍得丢弃粮食？
“你们集中住在一起，白天干什么？”我问。
“我们在一起学习文件，写检查材料，并且时刻准备着被揪出去批斗。”他说。
“你上周被揪出去批斗了吗？”
“100多个牛鬼蛇神，暂时还轮不上我。”
时间不允许我们再多说什么，他换下脏衣服，看了看表，往他的住地走去……
我又迷惘了。监狱里的犯人，一般情况下是有床睡的，一日三餐热菜热饭。判刑之后，在狱中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行了。这些“牛鬼蛇神”却睡地铺，天天啃干硬的饼子就咸菜，饼子让老鼠啃了，还得咽下肚子里，而且还要天天写检查，时刻准备着被揪出去批斗。为什么这些够不上判刑的“牛鬼蛇神”的生活状况竟不如犯人？
附中的做法与宁大一样，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住在大教室里。“亚牛鬼蛇神”允许住在自己家里，但行动受监视，离开校园须请假。
8月23日，宁大和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成立之后就开始抄家。我家多次被抄，家里的古书以及外国文学全部被烧光，家麟珍藏多年的两箱京剧唱片（全是著名京剧演员灌制的）全被砸碎。唯一的一枚金戒指（结婚纪念品）也被拿走。
9月25日，银川市“造反派”召开“万炮齐轰区党委大会”之后，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9月28日，宁大大批师生乘车去北京，开始参加全国大串联。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们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
1966年6月，秋秋从第一幼儿园毕业了，因家麟与我都被当做“牛鬼蛇神”和“亚牛鬼蛇神”揪出，我们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我妹妹家里。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妹妹因有海外关系也上了大字报，我们只好把女儿领回家来自己带。不久，李工程师也受到“文革”的冲击，他们不能给我们照看冬冬了，为此，冬冬也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去参加学习、劳动或批斗会时，7岁的姐姐就担负起照看3岁弟弟和做饭的重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