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过后，接到家麟来信。信中说，他戴的是“极右分子”的帽子，受到“监督劳动”的处理。来农场的头一天，领导对他们说，来农场边学习边劳动，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认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现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家麟表示，一定认真学习，积极劳动，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过了十几天，又接到家麟来信，信中说他基本适应农场的劳动生活。领导准许他们每人每月休息两日，可以在农场休息，也可以回家休息，采用的是轮休制。他准备本周末回学校，叫我去后勤向他们借一个房间居住。我很高兴，很想见他，想和他当面谈谈。但叫我去后勤借房间，我实在难于启齿。周末，我犹豫再三，为了他，为了我们的相聚，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后勤处。我把家麟的信给有关人员看了。这位工作人员还不错，答应借给我们一间教室。我拿着钥匙打开教室大门，一股浊气扑面而来，环顾四周，空无一物，窗台上、地面上盖着厚厚的尘土。我赶紧动手收拾起来，先通风，后除尘。何处为床呢？哦，有了。水泥讲台高出地面一尺，就拿它当床吧。我把学生宿舍里我睡的被褥搬来，铺在讲台水泥地上，筑起一个临时的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新“爱巢”。晚上，我到校门口把他迎到我们的“新家”。俗话说：“久别胜新婚。”更何况我们还在新婚期内。到“家”后，我们兴奋不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痛苦、烦恼、耻辱、悲伤全都丢到九霄云外。亲热了一会儿，我急切想知道他在农场的境遇，于是，我们席地而坐，开始了下面的对话：
“你们农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谁负责看管你们？”
“我们农场在北京的南面，原来叫南苑农场，现在叫中朝友好公社，我们就在这个公社的德茂大队劳动。乘长途汽车到南门车站下车，再走一段就到了。看管我们的领导班子叫北京高校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外贸学院抽调的干部组成。人民大学的具体负责人是姜云和江伟。”
“和你情况一样的有多少人？”
“3所高校共有100多人。人民大学有30多人，分3个班，每班十一二人，我在二班。每班设班长1人、副班长2人。”
“你们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学习什么？干什么活？”
“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学习。主要学习报纸上的文章，结合自己的罪行检讨。对每个人的检讨都要做记录。要求每人每月写一个思想汇报，年终写思想总结。我们那里的农活有：种水稻、种菜、修渠、烧窑等。现在主要是挖沟、担土、修渠。”
“你们每天吃什么？”
“早餐是稀饭、窝窝头就咸菜；中餐是大米饭，一菜一汤；晚餐是稀饭、馒头、咸菜。有时候还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吃的。”
“在那里，生活环境怎么样？你们之间敢不敢说话，农工怎样看待你们，领导对你们什么态度？”
“生活环境还好。没有人专门批判我们。但我们之间不敢随便说话，更不敢私下交往。大家自顾自，免遭麻烦。农工表面上和我们划清界限，并不另眼看待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刑事罪犯不一样。领导对我们还好，着重改造。接受改造，跟党走，给出路。”
“你们有哪些纪律，能否允许家属去看望你们。发不发工资？”
“主要纪律是服从领导听指挥，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能随便外出。家属可以去农场送衣物，不能住宿。不发工资，每月18元生活费。”
此外，我们互相间还说了一些思念和鼓励的话。
第二天，我们在校园里走走看看，去恋爱约会的地方寻梦，去澡堂洗澡，去小饭馆改善伙食。相聚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两天一晃而过。
第二个月，家麟仍旧回校休假两天。这次，后勤给我们提供住宿的教室里有小课桌，我们把几张小课桌拼在一起当床，这比睡讲台水泥地的感觉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