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6月，系里安排我们年级的学生到基层法院实习。每个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10个人左右。
我被安排到通县人民法院实习。法院的领导和审判人员对我们很热情，他们给我们安排食宿、安排旁听，还放手让我们每个人单独办理一两个小案子。我在实习中办理了一个贪污案、一个盗窃案。那时候，当审判员比较辛苦，除了阅卷之外，还要亲自去调查取证。
大雨过后的一天，我刚从外面调查取证归来，远远地望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在法院门前徘徊。难道是他？他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事先没有告诉我？我疾步走上前去，一看，果然是他。我又惊又喜，问：“你怎么来了？”他只笑不答，从他灼热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想我了。
“你怎么来的？”
“坐公共汽车呀。”
“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刚到一会儿。”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昨天下大雨，今天不能下地劳动。我就请假来了。”
“你在这里等一等，我进去向领导汇报、请示一下。”
见到领导，我怯怯地说：“吴家麟来了，在法院门口。”领导一听，脸色立刻由晴转阴，生气地说：“你怎么叫他来了？这是法院，让法院的人知道了，影响多不好。”我轻声辩解说：“我没有叫他来，我的确不知道他会来，是他自己来的。”她用鄙夷的口气说：“不好好在农场劳动改造，还到处乱跑。”我静立了一会儿，见她脸色稍好，赶紧请示：“他已经来了，你看……”我是想问她，是把吴家麟立刻赶回农场去，还是允许他在通县暂住一夜。这位领导还算宽宏大量，有点人情味。她想了想，说：“那你们自己去找地方住吧，但不能影响实习。”为什么强调“自己去找地方住呢”？因为前一天晚上，我班另一位与我同在一个法院实习的女同学，她的丈夫前来看她，这位领导对他非常热情，亲自安排住处，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笑声阵阵，因为这位同学的丈夫是位军官、党员、“左派”，而我的丈夫是个右派，我能有什么奢求呢？只要恩准家麟留宿通县，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快步向法院大门走去，兴奋地对家麟说：“批准了。快，咱们找住处去。”随后，在法院附近，我们先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又在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上班时间已到，他回旅店，我赶往法院。
下班后，我们一起改善伙食。回到旅店，我们在灯光下相对而坐。他注视着我，歉意地笑着；我注视着他，酸楚地笑着。我看见他又瘦又黑，一脸疲惫。顿时，心潮涌动：“左派”、右派，天差地别。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难道就应该受到如此的惩罚吗？难道就应该沦为二等公民、三等公民，遭人白眼，受人歧视吗？还好，多数右派没有进监狱，没有掉脑袋，人身自由尽管受到一定的限制，还能被恩准“回家”，可怜那些无家可归的右派。
我问他：“一个月没见面，怎么瘦成这样子？”
家麟苦笑着说：“刚来农场时，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还能适应。后来，进入农忙季节，又搞‘大跃进’运动，半天劳动改为全天劳动，还经常加班加点，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儿，真有点儿吃不消。为了争取早日归队，我们没有人敢喊一声苦，叫一声累，都在咬牙，坚持，我也一样。一想到你，再苦再累，我都会坚持到底。”
“有没有人累倒趴下了？”
“有。少数。”
“你说，党对右派的政策，到底怎么样？”
“看来还是着重改造，争取一些人转变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主席说了，‘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点事’。”
“那像我对你这样的做法，应该不会错吧！因为这样做，右派们会感到人间还有点温暖，自己还有奔头，就会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转变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你说，是吗？但我为什么老挨批评？”
可能是家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太幼稚，他只笑不答。
第二天一早，家麟匆匆赶回农场。苍天保佑，不要让他在农场累趴下，我坚信他是将来可以为人民“做点事”的人。
一个多月的实习结束了，法院肯定了我不少优点，当然，还存在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