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以后，系里给我们放了两天假。我放下背包直奔红三楼，来到自家门前。我推了推门，推不开；又敲了敲门，没人应答。顿时，不祥之感袭上心来：
家麟生病住院了？被处理了？我正掏钥匙准备开门，此时，走来一位领导，冷冷地说：“吴家麟前两天去农场了。房间，学校收回去了。你们的东西全都存放在后勤仓库。一会儿，把你的钥匙交还后勤。”像是严冬里被人狠浇了一桶凉水，我感到从头顶冷到脚底，整个人快冻成了冰柱子。他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我曾经作过最坏的打算，如今成了严酷的现实。但我没有想到，他的栖身之地也会被处理了，真是毫不留情、干净彻底。我呆立了好一会儿，才挪步离去。
“爱巢”倾覆了，“家”没有了，我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寒风阵阵，举目茫茫，我不知该走向何方？去农场看他？这不可能。我连他在哪个农场劳动都不知道，更何况他这种身份的人在那样的农场里劳动是否允许人去看望还是个未知数。回学生宿舍去？我没有勇气面对同学。丈夫受到右派中除犯罪被法办以外的最严厉的处理，同学们会怎么看待我？如果同学们投来异样的眼神，如果同学们冷言冷语，我受得了吗？去图书馆？不行。此时此刻此种心情，我能看得下书吗？更何况图书馆里同样会遇到认识我的同学。在校园游荡？我选择了这个去处。
春寒料峭，虽已阳春3月，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我迎着寒风，昏昏沉沉地在校园里独自漫游，走啊，走啊，习惯地来到了往日的体操训练场，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健身器材在寒风中颤抖，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自反右以后，训练停止了，队友们各自回系里参加政治运动，我们很少见面。不由自主，我又来到了我和家麟相恋时那条通往学生宿舍的拐角处，道路依旧，昔日的恋情之地而今落叶飘零。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席发言顷刻间就由“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人民教师”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贬往农场监督劳动。我百思不得其解。
太阳西斜，食堂快开饭了，肠子咕咕鸣叫，仿佛在提醒我要理智一些、现实一些，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要去食堂吃饭，要去面对同学，要回到学生宿舍去，那里还有我的一个“窝”。此刻，我想至于同学们怎么看我，由他们去吧，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厚着脸皮回到宿舍，同学们待我不错，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