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荣
固原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陶俑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藏量较大。它反映了固原文物的丰富和多元性，彰显了固原历史文化的久远和深厚，这些俑类文物真实地模拟和再现了当时的各种人物装束和艺术造型特征，因而对考察和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舆服制度、军阵排布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这里就馆藏陶俑分别作一归类描述和分析。
一、陶俑的起源、发展与变迁
考古发现，最早的俑是商代王室墓中的奴隶俑，至东周时代渐趋流行。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俑葬逐渐取代人殉的葬俗。汉代是我国历史上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期，各类造型的俑也日益增多，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造型更为生动传神。河南的乐舞百戏俑、武装士兵俑，四川的劳作俑、说唱俑，广东的陶船及船夫俑，甘肃武威的铜车马仪仗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俑艺术造型的最高水平。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致使明器墓俑的制作受到较大影响。西晋时期短暂统一，经济社会再度繁荣，文化得以发展，俑的雕塑再度兴盛并形成一定模式，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舞乐俑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类型。南朝的俑承袭了西晋的传统，而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出现了极具时代特征的着甲骑士俑。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俑的雕塑艺术再度繁荣。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牵驼俑、牵马俑、骑俑、戏弄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到了五代，俑风大变，社会动荡让镇墓神怪俑再次受到重视。宋以后民间葬俗转变，焚烧纸冥器在丧葬活动中盛行，俑的使用骤减，开始纸扎人、纸马，丧葬礼俗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代纸明器迅速流行，俑的制作也大为减少。至清初遂告绝迹。
二、固原出土的各类陶俑
固原的历史地理位置重要，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也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近30年间，出土的陶俑较多，主要有彭阳县北魏新集墓、北周宇文猛墓和李贤墓及唐代史道洛墓。按其象征意义可分为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俑三大类。按其组合大致分为四组：第一组是保护墓主人安全的镇墓俑，由镇墓兽、镇墓武士组成。第二组为墓主人出行而安排的仪仗俑，包括以牛车为中心，甲骑具装俑、武官俑、文吏俑、风帽俑、胡俑、骑马俑、笼冠俑等。第三组是服侍墓主人的侍仆俑，包括生产劳作俑、家内侍役俑、乐舞俑等。第四组是表示墓主人财产、家居生活、物品和六畜兴旺的动物俑与庖厨用具，包括畜禽类的鸡、狗、马、驮驴、骆驼及灶、碓、磨、井、鸡舍等。其中镇墓俑最具特色。现分类介绍。
（一）镇墓俑
镇墓俑源于古代传说中的方相神，又称方良或鬼魅，有驱除邪恶的法力。作为墓内避邪、厌胜一类的俑群，一般是贵族阶层下葬的陪葬品。置于墓穴的壁龛中，或甬道口，左右相对。它们的造型是以人面兽身和兽面兽身及鸟的混合体，多塑成蹲坐状，外形凶猛可怕，头上长角，两膊间有火焰状翅膀、蹄足，是人兽鸟的结合。据考古发现，最早的镇墓兽出现于战国时期。汉代，形制变化较多，分为兽形和人形两大类。北魏以后，镇墓俑类趋向定型，即包括镇墓兽和铠甲武士形象的镇墓俑。隋时镇墓兽仍承继于北周和北齐，唐时随葬俑群逐渐制度化，镇墓兽形状成怪兽样子，以狮子面为主。早期呈蹲坐状，晚期改为张牙舞爪、鬃毛飞扬的姿态，唐末逐渐消失。
1.镇墓兽。固原出土较早的是北周宇文猛墓和李贤墓的独角镇墓兽。由于北周历史短，墓葬的发掘在我国极少，固原发掘的北周时期的墓葬填补了这一空缺。宇文猛墓和李贤墓出土镇墓兽各两件，均为一对匍匐在地的独角怪兽，也称为神兽。与以往南北朝晚期的人首兽身、昂首蹲踞的怪兽形象不同，此造型似一只卧牛，翘鼻突眼，微张大嘴，颈背上有一独角，昂首、仰视，作匍匐状。身子施白色，嘴、耳、独角、腿等部位残存红色，勾墨色。用墨线画出狞厉的虎牙和双眼，相貌狰狞。
固原唐史道洛墓出土的两件镇墓兽，以它的造型可分为人面镇墓兽与兽面镇墓兽两类。人面镇墓兽，通体彩绘描金，人面兽身，头顶结有发髻，并束发饰。脸部朝正前方，双目凝视前方，炯炯有神。闭口，上唇有八字胡须，下巴一绺短须翘起。面部非常真实。蹲坐在岩形底座上，前腿伸直，腰下弯，后腿弯曲，背稍呈现圆弧状，尾巴向上翘起，尾端宽而下垂。两膊间有火焰状翅膀、蹄足，同样显示的是人兽鸟的结合。从外形看，凶猛可怕，强悍凌厉。兽面镇墓兽，狮子面，整体造型基本与人面镇墓兽相似。不同者在于其张口卷舌，利齿外露，耳朵直竖，双目圆瞪，嘴巴下有胡须，面目狰狞，颇具镇墓之威力。面部表情十分逼真、传神，雕塑艺术性很高。兽面镇墓兽同样施以精美的色彩。与人面镇墓兽所覆金箔、银箔基本相似。审美价值极高。
2.镇墓武士俑。西晋以后，北方墓道口都放置有身着铠甲的武士俑，这类俑亦属守卫墓门的镇墓俑。南北朝时期北方流行披甲持盾的镇墓武士俑，头戴兜鍪，两侧有护耳，有的护耳上又加覆一重方形的护耳，身着铠甲。北齐、北周时期，流行的是明光铠。
李贤墓是固原出土的北周时期的有影响的墓葬，出土的两件镇墓武士俑颇精致，其一头戴兜鍪，额前有冲角，两侧有护耳。身披明光铠，身驱用黑笔细勾鱼鳞状甲片，边沿晕出红彩，全身施白粉，咧嘴、耸肩披膊，大腹向身体右侧突起。腿裹裙，两臂弯曲至胸前，双手作持物状。另一件头戴尖锥顶兜鍪，中起脊棱，前有冲角，两侧有护耳。身亦着齐膝鳞状甲，左手曲于胸前，右手下垂。另外，史道洛墓出土的镇墓武士俑，与李贤墓又不一样，分为张口武士俑和闭口武士俑两种。从造型看，张口武士俑矗立在岩形底座上，彩绘描金，头戴护耳头盔，护耳向上卷起；面部稍向右侧，圆眼凝视斜上方，有胡须，口微张作怒号的样子，面部涂红，眉眼及胡须用墨线勾勒；身穿明光铠，下着战裙，足蹬靴，双脚分开用力踩踏岩石座，右脚稍向前迈；腰部以上半身扭向右侧，两臂从肘部开始弯曲，两手握拳向前伸出，表现了武士独有的英武姿态。闭口武士俑，造型和张口武士俑造型基本相似，身着明光铠，戴头盔，颈部围以项护，从两肩至肘穿着披膊，自肘部至手腕又覆有臂护；胸部有胸甲，环带相扣，衣裙叠穿；膝盖以下至脚腕有吊腿，脚登靴子，英武异常。这些人物造型，看上去颇有一种凶神恶煞、气势逼人的威武凶猛之势，武士俑都涂有艳丽的色彩。
（二）仪仗俑
仪仗是指用于仪卫的兵仗，是模拟墓主人生前仪卫和出行仪仗的俑群。据考古发现，仪仗俑最早见于汉代皇室及官僚墓内，南北朝时期，北方流行成批武装仪卫俑群，直至盛唐以后才逐渐消失。汉代以前，马车一直是王公贵族的主要乘具，牛车仅为一般平民、宦官、商人等身份较低的人乘坐。到东汉时期，牛车逐渐显贵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更加流行，除文献记载外，这一时期大中型墓葬中普遍发现牛车模型，并且以牛车为中心摆放随葬品。固原市彭阳新集北魏墓出土的出行仪仗俑，便是以牛车为中心，随葬有甲骑具装俑、武士俑、风帽俑、文吏俑、女侍俑等出行仪仗等。这里就几种重要的仪仗俑作些叙述：
1.甲骑具装俑。古代军中甲士和战马都披铠甲者称为甲骑具装。南北朝时期，马铠成为军队中较为普遍的装备。固原北魏墓中甲骑具装俑被排在最前列，甲片以墨线勾勒，背上有鞍，昂首作站立势。骑兵头戴鱼鳞甲兜鍪，面部涂粉，墨勾八字须，身着带盆领的铠甲，骑于铠马之上，腿部亦有甲片，无马蹬，战马身着具装铠，铠甲下沿一周涂朱红色，两颊有护板，双目圆睁，眼眶突起，头戴面饰。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甲骑具装俑，头戴尖顶兜鍪，中起脊棱，额前有冲角，两侧有护耳。身着铠甲，外披黑色风衣，双手至胸前作持物状，脚踩鞍蹬。战马身披铠甲，甲片以墨线勾勒，武士则端坐前视。
2.武士俑。十六国时期至北朝墓中随葬的仪仗俑群，常以披铠步兵俑为前导。这类俑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手执长兵器。固原市彭阳新集北魏墓出土武士披铠步兵俑，头戴鱼鳞甲兜鍪，面部用墨勾画须眉，眉毛细长，八字须，深目高鼻。显然是“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3.持盾武士俑。持盾步兵俑，最早出现在北魏晚期。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出土的持盾武士俑，头戴平顶黑色兜鍪，前有冲角，两侧有护耳；面部用黑色描画出眉、胡须，高鼻、大眼；腹部向右凸起，右手下垂紧握物件，造型与李贤墓风帽俑相近。
4.风帽俑。固原彭阳新集北魏墓出土的风帽俑，头戴圆形风帽，面部墨勾八字须，尖鼻深目；身着翻领对襟大衣，足蹬圆头靴。与李贤墓风帽俑又不完全一样。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风帽俑，造型丰满，头戴风帽，内穿圆领衫，外披风衣，下着裤，足蹬靴，两手置于胸腹间作持物状。
5.胡俑。胡俑为立俑，额高，深目高鼻，头发卷曲，头顶盘辫披红巾，脸上多有胡髭，施以粉色；袒胸，内穿宽领衫，外披红色或紫色风衣；双手至胸腹间，作持物状的样子，下着裤。直接反映的是“丝绸之路”遗韵。此外，还有笼冠俑、文吏俑、武官俑、文官俑等。
6.横吹俑。横吹俑属于音声仪仗俑类。南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在以骑兵为主力的部队中，使用的军乐主要是横吹。横吹是一种源于西域的胡乐，由角和鼓组成，因胡角横吹，所以将这类以角为主的军乐称为横吹。这是当时配属于甲骑具装俑而设置的军乐俑。
考古发现，横吹俑分为骑马横吹俑和步行横吹俑两类。固原市彭阳新集北魏墓出土的属步行横吹俑，在北朝墓中较为流行。其中吹角俑，头戴冠，冠顶部突起，边檐上翻；面部涂粉，墨笔勾勒八字须；身着短袄、长裤；双手托一长而弯曲的胡角，鼓腮作吹奏的样子，角上粗下细，中空，两端饰朱红色，两手及角分别制成，套在一起用石灰连接。在制作形式上，身首分制，套接成一体。击鼓俑，头戴冠，面目清秀，身着束腰长袍，足为长袍所遮。
（三）侍仆俑
侍仆俑为古代奴婢的象征物。最早出现的人俑即以模拟墓主人生前奴婢的侍仆俑陪葬入墓内，以供在幽冥地府为墓主人驱使服役。包括从事生产劳作、家内服役、掌管车骑、随从侍卫和歌舞乐伎等。固原出土的主要有：
1.生产劳作的执箕俑。执箕俑为坐式，头戴黑色笼冠，面施粉色，用黑色画出五官。双手在腹前执一簸箕、通体施红色。
2.侍女俑。侍女俑属侍仆俑类，新集墓侍女俑为步行立俑，分头戴软帽、顶部有高髻和辫发编成小髻，上盘成一大髻两种，均身着束腰长袍，双手拢于胸前，身首分制。李贤墓侍女俑为立俑，头戴小冠，面目清秀；身穿交领内衫，外着长裙，腰束彩带，双手拱于胸腹间，作持物状。通体施白色。
3.伎乐俑。古代奴婢伎乐俑大多成组出土。固原市彭阳新集墓出土的一组伎乐俑，包括击鼓俑、持鼓俑、抚瑟俑和吹竽俑。持鼓俑头戴冠，冠侧檐翻卷，面部无须，脑后部凸起。还有抚瑟俑和吹竽俑，他们构成了一组伎乐俑。此外，还有吹奏女骑俑、骑马吹奏俑。李贤墓出土的骑马吹奏俑，头戴风帽，身着开领或交领宽袖长衣，足蹬黑靴。双手握排箫或持长箫，似在吹奏的造型。
（四）表现家居生活及物品的俑，包括畜禽俑、庖厨用具等
固原墓葬出土的主要有畜禽俑和庖厨用具。是组合型的陶器。彭阳新集墓出土的有陶狗、陶牛、陶鸡及陶仓、陶碓、陶灶、陶磨等模型，基本上为成对组合。宇文猛墓出土的也有陶马、陶骆驼、陶狗、陶鸡、陶鸡舍及陶灶、陶井、陶磨、陶碓等，李贤墓出土的有陶鸡、陶狗、陶马、陶驮驴、陶骆驼及陶灶、陶碓、陶磨、陶井、陶屋、陶鸡舍等。从实物看，基本为成对组合。多为捏制而成，造型虽简练单纯且粗糙，然绘工生动，富有一定的夸张性，能给人以静中求动之感。
以上几处遗址出土的与家居生活相关的各类陶器，再现了当时特殊背景下的生活情景和审美时尚。
三、固原出土的各类陶俑与其他墓葬出土陶器造型的异同
由以上固原新集墓、宇文猛墓、李贤墓随葬陶俑看，随葬和出土的陶俑均为泥质模制烧制而成，按考古学研究分灰陶和红陶，这些陶俑都施以彩绘。灰陶俑大部分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少量红陶俑火候偏低，质地松软易碎。俑体为实心，背部扁平。乐俑手执乐器，其他类俑拳中或腹侧设有插孔，原应持有器物。骑马人物俑的马匹部分，为合模制成。
北魏新集墓出土的陶俑组合形式，与西安草厂坡十六国墓葬基本相同，风格也较为接近，这说明固原北朝墓葬保留着较多的十六国以来的遗风。其中甲骑具装俑，“代表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流行的式样……特别是马具装的面帘额部的三瓣花饰和护颊的圆形护板，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细部结构”。此墓组合除没有镇墓俑外，基本上具备了北朝早期墓葬俑群的一般特征。固原出土的一组鼓吹乐俑，在草厂坡墓中也有类似出土，但全是骑马乐俑。而此墓这组胡角众多的乐俑，当为“横吹”。额上有前倾的三瓣花饰，耳朵较小，尾扁平下垂，腹部中空。马尾、腿为另制套接而成。固原彭阳新集北魏墓出土武士披铠步兵俑，头戴鱼鳞甲兜鍪。面部用墨勾画须眉，眉毛细长，八字须，深目高鼻。显然是“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身着带盆领的鱼鳞甲，甲片以墨线勾勒出8排甲片，缀系作朱红色。双手握于腰际，双手作执兵器状。拳心有孔，原执物可能为木质。身首分制，然后插合，用细木棍插入领后及颈下的圆孔中固定。
固原市新集墓俑群整体统一制作，以墨笔勾描出俑的眉、目、嘴、胡须等，使陶俑的神态显得生动，使同样的形象各具个性，有的稚气十足，有的老成持重，为一般北朝墓陶俑群所不多见。北朝时期墓中流行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仪卫和伎乐俑群，但由于地域的差别，各地又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新集墓大部分俑具有胡人形象，显然与“丝绸之路”有关，与当时活动在固原的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是民族融合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
李贤墓出土的陶俑，多数色彩鲜艳，塑工精细，形态各异。尤其是镇墓武士俑造型动作及细致的面目刻画，绘工技法纯熟，造型质朴粗犷，注重塑与绘两种手法的结合。甲骑具装俑造型浑圆，陶马肥壮，颈短体长，具有蒙古马特征。而骑马武士或马匹则与西安隋罗达墓出土的甲马俑及垂首肃立的战马形象酷似。同时，与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着胡服骑俑相近，身前有护胸、下著战裙，绘彩色马甲的骑士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反映出北朝晚期边疆“铠马人甲”骑兵的发展，以及陶俑工艺制作上的沿续性。
吹奏骑马俑，多见于中原地区，而北方地区则出土较少。固原李贤墓吹奏骑马俑的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是模拟墓主人生前出行仪仗中的“鼓吹”乐队安排的。鼓吹乐在西汉初年即由西北部游牧民族传入内地，“鼓吹”则是北狄输入的以胡乐为中心的军乐，以排箫、笳为主要乐器，即所谓“鸣笳以合箫声”的鼓吹乐。魏晋以来盛行于北方及中原，北周、北齐时亦沿袭葬时用鼓吹乐的传统。李贤墓“鼓吹仪仗俑”的发现，是中原及西北地区官员下葬时骑马鼓吹习俗的实物资料。部分陶俑造型与韩裔、高润、封氏、娄睿墓及河北磁县东魏墓出土的陶俑很相似。其体型、面貌、衣着等少数民族特征很突出，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固原宇文猛墓出土的俑烧成后涂以彩绘，再用黑色笔画出眉、目、鼻、口及服饰衣纹等。人物俑面部饱满，体态丰腴，服饰、神情丰富多彩，除色彩与李贤墓出土的俑稍有不同外，形体也普遍稍大。造型、组合等与李贤墓的俑接近。其中执盾武士俑和执箕俑的风格和造型，曾在北周叱罗协、若干云等墓中出现，在本地区同期墓葬中属首次发现。
唐代俑，在雕塑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唐俑的塑造，充分把握住不同的身份、地位人物的特定情感和特征，使造型形神兼备，雕塑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出威武勇猛的武士俑。史道洛墓出土的镇墓武士俑金装甲胄，装饰华丽，体态雄健。兽面镇墓兽、人面镇墓兽，与北周镇墓兽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它们体形高大，轮廓曲线富于变化，面目表情狰狞。制作精细，俑的整体造型上承南北朝与隋代的风格，同时也初步显露自己特有的艺术特征。镇墓兽与身披铠甲、神态庄重的镇墓武士俑伴出，呈现出新面貌，表明了镇墓兽经过较大的演变过程，其造型和工艺代表了唐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至晚唐，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人们的精神寄托自然转向于乞求生活安宁，原来的丧葬制度、丧葬习俗已不为人们所重视，而更多的是注重墓地的选择、方位、墓室结构、形制、丧葬方式及安放位置等，并与死者后代子孙吉凶祸福甚至生死兴衰联系在一起。
固原出土的各种陶俑造型，具有明显的时代与区域特征，这些俑群再现了当时的服饰、发髻以及审美追求，并从中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时代特征，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既反映了固原地域的民俗文化，也反映了固原与外围同类文化的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