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云霞 禹凤
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代印度的佛教，从孔雀王朝开始，便从南北两路向外蔓延和传播。南路传至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北路又分为两支，一支从印度抵达西域，在汉朝时传入中国，称为汉传佛教；另外一支则主要在西藏地区传播，称为藏传佛教。从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传入西域，再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佛教传播即为佛教的东传，这条线路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也有学者称为“佛教之路”。这条传播线路上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成为佛教传播的路标，不仅构成了佛教的东传史，而且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在我国境内有1700公里以上。学术界一般将“丝绸之路”划为三段：东段—关陇河西道；中段—西域道；西段—中国境外段。“丝绸之路”是佛教东传中国的主线。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从南北两线传入中国新疆，南线经喀什（或莎车）、和田、米兰、楼兰等地，北线经库车、阿克苏、库尔勒、吐鲁番等地于敦煌汇合，进入河西走廊，先后经过酒泉、张掖、武威到达兰州，之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穿越泾河谷地，另一路穿越渭河谷地，两路汇合于长安，之后向全国其他各地辐射。佛教东渐，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形式各异、艺术精美的佛教石窟。这些石窟自西向东散布于下列地区：
在丝绸之路中段，新疆地区存留有大量龟兹古国的佛教石窟，主要有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台台尔石窟，库车县的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苏巴什石窟、玛扎巴赫石窟等。其中最著名者为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也称克孜尔千佛洞，是全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石窟群，大约于3世纪始凿，8世纪～9世纪逐渐停建。石窟群绵延3000米，在251个洞窟中，保存壁画约10000平方米，不仅包括飞天、伎乐天、佛塔、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图画，而且还有大量的民间习俗画。克孜尔石窟是“龟兹模式”的代表。
在丝绸之路东段，佛教石窟最为密集。河西走廊由西向东存留的主要石窟有：敦煌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酒泉有文殊山石窟，张掖有马蹄寺、金塔寺、千佛洞，武威有天梯山石窟、云庄寺、圣容寺等。其中最著名者有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居我国四大石窟之首。始建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以后经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不断开凿，前后绵延1000余年。洞窟密集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1600多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金碧辉煌，异彩纷呈。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是“凉州模式”的代表，也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梯山石窟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后经历代开凿，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天梯山石窟现存3层，大小洞窟17处。马蹄寺石窟创建年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规模较大，内容丰富。马蹄寺石窟群包括千佛洞、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和金塔寺7个小石窟群，总共有70多窟。窟内保存有从北凉到明朝各个时期的造像和壁画。
河湟谷地的石窟主要分布在甘肃永靖、刘家峡、临洮和青海西宁等地。著名者为炳灵寺石窟。炳灵寺位于甘肃永靖县的积石山上，始建于西秦，直到明清历代经营。现存窟龛183个，共有石造像694身，泥塑82身，壁画900平方米。
陇东地区石窟众多，主要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北武山石窟群，甘谷县的华盖寺、大象山摩崖造像，泾川周围的王母官、罗汉洞、南石窟寺、太山寺、丈八寺，镇原以东的玉山寺、石空寺、万佛洞，合水的宝泉寺、莲花寺，平凉的禅佛寺，庄浪与华亭之间的朱林寺、陈家洞、云崖寺、大寺、西寺、石拱寺、红崖寺，宁夏固原的须弥山石窟等。其中著名者有麦积山石窟和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始建于后秦，历经历代不断开凿和修缮。现存洞窟194个、像7000余身、壁画1300余平方米。麦积山石窟的显著特点是洞窟所处位置极其惊险，大都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在中国现存石窟中绝无仅有。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被学者誉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固原境内的须弥山上，是中国十大石窟之一，始凿于北魏早期，历经西魏、北周、隋、唐继续营造及宋、元、明、清各代修葺重妆，历时1500多年。现存洞窟162个，分布在连绵2公里的8座山峰上，形成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等8个区域。保存有各代造像雕刻品、彩绘、壁画、石刻题记的洞窟70余个，造像350余身。须弥山石窟造像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佛教由长安（西安）向外辐射传播，使佛教石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成熟与辉煌的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逐步中国化，表现为佛理内容的中国化，关注目标的世俗化，修行方式的简捷化等。从丝绸之路分布的石窟来看，在石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形象等方面也呈现出本土化、中国化的特征。
其一，石窟形制的变化。中国佛教石窟最早出现的是中心柱窟，也称塔庙窟、塔柱窟，由印度的支提窟发展而来。早期石窟都是以中心柱窟为主要形制的，但中心柱已开始中国化，既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也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中心柱窟，带有鲜明的过渡特征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窟柱的形式，既不是塔形，也不是柱形。而敦煌以及中原地区的中心柱窟已有变化，窟中的佛塔演化成方形的楼阁式，并与窟顶连接，变为方形柱体。柱体的四面开龛，佛教造像安置于龛内。出现了模拟中国传统建筑阙的形式的阙形龛，是本土化的佛龛式样。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出现了屋形龛，是另一种中国本土的佛龛式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洞窟的形制上，人们取消了中心塔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佛殿，佛殿正面是佛陀及两侧的陪伴人物。在中国分布地域最广、流行时间最长的是佛殿窟，也称方形窟，是中国石窟中最具典型的窟型。在龟兹石窟中此类形制数量不少，敦煌石窟中，佛殿窟是自始至终一直使用的典型洞窟。在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代出现了佛殿窟的变异形式佛坛窟。窟内雕凿或塑造高大佛像的大像窟出现得较晚，唐代时期极为流行。莫高窟96窟大像高33米，开凿于武则天时期，130窟北大像高26米，始凿于唐开元间。宁夏固原须弥山大佛雕凿于唐代，高约20.6米。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在敦煌地区，石窟开始出现土木结构和木结构建筑，麦积山石窟建筑部分也采用了木结构，有崖阁、山楼、走廊等多种形式，特别是崖阁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传统的建筑风格，符合中原汉民族的审美观，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一个明显例证。陇东地区出现的在崖壁上修建栈道、走廊以连通各个石窟的楼阁式类型，也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其二，造像题材的变化。中国石窟造像最初题材较为单一，后来发展为题材多样，而且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组合形式。早期的石窟寺造像题材都比较单一，一般是以释迦牟尼为题材的独尊造像。如新疆克孜尔石窟，正壁往往开出佛龛，龛中塑释迦牟尼像。后来多种题材、多种组合的造像形式陆续出现。如过去世迦叶、现在世释迦牟尼、未来世弥勒佛“三世佛”造像组合，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的“一佛二菩萨”造像组合，释迦、多宝并坐组合等。交脚弥勒菩萨、经变及供养人造像、卢舍那造像则是后来出现的新题材。
其三，造像形象的变化。从造像形态及服饰看，早期的石窟造像形象多似西域人，脸部瘦削、鼻骨挺直、宽肩束腰，异族特征极为显著。后来造像形象逐渐汉化。在敦煌莫高窟的菩萨形象和故事画中，出现了中原汉装或南朝名士的形象，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体系。隋唐时期造像体态雍容、肌肤丰腴、面形圆厚，汉化特征十分明显。
石窟寺作为佛教东传的路标，清晰地显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脉络，也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正如学者所梳理的：从空间上来看，石窟寺的开凿经历了由新疆到河西走廊，由西北到中原，由北方到南方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来看，3世纪时，中国西域地区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开始开凿石窟；4世纪至5世纪，河西走廊遍布石窟，气势宏大，光彩夺目，促进了石窟艺术中“凉州模式”的形成，这种艺术风格后来逐渐波及中原；5世纪至9世纪，中国石窟雕凿达到极盛时期，完成了“龟兹模式”（新疆克孜尔石窟）到“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再到“平城模式”（山西云冈石窟）的转变，最终在洛阳龙门完成中国化的全过程，使佛教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作者程云霞系宁夏固原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禹凤系宁夏固原博物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