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于1933年主政宁夏以后，为了给其军阀统治涂脂抹粉，更欲为马氏家族树碑立传，夸耀所谓“文治光华”、“武功安边”的“业绩”，也曾一度对编纂宁夏省通志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早在1937年初，就依据南京政府内务部于1929年12月所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22条，筹设宁夏省志馆，着手编修宁夏省志。当时为了收集修志史料，省政府在“以重国粹”的口号下，同时令饬各县依照部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要求，成立文献委员会，广为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并制发了调查表格，责成详查填报，以备考查征用。但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宁夏形势严峻，省志编修的筹备工作被迫中止。
1940年元月，宁夏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在第一届大会上，由参议员于光和提议，胡维桢、王含章、雷启霖、马季麟、徐宗孺五人联署，向会议提出了《请省政府设立机关编撰省志案》（会字第24号）。提案认为，地方志的编修，对于过去，可以了解“先民生活之轨躅，与衣食斯土之人类有较深密之关系”；对于当今，也“能发其研索之趣，兴其向往之情，动其鼓舞之念。而指导人生之作用，尤为宏观”。因此提案要求，“应特设机关，急起从事”，编纂“赋有时代精神，指导意义之制作”。这一提案，在元月12日的第六次会议中被无可置疑地决议“通过”。
可是马鸿逵的省政府对于参议会通过的提案，并没有接纳实施。这也不足为怪，因为编修地方志是地方上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事业，它对指导决策、服务经济、激发后人、建设家乡虽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军阀的眼中，他们只对枪杆子和票子感兴趣。至于要花钱搞地方的建设以及人民的公益事业和文化设施，根本不愿去干，也没有这种认识水平和战略眼光。正如中国近代著名方志学家李泰棻于1934年在其名著《方志学》一书的序文中所揭露的那样，“各省执政，率皆起身行伍，此类事业，向不经心。幕僚佐贰，均非士流”。当然，这班武夫庸吏，兴风作浪，玩弄权术或许有方，而搞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岂不“宁非至难”吗？李泰棻在序中指出，所以“即至今日，内政部通咨各省，省政府转饬各县，催促修志，令急如火，而各省当局，对之根本不感兴趣”，对于修志经费，“亦吝而不筹，但为敷衍中央，月拨少许”以应付公差。
宁夏当时的情况，与李泰棻在序所指并无二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虽然是甘肃陆军小学堂毕业，后以长子身份接统其家族的封建武装，并在新旧军阀的混战中左右逢源，靠叛冯、反共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爬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对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军阀，怎能寄望于他去从事重要的文化建设——编修地方志呢？因此他所把持的省政府，对于省参议会的修志提案，不予大力支持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参议会的提案却又给了马鸿逵某种启示，所以他又于1941年3月4日，签署了《编纂八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的省政府训令。训令大讲什么“本主席莅宁主政，瞬经八载，举凡庶政之措施，夙本一贯精神，锐意整顿，励精图治”，“吏治刷新，弊绝风清”，“日臻光明灿烂之境”，就是说，如果要写地方志，也只能写他“马主席”主政宁夏八年以来的“施政之功效”。为此，还不厌其烦地随文印发了《编纂八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办法十一条》，其内容之详备，分工之细密，要求之严格，时限之急迫等，均极尽其能。在马鸿逵看来，宁夏要嘛不修志，要修就得志其马氏家族的“勋业”，传其“主席”的“德政”。对于地方志所要求的记载地方历史，分志民生各业，传述英烈乡贤和荟萃文化遗产等内容，他是毫不在意的。可见，马鸿逵妄图以他的御用文人们泡制的《省政述要》来代替宁夏志。这就是1942年12月印行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1933年至1942年）一书真正动机和背景。
至1941年5月，在宁夏省临时参议会的第三届大会上，又由参议员胡维桢提议，强斌、于光和、刘佩黻、张济美四人联署，再次提出了《请省政府设立机关编纂省志案》，提案对于编修地方志的重要性作了说明，认为“省志有关地方文献，不仅可以追纪已往，而于本省现代之政治、经济、文化一切设施备有详细记载，可以作将来之考镜”。提案还提醒和呼吁，“敌机时肆轰炸，各处图书馆暨有地方记载文件，时被炸毁”，“倘各机关档案，稍有损伤，将来资料更难搜集，是以在万分困难之中，仍应勉力促成其事，以重地方文献，而资考镜”。对于省政府没有施行一届会议的修志提案也表示了凉解，“惟年来省府限于人力、财力及军事关系，迄未见诸实行，此乃实事，因可鉴谅”。由于省议会的一再提请和呼吁，省政府才不得不做出反映，暂时设立了宁夏省志筹备委员会，其组织情况如下。
督修：马鸿逵（省主席）
监修：翦敦道（省政府秘书长），海涛（省民政厅长）
委员：刘佩黻、张天吾、张庆荣、石生琦
下设21人的工作班子，其中编纂4人、采访14人、绘图3人。
同时，也制定了征集资料六条办法，限定一年内资料征集工作就绪，第二年聘请专家一二人开始编纂工作。
省志筹备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是一直筹而不备，人员不齐，经费无着。这种情况又正如李泰棻书中所揭露的那样，地方官员虽然“奉行明令，组织志馆”，但又“以现任省府秘书长或厅长兼馆长”，“大都设馆不编”，“或借此以位置士绅，或借此以任用私人”，宁夏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这种半死不活的局面从1941年夏天起，一直拖了两年半时间，至1943年11月15日，宁夏省通志馆才算正式成立。马鸿逵自兼馆长，机构编制和经费预算也表示予以解决。马鸿逵还亲自签署了给南京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的报告呈文，向蒋表示：“职待罪宁疆，倏经十载，先父云亭及家兄鸿宾，先后护军斯邑，共有三十余年历史，对于一切史乘较为熟悉，虽在军书旁午，仍未赏去怀。”并且似乎认识到，在他手中一定要续修宁夏方志，“求与上下史乘衔接，以资明晰之必要”。还向蒋保证：“职责所在，岂可诿难贻误，恝然置之。”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还相应地制定和颁发了《宁夏省通志馆组织规程》八条，组织规程首先规定：“本馆设馆长1人，综理馆务，由省政府主席兼任。”而马鸿逵为的是沽名钓誉和控制省志的编纂工作，达到以售其私的不可告人目的，“综理馆务”他是不干的，所以又规定副馆长的职责只能是“商承馆长，办理馆内一切事务”。通志馆的编制为：馆长1人，副馆长1人，总纂1人，分纂若干人，编辑若干人，秘书1人，干事若干人，办事员和书记员若干人。从以上岗位设置看，通志馆的编制大概不会少于40人。《组织规程》还规定，限期两年完成志稿的编纂和修订工作。
与此同时，马鸿逵还以省主席和省保安司令的头衔，向全省颁发了由省政府、省党部、省保安司令部三大首脑机关联署的“志字第一号”《训令》。其内容首先还是表白乃父马福祥编修《朔方道志》的功绩，并说明他自己对于编修宁夏志书“蓄志已久，未获偿其所愿”的决心。不过《训令》还是清醒地估计到修志工作的难度，“惟兹事体大，且属创举，非策动全省党、政、军各机关及地方人士通力合作，广事搜罗，难期克奏事功”。基于这一认识，《训令》严饬省各厅、局、处主官和高等法院院长，省党部书记长，省参议会议长等都要充当“协修”，各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及当地士绅也要担任“采访员”。在资料采访和调查中，各方面都要给予“方便”，“不得推诿阻挠”。这个训令应该是严厉的，有权威的，对修志工作是有利的。但是在拖拖沓沓和吹吹打打之后，《宁夏省通志》最终还是没有出笼。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马鸿逵决定编修通志是被动的和另有预谋的。他在参议会和各界人士的吁请和压力下，众望所归，志书非修不可了，才一反常态，化被动为主动，由自己兼任省志馆长，直接操纵修志工作，所以才有上述一番紧锣密鼓的场面出现。但暗地里，他还是要通过编修宁夏通志为自己和其父兄子侄们树碑立传，以达光宗耀祖。所以他从兰州请来西北名儒张维（字鸿汀）任总纂。满以为张维是自己请来的客人，并有世交，又系宁夏的局外人，对主人的授意是会心领神会的。谁知张老先生文人清高，史德难违，志体攸关，亦不敢留骂名于后世，不接受马鸿逵的“私贷”。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最后张先生不得不以“病假”告退，回兰州“调养”，一去不返。结果以马鸿逵为馆长和督修的《宁夏省通志》也以不了之了而告吹。
（《新消息报》2004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