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修地方志事业，在经历了清末和民国期间的衰败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她又逐渐恢复了自己青春的活力。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地方志和修志事业历来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教导全党，要重视“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所以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早在抗日战争艰苦年代的1941年8月1日，就曾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对于收集材料的范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也具体指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同时，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革命队伍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等军政高级领导同志，总要千方百计寻找当地的地方志阅读，由此也可以看出地方志的重要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更加关怀和重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早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就提出“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的议案。另外，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委员们也提出了“继续编纂地方志”的议案。所以，1956年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内成立地方志小组，还印发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并在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里，对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作了统一规划。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求全国对于重新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先从有条件的市、县着手，逐步推广。
1958年，在党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编纂地方志。周恩来同志热情支持毛主席的倡议，亲自抓了修志工作。同年8月9日，周总理在接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对于整理地方志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的问题作了专门指示。他说，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地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全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先后整理了大量方志资料，编撰了许多有关天文、地理、地震、矿冶、水利和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述，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服务。如北京图书馆利用馆藏方志，同有关部门共同合作，编写了《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等。北京天文台依据地方志资料编成《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中央气象台也从地方志中辑录出《五百年来我国干旱水涝史料》等等。各省区也在整理地方志的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成果。
当时，中央许多老一辈领导人，对编修地方志工作都十分关心，朱德、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都对修志工作先后作过许多指示，讲了许多支持和鼓励的话。1958年，董必武同志在湖北视察时，对编修《湖北省志》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指示，新的社会主义省志，应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这一指示，抓住了新旧方志的本质区别，对于今天的修志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1959年，周总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把编修新方志的工作抓起来。在国家档案局和全国档案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各地的修志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部分省区都为编纂地方志工作逐级下发了文件，组建了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至1960年6月止，全国已有23个省、市、自治区和530个县建立了地方志编纂组织，在编修新方志，尤其是收集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63年7月23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国家档案局，联合向中宣部呈送了《关于编写地方志的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审阅制度，统一出版、发行和发挥档案作用等意见。8月16日，中宣部即将这一报告批转全国各地宣传部门，要求“参照办理”。这对于新方志的编修事业又是一次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本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一定能取得超过前人的伟大成就，使祖国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可惜的是，在“左”倾思潮的日益抬头与干扰之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中，使这一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建设事业被迫半途中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方志事业也得到了解放，又在祖国春天的大花园里破土吐芳。首先是学术界的同志们著文呐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不断登载这方面的文章，大力提倡，积极支持，进行号召。此外，人民群众也以信访的形式，向中央提出继续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与建议。1979年，胡耀邦同志在批阅一封人民来信中，第一个表态支持重新开展编纂地方志工作。1980年4月，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胡乔木同志也发出呼吁。他说，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仍处于停顿的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乔木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必须把这个传统继承和发扬光大起来，否则我们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的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酷的事实，如果两千多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无产阶级执政的我们这一代手中断的话，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是无法给后人交代并要留骂名于后世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赵紫阳、习仲勋、胡启立，邓立群等中央领导都亲自过问和关心过地方志工作，分别作过重要批示。中央书记处也研究过地方志的工作。由于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1981年8月，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3年4月，中央又批准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地方志小组的活动，并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央充分肯定了近几年来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地方史和地方志”研究事业，被写在第一部分，并被列为其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短短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由于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现在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台湾省情况不详），其他各省、区、市都已先后建立了修志组织，调配了人员，解决了经费、住房、车辆等各种实际问题，修志工作正在全国省、县上下顺利进行。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我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就要在全国各地陆续问世。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编修地方志虽然是我国的古老传统，但是由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一百年间基本上中断，所以老传统变成了新任务，编修地方志工作已为人们所淡漠和遗忘。正因为人们对之缺乏认识与了解，所以往往在工作中阻力大，困难多，在有些地方和部门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也是屡见不鲜的。
这些不应有的现象肯定是暂时的，一旦领导和群众对于修志工作的认识明确了，并看到了它的实用价值，后进就会奋起直追，这是毫无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