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成文出版社于1968年3月，影印出版了一部《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八号”，以下简称“台本”），并注明是根据明代抄本影印，撰修者为胡汝砺。
众所周知，《宁夏新志》为宁夏地区现存第一部方志，成书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宁夏巡抚王珣主修，乡儒进士胡汝砺总纂，明刻板现藏宁波天一阁（以下简称“阁本”），各家史志目录书均有收录。据清乾隆《宁夏府志·后序》追述：《宁夏新志》系“弘治辛酉，巡抚王公珣修之，郡人胡大司马汝砺笔也”。查天一阁之《宁夏新志》刻本，前冠王珣序言，末附胡汝砺后序，凡例具体，目次清楚，全志八卷，首志宁夏总镇，依次分志镇属各卫、所、营等，内容翔实，体例完备，记、志、传、考、图表、录六体咸备。用方志的形式和内容来要求，从志载的时间和空间去衡量，该刻本无懈可击，不容置疑，确系弘治间胡汝砺所撰之《宁夏新志》。
如果台湾省发掘出这部古方志的手抄本，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之大事。可是当我们细阅读了该志序言以后，不禁愕然：怎么“台本”和“阁本”序文内容竟迥然不同呢？再通览志书全文，更是疑窦丛生。两部内容不同，而书名、作者均相同的弘治《宁夏新志》怎么并存？个中必有蹊跷，不能不考辨清楚。兹不揣冒昧，试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辩证，以就教于博雅诸君。
一、编排顺序失当
“台本”开卷见目，将目录编排在全志之首端，实为旧志书所不经见。地方志是我国的文化特产，它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定体例和行文程式。它往往前置卷首，而卷首又总是先载序文，次为凡例，再列修志衔名，最后才见目录和舆图。尤其是，不论方志和其他古典文献，一般都不会赫然把“目录”摆在全书之端。“台本”我们对这部“古志”产生怀疑。
二、体裁格式不健全
“台本”不仅序言不全，没有主修人的序文，而且也缺少凡例和修志姓氏。
《宁夏新志》是一部官修志书，照例应由当地主官主持其事，称之为主修。主修者亦必为文以序，且当仁不让地置于志首。“台本”仅载编纂人序言，而把主修人的序文“遗漏”，实乃有乖方志体例。
另外，对于一部志书来说，凡例应是独立的组成部分，也是必备的传统体裁，它对编修志书的目的、方法、内容结构和种种技术处理，都要作纲领性的说明，对编写与阅读全志都具有指导意义。所以自宋代以降，无不把“定凡例”当作修志之首务。
还有，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和“一方之百科全书”，亦被一方父母官视为“地方的资治通鉴”，所以地方官和当地名儒绅耆，都把纂修地方志引为己任，视为光宗耀祖的大事。一旦志书开局，地方上文武官佐、绅儒名流和致仕乡贤等辈，无不跻身其间，为的是志成后参与者的大名得以荣登卷首。如此要紧的一项，旧志是断然不可以阙如的。
三、所谓“胡序”的真伪
“台本”卷首有胡汝砺《宁夏新志序》一文独占鳌头。经查“阁本”，胡文乃系后序，前序应为时任宁夏巡抚的王珣所作。王珣以地方最高长官之尊，主持修志大业，依常例，序文自当冠诸志首。而胡汝砺身为总纂，志成作序亦属本分，作为前序亦未尝不可，但与“巡抚大人”和主修相比，他的序文即使在前，也只能退居王后，成为“序二”罢了，怎么能够独擅其位呢？事实上，胡在自己的序文中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志稿完成之后，送王珣审阅，王看了很高兴，认为“可以板行矣”，紧接着就说：“公自序于首，嘱予以后序。”既然胡汝砺自称其序为“后序”，那么“台本”硬将其列为前序就没有根据和道理了，至于不载王序，更是令人百思莫解。难道明弘治十四年间，宁夏有两位胡汝砺，又同时都编纂有一部《宁夏新志》吗？抑或同一个胡汝砺，在同一年内撰写了两部同名的《宁夏新志》吗？当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胡序”的可靠性实在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而且，这篇序言的落款，与史实有明显的出入。
首先，在作序的时间上，“阁本”王珣前序作于“弘治十四年辛酉夏四月吉旦”，胡汝砺后序亦作于“弘治辛酉夏四月既望”。两序时间一致，都在四月。“台本”胡序却作于“皇明弘治十有四年仲春之望日”。前面已述，弘治《宁夏新志》只能有一部，胡序也只能是一篇，这篇序文究竟作于何时？还是让胡自己来说明。“阁本”胡之后序道：“越辛酉春，稿成。而谬固触目，乃请校于陕宪佥李公。公夙学也，忘尔，我公批示稿既脱，诸生奉献王公，公阅而喜曰：‘可以板行矣！’公自序于首，嘱予以后序。”从胡的这段叙述不难看出，志稿是十四年春完成的。农历以正、二、三月为春季，并以正月称孟春，二月称仲春，三月称季春，是稿成当不迟于三月（春季）。又送“陕宪佥李公”，即宁夏督储官李端澄校阅，尔后才呈巡抚王珣，王审后作了前序，并嘱胡作后序，这一过程至少要占去一个月的时间，所以，王序作于四月吉旦（每月初一日），而胡序作于四月既望（每月十六日），是合情合理和可信的。反之，“台本”作二月（仲春），毫无根据，而且也不合情理。因为，志书尚未定稿，不可能写序。同时，撰稿人之序是遵主修人嘱而作的，怎么能写在王珣作序的“四月吉日”之前呢？
其次，编纂者胡汝砺的功名和官衔也与事实多有不符。“台本”胡序落款的头衔是“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奉勒赞理宁夏等地方边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郡胡汝砺撰”。胡汝砺是宁夏人，因“守制”家居，宁夏巡抚王珣邀请他担当《宁夏新志》总纂，其原官职是“户部主事”，所以王珣序中称：“会镇人地官郎中胡公良弼丁外艰家居，乃托之重为纂修。”“阁本”在卷一也是这样注明的：“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户部郎中镇人胡汝砺编”。胡汝砺后虽曾官至兵部尚书，但这是服阕起复以后的事。此外，胡是宁夏人，可始终没有在家乡做过官，更没有任过什么“赞理宁夏等地方边务”的官。何况弘治间宁夏也没有这种称谓的官职。据《明史》载：“巡抚宁夏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之年以右佥都御史郭智镇抚宁夏、参赞军务。天顺元年罢。二年复设，去参赞。隆庆六年加赞理军务。”（卷七十三，职官二）可见，弘治间宁夏巡抚已不加“赞理”字样了。至于“宁夏等地方边务”职能，弘治时亦无所出。明代宁夏列为九边重镇之一，武职只管理宁夏镇辖境内防务，于左邻右舍并无代管之责。当时朝廷授予宁夏各官的职权都有明文规定。
镇守太监：授“镇守宁夏内官关防”，与总兵官共同“镇守宁夏地方”。
总兵官：授“征西将军印”，“与太监并巡抚都御史及副总兵等官，一同镇守宁夏地方”。
巡抚都御史：授“巡抚宁夏关防”，“巡抚宁夏地方，训练军马，整饬边务，抚恤军士，防御虏寇”。
副总兵为“协守宁夏地方”。
（以上均见《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
再查《明史·职官志》都无“宁夏等地方”之“等”字。此外，台本序的官衔中，还有以显赫的兵部尚书要职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已属鲜见，而以堂堂兵部尚书来“赞理宁夏等地方边务”，更无所闻。遍查《明史》和宁夏志书，还未发现一位宁夏巡抚是以兵部尚书的头衔来充任的，而三边总制官内，倒不乏尚书大员。如果退一步说，国家的官制设置常有变更，个人的职务也有升迁，年久误记也有可能，但是对自己一辈子只获得过一次的终身功名，是绝不会搞错的。而“台本”的作序人恰恰就把它也记错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按照明代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在京会试中式后，要由皇帝进行殿试，结果“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明史》卷四十六，选举二）。“阁本”注明胡汝砺是“赐进士出身”，属于“二甲”功名，终身不变，岂能“谎报”为“一甲”的“赐进士及第”呢？现在不妨再退一步，假定“台本”“胡序”所称官衔、功名、都是可靠的，也仍然不能如此列衔落款。因为按明制，官员“丁艰”时，必须辞去一切官职，回家“守制”，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可以“夺情”（留任）的。在“守制”的三年内，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胡汝砺在作序时，只是刚刚“满服”，尚未“起复”，怎么可以亮出如许头衔呢？这是有违朝制和孝道的，胡自己绝不敢这么做，也不会这样无知。所以在“阁本”中，胡序的真正落款仅是“后学胡汝砺谨序”寥寥数字。
“台本”序言暴露出这么多重要而又明显的错误，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这篇奇怪的“胡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经过查对，在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影印出版的万历《宁夏志》（“新修方志丛稿·边疆方志之二十一”）中找到了踪迹。该书注明是根据“明万历五年刊抄本影印”，首冠石茂华序言一篇（以下简称“石序”）。现将石序和“胡序”移录于下，以便对照分析。
在两序的对照中发现，“石序”第一段的大意，说明经略边防的重要意义，不涉及宁夏史志的具体事实，所以“胡序”即全文照抄，只字不漏。第二段的内容，简述宁夏修志的历史，“胡序”把宁夏“旧有志”的历史追述124字全部删去，而以“余郡旧无可考，中丞王公珣，延与余纂修。苦心考索，逾年告成，编为卷者八”29字代替。经过这样一番改动，“台本”自然就成为宁夏的第一部志书了。实际上，即使“台本”真系胡汝砺于弘治年间所撰修的《宁夏新志》，也还不可以说宁夏方志就“旧无可考”了。因为早在宣德年间，庆靖王朱栴已“著有宁夏志”（见《宁夏新志·后序》），而且在胡汝砺撰弘治《宁夏新志》时，此志版本尚存，弘治志不仅在“引用书目”内列有该志，而且在其凡例的第一条头一句话就是：“宁夏志板行已久，然作于宣德初年”。也正因为前有朱栴的《宁夏志》，胡汝砺系重修，故名为《宁夏新志》。第三段是介绍宁夏古今的战略地位，无关紧要，所以全段351字基本照抄，只是把开头的“呜呼，核且备矣”六字删去。因为石茂华身居三边总制，这句话是以地方最高长官的口气对志书是褒扬。“胡序”在自己的序文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表扬，夸赞为“核且备矣”显然不妥。“胡序”连语气上这些细微的地方也注意到了，可谓颇有心计。第四段的宗旨是要说明编修宁夏志书的现实意义。“胡序”于本段删去“旧迹久则易湮……”以下33字。因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时过境迁，宁夏过去修成的志书“久则易湮”，为了“不废已成之务”，应对前代旧志加以补充、完善，“益增未备之图”，所以才组织重修。可见，这一删节动机已很明显，“台本”不是自封为宁夏第一部方志吗？当然不允许在序言中留下任何“旧有志”的痕迹而泄露了天机。本段最后一句话“是作志者意也”六个字，为主修官站在第二者客位上的结语，点出编修本志的心意。而“台本”改成“是余作志者之意也夫”，以第一人称出现，反客为主，而又不动声色地将别人的成果一口鲸吞！最后一段，是主修人站在地方长官的位置上，对本地防务发出的感慨，也因与作者的身份不符而被全部删去。序言至此突然煞住，以一“夫”字告终，文义未尽，真是“夫”得唐突。
最后，人们从“石序”的落款中，终于发现了“胡序”硬给胡汝砺编造的功名和官衔的缘由，因为“胡序”是依照“石序”窜抄而成的，所以基本上保留了“石序”落款内容。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台本”的所谓“胡序”是不真实的，系由万历五年石茂华的《宁夏志》序改头换面而伪造成的。
四、内容和体例不完备
翻开“台本”，即可发现此书没有图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图和表是方志特定的体例和不可缺少的内容，历来“无图不成志，有志必载表”已成定例，此乃由方志的成长历史所决定的。原来，在地方志这条源远流长的文化大河中，古地理书是其重要的源头之一。特别是《汉书·地理志》问世之后，对方志的影响更为强烈。故古方志多称地书、地计或图经；在形式上亦以载图为主，文字只不过是对舆图的说明，称之为“经”，处于从属地位；内容多记地而不述人和史事。这种局面直到宋代才彻底改变。从此变记地为主为载史、志事和传人为主，舆图则下降到附庸地位。所以说宋代的地方志臻于成熟，其标志就是志书的体例趋于定型，记、志、传、图、表、录等内容和体裁缺一不可。从此“定型志体”相沿不弃，发扬光大，而“方志藏图”的传统也成章法。今查宁夏各种志书，没有一部不附舆图。
为什么“台本”要独树一帜呢？上文已指出，台本“胡序”系窜抄万历志的“石序”而成，而万历志本来载有各种图形，为什么不照样搬用呢？这是由于“台本”既以弘治志面目出现，而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五朝七十余年间，宁夏诸卫防区因损鼎革，变化很大，所以不敢轻易采用万历志中的舆图。现举城池一例为证，《宁夏镇城图》各志均载，弘治、嘉靖两志所标镇城的六门为：东曰清和、南曰南薰、西南曰光化，西曰镇远、北曰德胜、西北曰振武。万历二十年，“壬辰兵变”后重修四城，改北门德胜为“命我”（《朔方新志·城池》卷一），所以万历两志镇城图的北门均改标“命我门”。又如花马池（今盐池县）城，原来只开东（曰永宁）、北（曰威德）二门，至“万历三年方开南门曰广惠”（同上书）。还有“玉泉营”城，为“万历十五年创筑”（同上书），类似情况还很多，“台本”作伪者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变化，没有照收万历志舆图是明智之举。
五、篇目中的问题
在研究“台本”的篇目之前，先将它与石茂华的《宁夏志》（以下简称“万历本”）篇目作一比较。
可以看出，如果把“万历本”的图考舍去，两志篇目内容便完全一致。但是，“台本”为了显示与万历本有所不同，却硬将前者的四卷机械地撕裂为八卷，而恰恰又一次弄巧成拙。例如第一卷：万历本（不算图考）目次为建置沿革、天文、地理、山川（形胜附）、食货五项。“台本”为了凑足八卷，将其从中一分为二，让建置沿革、天文、地理作第一卷，而叫山川、食货屈居第二卷，也就在这一重新组合中露出了破绽。因为原第一卷五目，实际上包含着历史（建置沿革）、地理（天文、地理、山川）和经济（食货）三个组成部分。“台本”硬把属于地理类的“山川”，同经济类的“食货”合为一卷，这种不当的归类和统属失去了原志本意，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
第二至五卷：“万历本”第二卷分内治、外威二目。“台本”又为了凑数，把内治断为上、下，加上外威，一分为三，结果造成内容篇幅的畸轻畸重。“台本”第三卷为内治上，占四十四页，而第四卷的内治下才十页，第五卷外威亦只十六页，志书的平衡被打乱。
第六、七卷：“万历本”第三卷下分文学、武阶、忠孝节义、窃据叛乱、坛祠、寺观、陵墓、古迹、祥异、方技十目。“台本”把它们组合为文学和武阶两卷。从表面上看，一文一武似也对称。其实“万历本”该卷是一个完整的人物篇，分别记载文官、武将和各类人物，所以从文学到方技的十目都是互不统属的平行关系。而经“台本”这一改组，武阶成为独立一卷，造成武阶以下八目成了子目，在排印上也比“武阶”低一格，这是名不副实的，因为武阶卷内其他八目所记载的人物并不都属于武界人士，所以这种卷、目、子的统属关系不能成立。
第八卷：此卷即“万历本”的第四卷，曰词翰、遗事。“台本”将原志中的主要内容词翰全部删去，仅保留了原书八分之一分量的遗事，寥寥数页，岂能独立成卷？而且这种做法也大干志体。地方志应以存史、志事、传人、载文为主要内容，所以一方之志总要不遗余力地收录家乡名宦、大儒的诗文佳作，至于“遗事”倒是可有可无的内容。“台本”却反其道而行之。也许“台本”把新立的第六卷所谓“文学”充作了“文学篇”吧？可是，前者所谓“文学”，实为人物志，后者“词翰”才是艺文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能糊涂到如此程度吗？台本上述种种作为的居心，我们不妨到万历本词翰卷内去探找。原来本卷载文七十三篇，明代占六十三篇，其中又以弘治以后居多，计五十七篇；而在一百多首诗中，作于弘治以后也占绝大多数。如果将本卷照抄，岂不是自我暴露了。
六、志书内容的考辨
“台本”要让读者相信自己是宁夏第一部志书，最要紧的是把握好时代这一关键，即弘治以后的内容绝不可以出现。在这方面虽然做得很慎重，但若细细研究一下，破绽还是不难发现的。下面逐卷择要举例揭示。
卷一：在建置沿革目下载有“平虏守御千户所”子目，而在记述它的沿革时，只有“皇明永乐初置平虏城”这样一句有头无尾的话。“台本”既以弘治志自诩，那么从永乐至弘治一百年间的演变怎么缺载呢？原因在于“台本”是从“万历本”抄袭而成，“万历本”原文是：“皇明永乐初置平虏城，嘉靖三十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明史》也记载宁夏的平虏守御千户所是“嘉靖三十年，以平虏城置”（卷四十二，地理志三），说明弘治时宁夏镇并无“平虏守御千户所”之设。另外，又于地理目卫寨子目项下，于记述宁夏中屯卫所属镇河堡的沿革中，对事实进行了露骨篡改。据《朔方新志》卷一和《朔方道志》卷五的记载，镇河堡地方位于黄河西岸，因“套虏”常在冬季由此履冰“潜掠”，“以致农废力田”，所以“嘉靖十七年，巡抚吴铠檄都指挥吕仲良城之，人以为便”。因此，查弘治志和嘉靖志，均无镇河堡地名。而“台本”在抄袭“万历本”时，将这段史实改为“后城之，人以为便”，虽然天真地以“后城之”三字偷偷地绕过了时间的障碍，但把嘉靖十七年才出现的镇河堡抄进弘治志内，却是一次明显的失误。第一卷短短的十八页中，类似这样的篡改和谬误就不下二十处。
卷二：在山川目之峡口山子目下，有这样一段文字：“……上刻古塔百有八，宋张舜民、国朝佥事齐之鸾诗。”峡口山上确有一百单八塔，刻宋人张舜民的诗也可信，而齐之鸾是于隆庆间出任宁夏河东道的，弘治至隆庆，下隔两代近八十年，这怎么可能呢？由此可见，《台本》炮制者对于时间的“处理”较为敏感、谨慎，而对于人物和其他，可能受对宁夏历史知识不足的限制，往往考虑未周。这类“失误”本卷还有。如在食货目水利子目项下，记载了崔景荣、张九德兴修水利的事迹。要知道崔景荣是在万历间任宁夏巡抚，张九德则更晚，泰昌间才任宁夏河东道，将近百年后的史事记入，岂不荒唐！
在抄袭的过程中，随着人物的大量出现，作伪者可能感到了棘手，所以在后面对人名的“处理”又变换了新的手法。如在“盐法”项中，在记述宁夏盐业的历史时，凡涉及弘治后的人名，都被适当“处理”过。“石本”载：“弘治九年，延、宁二镇轮招马匹，寻乃奏革。正德初，总制杨一清奏拟河东运司……。”“台本”把“正德初，总制杨一清奏”改为“后某总制奏”。接着又把“总制刘天和、巡抚杨守礼，檄佥事孟霖”改为“乃檄佥事某”，这样就把时间模糊了，人名抹掉了，真是“妙手回春”啊！又如在“屯田”项下，抄录了宁夏巡抚朱笈于万历元年给朝廷一份要求减免本镇赋额的奏章，虽然照例把时间删去了，但文中把报告人朱笈和穆宗皇帝都保留了。这就大意失荆州了，因为朱笈是隆庆间的宁夏巡抚，而穆宗也就是隆庆皇帝朱载垕。
卷三：本卷被窜改、删节得支离破碎，疮痍满目，计有数十处，保留下来的内容也多有讹误。先举“藩封”一例。据《明史·诸王世表》载，庆靖王为明太祖朱元璋庶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传凡十世十一王，世袭辈分序列为：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至弘治中，诸王一般传至第四代的“寘”字辈和第五代“台”字辈，以下诸辈一般不可能出现。而《台本》竟一直记载到第九代的“帅”字辈，在第七页中就有帅锽、帅钞、帅钺之载；第九页又有帅鏊之名；第十页还有帅锋、帅镏、帅镐、帅钾等封事。就是说，“台本”对庆王家世的记载远远超过了弘治朝，而一直延续到万历末年。此外，本卷还多处提到了宁夏的“兵变”，并在两处直接标出兵变头头哱承恩、哱拜和刘东旸的名字。第十页有“宁夏叛贼哱承恩与夫哱拜，纠党刘东旸、许朝、土文秀等反”，以下还有“哱刘煽乱”，“宁夏叛贼据镇”等多处。这次兵变发生在万历二十年三月，九月事平，史称“壬辰事变”，《明史》和宁夏各志均有详细记载。“台本”的炮制者对宁夏的历史太无知，把90多年后的历史事件记入弘治志中，又一次闹出了笑话。
卷四：本卷公署目下，所记大小衙门的地址大半讹错。如明代宁夏第一大衙门的都察院，弘治时位于儒学西，这在弘治、嘉靖志中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镇城图中亦有标志，“台本”为什么把这一衙门记为“城隍庙南”呢？因为万历二十年“壬辰事变”时，衙署被毁，巡抚周光镐于万历二十二年在城隍庙南重建。还有按察司、理刑厅、副总兵府、游击府、司田司、左屯卫、中屯卫、千户所等地址的错误，也都因抄袭而致。
卷五：本卷除了上述表现在时间、人名和地址等方面的类似错误外，又在边防目内，于叙述宁夏境内长城始末时，误收《给事中管律论摆边之非其略》一文。管律，宁夏人，正德十一年举于乡，十六年中进士，嘉靖初入官场（《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弘治时他还只是一个娃娃哩，哪会有论筹边方略之举！至于“款贡”一目，弘治时根本就不存在此事。当时明政府与套外蒙古诸部关系紧张，战争不断。《明史》对于北边的战和关系有详细记述：“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潜入河套……至是，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虏中国人为响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卷三百二十七，外国八）成化初，蒙部曾一度势衰北徙，“亦数遣使朝贡”（同上），但至成化末，“寇复入居河套”（卷三，宪宗）。弘治初正值“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卷三百二十七，外国八）之际，为对付北边战事，明廷不得不恢复三边总制旧制，“复设总制官”，起王越重任三边总制（卷一百七十一，王越）。直到隆庆五年，由于“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俺答乞封”，经明廷诏许，“封俺答为顺义王”，“授河套部长吉能为都督同知”，“许河套部互市”，“三镇贡市城”（卷十九，穆宗），双方关系缓和，才出现蒙部“入贡”，边城“开市”，互通贸易的局面。由此可见，“款贡”出现在隆庆以后，弘治时双方还是剑拔弩张，那有“款贡”可言！
卷六、七：此二卷为人物志。乍一看，卷中所记人物均属弘治以前，但是在卷六“例监”目中，却有“后卫：王梦祯”记载。《明史》载：“宁夏后卫：本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成化十五年置，正德元年改卫”。（卷四十二，地理三）《嘉靖宁夏新志》记为：“正德二年，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改千户所为宁夏后卫”。（卷三）卷七中同样多处出现“后卫”的地名，皆误。
卷八：载“遗事”一篇，内容系西夏元昊之事，固与明代无涉，也就全文照抄，以终全志。
仅从以上六个方面的考辨所揭示的问题，人们已不难发现，“台本”从序言到卷次，从篇目到体例，从技术处理到志书结构，反言之，从形式到内容，都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存在着错误和漏洞。其错误的性质，基本上不属技术方面的无意疏误，而是由于大量抄袭，公开窜改，有意删节和对于宁夏史志的无知所造成。因此可以认定，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所谓弘治《宁夏新志》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伪作。至于此作的问世时间和系出何人之手，还有待于史、志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