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修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追溯它的根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方志名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周礼》。据该书卷四《地官司徒下》所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卷六《春官宗伯下》又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虽然方志一词始于《周礼》，但《周礼》并不是方志的渊源所在。《周礼》原名《周官》，它只不过是战国时人，将出现过的官制加以条理化、理想化的著作，其性质属于政典，是后人假托专门记载周代的设官分职和各种官吏职责的书。它不具备志书独有的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的原始特征。内容方面，亦缺乏志书既包含地理又着重于社会，既写历史更注重于当代，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内部更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几乎无所不载，囊括一切的特点。尽管《周礼》本身不是地方志的渊源，但人们从该书的载述之中，却可以发现方志渊源的踪迹，并由此可以查寻到方志的源头。地方志如同一条文化的长河，数千年来经久不衰，一定会有“水源”丰富的源泉。这个源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古国史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早在四千多年以前的商代，国家就有了史官之设，开始了对于国家历史的记载。这个事实，可以在《周礼》中得到反映。《周礼》这部所谓专记周王朝的官制和各官职能的书，在其所记载的史官类中，尽管各官的名分殊异，职能自专。但总的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文献资料；另一类根据前者保管的文献资料，向国王进行讲解，以便国王了解朝政，了解“四方”，从而有效地管理国家，治理“天下”。所谓“小史”、“外史”和其他的“大史”，“内史”、“御史”者等，即属前者。《礼》曰：“小史，掌邦国之志。”邦国，是指王邦，周王室直接管辖的地方和王城。志，即记史。就是说，“小史”这种史官，是专门负责掌管周王室自身历史的史官。而“外史”呢？又有所不同，他是“掌四方之志”。这里所说的“四方之志”，是与上面的“邦国之志”相对应而范围相反的。说明史官们的分工有所不同，“小史”主国内，“外史”司国外。外史的职能是专门负责臣服于周王室的各诸侯王国历史的史官。另外，第二类史官，如“诵训”之流，他们的职责则又为“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就是把包括周王室在内的各国家历史和各地方风俗、物土等情况向国王进行讲述，诏告王者，使他能博观古今事，驾驭诸侯，以达到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从而可以看出，上述的“方志”、“四方之志”和“邦国之志”，实际上就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史官对本国历史和各方面情况记载的文献资料，后人称之为古国史。诸如鲁《春秋》、楚《寿杌》、晋《乘》和郑《志》之类的所谓“古国宝书”。
《周礼》中“方志”所指，无疑就是这些“古国宝书”，亦既古国史。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国史也就是方志的源头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古方志的雏形和滥觞。当然，源头并不是大河的本身。正如古人往往称黄河的源头为“星宿海”，但不能说黄河就是“星宿海”，或“星宿海”就叫黄河。也就像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然而猿和人之间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并不能等同。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古国史就是古方志。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史与志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难怪历来史、志家们在史与志的相互关系方面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连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也说：“方志如古国史”，“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之羽翼”。而梁启超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不是正好揭示了方志的“族源”来自于“史姓”的大家族吗？因此史志家们认为，志属史科，属于史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正确的。
二、古地理书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书要数《禹贡》和《山海经》了。《禹贡》实为《尚书》中的一篇，据专家们考证，《禹贡》系两千多年前史官的记载，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全书虽仅有1000多字，但内容十分丰富，从古代的政治制度，到九州的行政区划，从山岳（导山），到水文（导水），从土壤到物产（贡物）；此外还有民族（夷、戎）和交通等。古地理书文字简明，体系完整，内容翔实。文中还高度概括地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土壤的深刻认识以及水土治理的丰富经验。显而易见，这些内容的记载，已成为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方面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后世的地方志与这种方法是一脉相通的。
《山海经》也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地理书，不过对此历来尚有争议。因为该书风格独特，神话色彩浓厚，所以自古以来多称之为“奇书”。《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分《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共3.1万字，记载了约10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并对这些邦国内各山区、水道的风土民情，重要物产以及许多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活动与世系等都有所记载。其内容之广泛，凡我国古代的地理、历史、神话故事、民族、宗教、动植物、矿产、医药等许多方面多广为涉及。这又不难看出，后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交通志、动植物志、民族宗教志、文化志和人物传等许多门类都同《山海经》前后相因，载述吻合。
以上两种古地理书，从体例到内容都对方志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地方志书也正是在地理书的基础上，逐渐把有关地方上的各个领域和各种资料兼收并容进去，慢慢形成了后来“一方之全史”、“一方之百科全书”的特点。所以历来史家、志家和史志论家们都非常重视对古地理书的研究与探讨，并把它当做方志的又一源头，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正因为古地理书与方志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地方志书在长期以来脱离不了地理书的范围，甚至到清代，纪晓岚在编《四库全书》时干脆把地方志列入地理类，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程度了。
三、古舆图
舆图就是古代的地图。我国的舆图出现很早，原始的地图可能远在文字发明以前就有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地图的使用就极为广泛了。据宋代王应麟所编《玉海》一书记载，周秦以前，就已有《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舜益地图》、《禹山川图》、《禹九州图》。周代也有过《山川图》、《职方图》和《天下图》等。据《周礼》卷三《地官司徒第二》所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还有“遂人，掌邦之野，以上地之图经田野”，（《地官司徒下》卷四）还有“司险，掌九州之图”（《夏官司马第四》卷七）。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夏官司马下》卷八）。不仅有掌管舆图的官员，还有专门向国王讲解舆图的官员，如“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地官司徒下》卷四）。甚至在处理乡间官司争讼时，也有据图听断的官员，如“小宰之职……听闾里以版图”（《天官冢宰第一》卷一）者即是。
舆图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为图经、图记之类。什么叫图经？图，即地图、舆图；经，是对图形的文字说明，对有图、有文的书称为图经。最初的图经是以图形为主，而以文字说明为辅的。图经起于汉代，盛行于唐代，时图经的内容和体例已比较完备，它包括行政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歌谣、古迹、异怪等。可以说，唐代的图经已完成了向定型方志的过渡阶段。宋代以后的志书，虽然其体例日臻完善和定型，图经的名称多为方志所代替，图的地位也下降到辅助的角色，但图文并茂的特色仍然存在。直至今天，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坚持以记、志、传、图、表、录为体例特点。方志的这种志体，实际上是方志渊源于古舆图的胎迹反映。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民族文化的特产，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方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尊庞然大物，帙卷繁多，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现存世者就有8000余种，达10万卷之巨。记载之全面，分布之广泛，又决定了它的内容博大，功用无比。地方志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汲取了我国古代各种文献、典籍的精华和优长，才使得这条文化巨流源泉丰富，万溪交汇，古今畅流。
地方志具有多源性的优点和特点，古国史、古地理书和古舆图之类，只不过是众多源泉之中较大、较重要的三处而已，或者称它们为正源、主源罢了。
（收入1993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第34届亚洲及北非国际会议”入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