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急流勇退，人们会想起那些在仕宦之途上功成名就的人的急流勇退，他们在事业上达到了辉煌和顶点就不再向前，用退隐来保全自己的功名，以免继续下去出了差错毁了一世英名。进和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进有退的，所以无论在任何一个圈子中，我们都不仅应把握好何时进、如何进，而且还应把握好何时退、如何退，方能让自己全身而退。如果说“逆水行舟”是一种进的艺术，那么“急流勇退”就是一种退的艺术。
一，功成身退是明哲保身的时务之举
纵观中国历史，领头人与众兄弟一起打天下时，兄弟们越能干就越能得到大哥的欣赏和重用，一旦天一F平定后，能干的优点就会变成独断专行、功高震主的同义词，就会令大哥不能容忍，如李善长、胡惟庸就是类似的例子。特别是那些与大哥一起谋权篡位的功臣宿将，大哥的一切机密他们都知晓，如果事成之后不及时退身归隐，就会令大哥寝食不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后，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廷外依靠川陕总督年羹尧，廷内依靠在宫中侍奉康熙的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一举夺取了皇位。雍正登位以后，年羹尧和隆科多没有及时退隐，而是因雍正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而昏昏然，以为雍正只能依靠他们，不会加害他们。谁知，正当他们位极人臣之际，雍正一纸诏书，先将已加封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收入狱中，此时距雍正登基仅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赐年羹尧在狱中自尽。接着又轮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等六项罪名、凡四十一款，被永远禁锢，次年就死于禁中。雍正上台后所以迫不及待地杀死年羹尧和隆科多，就因为他自己上台的秘密全在他们手里，一日不除去他们，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能及早归隐，雍正或许还能放他们一马，但他们沉浸在加官晋爵的灯红酒绿之中，有点儿忘乎所以了，结果又重蹈前人覆辙，这也是他们贪恋官爵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也进行了打击。在统一全国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产生了矛盾。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凡被认为对明王朝有危险的文武大臣，都被罗织罪状，加上胡党的罪名，处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之后，随着朱元璋剪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需要，又制造所谓通楼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发展到曾串通李善长谋反，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胡案10年间，牵连被杀的公侯、大将、文臣及其家人计3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狱。
胡案以后，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1.5万人，把军中的晓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除胡蓝两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对某个开国功臣或赐死，或鞭死，或砍头。连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着的徐达也没能幸免。
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屠杀功臣最厉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杀功臣手段之狠，连他最崇拜的老乡刘邦也望尘莫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数以万计地屠杀元勋宿将，冀图保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度，以维护未来嗣君。但由于功臣武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因而军权己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内部矛盾表面化，终于爆发了“靖难之役”，建文帝无战功显赫的武将可资调遣，亦无老谋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后城破自焚而亡。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必定是封建君王们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诀。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圈子间的斗争变得如此血腥与恐怖呢，下面，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个中原因。
孙子说：“吴人和越人关系恶劣，但当他们同坐一条小船过河遇到风浪时，他们共同的想法是求生，关系处理得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李宗吾说，这是因为小船将要沉没下去，吴人和越人都想把小船拖出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时的仇人，在患难中会变为相互救助的好朋友。韩信的背水布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因为汉兵为陈余的军队所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只有转身把陈余的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都这样想，就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能够团结为一个整体，韩信就坐收成功了。
张耳和陈余号称至交，可以算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朝军队围困，向陈余求救，陈余害怕秦国，不肯救援。历来张耳将秦兵向陈余的方面推去，陈余又将秦兵向张耳的方向推来，力线相反，所以最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结果，张耳帮助韩信把陈余杀死了。
秦朝末年，天下的百姓忍受不了秦朝的苛政。陈胜振臂一呼，山东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陈胜并没有从中联络，他们为什么会一起响应呢？这上因为众人受秦王朝的压迫已经很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用去联合，自己就会联合。
刘邦、项羽刚刚起事的时候，大家的志向都是消灭秦朝，目的相同，成为了合力线，所以异姓的人可以结拜为兄弟。后来秦朝消灭了，目的已经达成了，显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它抢过来，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反目成仇了。
再从刘邦与韩信、彭越的关系上来看。当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心想：只要把项羽杀死了，我就好了。韩信、彭越也想：只要把项羽杀死了，我就好了。他们的思想相同、自然成了合力线，所以在坟下会师，立刻把项羽消灭了。项羽被消灭后，他们君臣间便没有合力了。彼此的心思都放到了权力争夺上，但是权力这个东西，你多占了，我就少占，你少占了，我就多占，力线是冲突的，所以汉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高祖取代隋朝，明太祖取代元朝，在起事的初期，与汉朝一样君主与臣子们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事成之后，唐朝就是兄弟间相互残杀，明朝就是滥杀功臣，两种做法与汉朝并没有两样。所以，大凡天下平静之后，君臣的力线就产生了冲突，国君不消灭臣子，臣子就会消灭国君，看两个力的大小，决定彼此的存亡。李嗣源辅佐后唐庄宗消灭了梁王和契丹，庄宗的力线控制不住他，他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这是臣子先下手为强的反面教材。
汉光武帝平定了天下以后，邓禹等人把兵权交了出来，闭门读书，这是看清了光武帝的路线，自己先行让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己走开。追究这个实质，汉光武帝与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并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必夸汉光武帝和宋太祖度量宽宏，只能说这是一种规律。
岳飞想把中原沦陷地区解放出来，秦桧想把中原地区推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岳飞想把被扣押的宋徽宗、宋钦宗解救回南宋，宋高宗想把徽、钦二帝推给北方的少数民族。这样一来，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它的方向与岳飞的力线相反，岳飞一人的力量敌不过高宗、秦桧的力量，所以“莫须有”三字的祸害便形成了，岳飞不得不死。
历史上凡是阻碍路线的人，没有不遭遇祸害的。刘备要杀张裕，诸葛亮为张求情，刘备说：“芳草和兰草长在门口，把门堵住了，不能不清除。”芳草和兰草有什么罪？罪就罪在它长得不是地方。宋太祖讨伐南唐李煌，徐铱请求暂缓用兵，太祖说：“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酣睡有什么罪？罪在睡得不是地方。
古代还有一件奇事，狂人的后代花士兄弟二人，对上不向周天子称臣，对下不对诸侯结交往来，自己在原野上耕种，吃从它上面长出来的东西，自己在原野上开凿水井，喝从井里面流出来的水。这明明是空谷幽兰，明明是酣睡在自家床上，似乎可以免掉祸害了。但是姜太公来到这里立营后，首先就把他们杀掉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姜太公在这个时候，正想用官爵棒禄收买天下豪杰，偏偏有两个不肯接受官爵俸禄的人挡在前面。这仍然是阻碍了路线，如何容得他们？
太公是圣人，花士兄弟是高级士人，高级士人阻碍了路线，圣人也容不了他，这可以说是普遍公理了。
逢蒙杀死后羿，是先生阻碍了学生的路；吴起杀死妻子，是妻子阻碍了丈夫的路；汉高祖扬言要分烹父亲的一杯羹，是父亲阻碍了儿子的路；唐太宗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是哥哥阻碍了弟弟的路。可见路线冲突了，即便是父子兄弟，都要起杀机的。
王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见了桓温，马上到蔡秦那儿做了官；殷浩不那么做就遭遇了祸害。范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消灭了吴国之后，立即买了条船泛游五湖，文种不那么做，就被杀掉了。此外例如韩非在秦国囚禁被杀，伍子骨自尽而亡，秘康被杀，阮籍差点掉脑袋，等等，无不是路线冲突的牺牲品。
二，历史名人的4种隐退方式
1.主动隐退式
身处圈子之中，对于那些劳苦功高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向有“功高震主”的说法。春秋时的范蠡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是越国大夫，是越王勾践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帮助勾践在越国几乎被吴国灭亡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把越国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应该说，范蠡在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却辞官不做，悠然混迹商贾圈子之中，经商发财去了。范蠡显然是一个成功的隐退者。
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圈子之中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则恰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韩信协助刘邦打天下，真可谓功高盖世，正因为如此，韩信成为刘汉王朝中少数几个异姓诸侯王之一。按照范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干脆万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韩信在被封为王后仍握有兵权，朝中军政大事也总要参与意见，甚至还以大汉功臣、老臣自居，时不时闹些情绪，结果最终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抓起来杀了。直到被押赴刑场时，韩信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圈子道理，但他实在明白得太晚了。
说到韩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汉初另外两位与韩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萧何和张良。萧、张二人是刘邦从起兵到当皇帝整个奋斗过程中的谋士功臣，刘邦建汉后又先后封萧何为相国，张良为留侯。与范蠡不同，萧何、张良功成之后并没有彻底退隐，但他们又不像韩信，完全不懂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即以退隐的心态来为官。在萧何、张良看来，自己的功高盖世，正是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虽身在其位，但都不断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从而平安地度过了一生。比如刘邦对萧何，他一面给萧何加官赐赏，一面又经常派人打探萧何在干什么。敏感的萧何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他不对刘邦作任何解释和表白，而是以故意自污的方式来解除刘邦的顾虑。例如他有一次在刘邦外出时故意强买民田民宅，结果刘邦回京城后接到许多告发萧何的信件。萧何作出此等不入流的事来，是有意向刘邦表白自己胸无大志，只不过是个贪财的庸人。刘邦对此却暗暗高兴，于是慢慢对萧何也就放下心了。
张良在西汉建国后仍要常常参与政务，为刘邦出谋划策，朝廷论功行赏时，刘邦因张良功高，就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明白这里面的文章，坚持只要一万户，把另外两万户退还给朝廷。当然，三万户与一万户之间的差别对于朝廷来说也并不大，但只接受一万户食邑所表明的却是张良的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则完全是为了让刘邦放心。不仅如此，在选择封地时，张良要求封在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对此，刘邦很是高兴，封张良为留侯。到晚年，张良目睹韩信、彭越等功臣的悲惨结局，联想到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深深懂得了“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便向刘邦辞官告退了。退隐后，张良崇信黄老之学，专心修道养精，静居行气，希望轻身成仙。后来还是吕后劝他不要自苦，张良才重食人间烟火，但从此全不参与朝政。张良、萧何由此得以善终，并一直得到刘邦和吕后的关照，与韩信等人相比，萧、张二人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并且也真称得上是绝顶聪明之人了。
2.知难而退式
见目的已无法实现，不再作无谓的挣扎和牺牲，便知难而退了。这是另一种人的做法。
郭泰是东汉名士，志向高远，交结名流，研习学问，议论朝政，组织和领导了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企图清除朝中积弊。但郭泰自己并不当官，只是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与朝中的李膺等人巧妙配合。不久，“党锢之祸”兴起，李膺入狱，郭泰也遭到通缉。事后他回到山西老家，以授徒为业，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再议论朝政得失。这时郭泰还不到40岁，便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土了句号。当学生和朋友劝他复出时，他已经对东汉政权不抱希望了，他说自己不想去“冒冲风而乘奔波”，只想修身养性，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郭泰的聪明就在于他绝不意气用事，明知无望而硬作最后悲壮的一搏。
唐朝的孟浩然，一早年就显示出超人的才华，巨名传京师，他很想到政坛上去一展身手。他与王维交好，王维在内署值班时约孟浩然入内闲谈，恰遇玄宗驾临。玄宗久闻孟浩然之名，当下便让孟浩然朗诵自己的诗作。不料，诗中有“不才明主弃”一句，惹怒了玄宗，玄宗以为孟浩然是在讽刺他不分贤愚，埋没人才，孟浩然不但没得到什么官做，还惹怒了天颜。孟浩然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一下仕途更加无望了，“当路谁想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于是告别友人，离开长安，回到故乡过起了隐居生活。此后，孟浩然由儒而道，在山水田园诗意中倾诉痛苦，消磨时光，抒发“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的感叹去了。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3.顺坡而下式
主动选择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虽然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历史上有些人的隐退就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迫于形势的结果，这主要是某些功臣之类的人物。他们打天下时建有奇功伟业，一旦天一F坐定，皇帝担心其威高过主，彼此关系日后难处，对方又不是反敌，不忍心就此开杀戒，便设法令其交权让位。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也识趣，找个理由让出权力，达到君臣之间的某种默契，从而避免身陷图圈或人头落地的悲剧结局。这类人虽算不得十分聪慧，但知其不可而不为，也算得机灵。
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在北周时与赵匡胤同掌禁军，彼此视为兄弟，陈桥兵变时，石守信是主要策划人，拥戴赵匡胤登基，他更是态度积极，出过大力。此后，宋王朝面临李绮、李重进叛乱，又是石守信成功地领导了平叛，并因此任同平章事（宰相），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独掌北宋军政大权。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石守信有图谋不轨之举，但作为皇帝的赵匡胤仍对他放心不下，于是便在自己称帝的第二年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一次，赵匡胤请石守信喝酒，两人杯来盏去对饮正欢时，赵匡胤趁着半醒半醉，突然对石守信大发做皇帝难的牢骚，说：“将军，你有所不知，这当皇帝实在太难了，我没有一个晚上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明过。这哪有当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一听这话，不知就里，忙问其故。赵匡撤说：“你想想看，这天下人想做皇帝的太多了！”此时，守信还没有明白赵天子话中的话，误以为皇帝发现有人谋反，就说：“哪个敢对皇上存有二心，我一定协助陛下诛灭他。”赵匡胤听石守信这么说，便微微一笑，话锋一转，说：“比如说你吧，你本人虽然没有异心，如果你手下的人想升官发财，想荣华富贵，他要把黄袍硬加到你身上，你不也得乖乖当皇帝吗？”经赵匡胤这么一说，石守信才如梦初醒，原来他赵匡胤心里放不下的正是自己。这种情况在赵匡撤与石守信喝酒之前，石守信是绝没想到的，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本没有思想准备的石守信必须马上作出回答。于是石守信便问赵匡胤：“陛下看这情况该如何做好呢？”赵匡胤面露难色又显得十分豁达地说：“人的一生真像古人说的如白驹之过隙，稍纵即逝。联以为像将军这样的人不如多积钱财，广置田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实实在在的财产。你本人则放弃兵权，到封地去，每天以歌舞美酒为伴，以此享尽天年。另外，朕决定与你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相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第二天，石守信便称疾告退，交回朝中兵权，当了个挂名的天平节度使。
辅佐朱元璋起义灭元到登基称帝的功臣刘基，在明初的朝野中也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谋臣。他聪明过人，能谋善断，朱元璋常把他与汉初张良相比，称之为“吾子房也”。当然，刘基的聪明还在于当朱元璋以他之善谋与张良相比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像张良一样隐退了。可是刘基此时年富力强，愿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继续有所作为，不想半途而废。对此，朱元璋却不耐烦了。有一年天逢大旱，朱元璋令刘基负责祈雨。刘基上书讲了当时朝中的一些弊政，认为这是天久不雨的原因。朱元璋照他的意思做了，但仍未下雨。百官趁机指责，朱元璋也责难不休。刘基明白，此时他已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便趁机告退，回乡赋闲了。朱元璋想到刘基人还不老，在家乡仍有号召力，并且手下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子弟兵，摆脱朝廷的监视后会更加危险，便又把刘基召回朝廷，追封其祖辈爵位。刘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用意，所以当给他本人加爵时，他坚决地辞却了。直到60多岁时，刘基眼昏齿落，俨然一颓衰老翁，朱元璋才允许刘基回到老家去。从此，刘基蛰居深山，潜形息影，断绝与官府的一切来往，唯以饮酒下棋为乐，从不对人讲起他的经历和功劳。家乡的县令几次拜访都被挡驾，表示他只是一介山民，甘愿永远与世隔绝。
明初的另一功臣李善长却不如刘基聪明，他不肯老老实实地隐退，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协助朱元璋起兵打天下，连朱元璋登基时的具体准备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据说他曾亲自书写“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八个大字，作为登基仪仗队的旗帜，并率文武百官劝进。朱元璋封功臣时把李善长名列第一，他也由此成为明朝的第一任A相。但朱元璋皇位一坐下就对李善长不放心起来，并开始物色新的29相人选了。他借李善长与另一权臣杨宪闹矛盾，朱元璋先是处死了杨宪，随后又令李善长辞职。李善长只好以养病为借口回到凤阳老家。但李善长辅助朱元璋打天下几十年，只落得赐田1500亩、佃户1500家的可怜实惠，实在于心不甘，他一直图谋东山再起。当朱元璋回凤阳扫墓时，他鞍前马后奔波，朱元璋明白他的用意，便让他负责营建中都凤阳事宜，并把大女儿临安公主也下嫁给李善长之子。政治的弹性有时非常大，有时却又毫无回旋的余地，然而李善长却没看到这一点。他还是不死心，还希望在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土木工程监督员的位子上能再进一步，再升一阶。其结果是非但没能如愿，他的积极表现反倒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此时朱元璋已到晚年，许多想法都比年轻时复杂，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为儿孙清除掉他死后可能发生的隐患，屡兴大狱、诛杀功臣是其集中表现。结果在处理丛相胡惟庸一案中，没头没脑地顺便也把李善长给连带进去了，最后来了个满门抄斩。事到临头，李善长方才有所醒悟。自古伴君如伴虎，退隐之人本当安心赋闲，以保善终，自己由于想法太多，反倒因此找了个大苦头吃。
4.不合作主义式
不合作主义式是那些反复摇摆者常用的方式。
东晋的陶渊明就是不合作主义者的典范。因为在退与不退的选择中，陶渊明是在几上几下之后才一决定做隐士的。他出身于豪门士族，走着与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大体相同的读书、九品举士、做官的道路。他年轻时即胸怀大志，希望能有朝一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建立丰功伟业。但此时陶家日趋衰落，陶渊明无依无靠，迟迟得不到入仕机会，直到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尽管这个职位对初入仕者来说已不算太低，但陶渊明天生刚直耿介，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对官场上的种种禁忌规矩难以忍受；同僚们尔虞我诈，馅上欺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样的泥潭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连洁身自好都难以做到，与其和这样的人周旋，不如回家躬耕田园。没多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了。过了几年，见桓玄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士人纷纷归附，陶氏也随之投到其帐下当了幕僚，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可桓玄是个野心家，以讨逆为名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这使陶渊明深感失望。第二年，正逢母亲去世，陶渊明便趁机辞职回乡了。陶渊明虽然归耕田园，但内心深处仍涌动着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热流，仍然渴望建立功业，想再找机会一试身手。不久，东晋局势再度变化，刘裕讨伐桓玄，恢复晋室，陶渊明以为晋室由此可获中兴，便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发现刘裕与桓玄不过是一丘之貉，便又离开刘裕，到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不久，又当了彭泽县令。当年冬天，州里派人来彭泽巡查政务陶渊明身为县令，当亲自迎接。他本来讨厌这些殃民之徒，便穿便服去应酬，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官场规矩，赶忙提醒他“当束带见之”。陶渊明实在不愿屈就逢迎，便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直到这时，他才对官场认识清楚，对仕途和抱负也看淡了，绝望了。客观地讲陶渊明是很聪明的，但又有些书生气，所以总想入仕有所作为只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认清了官场的本质，抱定了不合作的超然态废，发出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悟以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后怎么做总算明白了，从此做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大自然中的自由人。
王夫之在明朝末年战乱中曾募集义师保卫家乡，抵抗清军。不久义军被打败，王夫之也亡命他乡，后来到南明政权中做了个幕僚。南明小朝廷力量单薄，朝政昏暗，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仍不忘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使王夫之非常失望。王夫之与朝中敢于直言陈谏的袁彭年等五人友好，遭到奸臣排挤诬陷，结果不到半年，王夫之便只好离开了。当时清廷广招亡明遗民，特别是有学问的名士。王夫之刚届而立之年，却以亡明遗民、汉学家自居，不肯与清廷合作，便下定决心去做隐士。在此后的40年间，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授徒为业，并在荆棒草泽之中研究学问，完成10余种专着。甚至连他教授的学生也大都不愿与清王朝合作，不肯出仕，与王夫之一样终身耕读于乡间。
还有一个傅山，此人在明朝亡后也以亡明遗民自居，常穿一件红色道袍，自称“朱衣道人”。不久因参加秘密反清组织而被捕，侥幸获释后，他曾游学东南，想浮海投奔抗清的郑成功，终未如愿。这时，傅山也深知复明无望，便在山西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康熙时为了笼络汉族学者，改变高压政策，准备特设博学鸿词科考试，以怀柔高傲不合作的亡明学者。康熙得知傅山的名望和学问，指名要他入京应试。当时傅山已74岁，以病坚辞，不能获允，被县令派役夫抬着送往京师。到距京师30里的地方，傅山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只好在崇文门外圆觉寺住下来。一个月后，傅山仍然称病不肯进京，康熙便下旨免试录用，赐官内阁中书。按惯例，授官后接受者应当磕头谢恩，但傅山称病不肯下床，又被抬着去了午门。傅山见了紫禁城，老泪纵横，扑地大哭。康熙无奈，只好下令将傅山放归还乡。
三，不愿隐退者的处世守则
1.以抑代退守则
作为一个有志气的人，没有哪个人不想美名远扬的，殊不知这里面都潜伏着无数的危机。因此，古代名人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让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领导者的形象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主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
郭子仪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中立了大功，又和皇帝结为亲家，富贵到了极点。但是郭子仪的王府每天都是府大开，像公园一样，任凭人们进进出出，从不过问。有一次郭子仪手下的一名将官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在王府里他看到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梳洗打扮，她们让王爷拿手巾端洗脸水，像奴仆一样驱使他。
郭子仪的儿子们感到脸上无光，一齐去劝谏他。儿子们都哭了，说：“王爷功业显赫，可是您自己不尊崇自己，人不管贱，都让他们随便进入内室。孩儿们觉得即使伊尹、罕光这样的贤人也不应该这样。”郭子仪笑了，对儿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的用意。现在我大富大贵，吃公家草料的马有500匹，的奴仆有1000多人吃官粮。再往前，我还能求得更大的富吗？往后退，我又没有可靠的据点。如果我修起高墙，关上大门，不和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和我们有仇，给我们加上诬陷之词，再有嫉贤妒能的人从中一搅和，就会造成冤案，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了。现在我府门大开，外人随便进出，即使有人嫉妒我，也找不到借口啊。”儿子们听了，连忙下拜，心里都十分佩服。
郭子仪不露锋芒，不怕别人轻贱自己，一生无事，富贵而终。
秦灭六国，王剪功不可没。然而功高震主之嫌，却是他最大的担忧。王剪带兵60万，出师攻楚之前，向秦王提出请求，希望灭楚之后，多赏赐给他一些住宅、园林养老。秦王不解地说：“将军出征，家里的事寡人自会照料，难道还怕家中贫困？”王剪说：“我为大王征战一生，有功终不能封侯，趁现在大王信任我时，及时请赏，无非是为后代子孙打算罢了！”秦王大笑说：“将军请放心吧！”王剪离开咸阳，还五次派使者向秦王催讨。他的亲信担忧地说：“将军如此做，是否太过分了？”王剪私下告诉亲信：“秦王为人粗暴多疑，他把整个秦国的兵力都交给我，我多次向他请求为子孙置田产，正是怕秦王怀疑我啊！”
这是一种圈子中的处世哲学，或者我们叫他“明哲保身”也好，本身并没有贬义。作为将军，功高了必然招别人的嫉妒，成功时要学会收敛，每个人都不可能保持接连成功的状态，成功时的张扬往往会成为自己日后的绊脚石。在中国的处世哲学里，要想与“一把手”保持持续的和谐关系，就一定要深谙此“君臣之道”，尤其在公开场合，一定要维护老板的威严，一定要突出公司的文化，而非个人的魅力和团队的文化。
所以，干些蠢事、坏事，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也不失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曹王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的兄弟们十分刻薄，防范也十分严密，虽然这些兄弟们都被封为“王”，却都是徒有其名。他们全都被打发到远离都城的封地，不许随便回到都城来；每个人手下只有百十名老兵作为守卫，使他们无法凭借武力作乱；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他们，有点儿小错就被上报朝廷，遭到谴责。这些兄弟虽为王族贵胄，实际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
只有北海王曹表，为人谨慎，勤奋好学，没有任何过错。那些监督他的官员说：“我们奉皇帝的命令来监督大王的行动，有过错就应当举奏，有善行也应该据实报告。”于是联名写了份报告，称赞曹表的美好品德。
曹表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大惊失色，指责官员们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如此的，而你们却报告了朝廷，这岂不是给我增加麻烦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好品德，朝廷自然会知道，你们这样联名上书，只怕要适得其反了！”
曹表曾对儿子说：“与其因受到宠爱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无灾无难。”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并让妃妾们亲自动手纺线织布，如同平民之家一样，因此他得以保全性命。
2.以退求进守则
以退求进法，说来似乎易懂，但在圈子中如何去运作，却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在此，有必要先释义它，然后看古人是怎么运用的，从而为我所用。
心甘情愿、忠心耿耿地居于一人之下，叫做“屈一”；手握大权，足以号令天下，称为“伸万”。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但是，位置只有一个，于是便有种种争权夺位的激烈场景演出或以喜剧收场，或以悲剧告终。
周公是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辅佐周武王，在消灭商朝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周公受武王遗命辅佐成王。周公的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摄政不满，勾结商封王之子武庚起兵叛乱。周公毅然亲自领兵东征，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又经过三年征战，平定了东方诸国的叛乱。
周公将在战争中俘获的商朝贵族（称为“殷顽”）集中到洛邑，为他们修筑新城，取名为“成周”，并在成周以西30多里的地方另筑“王城”，派兵监视殷顽民。与此同时，周公写了《君爽》，表明自己摄政是忠实于周王室，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取私利；写了《无逸》，告诫周成王要勤于政务，不要过度游乐；写了《多士》，警告殷顽民不要轻举妄动，只要顺从周王朝就会有出路。另外，周公还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
周公辅佐成王7年，政绩卓着，功成后便将权力归还给了成王，这一举动令朝野叹服不已。他死后，成王敬重他克己奉公，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功成不居，将他厚葬在周文王的墓地，并说：“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然而，屈一伸万在本质上不同于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本无声威，仅是借来的，甚至是窃取声威来壮声势，并以强力相胁迫，让人联想到欺世盗名，图谋不轨。屈一伸万是很富有奉献精神的：心甘情愿服从于最高权力者，一心一意为最高权力者服务，绝对没有篡位称王的邪念；虽然手中大权在握，但决不滥施淫威，以克己奉公为己任，以德行赢得天下人的敬重。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身居某副职，却总对“副”字不感冒，甚至当别人在其职务前加上“副”字时，就满脸的不高兴。这些人虽大多是虚荣心作怪，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心态极度膨胀时，就容易演变成野心。倘若遇上个心明眼亮、手段了得的“主子”，那他的处境就危险了，说不定哪天就从高处被瑞下来，连“副”字也保不住了。
3.洛守本分守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不外是由职权或地位得来。不论你是出于公心还是另有想法，只要是你的所言所行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必然要引起别人的猜忌。因此即便是出于好意也要谨慎从事。
唐朝的王叔文经常陪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时，太子和人议论政事，谈到了宫市的弊端。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在民间以低价强行购物。太子说：“我正打算向圣上反映此事。”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没有说话。众人走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他为什么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议论宫外的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买人心，如何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说：“不是先生指点，我哪能明白这个道理。”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古代人们在凶险的圈子中用以自保的韬略，虽然消极的成分有不少，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才能、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他不知道自己做得多，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了，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的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所以《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姐代厄，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太子与皇上本为父子，王叔文还非常郑重地提醒太子要避嫌，更何况其他的人了。这一招不谋其政术高就高在尊人之位，尊人之言，既留有余地，又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4.察言观色守则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这就有必要探讨封建社会那些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马屁的官僚的处世方法。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荣华富贵。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在保官保禄方面却有一套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的办法。清代道光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铺就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铺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时期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又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铺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清朝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自然有他的“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6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铺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期就已经显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摞，道光帝看得头昏脑涨，为此，他感到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曹振铺敏锐地察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他讨好皇帝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他们又不能降旨怪罪，这样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一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呈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铺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的下怀，果然照他的办法做了。不少人因此丢了官职，文武百官谨小慎微，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报告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于是，官场上形成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形成了全国性的内乱。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的伏案之劳。
曹振铺这么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这种人只能给自己带来某些私利，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这种人整天想着自己的名誉如何，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更可怜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把曹振铺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曹振铺的举止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不能以曹振铺为楷模，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认识像曹振墉这样一些舍公为私的、祸国殃民的小人的本领，防备受其谎言所惑，误了勤政为民之大计。
5.佯装迟钝守则
迟钝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是反应相当敏锐的人，最好也不要完全显露于外，而要佯装迟钝一些。
头脑太聪明、个性太精明的人，通常都很难应付。由于脑子整天转个不停，不论什么事情都会事先预测好，让人有松懈不得的感觉。同时，一发现别人的缺点，便会立即指出来，即使没有当场表明，也会让对方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有什么企图！”警戒之心油然而生。这种让人随时心生警戒的人，怎么还有魅力可言呢？所以，如果让这种类型的人物登上领导者的宝座，部下们恐怕再没有好日子可过了。
领导者的主要任务，即是让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领导者必须从部下身上得到以自己的立场无法思及的想法，同时也要让部下在自己无法照顾到的方面充分活动才行。
如果领导者的作风太过敏锐、精明，与之接触的人都会受其指责，如此一来，部下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领导者，并将自发性的活动压抑下来。如果领导者虽没有实际采取指责部下缺点的行动，但平常所表现的行为过于敏锐，部下也会自然畏缩，因为他们的内心会认为：“我何必自找麻烦，以致被上司挑毛病。”
邓艾灭了蜀汉以后，后主刘禅还留在成都。后来钟会、姜维发动兵变，司马昭觉得让后主留在成都总不大妥当，就派人把刘禅接到洛阳，随同他一起到洛阳去的只有部正和刘通两个人。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50多人都封了侯。
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得差点儿掉下眼泪。只有刘禅咧着嘴看得挺带劲，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
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宴会后，对属下说：“刘禅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诸葛亮活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姜维呢！”
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这儿挺快活，我不想念蜀地了。”
邻正在旁边听了，觉得太不像话。回到刘禅的府里，合正说，您不该这样回答晋王，以后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应该流着眼泪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心里很难过，没有一天不想那边。这样说，也许晋王还会放我们回去。
刘禅点头答应，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起刘禅，刘禅就把邵正教他的话原原本本背了一遍。他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但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看到他这个模样，心里早明白了一大半，笑着说：“这话好像是都正说的啊！”
刘禅说：“对，对，正是邻正教我的。”
司马昭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从此对刘禅放了心。
这个“乐不思蜀”的典故，后人多以为能说明刘禅真是个昏庸无能之人，其实细想一下，刘禅正是靠装糊涂来保护自己呢。倘若他真让司马昭看出他思念蜀地，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司马昭如果能放他回蜀地，当初也不会把他弄来，这个道理谁不明白呢？合区正不明白。其实刘禅比部正聪明得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