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柔克刚亦方亦圆
1.以柔为上顾全大局
柔是手段，为的是刚。柔是蓄志，为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柔何以达到目的。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惯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选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
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办公大营也移驻于衡州。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阵亡，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稳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惫，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访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育汝于成。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
成大事箴言：
惟柔可以制刚狠之气，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即以吾一家而论，兄与沅带兵，皆以杀人为业，以自强为本；弟在家，当以生人为心，以柔弱为用，庶相反而适以相成也。
——同治五年八月
2.大柔非柔，以屈求伸
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亦如此，不必锋芒太露，这或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有时曾国藩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咸丰帝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对于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指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直线虽最近，但也最短。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的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屈伸之道。
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屈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
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一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探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曾国藩以自身的体全来检点表现太强的毛病，他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掩饰一种自卑感；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他只知道谈论的乐趣，却不知道沉默的乐趣；只知道表演的乐趣，却不知道观赏的乐趣。
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成大事箴言：
弟军今年饷项之省，为历年所无，余岂忍更有挑剔？况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即兄弟同心御侮，尚恐众推墙倒。岂具檄生芥蒂，又岂肯因弟词气稍忍，藏诸胸臆？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怄，遂不容胞弟片语乎？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养。此时之兄弟，实患难风波之兄弟。惟有互劝互助，互恭维而已。
——同治三年四月
3.力避“秀林必摧，出岸必湍”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呢？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铼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他论才德说：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警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份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同，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必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悻矣。倘能觉悟到此种境界，自然可以除去自私自满之见，往大道上迈进。否则坐井观天，画地自限，没有伟大的人生观，焉能有伟大的学术事业？所以觉悟是做人的始基，也是做人的归宿，由于天才而来，也由于学问而得。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即如发舒到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
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爱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至“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
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励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子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充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
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已！
隋代薛道衡，十三岁便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颇不高兴，说：“不过文词漂亮而已”。因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薛道衡自负才气，不听驯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薛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冤枉。这不真是太锋芒毕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
杨修曾是曹操的主簿，他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是一位思维敏捷的官员和敢于冒犯曹操的才子。
时值曹、刘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一日，适逢厨师端来鸡汤。见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账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把这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即叫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惇大惊，请杨修至帐中细问。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惇也很信服，营中诸将纷纷打点行李。曹操知道后，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便把杨修斩了。
后人有诗叹杨修，其中有两句是：“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是很切中杨修之要害的。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肆，曾数犯曹操之忌。
曹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曹操去观看时，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一“活”字。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翻修。曹操再看后很高兴，但当知是杨修析其义后，内心已忌杨修了。又有一日，塞北送来酥饼一盒。曹操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放在台上。杨修入内看见，竟取来与众人分食。曹操问为何这样？杨修答说，你是明写“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内心却十分厌恶。曹操生怕有人暗杀他，便常对手下的人说，他好做杀人的梦，凡他睡着时不要靠近他。一日他睡觉，把被蹬落地上，有一近侍慌忙拾起给他盖上。曹操跃起来拔剑杀了近侍，然后又上床睡去。不久他起床后，假意问谁人杀了近侍。大家告诉他实情后，他痛哭一场，命厚葬之。因此众人都以为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知曹操的心，于是说道：“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一语道破天机。凡此种种，皆是杨修的聪明触犯了曹操；杨修之死，植根于他的聪明才智。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又俗语曰：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成大事箴言：
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之事，想法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可挽回一二乎？
——同治六年三月
4.柔中取巧法无定法
曾国藩最怕应酬，但不得不应酬，因为大家需要他，他也不能脱离大家。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1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教师作《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风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1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投笔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17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故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轿的五十八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作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他写道：余生平于酬酢之际，好察人情之顺逆厚薄。京师势利之薮，处处皆有向背冷暖之分，余老矣，尚存于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这就是一个柔中取巧善于应酬的曾国藩！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更体现出了“柔”的原则。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则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这种首先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才使得曾国藩摆脱了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一方面本心善良，另一方面巧于伪装，防止暗算。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子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20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而更主要是得益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一个成功者，需要的是怀柔？还是刚直？这是天机。
中国的太极拳讲究动静结合，一动一静都有章法可循，这一动一静其实就是一刚一柔。刚柔结合，进退有序，是智者的处世之道。
成大事箴言：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同治二年十一月
5.至柔，乃驰骋天下之坚
《水浒传》里宋江的题反诗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犬伏爪牙忍受……”这几句诗，用来形容曾国藩有兵无饷，又没有实权时的情况，真是恰如其分！在事业尚未做大的时候，曾国藩真是内外交困，惨淡经营，有火气也无处发，只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处处求人，以至不得不做违背良心之事，这对一个理学家来说，实在是太难太屈辱了！
大概没有见到世上真有一个只“伸”不“屈”的汉子，只是他向谁“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屈”的问题，用得妥帖，便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汉子。曾国藩则是为军饷而屈，或者说是乞讨。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不小的胜利，但湘军损失很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精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又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饷，咸丰下旨说让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14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8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湖南的厘金尚未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所料不及的大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军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得到，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找，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图藩想错了，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造其谣，他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财，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被买光，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我们哪得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谣言十分气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盛赞湘军和曾大人您的行为，他若出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之处，以大人之德，向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
劝捐就是通过游说求人募捐作为军饷。曾国藩赞成彭寿颐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10万两，彭寿颐竟也募来3万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曾国藩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彭是江西地方人，江西巡抚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动地方官，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查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 向陈启迈告状，双方便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事情闹得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司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同年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查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己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败仗可以说打了胜仗，逃将可以说成功臣，只要不出大娄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8府54州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人家拒绝他讨饭，他却告人家的状，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但去了陈启迈，来了文俊，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仍未解决。为了军饷，几乎使他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死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要饭来维持。多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被困垮而已。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
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柩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镕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他冷淡。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章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上奏参欬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到邻船，近在咫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的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派郭嵩焘回籍筹措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10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十次胜仗，10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规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不了台。可是，为了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5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10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的行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始终应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的人们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是会影响人物形象的。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齿的。因此对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当慎之又慎的。
成大事箴言：
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同治六年正月
6.成大事的要诀：刚柔兼济
曾国藩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娇，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意思是：从古以来，所有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就是作为圣贤，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忍不拔。过去我在京城，喜欢与名气大、位置高的人树敌，也就是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意思。近来醒悟出天地之间的道理，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会导致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指暴虐而说的，而是指强矫罢了；柔并不是指卑弱而说的，而是指谦逊退让罢了。做事情办公差，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该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享受安乐，就应该谦退；外出与人应酬，就应该强矫，在家与妻儿享受，就应该谦退。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即是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他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优哉游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历史上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作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外出勾践总是恭顺的请夫差踩其背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有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深讨夫差之欢心。
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惕，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深以会稽之战为耻，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从而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南中（今云南省一带）酋长孟获多次侵犯蜀国的边境，诸葛亮决定南下征伐。首次交战，孟获便陷入了蜀军的包围圈，他只好弃马夺山路而逃，被早已埋伏在山上的魏延活捉，南兵大败。诸葛亮下令赏赐南兵俘虏酒饭并放归。南兵个个感恩不尽。唯孟获不服，说他是因为山路狭陡才被捉住的。诸葛亮就放他回到了山寨，孟获又重整人马要与诸葛亮决一死战。他常饮酒取乐且对部下凶狠，他的部将董茶那元帅为了报答诸葛亮不杀之恩，趁孟获酒醉之际，绑缚孟获送进了蜀营。孟获见了诸葛亮大叫不服，说他是被自己手下捉来的。诸葛亮攻心为上，二次放了孟获。孟获回到山寨与弟弟孟优密议，使孟优入蜀诈降里应外合以便一举打败蜀军。诸葛亮胸有成竹料事如神，用药酒灌醉了孟优等人，孟获当夜偷袭蜀营，第三次做了俘虏，孟获还是不服，诸葛亮又一次痛痛快快地放了孟获兄弟。如此，又三捉又三放，至诸葛亮精心策划第七次活捉了孟获，仍旧对孟获说如若不服还可以回去准备再战，孟获感激得涕泪交加，表示南人永不造反，愿与蜀国永远修好。诸葛亮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敌制胜，降伏了强悍的南人，达到了安定蜀国边境之目的，排除了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平，清淡悠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成大事箴言：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皆刚，恐其稍涉柔弱也。
——同治六年三月
7.“耐烦”二字可以磨炼人的意志
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翻电：“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忌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成大事箴言：
捻窜运东，大局日坏，恐言路不仅纠弹丁公，抑或波及阁下，尚望忍辱负重，徐徐图之……彼时颇怀郁郁，只此不耐烦之一念，遂至久无成效，至今歉然。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鉴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省三有过人之聪明，所虑者亦恐其棘手之际，或不耐烦。
——同治六年五月
8.事关成败要敢于抗上
在传统社会，做个忠臣很难，只是在思想上做到忠心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件事都要为上级考虑，有时候，上级非但不理解，不领情，甚至还比较反感。即便这样还不能放弃。猥琐小人对于上级一般投其所好，他并不真的考虑什么对上级真正有利，有时，还专门要把上级引到不利的境地，而后，自己在充当好人让上级心存感激。曾国藩的顶头上司是朝廷，确切地说是皇帝。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谁敢忤逆皇帝的旨意，谁也就把身家性命交出去了。有时，皇帝的意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若真心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那么作为一个忠臣，也不得不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把皇帝从错误的泥潭里拉出来，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能这样做的忠臣历史上出过许多，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成功。除了忠心之外，还要有胆识，有策略。曾国藩对于朝廷的一些不合理的命令，他根据情况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为了全局利益软硬兼施，因此，朝廷对他也没有办法。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打到了湖北的蕲、黄一带，武汉告急，咸丰皇帝下旨令曾国藩火速出兵增援湖北，曾国藩没有奉旨办事。同年年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安徽庐州，朝廷第二次下旨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曾国藩再次拒绝。第二年的二月，太平军攻破黄州清军大营，朝廷第三次下旨令曾国藩立即赶到武汉救援，又一次遭到了曾国藩的婉拒。朝廷连下了三道意旨令其出兵，曾国藩一再抗旨不遵，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
曾国藩并分有意和朝廷抗争，而是他比咸丰皇帝更清楚眼前的局势，深知目前所处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战术和战法都很高明的劲旅。是不能轻易与之抗衡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是绝对不能出征的。一旦轻易出征，后果不容乐观。不但达不到援助的效果，还会给国家、人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判断是正确的。胡以晃包围庐州城的时候，江忠源作为安徽巡抚，在城中死守。江巡抚不仅是曾国藩和胡林翼公认的两湖第一人才，而且还是曾国藩最赏识的人。况且泸州城的存亡存亡关系到湘军的前途和命运，曾国藩还能坐视不救吗？但曾国藩仍旧抗旨不遵，没有行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庐州城外，先后调来的清军人数已经达到两三万人，但是由于号令不一，互相掣肘，不但没有挽救败亡的命运，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兵将。最终以胡以晃强攻得手，江忠源和曾国藩在京城时期的好友陈源兖，办团练的得力下属邹汉勋等全都被杀或自杀。湘军损失惨重。而城外的清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清军将领玉山阵亡，人马损失无数。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曾国藩冒冒失失来救援，也是同样的结果。
这样的事情相继发生过好几次。一次是李秀成大军突袭苏杭，江浙是清朝的赋税之源，这里的丢失与否，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当时曾国藩正在围攻安庆，清廷命令他率军增援，但是他仍然抗旨不遵，他考虑的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大事。安庆是天京的北大门，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只要攻克了安庆，天京就大门敞开，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就能很快扭转战局，如果贸然出军，正好中了李秀成的围魏救赵之计，不但救不了苏杭，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更危险的是，太平军擅长运动战，湘军一旦出动，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更大的损失。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曾国藩决定按兵不动，继续围攻安庆。不出他所料，李秀成包围苏杭，真正的意图是解救天京之围。他千里奔袭，打乱了清军的部署，不但攻下了苏抗，而且摧毁了清军张国梁、和春等主力。这支军队的覆灭，也给曾国藩湘军提供了一个千载良机，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是帮办的角色，而是清朝所能指挥的主力了。
此后，曾国藩在是否率军入川追击石达开和是否援助上，都采取了抗上的策略。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符合清朝最大利益的。朝廷当时是不满，但是事情过后，也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更加重用。
在处理和上司特别是朝廷的关系上，曾国藩不硬顶，而是软抗，朝廷也没有办法。
曾国藩《杂著》中总结古代“大失败者”在于一个“从”字，也即凡事没有主见，犹如一个木偶，任人摆布。他提倡凡事要敢争，尤其是在生死交关、成败垂成时，更要辨明曲直是非，如果一切盲从，后果当然要自己负。他还说，对于来自于上的命令，一般要不讲条件地服从，但如果上司是非不明，则不妨抗上，有时还能取得意想不到效果。
成大事箴言：
大抵初入仕途，每患议论之过激；阅历稍久，又患泾渭之太淆。若是非皎然于胸，而一毫不露，刚气常抱于内，而百挫不渝，斯则难能可贵。
——同治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