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正姓氏、制嫁娶”
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在甘肃兰州召开的“第二届中华伏羲研讨会”上，来自中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肇启者，“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
据相关专家考证，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后，大约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据古籍记载，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今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宛丘之墟(今河南淮阳县)。随后，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契、创乐器、兴嫁娶，肇启了中华文明。
伏羲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正姓氏、制嫁娶”，创立了男女对偶婚配制度，最终使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原始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但是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中，常常出现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与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他开始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风姓，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
甘肃天水是伏羲诞生地，被称为“羲皇故里”。市区现存明代重修的伏羲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祭祀场所。
西周掌万民之判的“媒氏”
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媒，由他们来管理黎民百姓的婚姻，因此，媒人被称作官媒。《红楼梦》中就多次有官媒记载，第77回有“官媒来说探春”，第71回、第72回也有官媒这一称呼，由此官媒制度可见一斑。官媒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媒氏”，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刑者，归之于土。”从“掌万民之判”之句可以看出：判者，半也，男女一人各为一半，合之为偶而为夫妇。因此，“判”即婚姻，“掌万民之判”也就是掌管婚姻之事，这也就是媒官的职责。
上述文字说明了媒氏的具体职责有：一、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二、通令成年男子要按时结婚，不可逾期；三、每年二月农忙之前，督促青年适龄男女及时结婚；四、监督、执行财力的数量；五、主管婚姻诉讼案，惩罚那些违法者。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的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史记》以至于二十四史虽有“职官志”，但是对媒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倒是在一些人物志里涉及媒官，原因是秦以后没有正式设立媒官。但是，媒官的称呼一直都未改变，一般指那些在衙门中执行命婚判决的女卒。在《三国志》中，就提到“为设媒官，始知嫁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屈原在其《离骚》中就有“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之句为证，可见媒氏的地位之重要。
古典小说中的媒妁故事
虽然媒妁制度及媒人极为重要，却难在正史中寻其踪迹，因此小说家言也就成为研究这一制度的主要佐证，因为小说家在叙述时事时，必定牵涉其社会背景，合情理，符合事实，因此完全可以作为研究一些历史问题的材料。生于明末的冯梦龙（1574-1646），为崇祯时贡生，曾任知县，其所辑明末短篇小说，于1624年至1627年之间刊行为《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每书均含短篇小说40篇，共120篇小说，统称《三言》。其中既有叙述前代人物者，又有承袭宋元话本者，但其观点代表元明社会情形，反映元明社会状况。因此，通过《三言》的记叙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媒妁制度以及媒人既然在婚姻制度中如此重要，《三言》中塑造了许多媒婆的形象，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古代的媒婆这个特殊群体和媒妁制度。
《三言》中明确提到“官媒婆”的虽然只有《喻世名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陈太常爱惜自己的女儿，因而便换官媒婆吩咐道：’‘我家小姐年长，要选良姻，须是三般全的方可来说：一要当朝将相之子，二要才貌相当，三要名登黄甲。由此三者，立赘为婿；如少一件，枉自劳力。’‘”但是，《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有“石县令在任期间，由于官仓失火，烧损粮食而被软禁在府衙，忧郁成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落的牙婆官卖，取价尝官。贾昌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慌忙带着银子，到李牙婆家，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养娘十六岁，只判得三十两，月香十岁，倒判到了五十两……贾昌并无吝啬，身边取出银包，兑足了八十两纹银，交付牙婆，又谢她五两银子，即时领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两个身价，缴纳官库。”这里的李牙婆书中虽称作牙婆，但其实也就是官媒，她为官府做官卖奴婢的中介，收取酬金，贾昌谢她五两银子就是中介费，同时，她在完成买卖之后把银钱如数缴纳官府，这是官媒的重要职责。在本篇文章的后面我们还能得到李牙婆是官媒的佐证：“原来，当先官卖之事，是李牙婆经手。此时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张婆作尖了。”可见李婆、张婆都是官媒，他们的收入来自买家的谢礼。从李牙婆促成石小姐和养娘的人口买卖来看，它仅从这一笔交易中就得到五两银子的收入，张婆同贾昌之妻在谈石小姐与养娘的价钱时，石小姐身价50两、养娘30两，后养娘又让价5两，和石小姐的身价在内共让了10两，但是张婆在回高大尹时仍说石小姐的身价为五十两。由此可见，除谢礼外，她虚报价钱，至少又赚了五两银子。可见官媒的收入也是相当高的。俗话说：“说好一门亲，好穿一身新”，也反映了媒人的收入状况。
官媒除了为官府做各类有关事务外，同时还为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三言》中的官媒毕竟只反映元明时的状况，实际上在清代也存在着官媒。《中国婚姻史》中也介绍了清代官媒的情况，大抵也与元明时代相仿：“清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交充官役之妇人执行，称曰官媒；同时各地方官鉴于管辖区内制贫女婢女，婚嫁为难。由官代为媒妁，杀礼以成其婚，亦曰官媒。”上面我们提到的李牙婆和张婆就是上述第一种类型的官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孟子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的劳动、教育、娱乐都局限在家庭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相互之间很是隔膜，也使得家长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家里有些什么人。因此，即使自己家里的儿女已长大成人，却不知哪家需要嫁女娶媳。封建的风俗造成了人们在求偶问题上的腼腆心理，想得到配偶不公开言明成了封建社会风俗的重要特征之一，直言问之等于愚昧无知，委托他（她）人曲道求之是封建时代求偶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一个媒人从中斡旋是最好不过的了。
关于媒人的演变史，《中国婚姻史》认为“媒妁具有居间人之性质，在买卖婚时代当即有之；殆买卖婚演变而为聘娶婚，买妻卖女之居间人亦演变而为媒妁，遂以合姓为难，赖媒往来，以传婚姻之言也矣，或即为’‘使’‘。”《诗经》有“娶妻之如何，匪媒不得”，可以看出媒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成为婚姻的重要条件了。从《仪礼·士婚礼》中规定的成婚程序六礼来看，从采纳、问名、纳吉、纳征到请期、亲迎，没有那个环节能离开媒人。“于是男女以行媒始知其名，无媒则亦不交；男方无媒不得妻，女方无媒老且不嫁”。《唐律疏议》中也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婚嫁要行媒成为婚姻的法定条件。
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桓会于嬴，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遂以非礼贬之”，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以违礼法而讥贬之；《管子》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无信”。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自为媒则违反伦理道德，是要受到轻视的。
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媒妁的主要成分是妇女，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它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
“私媒”是媒人的主要形式
私媒都不是专门为媒者。她们大都边从事其他职业，边为他人做媒作保。从事其他职业使得他们能有机会走家串户，了解各家情况，哪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因此，为别人做媒也就极为方便，这样使得他们不但能得到谢媒的财物，而且还有其职业收入，这种类型的媒婆在《三言》中比较多。
《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就是这种类型的媒婆。书中这样介绍她：“（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也便于她做媒，王婆是私媒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的陆婆“以卖花粉为名，专一做媒作保，做马泊六，正是他的专门。”从文中的记载来看，她也是一个私媒，算得上是专业媒婆。她“以卖花粉为名，专门做媒作保”，卖花粉只是为了更好的做媒。从以下的叙述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又过两日，早饭以后，潘用出门去了，（潘）寿儿在楼上，又玩弄那条汗巾。只听的下面有人说话声，却又走上楼来。寿儿连忙把汗巾藏过。走到胡梯边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卖花粉的陆婆。手里提着竹桶，同潘婆上来。到了楼上，陆婆道：“寿姐，我昨日得了几般新样好花，特地送来于你。”连忙开了竹桶，取出一朵来道：“寿姐，你看如何？可像真的一般么？”……我们可以看出，她卖花粉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近寿姐，而使张荩达到目的。可以这么说，其他职业只是她做媒的辅助手段。
《喻世名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是一个卖珠子的媒婆，她正是通过卖珠子去接近蒋兴哥的妻子三巧儿的，她也是这种类型的媒婆。
同时，也有专门做媒的私媒。在西周私媒就已出现，她们专门为别家娶妇嫁女做媒，收取酬金。这在《三言》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元明时期她们的存在。在《三言》中提到的许多媒婆应该包含许多专业媒婆。如在《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当大孙“押司娘和迎儿在家作地，只见两个妇女，吃的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到：’‘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这两个媒婆虽然作者没有刻画出鲜明的性格，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告知，但是，这段文字却给我们生动的描述了媒人的形象。首先，媒人“吃的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媒婆应该是专职媒婆，她们既吃且拿，收入颇丰。
中国古代的婚配“六礼”
婚姻过程是指结婚时的具体实施阶段。中国古代最迟自西周时期起把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 即男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若女家同意议婚，则男家正式向女家求婚，正式求婚时须携活雁为礼，使人纳其采择之意。《仪礼·士婚礼》记载“婚礼下达，纳采用雁。”
问名 是男家托媒人询问女方的姓名和八字，以准备合婚。“宾执雁，请问名。”问名的文辞大多是：“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若女方同意，则授礼；男家即通过占卜测定吉凶。如果男女八字相合，则进行下一步。
纳吉 即把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告知女方，也是以雁为礼——后世则多以金银首饰等物为礼。相当于现在的定婚，俗称送定、过定、定聘。
纳征 即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等。古代纳征多以鸟兽为礼，上古时聘礼须用全鹿，后世简代以鹿皮。据《婚礼文》载：“委禽奠雁，配以鹿皮。”“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诗经·召南·野有死麋》写的就是用野鹿向女孩子求婚的事。因为古代纳聘多执雁为礼，故送聘礼又叫“委禽”。当然，古代纳征也并非全用鸟兽为礼。“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卫风·氓》记载的就是以布为聘礼的例子。后来，纳征的礼仪越演越繁，成为六礼中礼仪最繁琐的过程之一。
请期 即男家择定结婚日期后，备礼去女家，请求同意结婚的日期。现在民间俗称“提日子”、“送日头”。
亲迎 即迎娶新娘。其方式、礼节各不相同，但一般是男子亲往女家迎亲。回到男家后，新郎、新娘共鼎而食，再将一瓠瓜剖为两半，夫妇各执其一，斟酒而饮，谓之“合卺”——此即后世交杯酒的源起。这一过程，是婚俗文化中最富民俗色彩的行事之一。
古代富家子女结婚，一般都严格遵循六礼的步骤，而普通人家结婚则大多从简。齐鲁之地是古代的文明礼仪之邦，但也并不拘泥于六礼。齐俗不亲迎——现在山东临朐一带还是如此，早已被风诗所讥。《诗经·齐风》记载“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诗中所谓的“著”，指大门与屏之间的空地；庭，则指门内、堂前之地；堂，则为室前之厅。结婚时，男子只等在这三个地方，正说明了齐俗不亲迎的婚俗。
后世的婚礼大致沿袭了古代六礼的过程，只是有繁有简，略有差异而已。然不管风俗如何不同，大致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步骤：一说亲，二定亲，三迎亲，四成亲——个别婚姻还会有第五个步骤，即退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