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者及其偏好
1.国内读者基本情况
1922—1935年十余年间，报纸发行数平均约增加125%，但数量的增加对
报纸的分布百分率并没有什么影响。民众文盲仍占大多数，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能读报的人仍限于极少数，当时的中学毕业生就已经够得上乡村绅士了。①
有人以报纸发行人发表的销售数字为基础，伴以估计当时普通一张报纸有10人阅读，以此推算出国内有3000万以上的人读报，约占总人口的7%。这组数据最初来源为各报提供的销量数字，夸张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有人进一步提出，读者人数占全国人口的5%更为合理，即每1万人口大约有500人可阅读报纸。② 而《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时，则估计全国读报的人仅有40万，③这数字也无法确实，但他仍选择了最为保守的估计数值。1933年我国人口约达5亿，④如果仅有40万人读报，则读者人数平均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这个数字又似乎过低。
我国是一个长时期不重视统计的民族，数字表述上存在模糊、粗略，缺乏准确和诚实，加上各种因素，常会得出不同结果。研究结果间的巨大差距，给准确估计这个阶段的读者数提出挑战。迄今为止，30年代到底有多少人读报仍未能达成统一说法。相比全国而言，估计某个地区的读报人数则容易些。以上海为例，早期的研究者基本同意，上海读者数占本市人口5%这个估计，但他们同时指出，即使是这个比例也高于实际情况，并提醒不要以上海的比例推广至全国使用。
民众的识字率在这十年内没有特别突飞猛进的增长，但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及教育的发展，能阅读报纸的读者实际数目也在增加中，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读者比例较前提高。这些读者对报刊的认知、需求和使用也较前成熟。国内能读报的人大多为居住在沿海或便利交通地区的城乡居民，西南、西北以及广大内陆地区的报纸及读者都非常有限。
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中，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成为影响社会文化的重要舆论力量。1927—1949年国民政府执时期，政府系统大量启用留学归国的新派人物，因此中央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一度呈现年轻化。而当时涵盖政治、工商、金融、教育等各业人士在内的主流社会精英群体，与过去的精英层存在显著差别，是那个时代各类新闻和信息的重要供给来源和消费群体。
2.报刊定位与读者选择
不同报纸有各自的特色及定位，它的读者群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加上地区间因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读者对报刊的认知和使用程度自然也各不同。
以北平的报纸为例，北平《晨报》的基本读者为政客、名流、学者、教授以及一部分大学生；《世界日报》的基本读者则大多属教育界，尤以学生阶层为主；《全民报》的最大销路为商店；《实报》的大销路为小市民；《群强报》为下层阶级所乐读。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成为“不抵抗主义”的替罪羊，《晨报》是人人皆知的张学良的机关报，不少读者因对张不满而不愿看它，转而选择《世界日报》，《世界日报》的销数因此直线上升，最多时曾达到15000份。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北京告急，该报的发行曾超过两万多份。此前曾在京津地区拥有不少读者的《顺天时报》，则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而遭到读者普遍自发的抵制，不得不关门告终。
在人口较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上海，贴近小市民生活、满足小市民需要的《新闻报》和《申报》，依据本土优势，占据主要市场，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读者的需要是这两报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新闻报》尤其受到上海及附近江浙地区工商界读者的欢迎。1935年创刊于上海，以“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为口号的《立报》，其读者大多为中下阶层的市民和劳动者。
不同的读者对象，使报纸在内容上各有特色，新闻文体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如《世界日报》较多使用欧化的白话文，《全民报》则用通俗的文言文，至于《群强报》更是只用北平一带的土话以适应知识较低层次读者的需要。② 读者的教育背景和地域差别，使他们对报纸的要求和品味自然各不相同，即使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十余年后，在读报的人中许多还是受旧文化熏陶的，因此官僚阶层及知识阶层的人会称赞：“北平《晨报》的社论，作得很好，因为很雅洁遒劲。”③
二、民众生活与报纸
1.进入社会生活的报纸
与北京、上海等报业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报纸种类的多少还是获得消息的早晚，以及对报纸的认知和使用等方面，内陆地区的读者都处于落后状态。这种状况随着经济发展及邮政、交通状况的改善有所变化，整体而言，报纸正逐步进入更多人的生活，尽管进程缓慢。
以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卫挺生为例，他早年接触报纸的经历，反映出报纸对一部分内陆年轻人的影响。卫挺生的家乡在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桐柏山中，13岁前，他在一家私塾学习的不外乎经史子集的范围，直到1904年看了《清议报》与《时务报》，才知道除了经史子集以外，还有所谓“新学”与“西学”的学问。这极大地激发起他对新知识的渴求，强烈请求父母放他出门读书寻求新知识。当获进入新学堂后，他才发现本地当时所谓新学堂的先生们大多还是经史子集出产的老师，所谓的“新知识”极少，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段求学，①但报纸早期传播的新知识和新思想，却极大地激起他对外部世界的渴慕。其后，卫挺生走出家乡继续求学，先后留学日本、美国，最终服务政界。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像卫挺生一样走出家乡，寻找梦想以及强国之路，他们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重要来源。报纸给生活在内陆地区读书中的年轻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沿海地区的读者在接触和使用报纸的外在条件方面优于内陆读者，但并非一日告成，也经历了渐进的过程。著名记者曹聚仁曾谈到20世纪30年代前，《申报》在其家乡浙江金华流通和使用的情形。当时上海和金华间的交通还不方便，《申报》从上海到金华曹聚仁的父亲所办的育才学园，至少要经过半个月的转折递送才能到达。报纸到后，大家轮着看来看去，又要看上半个月，其后转到别处一位远方亲戚手中，而这位亲戚则用看《通鉴》的眼光看了一个月，才把那份《申报》送回来，同时自己就凭着这份隔年皇历到别处去发一番议论！在这里，新闻信息时效性的标准因着人们生活的节奏、对信息的需求标准而发生着变化，对那个时空概念下的读者而言，报纸似乎是一种时髦而非实用的东西，能提供消息成为读者的首要需求，至于是否及时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随着火车和公路车的开通，杭衢间来往的时间大大缩短，过去需用五天工夫的路程在一天之中就可以完成，所谓交通线缩短了，文化进来了，文明也进来了。
交通便利后，随着生活步伐的加快，人们对信息要求和使用程度也逐渐提高。浙江金华的一个小镇上的老板甚至也可以根据只隔一天的《东南日报》对国内外时事做综合分析了，所谈内容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问题，从罗斯福的新政、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谈到法国的人民阵线？ ？而这位老板以前也只是读过小学堂。② 读者使用报纸状况的显著改变，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1931年后，随着时局日趋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时事，订阅报纸的读者一度呈现增长。尽管当时的读者对报纸的认知和使用水平总体较低，但对不少人而言，他们的确看到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并把报纸视为寻求社会舆论支持的重要途径。1931年逃难到上海的湖北难民，因不堪上海南市收容所的恶劣待遇，就派出代表向上海某报请愿。当一位记者告诉他们可到外滩赈灾会请愿时，该代表却以“报纸为人民喉舌，故不得不先请将难民等所受之非人的待遇，昭告天下，以促有心人垂怜”为回答，正是因为这番话使这则新闻得以发表。时人认为，如果难民代表没有“报纸为人民喉舌”的几句申请，可能报纸就登不出这个新闻来，而如果难民不是去某报请愿，而是遇到一般记者，那么这则新闻登载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这些死亡线上的难民，是万万招待不起的”①。这个例子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民众对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已有相当的认知。
2.读者的广告使用状况：以上海为例
上海是近代意识较强、社会团体发达的城市，这里的读者对报纸的使用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申报》上的广告就可略见一斑。
当时上海主要报刊上的广告，除了各类生活、商业类广告外，还包括其他各类启事、布告、公告等，这些广告涉及地方政府组织或机构、民间团体、学校、公司、个人等各个方面。在这里，学生可以看到各学校的招生信息，律师通过广告可发布执行职务的通告（如受任某人之常年法律顾问、也可代表当事人作有关个人之声明等）；同乡团体可以向同乡或代客户发出启事、个人可以发表启事、公司可以发表迁移、召开股东会；普通民众可以发布或获悉生活方面的相关消息，如个人可以发表相关订婚、结婚、离婚、卜丧、修谱启事，甚至是脱离家庭关系如父子关系或母子关系等。总之，这些广告涉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报纸的广告栏成为当时上海市民交流获取社会生活信息的重要交流平台。
《申报》的广告栏既可以发表商家的付息招股、清盘推盘等商业信息，也可以为团体或个人提供发言的公共平台。而这个平台开始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因此在同一个栏目中，一边是某商行以行号名义悬拿缉赏卷款逃匿伙计的广告，一边是某某会计师受任某某雇主委托清查某庄号账目财产并禁止变卖移动的通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斑驳陆离。与商家推销产品的广告不同，发布这些广告的人们已把报刊广告视为消息传播的最佳途径，当然其内容主要涉及私人领域，很少与政治有关。
以1928年9月25日的《申报》为例，除了商业消费性广告外，该报的广告包括中国公学、大亚大学及附中等招生类广告；上海公共租界特别警卫华人团预备招募广告、上海江南商业储蓄银公司紧要启事、中华高级商业学校敬谢南京特别市刘市长的感谢启事；公司的推盘受盘声明、宁波同乡会启事、离婚声明、某律师代某客户启事、某人常年法律顾问启事；上海邮务管理局通告、共舞台影戏院特别启事、黄金荣启事、某人重要声明、镇海湖塘乐氏修谱启、曹氏续修宗谱等。
1936年5月30日的《申报》广告栏目则包括：银行付息、银行召开股东会、订婚、工部局布告、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公告、布告、声明、赛马消息、义赈组织收款报告、拍卖、迁移通告、招标、土地局布告、财政局通告、协议离婚、正太铁路局客票减价通告等。
这些机构、团体、学校组织或个人，大都是该报的阅读者和使用者，也就是说广告栏已经成为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部分。
三、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报纸
1935年前后年龄为25—45 岁的中青年知识层，大都出生于1890—1910年，他们不少人早年受过基本的经史子集的教育，在其后的求学过程中，开始通过报纸了解外部世界，对报纸产生很深的认同，并将读报作为获取信息及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
这个时期的报刊传递着社会变革的声音及与传统的思想、观念迥异的信息，对年轻人来说极具吸引力，也进一步激发起他们探求人生意义和社会问题的热情。“五四运动”后，一些报纸的副刊更成为吸引青年人的园地，对改造那个时代的文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媒介通过影响这个时代的中坚力量，开始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价值标准，也在此过程中成为这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时的报刊数量虽然有限，但其影响力却难以简单用发行量来估计。
知识阶层构成了近代读者的主体，他们当中不少人对报纸有较为成熟的认知。与此同时，知识阶层精英人物的一举一动受到舆论界关注，其言行被误传或扭曲的比例和危险程度通常高于普通人，特别是涉及政治问题时，更有被误读或利用的情况。因此他们不得不重视报刊报道是否正确表达出了他们本人的意思。这个阶层人才济济、各有千秋，但这些人当时如何使用报刊及其对报纸的看法，却少有文字可寻，在这里主要考察鲁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巨匠对报纸的评价和使用态度。
鲁迅对报纸有较多关注，甚至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批评的主题就来自当时的报刊；与此同时，他对新闻界存在的问题也有较敏锐和深刻的理解。胡适以前办过报纸，加上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和生活经验，使他对报刊作用和职责有较成熟的认识。胡适对于国内报刊的看法，除个别专题文章外，大都见诸于友人或媒体的书信中，基本是对实际生活中因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损害有感而发，这些看法通常论述有力，但态度客观冷静，极少有激进评论。胡适在生活中的读者角色实与西方意义上的读者角色相近，不仅知道如何维护自身权利，还对报纸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和批评。
1931年，胡适以“后生可畏”为题，对复刊几年后的《大公报》发表评论，其意见既能代表知识阶层的一般看法，也不失为了解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参考。胡适指出，《大公报》之所以做得好，无非是因为它遵守了报纸本来就应遵守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报道真实”与“评论公正”，而正因为其他大多数报纸连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做不到，才使《大公报》显得格外突出。实际上《大公报》所做的正是报纸基本要做到的，并非有其他特别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报纸在报道真实和评论公正方面普遍存在问题。
胡适在肯定《大公报》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作为一份现代的报纸，《大公报》在报道和评论方面，仍然使用大多数人不能明白的文言文形式，实在不妥；第二，应当避免追求那种私人的隐秘新闻，多向读者提供真实的新闻和公正的评论；第三，认为《大公报》应当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而非只是跟着读者的要求走。①
作为社会名人，胡适的活动时常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有关他本人的不实报道也接连而起，使他不得不多次与报纸交涉，要求更正。如1929年1月10日，他致函《金刚钻》报社，就该报关于他辞去文化基金会委员一事提出具体指正，指出报道与实际不符。② 次年9月，他又致函上海《时报》记者，对该报转载吴稚晖引用胡适本人写给《字林西报》一封信中的一段话的翻译，表示吴稚晖没有把他的原文意思准确地翻译出来，因内容涉及一些个人观点，他同时还不忘强调：“这是在讨论翻译的问题，并不是谈政治。”③
从理论上而言，被报纸曲解者通常可以与报馆方面直接交涉，报馆则进行更正或将来信原文公开刊登，但除了那些有影响或有背景的人物，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些待遇。此外，与胡适这种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现代理念的知识分子相比，普通读者对报刊的不确实报道知之甚少，或者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应当具有的基本责任并不了解。因此真实性的问题在胡适们那里可能非同小可，但在大众那里好像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知识阶层对记者的责任也有较客观的认识。记者在报道中存在想当然的问题，没有经过严格的事实核定，有时为道听途说，有时则是牵强附会，有的则干脆闭门造车，虽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对读者造成误导或提供错误的信息。胡适30年代赴美担任大使前，还经常写信给各报社，指出其日常报道中的显著错误，如他给《世界日报》的一封信中，对该报评论中所谓“太平洋会议”在中国报纸“简直没有提起”这一不确切说法提出质疑，指出这则评论不符合事实，因为在会议进行时，上海各报无日不有详细的记载，他建议该报编辑最好先看看这两周的报纸，再发表议论。
胡适在指正新闻界的错误或不确切的报道时，对新闻的职业道德也有自己的看法，明确反对使用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来达到“以恶治恶”的目的，如1933年，他在致蔡元培、林语堂书信中，就某件牵扯到政治问题的新闻报道指出，“自己憎恨残暴，但也憎恨虚妄”①，希望利用正当的手段处理问题，而非因对方之残暴就不惜牺牲真实，用虚假手段诉诸舆论，以达到对抗之目的。
鲁迅对记者社会责任的看法，则通过他对阮玲玉自杀事件的评论体现出来。1936年，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其后社会舆论对报刊颇有责难，认为正是报纸对阮玲玉的报道导致她因人言可畏而自杀。对此，有些记者公开辩解说，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非常可怜，不可能有丝毫主宰谁的命运的力量，并提出报纸上有关阮玲玉的那些记载，大多采用经过官方确认的事实，绝非为捏造的谣言，因此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鲁迅对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报章失了力量是真的，不过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报纸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类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就能为善，而“有闻必录”和“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是有选择、有作用的。新闻的威力其实并未全盘坠地，它对甲无损、对乙却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忍气吞声，有时也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而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需要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像阮玲玉这样无权无勇的人，就正好做了吃苦的材料，被额外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如何奋斗呢？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阮玲玉所说之人言可畏是真的，而她的自杀与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①
鲁迅对记者的自我辩解进行的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报纸欺软怕硬、不负责任的一面，而这种评价是较为准确和中肯的。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相对于知识阶层而言，整个社会无论是政府、新闻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报纸的权利和社会职责、读者应有的权利等问题仍处于较低的认知水平。
中日战争的爆发使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激增，民众对战事的进展、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国际形势的变化等问题表示出极大关注。阅读报纸、交流信息成为苦闷的战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战争中，中国的报业不仅没被摧毁，反而在逆境中顽强发展，西南地区成为大后方的报业中心。战争时期，政府的新闻政策带有鲜明的特色，抗战救国理念成为新闻界的共识，坚持团结抗战、关心民生的报刊为人们所推重，《大公报》更是在这个时期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顶峰，成为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展现出以国家为理念的全国性大报特质。记者在抗战中的勇敢表现吸引了不少热血青年进入这个行业，加上报业发展的需要，记者队伍得以继续壮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随着抗战的进行，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新华日报》获准出版后，国共两党在新闻宣传领域的斗争进一步展开，国民政府新闻政策的变化成为国共两党关系在新闻界的晴雨表。除国共两党机关报外，不同立场的民营报纸继续发展，因国共分歧及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斗争的气息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整个战时新闻界。在国民政府战时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新闻界不得不重新审视新闻自由问题。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新闻事业较快恢复，一度呈现短暂繁荣，但很快就因国内时局恶化而再度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