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各地报业情形
1.国事艰难中的新闻事业
抗日战争前，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南京的《中央日报》，武汉的《扫荡报》、《武汉日报》，杭州的《东南日报》，广州的《中山日报》等，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大报。① 抗战开始后，沿海及北京、南京等大中城市的报业受到很大冲击，北京两家报刊停办，除《申报》、《新闻报》等几家留在上海租界外，其余则迁到内地，规模大不如前。此外，沿海各大城市和天津一带的报纸读者占全国报纸读者的二分之一以上，这些城市沦陷后，这些报纸就等于失去大量读者，不能靠发行，只有靠广告来维持，②副刊在这个时期也遭到极大限制。
但内地报业却在战争中获得较大发展。抗战前，我国地方报纸数量以江苏省居首位，其次为浙江、湖南，超过100种，而在西北的宁夏、青海，西南的西康等省只有一两家。除了各直辖市报纸外，全国各省地方报纸总计为833种。抗战前的省会报纸通常销行全省，一县的报纸只能向城镇发展。地方报纸发行多则千份，少则仅数百份。而一般读者多喜欢阅读内容较为充实的大城市报纸。③有的地方报纸甚至主要靠剪贴大报作为新闻来源，这种情况直至1932年中央社建立后才有较大改观。
抗战时交通不便，没有报纸能销行全国各地，而战场态势瞬息多变，国人对新闻需求迫切。大报要通过外地邮递，接到较迟，反不如阅读本地报纸更快获得消息，加上地方报纸已能供给读者最新的国内外新闻，内容又经过革新，因此原来订阅大报的读者，不少改订地方报，地方报纸发展很快。以西南和西北为例，陕西省从1937年的11家报纸发展到抗战后的23家，甘肃省由5家增加到15家，云南由14家增加到32家，其他如贵州、西康、新疆、宁夏等也都有增加，各比战前增长一倍以上。④
西南地区成为战时报刊集中之地，这些报纸大致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为政党机关报，典型者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经费主要来自各机关，政治立场非常明显；第二类为商业报，其中的纯粹商业性报纸，通常不受政府津贴，办报的目的完全是赚钱，缺少明确积极的主张；在西南的商业报中，也有部分为地方军政势力所创办或接受其津贴支持，带有不同程度的地方色彩或政治倾向。⑤ 共产党在国统区新闻言论的空间也随着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939年《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出台及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都直接冲击着共产党在国统区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
东南各省地方报纸因战时读者需求增长，加上传统大报转入西南，获得较大发展，如浙江在抗战两年中，全省大小报纸达到185家，遍布每一个县份。广东省战时报纸计68种，为应付战地变化，有的报纸还在各地设分版，由少变多，也促成地方报业的发展。①
抗战时几个省城成为新的报业中心，如成都、西安、昆明、桂林、贵阳、韶关和金华。金华是战时自由区和沦陷区交通的孔道，在政治经济条件配合下，日益繁荣。《东南日报》战后自杭州迁此，以内容充实、编排美观而在东南地区最著声誉。②
孤岛时期，上海新闻界的一部分报刊坚持爱国反日的宣传报道，遭到残酷摧残。在汪精卫紧锣密鼓准备登场前的一段时期，各报对汪派人物的动态攻击得很厉害，有许多丑史都尽情发表出来，所以汪派恨之入骨，其“七十六号”起初的暗杀行动是以国民党未撤退的人员为对象，到这一时期，枪口就指向新闻界的人物。③ 1939年后，敌伪对报界的迫害加紧，从利用工部局进行停刊处分到开始采用暴力手段冲击一些重要报馆，绑架、暗杀爱国报人。重要报人还被列入伪政府公布通缉的黑名单，有一些报人先后殉难，如《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中文版经理张似旭、《申报》编辑金华庭等。④ 1941年底，日军全面掌控租界，依托于租界抗日的爱国报刊已无立身之地，新闻界中的知名记者或报人不得不离沪去港或辗转到大后方。
抗战时报上大部分消息来源于中央通讯社。当时消息的来源有三种：一些消息为有关系的人向报界送登，这些消息多半是相关机构或组织（如邮政局）或航空公司直接给报馆的，如邮资加价、航空公司增辟新航线等；有些消息是报馆记者亲自向外界采访得来的，“本报特讯”、“本报专访”的消息大半属此来源。但这两类来源的消息在中国报纸上所占的篇幅非常小，主要消息来源是中央通讯社。该社直属中央宣传部，是国民党办的通讯社，但中央通讯社只有国内新闻是它自派的记者采访，国外消息几乎有百分之九十是转发外国通讯社的稿件。1940年后，虽开始在日内瓦、伦敦、华盛顿、新加坡等地先后增添特派员，可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中央社专电还是非常有限。⑤
随着战争进展及对信息的需求，中央社的规模也处于扩大之中。七七事变后，社长萧同滋就意识到战争进行后对信息的需求必然增长，开始积极布置战地通讯网，截止1941年，经常使用的电台已有六十几座，每天从重庆总电台用无线电广播出去的新闻有15000字之数。国内分社共有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长沙、韶关、吉安、福州、西安、广州、洛阳、恩施等16个，此外还有十几个城市派有特派员或通讯员。① 中央社的这些措施，为国内新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的新闻事业在逆境中顽强发展着。
2.西南报业状况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暂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抗战初期新闻事业的中心，国民党在武汉的新闻事业中，影响较大的是《扫荡报》和《武汉日报》，②共产党也迅速在武汉创办起自己的机关刊物《群众》和《新华日报》。
抗战前，四川已有不少报刊和通讯社，仅成都、重庆两地而言，成都有《华西日报》、《成都快报》、《新新新闻》、《成都新民报》、《党军日报》、《大声》周刊、中央通讯社、康藏通讯社等不下20家；重庆则有《新蜀报》、《国民公报》、《民国日报》、中央通讯社等约20家。③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时，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新闻中心也随之转移。先后迁来重庆的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后更名《和平日报》）、《新民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益世报》、《世界日报》等数家；在成都出版的有《新中国日报》、《南京晚报》（后更名《成都晚报》）等几家。这些报纸虽然地方色彩较少，但都各有鲜明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抗战时期，有大批新报刊和通讯社创办起来。④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该报虽为商营，但立论较为公正，除坚持“四不”社训外，对外以“不入是非圈，勉做公正人”自勉；有些报纸态度就比较暧昧，赚钱的同时也带点宣传色彩，如《时事新闻》本为商办，后被孔祥熙收买，与财政当局发生深切关系。⑤
当时报纸的版面差不多千篇一律：第一版广告、第二版国内要闻社论、第三版国际省市特栏、第四版广告和副刊；电讯来自中央社，标题也竟有相同者。副刊的命运随广告的多少而决定。1941年前，《中央日报》副刊被认为严肃得欠活泼，《扫荡报》、《商务报》和《益世报》、《新华日报》则根本就没有，有时也有一点小到不能再小的园地。读者通常只要把一张或两张报纸从国际到省市，从社论到副刊读完，其他各报似乎就没有再翻的必要。①
40年代的大后方新闻界，既有大量民营的报纸，也有国民党的机关报、共产党的机关报以及地方势力流派支持或控制的各类报章，可谓流彩纷呈、背景复杂。各报有各报的立场，每条消息又有各自的来源，有时遇到一个问题，各报的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比如重庆的报纸对当时日本的动向是南进还是北进，是竭力解决“中国事件”还是同时南进北进并解决中国事件，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读者“如入五里云雾，全然摸不着头脑”。② 还有的报纸，一、二、三版是反共的，但副刊却有进步倾向；有的报纸则是一个时期进步，另一个时期却反共。③ 面对各类观点冲突或时有变化的报刊，一部分读者开始有进一步了解各报背景的需求，以便求得全面之事实。鉴于此，学界培养读者媒介素养之举在40年代就开始出现。当时的学者给读者提出几条读报的建议，以帮助读者心中有数，如：一、应当明白报纸的背景与立场，如果把每家报纸的立场与背景认得很清楚，则读报的时候一定可以得到很大帮助；二、应认清消息来源；三、应辨别世界大势，并谓世界大势不能辨明则观察现代环境、判断世界问题，每每要发生极大的错误；四、应研究个别问题。④
1941年5月15日，重庆新闻界举行庆祝《大公报》接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章大会，共同庆祝中国报业历史上的这件重大事情，同时也利用这次机会内省诸己。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行政机构里，是否有官僚政治的坏习气、是否有民主的精神同样有待反省。虽然从原则而言，新闻事业是民主政治的宠儿，但在官僚政治下，就被虐待为“虚弱的应声虫”。⑤
二、抗战中的民间报明星
1.孤岛明灯《文汇报》
上海报业在曲折中发展。日军进入上海后，要求华商经营的报刊必须进行登记才能发行，不愿接受检查的爱国报纸先后宣布自动停刊，1938年，各报在美商、英商的名义下复刊或出版。⑥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以英商旗号创刊，发行人兼总主笔为英国人克明（H 。M 。Cumine），实际担任报纸的“保镖”责任，克明发刊词《为本报创刊告读者》中称：“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决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压力，余必设法排除之。”①身处孤岛的上海读者，热烈欢迎具有洋商背景、抗拒日方压力的爱国报纸，到1938 年冬，上海租界的报纸达到17家。②
当时《文汇报》的总编辑为胡惠生，只为名义，实际主持言论者为徐铸成。在《大公报》入股《文汇报》、两报就合作谈妥后，徐铸成于同年2月正式走马上任，负责编辑部。徐铸成抱定的宗旨为：洋商报是由中国人所办，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声讨汉奸毫不留情。
《文汇报》在徐铸成接手一个月后，销量直线上升，突破1万份大关，且涨势有增无减。广告也随之剧增，甚至经常发生排队、争取早日刊出的现象。4月后，《文汇报》发行数量又迅速增至6万份，超出一向冠于上海各报之《新闻报》。《文汇报》以其鲜明的爱国立场，迅速获得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成为新闻界中的战时明星。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文汇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该报向读者传递真实客观的信息，鲜明的反爱国立场都是其获得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2.战地奇葩《大公报》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金质奖章颁发给中国《大公报》，使一个中国报纸“能够得到与《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泰晤士报》等一样的地位”。这次授奖给抗战中的国人带来很大鼓励，当时新闻界曾为此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大公报》在西南地区分为重庆版和桂林版发行，两地的管理层都经过精心挑选。《大公报》复刊后只有一位总主编即张季鸾，直到1941 年张氏去世。1942年2月，《大公报》董监事会决定任命王芸生为重庆版总编辑、曹谷冰为经理，任命徐铸成为桂林版总编辑、金诚夫为经理、王文彬为副经理。
桂林和重庆的政治气氛不同，因此两地的《大公报》各有特色，而桂林版的言论更自由些。抗战时期的桂林成为有名的文化城，空气比较宽松，各方人物荟萃，文化、艺术繁荣。徐铸成协商征得胡政之、金诚夫同意后，在言论方针方面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与重庆保持距离，一般不转载重庆版社评，保持独立思考。当时《大公报》的社评除自写外，徐铸成还请好友千家驹、张锡昌等执笔。此外，重庆版的同事子冈还常将重庆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寄到桂林，因此桂林版的《大公报》几乎每周必刊出一篇子冈通讯。子冈通讯与徐铸成的社评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两大特色，加上外勤记者思想活跃，写出的新闻稿和特写，能抓着痒处，文句清新，受到读者的欢迎。
《大公报》桂林版的发行量等于桂林各报的总和，日销曾达6万余份，不仅在广西、湖南、广东到处畅销，即使在与重庆等距离的云南、贵州各地，也几乎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市场，由此可见当时它受欢迎的程度。1942年蒋经国就曾主动选择在桂林版《大公报》发表悼念两位友人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不选择在《正气日报》刊出，而希望在桂林《大公报》发表，可以反映出桂林《大公报》的影响之大。①
《大公报》的权威和影响力是得到公认的，它明确以文人论政为目标，论政而不参政是其一贯风格。它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树立起中国新闻界自我认知和严格要求的典范。该报主持人老成持重，阅历丰富，在报界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不为取媚读者或增加发行量而放弃自身的原则或模糊应有之界限，这些正是中国新闻界所缺乏的品格。
3.贴近小市民的《新民报》
1938年1月，《新民报》重庆版出刊。西迁后的《新民报》最初设想只以社会新闻为主，这个时期重庆各报的共同缺点是“社论千篇一律，新闻因中央社统一发布，都‘大同小异’”。社论是不可出偏差的，因为政府当局把社论看做是报纸的根本立场和政治态度，一出纰漏，报馆就有可能被封门，而副刊只是“报屁股”，检查本来不严，即便有什么问题，顶多停掉一个副刊，还可以换个名字重来。《新民报》的社会新闻在当时一枝独秀。②
重庆《新民报》的社会新闻，涉及面很广，比如市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物价上涨、新鲜水果上市、平民踊跃为抗战献金和阔佬驱车溜过献金台、徐悲鸿赠画为难童捐寒衣、迷信作怪害死妇婴、警察欺凌黄包车夫、老虎出没南泉、恶鼠咬人、悬赏灭蝇等，均在报道之列。只要与市民生活有关，又能引起市民阅读兴趣的事项，《新民报》的记者都会去采访报道。《新民报》在重庆出版后不久，刘湘死在汉口，该报业结束了对四川军阀的经济依靠，转而向四川民族资产阶级靠拢，而《新民报》也成为他们乐意投资的对象。有研究者认为，与四川财团的关系使《新民报》独立于国民党政治权力中心的倾向得以加强，对于《新民报》坚持民间立场是一个有效的保障和推动。①
1941年，重庆《新民报》创办晚刊，《发刊词》称“报纸之消极作用，在报道新闻，积极作用，在指导社会。但无论报道和指导，要贵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俱能与读者发生密切联系。晚报纸发行，正所以在空间和时间方面补充上项之缺憾者也”②。
晚刊本市新闻（社会新闻）版辟有“山城夜曲”专栏，由张友鸾执笔，主要揭露和讽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对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寄以同情，是《新民报》晚刊深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此外，晚刊的社会新闻版还有一个深受欢迎的栏目“市民意见”，后改为“读者之声”，是供市民发表意见的园地。这个栏目刊登过的读者来信内容包括冬季煤荒急需解决、市长宣布冬季救济金“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民医院必须真正成为市民医院、平价机构徇私坑民、僻巷内卫生无人问、机关工人为什么不能买平价布等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③
《新民报》晚刊刚发行时，日销15000份，不久就增加到4万多份，为日报的四倍，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额。广告在《新民报》的版面上占据重要地位，广告收入经常占总收入的40%，因此广告经常与新闻、副刊平分秋色。1944年成都《新民报》晚刊创刊，迅速成为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社会新闻一直是《新民报》成都版注重的内容，特别在报道民间疾苦方面，《新民报》几乎不遗余力。④ 但《新民报》有时为收取高额广告费，甚至把广告编成新闻的形式刊在新闻中间，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对报纸而言，关心民间疾苦与对读者负责都不应偏颇，而后者更是报纸服务社会时应有的基本态度，否则必然导致言行矛盾，形成两副面孔，最终影响到报纸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三、战时新闻记者概况
战时是对新闻记者的特殊考验时期。在抵抗外侮的过程中，记者被视为以“纸弹”抗敌的战士，他们对鼓舞民众士气、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后方记者在简陋、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敌占区特别是上海租界内的记者不畏敌伪压迫，坚持抗日宣传。他们的这些表现得到社会的肯定，记者的整体形象在民众心中较战前有较大提高，报纸成为抗战中团结民众、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
汪伪政权成立后，上海的抗日报刊成为重要攻击目标。坚持不向敌人妥协的新闻记者被列入汪伪暗杀的黑名单。1940年，汪伪对上海租界内83位抗日人士发布通缉令，其中抗日报人高达49人。① 对报人进行的暗杀与绑架，在1940—1941年的一年半期间最为严重。这个时期被暗杀的记者有《大美晚报》经理朱惺公、《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等。还有些记者如顾执中则大难不死，历经艰辛逃到大后方。剩下困守租界的爱国记者或放弃记者职业另谋生路，或尽力之所及不与敌人妥协。这些人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同业的敬佩，而那些背叛国家、为敌人效命的新闻记者则为人所不齿。
战争使新闻记者同仇敌忾，“抗战救国”成为新闻记者的责任所在。一般人的传统印象认为上海新闻记者是“海派”，说他们平时生活比较颓废，又喜欢大言不惭，知识方面好像很满足，不肯再力求上进。② 而恰恰就是这些“海派”记者当中的一批人，在抗战时不畏威胁，甚至付出了生命，正是他们在这段时期谱写出新闻史上的壮丽篇章，也逐渐改变着人们对记者的看法。
大后方的记者们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和敌机轰炸之中，努力宣传抗战救国，同时还不得不应对政府过于苛刻的新闻检查。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新闻记者待遇很低，甚至有抵不上一个苦工之说，记者因心志动摇改行的很多，还有人以新闻记者的地位边赚钱（营商），边做官（当公务员）。但因生活的艰苦和战时的特殊状态，社会对这些现象还是保持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③
尽管有诸多困难，中国报业还是在困境中竭力维持，一批中国报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执著追求。
随着报业的发展，社会上对记者的看法也因其内部分工的不同出现差异。当时社会上很尊重编辑、外勤的地位，对在报馆营业方面工作的，则认为是报馆低级或不重要的职员，或将他们视为普通的商人而对这些人持藐视态度。社会上的这种看法和心理，使一般人特别是大学生或新闻学校毕业生不愿做报馆经营方面的工作，认为如果进了报馆没有做到主笔或编辑或外勤记者，好像就是不得已的遭遇或是不得已的屈就。④ 尽管如此，中国报界对报业的理解已进了一大步，新闻不再是无聊文人的玩意儿，除了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对社会负有最大责任感的事业而加以定位外，将报业作为企业经营的理念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随着新闻媒介在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方面发挥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政府开始意识到为新闻从业者设定资格的重要。1942年马星野起草拟订“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在此以前，陈景韩的记者信条曾经对中国新闻界有很大影响。面对复杂的内外政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自1941年起，会同有关部门，商订新闻记者登记法，中国报人的资格问题引起共同关注。一时间，哪些人属于新闻记者、如何确立新闻记者的登记资格等问题，在新闻业界和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记者职业资格问题反映出政府对这个职业的重视，在各类职业中，新闻记者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职业，其职业地位已得到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