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政策概况
1.基本措施及指导思想
1949年9月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等自由权；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些规定，确立了我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原则，即在报道真实新闻和不进行违法活动的前提下，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确立了国家积极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事业的方针。①
为便于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0月设置新闻总署，作为领导与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与新中国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与之相应，各大区设新闻出版局，各省、市设置新闻出版处。新闻总署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起草、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政策、法规。1950年，新闻总署制定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共12条，从报刊的出版登记到违法惩处，一应俱全。②
长期的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纸价上涨，再加上社会购买力低、读者范围不广等原因，使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公、私营报纸都发生严重的亏损现象，报业经营管理十分艰难。新闻总署针对现状提出“企业化经营”与“邮发合一”等建议，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对新闻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
1950年3月29日到4月16日，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调整发展新闻事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重要内容包括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以便使人民广播事业在确实的群众基础上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统一新华社的组织和工作等。④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政策法规的颁布与新闻总署的建立，使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有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和职责明确的新闻行政管理机构，避免了新闻事业管理的随意性。但随着对私营新闻机构改造的完成，1952年8月7日新闻总署被撤销，接着各大区新闻出版局、各省、市新闻出版处也随之撤销，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逐步代替政府部门主管新闻事业与新闻宣传工作。①
这个时期，党中央制定公布的关于新闻事业的决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为1950年4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决定》阐明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正确的立场态度和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方法。为真实客观地反映被报道的事实并达到报道效果，《决定》规定“批评在报刊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②。
研究者认为，《决定》的贯彻执行增强了报纸的生气和活力，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形成了50年代前期报纸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③但实际上所谓黄金时期不过是两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事件引起的争论，中共中央对报纸的批评权限和范围做了重新阐释。
1953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一事做出批复，明确指出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对立，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否则是“脱离党委领导的做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纪律现象”。党报不能与党委对立，是党报在它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行的原则。至此，两年多的时间里，改进新闻报道、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闻政策几经补充，最终形成了对今天仍具有约束力的一条纪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也就划定了政策的边界，难以逾越。④
第二个为1954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下简称《决议》）。《决议》总结了1950年以来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和不足，明确了应做到的三点要求，即“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批评必须正确，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研究者指出，这些规定使“党报的喉舌与工具性质”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凸显。
我国新闻工作的一些指导思想是在50年代形成的，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苏联党报引进的一套理论、体制和做法；二是老解放区办报的一些传统，而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和中间报刊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就没有继承。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新闻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对苏联的经验与做法照抄照搬，从而造成新闻机构日趋单一化、新闻宣传日益公式化等不良现象。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双百方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已在酝酿中的新闻改革提供了指导方针。6月，刘少奇召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新闻社的负责人谈话，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问题，也为新闻改革提出了指导方针和某些具体要求。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和基本政策。但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改革中断，“双百”也被大鸣大放发挥到另一个极端，此后在毛泽东制定的新闻政策和斗争方略的指导下，“引蛇出洞”在全国新闻界普遍实施，毛泽东个人的新闻主张逐渐被发挥到极致，新闻媒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②
此后二十年，党的新闻政策一改探索期的种种尝试，几乎被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所左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拨乱反正，新闻界正本清源，新闻界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寻求自身的改革发展之路。③
2.《人民日报》的改版
195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正式宣告改版，以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及改进文风为改版的重点内容。《人民日报》改版后在言论方面有明显改进，出现了一些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进行批评分析的好文章。
《人民日报》改版后，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如刊登《沈阳的生活费用为什么高》、《不要让孩子在街头游荡》等。对于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也作了如实报道，打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的框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共中央肯定了《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该报的改版报告，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工作，为此下达的中共中央文件还就报纸展开自由讨论的问题，做过一番至今都可认真思考的论述。
当时围绕人民日报有两种论调，一为“《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一为“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都必须完全正确”，中央文件指出，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并建议“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
文件还要求各级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既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也要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并认识到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这个文件体现出执政党尊重新闻规律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党报政策与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规定的一致性，标志着党报理论的重大发展。①
二、报业的改造与变迁
1.对私营报纸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夏衍等文化工作干部谈话，对南下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详尽指示。谈到民营报业时，周恩来说：“我们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些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同时还提出，共产党人应考虑到环境的变化，去处理新形势下的办报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在山沟里办报纸，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不同了，特别是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②
1949年6月20日，由上海市文管会召集，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新闻出版界座谈会。文管会副主席范长江就报业的民营问题指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些私营的文化、出版事业单位，是不同程度上代表人民的，是应该称“民营”的，或属于“民营”的，但在人民政权下，政权的本身是代表人民的，这里只有公营和私营之分，不再是“官方”和“民间”的区别（1949年6月21日《文汇报》）。根据这样的标准，《文汇报》就被认为是私营文化企业了。③ 在这里，“民间”等词一旦被赋予新的内涵，就变成敏感的字眼，似乎注定要成为历史了。
同年9月20日，胡乔木在《新民报》五地分社代表联席会议上，对《新民报》如何适应新形势、完成宣传任务，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新民报》可以根据过去的传统与工作经验，来满足它所联系的某一部分读者，引导这批人进步。他还建议，《新民报》对新华社发的新闻稿，不妨在文字上加以删改，使其更易通俗，并要他们注意社会新闻，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内容可以日常生活常识和通俗文艺为主。① 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在1950年6月谈到，《新民报》的读者主要应是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业余时间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些，即使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由于认识到少量私营报纸存在的必要，所以对私营报纸实行了扶持政策。1949年11月30日，中宣部致电华东局宣传部要求其对《大公报》等报予以扶持。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并存的报业格局曾存在一个时期。据新闻总署1950年2月28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报纸281家，其中私营报纸至少为55家，上海的私营报纸最多，有14家。③ 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较早较快，1950年下半年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到1953年初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全部成为公营报纸。这时期，新华社建设成为统一的国家通讯社，是国家集中统一的新闻发布机关。
新闻总署成立后，要求所有报纸都担负指导中心工作的职能，因此私营报纸也开始效法党报的宣传，渐渐失去了特色。党报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使私营报纸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可能，党的机关报开始一统天下。④
2.政策变动下的新闻界———以《文汇报》为例
1957年春季，党和政府号召知识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中共中央又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于是，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鸣放”，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在此过程中，《文汇报》与《光明日报》最为活跃。
从6月8日起，开始了反右派斗争。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枙文汇报枛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样的论断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过程中，《文汇报》6名编委和15名编辑记者、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些党员负责干部受到党内错误处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
此后，根据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等精神，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文汇报》按照“百家争鸣”方针，就哲学界、经济界、文艺界、教育界提出的问题，在报上开展实事求是的讨论，纠正当时主要由于“左倾”所造成的缺点、错误，有利于探索客观规律，认识科学真理。但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主要因“左倾”造成的缺点、错误，却被当作右倾来反，于是“双百”方针在报纸上再度销声匿迹，“左倾”思想不断泛滥。②
三年“大跃进”期间，《文汇报》和全国报纸一样，也错误地为高指挥、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推波助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曾突出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错误观点；在新闻报道中，不见分析地把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学者，统统当做“保守派”、观潮派、促退派，加以丑化。接着，又搞所谓“拔白旗”，对一批专家、学者和好的文艺作品作了错误的批判。③
1960年冬，党中央从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着手，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1月底，党中央又向全党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文汇报》开展学术争鸣情况的报告。6月，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套框子、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穿鞋子”等“五子登科”的“左倾”错误做法，重申了党的“三不主义”，支持各级领导要按照艺术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反对瞎指挥。这时期的《文汇报》大量增加文教新闻，接连发表了全国各地近百个知识分子的访问记，表彰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著书立说、进行科学研究等先进事迹，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其中包括为那些在反右派、拔“白旗”中批评错了的知识分子恢复名誉。④
但这种良好的形势并没有持续下去。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并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的情况下，报纸对党内外错案的纠正，被说成是“翻案风”，理论学术讨论被说成是“民主自由风”，对工作中错误缺点的正常议论被说成是“漆黑一团风”，而这些风又被说成是与“单干风”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与国际上反华逆流相呼应”，国内新闻舆论的形势随之陡变。1963年1月，在上海市委思想工作会议上，市委主要负责人指斥《文汇报》开展学术讨论是搞国共合作。1965年10月，《文汇报》被指定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枙海瑞罢官枛》，成了“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阵地。①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十年，也是《文汇报》陷于全面黑暗的十年。1967年1月，《文汇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反革命夺权后，沦为反革命的舆论工具，对人民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的工具。根本颠倒敌我关系，煽动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根本颠倒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狂热鼓吹个人崇拜，宣扬唯心主义，肆意推行愚民政策，百般摧毁、丑化知识分子和群众。假、大、空、黑，连篇累牍，泛滥成灾，②这种情况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三、广电系统的建设
1.广播事业的建设与改造
我国广播事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对新闻广播事业采取逐步改造的政策。关于对待私营台的方针，中共中央1948年11月制定的《关于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工作人员的政策决定》曾作了原则性规定：“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在确定国营时，对某些私人经营之广播电台及其器材，可由国家付给适当之代价购买之。”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种类和发行量少，无线电广播事业成为群众性教育宣传的最有力的工具。截至1949年12月，全国大陆有人民广播电台49座，另有私营广播电台30多座。① 到1953年，全国各大城市的私营广播电台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后又并入当地的国营广播电台。私营电台的改造以上海最具代表性。1953年9月，根据上海联合电台私方代表提出的自愿将私方财产实行转让的要求，人民政府以9亿人民币（旧币）收购了属于私方的设备和器材，将该台并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②
政府在改造原有广播事业的基础上，也加大了对广播事业的发展力度，使广播事业在国家的支持下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③ 当时，我国无线电工业还是空白，自己不能制造收音机，全国仅有收音机100万架左右，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建立广播收音网、发展集体收音的措施，以初步解决收听工具不足的困难。
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④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同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重视广播》的社论。5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少年儿童广播节目”和“部队节目”。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开始广泛地进入并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新政府把工人队伍视为广播的重要宣传对象。9月12日，政务院新闻署、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大力开展工人中的广播工作，城市中的广播事业也在继续推进之中。同年，我国除西藏外，各大行政区和省、直辖市都成立了人民广播电台，并完成了对上海、重庆等七大城市的34座私营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7月，经中宣部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又发展集体记者31个。至此，全国绝大部分地方电台都担负起中央台集体记者的任务。⑤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52年12月，全国建立县区收音站2万多个，有42000多名收音员活跃在广大城乡，人民广播事业有了初步的群众基础。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城乡收音站，初步解决了收听工具不足的困难，但只能转播上级广播电台的节目，不能自办结合当地需要的节目。1952年4月，吉林省九台县利用电话线传送广播节目成功，办起我国第一座县级农村有线广播站，其后九台的经验在全国许多省份的农村进行推广，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农村有线广播站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到1956年底，已有有线广播站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多万只。这些广播站对刚刚组织起来的亿万农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①
农民在我国占大多数，广播在帮助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与新政权建立认同关系、了解国家的政策和发展等方面存在显著优势，政府高层领导者对此非常重视。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提出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计划。次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32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着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随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确定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因陋就简、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②
政府对农、渔等产业和边远地区则建立收音站，依靠专人收音再进行传播的方式，使广播的宣传功能继续延伸下去。195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设立收音站的指示及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在组建广播事业外部设施的同时，广播机构对广播的内容也进行了扩充。4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中央报纸摘要”节目，7月4日改名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该节目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③
在“大跃进”的浮夸气氛中，广播事业同样成为假、大、空的阵地。1962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要检查一下，看看前几年说了哪些不妥当的、违反政策的、对人民不利的话，说了哪些助长‘五风’的话”。1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1958—1960年在国内宣传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写出了初步检查。④
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对广播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广播节目必须考虑到广大农民听众的需要，因此增加与农村生活有关的节目成为必要。1965年8月，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专门面向农村的一小时节目后，次年1月1日起，《对农村广播》和《农村俱乐部》节目正式播出，每天一小时。随着农民逐步成为广播直接或间接的宣传对象，我国听众人数也较1949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政府政策法规得以及时传达，大众媒介的影响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大，民众也从最初被提供信息到逐步形成需求信息的生活习惯。
1966年6月9日，陈伯达派人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声称，广播局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存在资产阶级保皇派，引起全局混乱。8月1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播送《毛泽东语录》，此后广播系统的运作和宣传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
2.电视台状况
1963年2月19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批复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电视台调整问题的请示，按照调整计划，全国电视台和电视试验台只保留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天津、哈尔滨、长春、西安8座。“文化大革命”伊始，广电事业即遭到冲击，与报纸一样逐步失去真实、客观的报道立场，成为片面宣传以及浮夸、造假的舆论工具。①
电视台方面尽管影响有限，但不久也被迫进行调整，北京电视台自1967年1月1日起，于节目开始时先播出毛泽东主席像和语录，3日起又暂时停止一般性的电视播出。1969年5月，中央台大量增加“革命样板戏”播出时间，该节目占全天播出文艺节目时间的85%以上。② 为加强对地方广播电台的控制和管理，1967年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对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各台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年底，中央广播事业局也被实行军管，直到1973年1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电视台的传送技术、影响范围仍在发展中。1970年，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传送范围从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扩大到湖北、辽宁、河南、山东、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江西、广东15个省市。1973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节目转入正式播出，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等地试转了彩色电视节目。1975年，全国初步形成了电视广播网，全国使用微波线路收转北京电视台节目，可向北京回传部分节目的省、市、自治区达26个（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外）。③
“文化大革命”中，在报道内容方面已失去服务社会和民众意义的电视台，其硬件设备方面仍有所进展，因此其消极作用也无形中扩大。对那些已违背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新闻内容而言，媒介硬件的发展只能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从这样的意义上，大众传媒自身的确需要更多的反思。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由于“四人帮”对广播电视关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从内容到播出次数加以限制，以致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没有充分反映出人民的感情和愿望，激起群众极大愤慨和不满。当时民众对媒介的接受或反对，更多的是联结于其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可以说我国媒介在当时民众心中很少是一个独立的角色，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等同于政府的代言人。
这个时期，全国报纸、广播、电视几乎等同为传播和阐释政府政策的工具，尽管大众媒介所谓的权威性及影响力的确仍在，但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等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丧失殆尽。在极“左”思潮、盲目崇拜等风气借助大众媒介充斥全国的时代，读者和听众也成为这些宣传的牺牲品，被动接受着闭塞、单一的信息，逐步丧失独立思考及自我反思的能力，即使尚存有思考者，也很快被批判、打倒，真正的社会声音在媒介上实已无表达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