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绝不存有党派偏私之见
胡愈之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早年就与书刊、出版结缘，并且一生奋斗于此。在抗战期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统区印刷红色书籍；为了国家和民族，他数次深入险境；胡愈之一生正直不阿，堪称群众楷模。
与报刊结缘的绍兴小伙
上虞县是浙江省建县最早的县城之一，这里依山傍海、风景秀丽。上虞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4000多年前的石器时代，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人类开始在这里聚集、生活。相传父系氏族社会后期，虞舜因避丹朱之乱来此。据郭沫若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刻有上虞的名字。秦王嬴政二十五年更是设置上虞县，属会稽郡。
上虞县自古经济较为发达，文化也比较昌盛，自古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可以说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文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教育的繁茂，尤其是到了近代，更是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学者和爱国者。1896年9月9日，胡愈之就出生在上虞县的丰惠镇，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期。
丰惠镇那时的人口还不到一万，但是，这里经济发达，尤其是蚕丝业。每年到了初夏之交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在上海经商的人来这里收购蚕茧。胡愈之的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在当地中，胡家颇有名望。胡愈之从小在这种书香门第的环境中渐渐爱上了读书，父母看到胡愈之一拿到书就爱不释手的样子，满心欢喜，所以还在胡愈之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
1910年，胡愈之从县高等小学堂毕业。１９１１年年初，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当时的学监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他们之间很谈得来。后来胡愈之因病退学，在家休养。１９１２年病愈后转入杭州英语专修学校。那时的胡愈之受到鲁迅的影响，想学习西方的知识。鲁迅曾对他说：“国人力求进步，就该把视野变得宽广些，面向世界学习最先进的文化知识，来报效国家和民族。祖国的希望在青少年身上。”胡愈之一直牢牢记得这句话。
在英语学校学习了一年的时间，因为学校当时的经费不够，无法继续下去，胡愈之又被迫退学。在这期间，短短的一年时间学习英语的经历给胡愈之的英语打下了基础，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胡愈之都在自学英语。
后来，胡愈之到横山拜蔡元培的同学薛朗轩为师，并与薛朗轩有了一段师生缘。在胡愈之后来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了他在这段时间的生活，提到了他的老师薛朗轩。这位老师当时已经采取新颖的方法开始教学，重视启发诱导，学以致用，胡愈之在那时跟着老师学会了自主学习。在学习国文的同时，胡愈之没有忘记学习英语。在业余时间里，他背诵英语词汇、单词，不久就掌握了大量的词汇量。
1914年，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他的身份是练习生。进入商务印书馆，胡愈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当时除了睡觉，他把工作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读书上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出版社，馆内拥有大量的藏书，当年17的胡愈之就待在馆里孜孜不倦地阅读书籍。再后来，感觉到自身英语的匮乏，胡愈之报名参加了英语夜校的学习，每天在繁忙的工作结束后，胡愈之吃几口饭，就去夜校学习英语。当时他还自学了日语和世界语，并试着开始发表著译文章。
第二年，胡愈之应聘上了《东方杂志》的编辑职位。《东方杂志》当时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对编辑的要求很高，胡愈之正是在这段时间培养了编辑和校对的能力，在《东方杂志》上，胡愈之还发表了不少文章，像《成功要诀》、《光之应用及其历史》等文章颇受当时的读者欢迎。
1919年，北京大学引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风暴，这场风暴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胡愈之所在的地方——上海。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使胡愈之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说：“早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新青年》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倡白话文，向封建礼教与封建文化进行冲击，这对我确实起到了启蒙与思想解放的作用。”但那时的胡愈之还只是支持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工作和自己的学习。
然而，当时的《东方杂志》还是一家较为保守的杂志，当时的主编杜亚泉很明显的对白话文没有任何好感。胡愈之只能私底下看《新青年》，并开始学着用白话文写作。慢慢地。从《新青年》上，胡愈之了解了大量的世界新知识，他知道了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时的他心里还是十分喜欢用白话文写作。
在五四运动的思潮下，《东方杂志》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用白话文报告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开始积极宣传白话文。在举世闻名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胡愈之这时是《公理日报》的编辑之一，他详细的报告了这场运动的起因和发展的详细过程。
在这段时期，大量的学者参与到了宣传新文学的运动中，他们编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当时有名的学者几乎全部参与在里面，比如鲁迅，刘半农等等。胡愈之也在这场运动中越发成熟了。
胡愈之与三联书店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政变，蒋介石大量地逮捕和枪杀共产党，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失败了。“四一二“政变传向中国，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爱国者的强烈谴责。
胡愈之在知道政变的第二天，就开始起草对公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抗议信，并且邀请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上面签名，这篇抗议信在《商报》上发表了，引起轰动，人们争相传看。据说，蒋介石看到文章后十分愤怒，派特务去处理胡愈之，胡愈之被迫流亡国外，他到法国的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法国学习期间，胡愈之开始接触到法国的共产党员，他开始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1年初，胡愈之回到了上海，他写了一篇《莫斯科印象记》，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家。那时他也接触了不少共产党员，充分表达了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以及他加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热切愿望。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而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社是黄炎培创办的，当时的内容比较单一，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黄炎培邀请邹韬奋主编，年轻的邹韬奋是位思想先进者，刚接手《生活》周刊社，邹韬奋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来写文章，后来他读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很是喜欢，于是在《生活》上发表了。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邹韬奋向胡愈之约稿。两人见面，言谈甚欢。不久后，胡愈之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详细介绍了周边国家，尤其是苏联的建设成就。
《生活》渐渐地成为当时销量最多最大的刊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当时国民党政府要求《生活》改变立场，否则给予取缔。这时，胡愈之已经是《生活》的编辑之一，他们开会讨论如何才能避免国民党政府的纠缠，胡愈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可以独自出书。
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了。这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更成为后来三联书店的开端。1932年，胡愈之和邹韬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证同盟”，但好景不长，民主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邹韬奋也出现在国民党的暗杀名单上，为了保命，邹韬奋只好远走他国。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社的责任都落在了胡愈之一个人的肩膀上。胡愈之不负所望，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坚持办刊，刊物办得风生水起。
胡愈之为三联书店的成立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连邹韬奋也称赞他说：“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贡献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称号……他的文章不仅被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1948年，3家书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胡愈之写信祝贺三联书店的成立。
从1931年到1982年，这半个多世纪里，胡愈之一直与三联书店风雨同舟，即使后来胡愈之身在新加坡和南洋，还是关注着三联书店的发展。多年来，胡愈之以三联书店为阵地，为了民族和国家的需要，他时时刻刻坚守着。
首次翻译并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胡愈之不仅坚持办《生活》周刊，最重要的是他还是当时中国第一位翻译并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
斯诺于1928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前往延安——当时著名的红区采访。那段时间，他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见过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拍摄了很多经典的照片，他和毛泽东交谈甚欢。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中，他用大量的事实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记者斯诺那里看到了这本《Red star over China》，胡愈之翻了几页，觉得这本书太吸引人了。于是胡愈之向斯诺借了这本书。回到宿舍，他一读完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胡愈之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出版问题，这种红色书籍在国民党的统治地区，哪怕是再开明的出版社社长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胡愈之说：“我们自己办个出版社不就行了。”大家商量了半天，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复社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了。
当时复社只有十几个人，为了节省时间，让这本书尽快面世，他们把书拆开，十几个人一同翻译，全书有30多万字，十几个人不到一个月全部翻译完。书翻译完，胡愈之才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无法出版，胡愈之只好向复社的成员坦白了这个问题：复社成员每个人都捐了款，也不过凑了几百元钱，还差很多，于是胡愈之只好向读者发预约券。书的定价当时是打算定2.5元，如果有预约券的话，只要1元钱就可以买一本书。由于胡愈之当时的名声很大，很多读者都愿意相信他，不久后，就凑足了经费。当时正处于抗战期间，很多报社和书馆都已经关门歇业，很多印刷工人失业。
胡愈之走了很多地方才找到一些熟练的印刷工。在当时那种艰难环境中，没有毅力是很难做好一件事情的。为了这本书，胡愈之几乎搭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从翻译、印刷，再到出版全部工序，前后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在翻译版里，胡愈之还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没有的照片。
为了防止国民党查收这本书，也为了这本书能够尽快传到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国民之中，这本书当时名为《西行漫记》。1938年3月，这本书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本书一版再版，在国内迅速地流传。等到国民党政府发现的时候，《西行漫记》已经发行几十万册，到处都有这本书的影子。
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不少青少年读到这本书，都想去当时的红区延安。很多人都不顾国民党的禁令，越过重重阻碍，到达延安参加革命，华君武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本书使国民开始了解到真实的共产党，而不是被国民党政府扭曲的共产党。一时间，中国内地到处都传播着共产党的消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48年8月19日，穷途末路的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1元钱法币的购买力只剩下战前的几万分之一，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国共两党处在最激烈的抗战时期，胡愈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化作商人，沿着中共的秘密交通线，辗转历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准备政协开始前的工作，当年已经50多岁的胡愈之又投入到了一片忙碌之中，为政协的顺利召开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胡愈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他精于写作、善于策划，又有很好的知识素养和见解，是出版界难得一见的“全才”。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推荐下，人尽其才，任命胡愈之出任第一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原上海三联书店名誉总经理和顾问吉少甫在《革命的启蒙师》一文中说：“从开国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出版界，胡愈之是“运筹帷幄的主帅”。胡愈之丰富的办刊和出版经验使得我国当时还处于低阶段的出版业迎来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那段时间，他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和刊物作出了开放性的创造。
在积极筹建新型出版社的同时，胡愈之也在筹办一种新型的报刊，这个报刊名叫《新华日报》。1949年11月，胡愈之在《新华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的发刊词，并且确定了报刊的任务：“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
《新华日报》成立后，逐渐引起社会各方的注意，也慢慢地，成长为中国报刊内不容忽略的新力量。《新华日报》影响深远，即使在今天，它也依然是国内报刊不容忽视的所在。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泰山其颓，染木其坏，哲人其萎。胡愈之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博学多才，善于演讲。一生与报刊和出版结缘，在抗战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数次身入险境，毕生躬身反审，堪称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