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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卷四 官场的处世哲学——没有它真的不行

文人有文人的规矩,商人有商人的方法,官员也有官员的一套。身在一方,就要懂得一方的规矩,官场有官场的规矩,每个当官之人,都应该深谙官场的处世之道,不能坏了官场的规矩。只有掌握了这些官场的处世哲学,才能在官场之中游刃有余,发挥自如,升迁肯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哪能一个人独揽好事

“官箴如是说”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之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于道其庶几乎?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宁可别人辜负我,不可我辜负别人,这是对待自己的道理。天下的善事不一定非得是我自己才能做出来,这是对待他人的道理。能够按照这两点去做,在道义上或许就差不多了吧?

“官箴活学活用”

中国人历来注重谦虚的品格,对有着谦虚精神的人大家都很佩服。作为一个领导人,能够做到谦虚为人更是难得,这样的领导肯定是所有人都推崇的领导。在平时的工作中,懂得与他人分享工作业绩,分享得到的荣耀,就是一种谦虚的表现。这样不仅利于你工作的开展,又能融合你所领导的团队,使之成为一个有战斗力、凝聚力的团队。

李涛是一家杂志社的执行主编,年轻气盛,很有才气,编辑的杂志也很受欢迎。有一次,李涛主编的杂志得到了政府部门颁发的创新奖。李涛很高兴,代表杂志社去领了奖。一开始他还很快乐,但过了一段时间,却失去了笑容。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杂志社的总编和社长常给他脸色看,下属对他也是爱答不理,总是躲得远远的,甚至单位同事间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都没有人邀请他参加。

这位朋友问清楚他的情况后,知道他犯了“独享荣耀”的错误。

李涛得了创新奖,除了新闻部门颁发的奖令之外,上司另外给了他一个红包,并且当众表扬了他的工作成绩。但是李涛并没有现场感谢上司和同事们的帮助,更没有把奖金拿出一部分请客,大家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但心里却感到不舒服,所以就和他做对了。

其实就事论事,这份杂志之所以能得奖,李涛的贡献最大,但是当有“好处”时,别人并不会认为谁才是唯一的功臣,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李涛独享荣耀,当然就引起别人的不舒服了。尤其是他的上司,更因为李涛的得奖而产生不安全感,害怕失去威严,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李涛自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朋友建议李涛尽快找机会弥补,以便重新赢得上司和同事的好感,但李涛却觉得荣誉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凭什么要让上司和同事分享呢?他依旧在杂志社以功臣自居,但是半年后却被莫名其妙地辞退了。

没有人不喜欢被鲜花包围,没有人不喜欢被掌声淹没,没有人想拒绝闪光灯的诱惑,领导者也一样。不管你是上级领导还是中层干部,当有了荣誉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其他人晾在一边,独自出风头。即便你是上级领导也会被人在背后指责,这样的形象一旦传播开来,对你自然很不好。如果是中层领导就更没有理由独自分享荣誉,毕竟你上面还有领导,你下面还有好多下属,上下级关系协调不好,你夹在中间更是难受,上下不是人。不懂得与他人分享荣耀的人肯定会招来他人的怨恨,甚至是报复,吃亏的最终还是自己。

法外还该有情

“官箴如是说”

张九龄以功名忠义奋振一时,可谓君子矣。然或者谓其处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穷绝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无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恶死,人之常情,趋利避害,世之恒态。置一物於必穷之地者,君子不为也,况作好恶于其间耶?九龄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犹不免於绝嗣,丁谓、卢多逊之辈当何如耶?

——《官箴》正心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张九龄以建立的功名和忠贞义烈的品行振奋一时,真可谓君子啊!有人说他处理有罪的士大夫必然将其置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就因为这个念头不仁慈,所以他没有后代,人心不可以不仁到如此地步啊!爱惜生命,厌恶死亡,这是人之常情;追求名利,逃避灾害,这是世人的恒态。将一个东西放到绝境之中,君子不会这么做,何况在这中间显露出自己的好恶呢?张九龄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因为一念之差,尚且免不了断了后代,像丁谓、卢多逊之流又当如何呢?

“官箴活学活用”

《官箴》中说,张九龄对待犯事的人过于心狠手辣,因此没有后代,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偏颇,但是心狠手辣的后果的确不好。历史上有许多有道明君,之所以能够赢得人心,完成统一霸业,往往都有一些小技巧,比如宽恕那些罪不容诛的犯事者,赢得这些犯事者更疯狂的忠心。

宋朝郭进任山西巡查时,有个军校到朝廷控告他。宋太祖召见了那个告状的人,审讯了一番,结果发现他在诬告郭进,就把他押送回山西,并交给郭进处置。有不少人劝郭进杀了那个人,郭进没有这样做。当时正值北汉国入侵,郭进就对诬告他的人说:“你居然敢到皇帝面前去诬告我,也说明你确实有点儿胆量。现在我既往不咎,赦免你的罪过,如果你能出其不意,消灭敌人,我将向朝廷保举你。如果你战败了,就自己去投河,别弄脏了我的剑。”那个诬告他的人深受感动,果然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后来打了胜仗。郭进不计前仇,向朝廷推荐了他,使他得到了提升。

给犯事之人一条出路,有的领导是另有目的有意为之,有的领导是心地善良无意为之,但是无论基于哪一种出发点,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得到犯事之人的回报。

公元199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对垒于官渡,袁绍拥众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少食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便归顺袁绍。

相持半年多以后,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手的确十分高明,它将已经开始离心的势力又收拢回来。

汉文帝时,袁盎曾经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有一个从史与他的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将此事抖出来。有人却以此吓唬从史,那个从史就畏罪潜逃了。袁盎知道消息后亲自带人将他追回来,将侍妾赐给了他,对他仍像过去那样倚重。

汉景帝时,袁盎入朝担任太常,重又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当时正在谋划反叛朝廷,想将袁盎杀掉。他派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对此事却毫无察觉。恰好那个从史在围守袁盎的军队中担任校尉司马,就买来二百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围兵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瘫倒在地。当晚,从史悄悄溜进了袁盎的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逃走吧,天一亮吴王就要将你斩首。”袁盎问起:“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校尉司马对他说:“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史呀!”袁盎大惊,赶快逃离吴国。

领导人手中都有一些权力,如何在规则应许的范围内合理使用自己的权力,就是一门领导的艺术,给犯事之人一条出路就是这样的艺术。这是一种赢得人心的有力手段,或许这种手段有些不正当,但是却很管用,有看不见的好处。

明朝的孔镛在处理一伙强盗侵扰的事件中,所采取的软硬兼施的心术,很值得我们仿效。

孔镛任田州太守,上任不久,附近的强盗突然聚众侵犯田州城。众人都建议闭门守城,孔镛却说:“闭门而守支持不了几天。当今之计,只有向他们宣扬朝廷的恩威,或许还可以让他们退兵。”

孔镛不听众人劝说,备马出城。围攻的强盗见一个当官的骑马出城,只带两个侍从,非常惊讶。有人上前拦住盘问,孔镛答道:“我是新来的太守。你们快领我到寨子里去,我有话对你们的头领说。”

强盗们不知道他的用意,只好把他带到头领面前。众强盗拔刀亮剑,怒视孔镛。孔镛沉着镇定,缓缓下马,站立在他们中间,对众人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快拿椅子来给我坐下,你们来参见。”强盗们取过一个坐榻放在当中,孔镛不慌不忙地坐下,招呼众人上前。贼首问他是谁,孔镛说:“我是孔太守。”

强盗们一听都赶忙下拜。孔镛这时便说:“我知道你们都是良民,因饥寒所迫,聚集在一起企图逃避死亡。”强盗们点头称是。“但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要将你们赶尽杀绝。”

强盗们又纷纷骂起来,历数前任官员的劣迹。孔镛微微一笑,接着说:“我这次奉朝廷之命,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是要把你们当亲人看待,并不忍心加害你们。如果你们能听我的话,我就赦免你们的罪过。你们送我回府,我拿粮食布匹周济你们,从今以后就不许再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了。若不听我的劝告,现在就可以把我杀了,日后便有朝廷命官前来问罪,你们要因此而承担罪责。”

强盗们惊呆了。他们的头领说:“假如您能抚恤我们,只要您在这里做太守,我们一定不再侵犯骚扰。”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孔镛拍着胸脯说。

众人再次拜谢,连忙杀牛宰羊,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招待他。孔镛饱餐一顿后,在寨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便带领大家进城取了布匹粮食。

众强盗从此退走,自此田州一片太平。

孔镛不战而胜,这是他能抓住强盗们心理上的弱点,运用软硬兼施的心术,晓以大义,结果如他所料,众人心悦诚服,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腥杀戮。

很多犯事的人并不是有意要犯错的,只要你给他一条出路,他就会诚心改过,发挥他的作用。用严厉的手段进行全面的打击不一定能收到好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激起更多的人犯事。俗话说,乱世才用重典,现在既然是太平盛世,无论你掌管的是哪一部分,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都应该给犯事之人一条出路,让他们自己良心发现,为社会作出贡献。

欲扬先抑,等待时机

“官箴如是说”

凡欲成大功、立大业者,决不会一帆风顺,必因势起伏。才者当得其时、得其任而用;若不得其时,不得其任,则退隐以待之,此隐退之宜也。

——《官箴》处置事宜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凡是想要建立大功、成就伟业的人,他的命运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起伏不定。有才能的人会依据时机和所处的位置而施展抱负;但是,如果时势于己不利,又没有处在恰当的位置上,就应该隐退以等待时机成熟。

“官箴活学活用”

胸怀大志的人,始终注视着远大的目标,从不计较一时的荣辱,不在乎小人或者政敌的打压攻击,尤其是那些希望在官场上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官场是一个上下分明的地方,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想要出头切不可意气用事、硬打硬拼,要懂得欲扬先抑。成功是需要等待的,官场讲的是资历,如果时机尚不成熟,就忍一忍吧。

1922年秋,曹锟命令孙传芳带兵去抢福建这块地盘。曹锟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福建的军政大权却掌握在非直系的王永泉手里。孙传芳屯兵在福建省的边界上,只带了少数随从进入福建,编造一大堆谎言向王永泉诉说吴佩孚如何排挤他,说得声泪俱下。他向王永泉表示,只要两人同心合力,一定能在福建保境安民。他的甜言蜜语使王永泉渐渐相信了他。他还与王永泉结拜为异姓兄弟,指天发誓。这样,孙传芳就把这两个旅的重兵开进了福建,王永泉不但不疑,还以为壮大了力量。

1923年3月,曹琨正式委任孙传芳为福建的军务督理。孙传芳一面仍和王永泉周旋,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在一个夜间突然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省城。此时,城中孙传芳的兵力已经超过王永泉的兵力,王永泉这才知道上当,但为时已晚,只得声明下野,逃到上海。为此,人们都称孙传芳是笑面虎。

欲扬先抑的关键就在一个“忍”字。忍是大智,小忍得来的是大谋,历代谋臣皆善此道。自古以来,政治家就以“忍”谋生存,在自己羽翼未丰、战机未到之时,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从而保全自己,以谋发展。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公然篡位,建立新朝。随之托古改制,致使百姓生活艰难,怨声载道。全国各地义军纷起,天下为之大乱。南阳的富豪刘、刘秀两兄弟,本是汉室宗亲,见王莽篡汉建新,又苦苦捕杀刘姓宗亲,便立志推翻王莽新王朝,重兴汉室。在起事时,刘秀兄弟势单力孤,难遂夙愿,就加入当时声势浩大的绿林军,等待时机。此后不久,绿林军为便于号令天下,推举同是汉室宗亲的刘玄为首领,称为“更始皇帝”。刘、刘秀因功绩卓著被封官。

公元23年,刘玄派刘出兵攻宛城,刘秀出兵昆阳定陵和郾县,绿林军声威大震,有西进长安之势。王莽派大将王寻和大司空王邑率军40万围困昆阳。刘秀亲率十三骁骑勇闯敌营,搬来救兵在昆阳城外与新军展开决战,终于以少克多,大胜敌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昆阳之战”。在刘秀激战昆阳的同时,刘也攻克了宛城。由于义军接连获胜,主将刘、刘秀兄弟威信日高,声名远播。刘玄则极为恐惧,害怕他们谋取他的皇位,因此不久刘玄就谋杀了在宛城建功的刘,还伺机加害于刘秀。

刘秀得到刘被害的消息,立即到宛城面见刘玄,向刘玄谢罪。刘的部将向刘秀致哀,他却谈笑自若,丝毫没有伤悲的样子,在刘玄面前,一点儿也不提自己在昆阳建立的大功,只是称罪。刘秀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自如,好像对刘的死毫不怀疑,这样刘玄不但不再怀疑刘秀怀有异心,而且对自己加害刘感到羞愧,就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避免了杀身之祸,同时注重搜罗人才,兼并军队,如招抚铜马将领吴汉,收编高湖等地义军等等。当刘秀羽翼已丰,实力雄厚,才同刘玄彻底决裂,为刘举哀沮丧,讨伐刘玄。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国号“汉”,史称东汉。

等待的滋味的确是痛苦的,但是如果你想想等待能得到的美好结果,就能够坚持等待下去了。时机不是时时都有的,等待就显得异常重要,不过一旦等到了时机就要牢牢地抓住。

刘裕原来是东晋桓玄手下的将领。他精明过人,一直都有远大的抱负,但从来都是深藏不露。

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桓温一心想篡夺晋朝的江山,但由于谢安等人的抵制,没能实现,最后郁郁而死。桓玄比起他的父亲来,更加野心勃勃,也更加跋扈。他不断扩充势力,收拢人心,要实现父亲没能实现的遗愿。

刘裕作战勇猛,但地位并不高,举止也很随便,很多贵胄名流都不怎么瞧得起他,只有王谧对他另眼相看。王谧是丞相王导的孙子,在朝中很有地位。他私底下对刘裕说:“老夫阅人无数,只有你会成为当世的英雄。”

桓玄第一次见到刘裕时,是刘裕随着几位刺史进京朝见。桓玄对王谧说:“此人风骨不同寻常,只怕不是寻常的人。”桓玄的妻子刘氏一向有识人慧眼,她告诉桓玄,刘裕一定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最好早早除掉他,免得留下祸患。桓玄叹口气说:“现在我要平定中原,正是用人的时候。除了他,真的是没有可用的人了,再说现在他也翻不了天。”

刘裕自己也非常谨慎。其实他和桓玄一样野心勃勃,但他知道时机不到,自己的势力还远远比不上桓玄,就把自己的志向巧妙地隐藏起来,毫不外露,免得为自己招来麻烦。但他一面逢迎桓玄,一面暗中打着自己的算盘。桓玄一直想篡位,但是时机总是不成熟。一天夜里,南京城外涨水,水流到城内,淹死了很多人。水声加上百姓的呼叫使他心惊胆战,以为是手下造了反。他担心的人中当然有刘裕。他命堂兄桓谦到刘裕那里去探虚实,一旦发现刘裕有异心,就杀了他。

桓谦见到刘裕,问道:“楚王桓玄功高德重,现在朝廷里面有些人劝他自立为帝,弄得楚王很是为难!”“这是好事。”刘裕不动声色,“楚王功德盖世,现在晋室不振,百姓把希望都转到了楚王的身上。以他的功德和威望,代替晋室,我看未尝不可!”“哎呀呀,将军如此说,真是深明大义。有了将军的支持,这件事情就算成了。”桓谦兴冲冲地回去复命,向桓玄说明了刘裕的态度。桓玄非常高兴,放松了对刘裕的警惕。刘裕却乘机与何无忌一同乘船返回京口,暗中商量恢复晋室。此时,北府兵将领刘毅也来找何无忌谋划反桓,何无忌故意说:“桓氏势力强大,能有把握吗?”刘毅笑笑,说:“天下自有强弱,如果失去人心,虽然强大,也会变弱。现在所愁的只是缺少个带头的盟主。”何无忌说:“难道天下就没有一个英雄吗?”刘毅说:“我所知道的只有刘裕了。”何无忌笑而不答。他回去告诉了刘裕,于是他们决定共同反桓。

起事那天,刘裕以打猎为名,聚集了一百多人在京城发难,杀死守将桓修。刘毅也在广陵起事,杀死桓修的弟弟桓弘。众人推举刘裕做了盟主,传檄四方,各地纷起响应。桓玄见情势不妙,挟持晋安帝,逃到江陵。刘裕率军进入建康,坐镇京师,指挥各路人马乘胜西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桓玄被逼逃往西川,为益州都护冯迁所杀。第二年,刘裕迎回晋安帝复位。为奖励刘裕再造晋室之功,晋安帝封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从此刘裕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

想成就大事者,必定要懂得一些做事的技巧和智慧。大凡以高标准做事者,其做人的基调都很低;大凡高调做人者,其做事的标准都很低。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因果关系:越是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者,往往越能成就大事;越是功成名就、高调做人者,往往会盛极必衰。

委曲求全,左右逢源

“官箴如是说”

在低谷逆境,寄人篱下之时,当行韬光养晦之术,掩其志,保其身,寻机以申其志。切不可急功近利,以致招惹杀身之祸。

——《官箴》处置事宜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在落魄的时候,寄人篱下的时候,应当韬光养晦,暂时隐藏自己的抱负,保全自己的性命,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一定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

“官箴活学活用”

《三十六计·假痴不癫》中曰:“假作不知而实知,假作不为而不可为,或将有所为。”意思是假装不知而实际非常清楚,假装不愿做,实际却是不能做,或是等待时机到了再去做。官场复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所管辖的范围,谁也不让谁。你在与人竞争时,如果实力处于下风就要学会委曲求全,不可意气用事,要不然对自己的仕途不利。

晚清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深谙官场之道,他不仅善于委曲求全,还深刻理解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所以他常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逞一时之强,而是委屈自己适应现实的需要,等到为自己积累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而达到建功立业的目的。张之洞虽然在一生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坚持己见,敢于以硬碰硬,不向异己屈服,但他毕竟是个满腹韬略的人,他善于因时顺势,目光长远,能屈能伸。

张之洞在与政敌打交道时,尤其如此。尽管他与李鸿章早有嫌隙,在政见上多有不同,也看不惯李鸿章一味地对外求和的为政策略,更看不起李鸿章不顾大局、始终维护自己淮军局部利益的做法,但他同时也深知李鸿章始终不服自己,多次在人面前贬抑自己好大喜功。他认为李鸿章毕竟位高权重,自己如果一味地同他僵持下去,两人之间就会由嫌隙转化为比较大的矛盾,那样不但对自己的前程不利,对国家也没好处。于是,张之洞想在不涉及重大问题的前提下,自己还应该对李鸿章虚与委蛇,尽量不贸然得罪他。

所以,张之洞在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时就送过去寿文;在李鸿章本人七十寿辰时,他更是三天三夜几乎没有睡觉,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寿文送给李鸿章。在寿文中,张之洞极尽能事地推崇李鸿章,说李鸿章“文长纶阁,武镇的疆,内掌海官,外综商政,有一德之美,兼四事之勤,赞成盛化有自来矣”,意思是赞扬李鸿章文武兼备,既饱学博识,文才盖世,又运筹帷幄,统领千军万马,镇守着祖国边疆;夸李鸿章是兴国栋梁,内掌海军衙门大权,外管外交事务,不愧为安国重臣;还赞美李鸿章德高望重、勤于国事,美好的品行深得天下人的敬佩。这篇约5000字的寿文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琉璃厂书商将其以章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张之洞处理自己与李鸿章的人际关系的这种方法,包含着深刻的自保意识。

当自己的力量处于弱势,比如兵力还不够多,势力还不够大,威望还不够高,如此等等不及别人的情况下,必须委曲求全,韬光养晦,决不可让人看出你有意和对手分庭抗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苗头。

官场的处世哲学除了委曲求全之外,用得比较多的就是左右逢源。左右逢源就是要分析各方情况,按照各方利益均衡的原则行事,是一种中国人所特有的中庸之道。但是左右逢源并不是让我们奸诈,或做一个和事老,而是让我们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利于各种工作的开展,更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

一代奸雄袁世凯在官场上也是个善于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处世高手。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主持操练新军,开始掌握兵权。然而此时的袁世凯羽翼尚未丰满,想进一步发展势力必须找个可靠的后台。刚开始时,老袁与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打得火热,曾报名参加过康有为等组织的“强学会”,假装进步,迷惑了一班子书生气十足的维新人士,光绪帝对他也寄予莫大的希望。

为了寻求支持变法的军事力量,光绪帝在中南海玉澜堂接见了袁世凯。光绪帝问他新政是否合宜,老袁满口赞扬。光绪心里高兴,又问他:“要是让你统率军队,你肯对朕忠心耿耿吗?”袁世凯马上磕头发誓:“臣当竭力报答皇上厚恩,一息尚存,必思报效。”

第二天,光绪帝就降谕拔擢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令其专办练兵事务,以此恩遇拉拢袁世凯支持变法。

袁世凯在这一时期之所以热心“支持”变法,主要还是因为此时维新派正得势,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成了光绪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变法前景尚不明朗,袁世凯这种惯于趋炎附势之徒不能不给自己留一手。一旦事情大功告成,他袁世凯也不失为有功之臣。

然而,不久形势便出人意料地恶化起来。维新活动不足百日,以西太后为首的实权派已开始磨刀霍霍,密谋废掉光绪,镇压维新派。由于情势吃紧,维新派首领谭嗣同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坦率说明自己来访的目的,动员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等就范,救护光绪,保护新政。袁世凯当场慷慨激昂地表示:“袁某与谭君都受到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还拍着胸脯保证:“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经过反复掂量,感到以光绪帝、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党,既无政权,又无军权,两手空空,而他们面对的敌手则是西太后这一帮根深蒂固的顽固势力。万一下错了赌注,把宝押在维新派身上,恐怕会大祸临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不如另攀高枝,投靠慈禧,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前程。于是,袁世凯连夜赶奔天津向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告密。西太后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即刻带领大批随从摆驾回宫。于是,百日维新就此夭折,光绪帝被囚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袁世凯因通风报信有功,受到慈禧的宠爱,从此攀上了西太后这棵大树,地位一升再升,最后成了影响清政府内政外交的北洋集团首脑人物。

这里不是说袁世凯这种背叛的做法可取,这种方法当然不对,但是我们要从袁世凯身上学到一些官场左右逢源的智慧,他能在黑暗的晚清官场站住脚最后成为大总统,自然有他的手段。

背后议论不如当面指出

“官箴如是说”

事有未惬于志者,上官不妨婉诤,僚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词达,必荷听从。若不敢面陈而退有臧否,交友不可,况事上乎?且传述之人,词气不无增减,稍失其真,更益闻者之怒,惟兴口戎,可畏也。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如果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与别人的不同,那么,不妨当着上司的面委婉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据理力争,在同事面前也可以公开讲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自己讲得有道理,用词贴切,表达准确,那上司一定会同意,同事也一定会依从你的想法。如果不敢当面陈述,却在背后胡乱议论,这种态度即便是用在交友上也是不可以的,何况同上司相处呢!再一点就是,传话的人,他的用词和语气,很可能会有添油加醋的地方,要是稍有不实之处,就会让听取的人更加愤怒,记住舌战也是让人十分害怕的。

“官箴活学活用”

背后议论别人的人是小人,不是做领导的人。当领导的人,只可以在公开场合当着众人的面发表公开的言论,这是领导人的仪态。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是什么样的身份就要做符合身份的事,如果一个领导人总是在背后议论别人,那他根本就不像个领导,而像一个普通职员,其他的领导也不屑于同这样的人为伍。

王飞是一所大学的教研室负责人。在一次由教务处主任主持的课题研讨会上,王飞接听了朋友打来的紧急电话。就在王飞挂掉电话的时候,教务主任开始批评王飞,他责怪王飞,应该告诉朋友不要在开会时打电话给他。

这时,王飞很生气,他几乎想立即对教务主任说:“任何时间你想接电话就可以接,凭什么要求我不要接朋友的电话?”但是王飞的理性驱使他不能这样做,王飞选择缓慢地深呼吸。与其用激进伤害的方式,向教务主任反击,不如让他知道自己行为的错误。王飞知道为了让他的反应更有建设性,他应该选择适当的地方和时间,采用适当的方式和适当的态度来和教务主任面对面谈。

隔天,王飞找了个机会单独对教务主任说:“主任,我很不赞同你昨天告诉我不能接任何朋友的电话的事,那些都是很重要的电话。如果你不希望我在开会当时接听电话,你可以要求秘书接听,替我留话,但是既然你在当时将电话转给我,所以我认为接听应该是没问题的。”

他接着说:“我不想说什么不尊敬你的话。我对于你在管理和教学上的能力相当推崇;同时我也记得,当我改进教学方式时,你是如何支持我的。我很担心如果我将你的要求转达给其他同事后,会降低他们对你的尊敬。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审查每个人的电话,我尊重你有过滤你的电话的权利,也期望你能尊重我们应享有的相同权利。”在经过和王飞的一番谈论后,教务主任也欣然接受了王飞的意见。

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使你这个当领导的不满的,就要当面指出来,不要忘了你才是领导。即使是你的上级做错了事,也应该指出来,当然这种指明要诚恳、谦虚,要考虑到上级的感受,而且只能当着领导一人的面指出。

在任何时候,当面指出都比在背后议论要好。试想一下,在背后听了你说话的人,或许也是个爱传话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难免在传播过程中有添油加醋的可能性,最后传到被指责人耳中,事实已经歪曲,一场“战争”就在所难免了。

不要以为瞒得住

“官箴如是说”

天下无受欺者。矧在上官,一言不实,为上官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故遇事有难为及案多牵窒,宜积诚沥悃陈禀上官,自获周行之示。若诳语支吾,未有不获遣者。苍猾之名,宦途大忌。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当今世上,没有没受过欺骗的。可是,对于上司,如果有一句话不符合实际情况,那肯定会受到上司的怀疑。如此一来,只要犯了错误就会遭到上司的批评,没有一件事能得到上司的称赞。因此,遇到棘手的事情,案件牵连人较多,纠缠不清,不易解决的,就应实实在在地向上司报告,请上司批示。上司自然会给你周密可行的指示。如果拿好话来搪塞、蒙骗上司,这样的人,没有不受到责备的。“狡猾的苍头”,这个名声是当官者的大忌。

“官箴活学活用”

我们总是说为官要有诚信,但诚信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要付诸实践的。欺骗就是最大的不诚信,是为官者的大忌。不要认为官场只有尔虞我诈,只有钩心斗角,官场也有诚信,官场同样厌恶欺骗。

上级部门选拔提升官员自有一套评价体系,无论是何等的评价体系肯定都有一条——看你有没有欺骗上司的行为。有的话往后靠,即使你的政绩比别人突出,但仅此一点就能让你落于人后。

魏人范雎受到魏王的迫害逃到秦国后,秦昭王发现范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很重用他。过了一年,穰侯魏冉为扩大自己的封地,欲率兵经韩、魏去攻打齐国。范雎抓住这一良机上疏昭王,请求面见。在这次见面谈话中,范雎慷慨直言,得到了昭王的信任,昭王当即表示,今后无论大小事,上及太后,下至群臣,范雎尽可畅所欲言,随意赐教,不必有任何顾虑。第二天上朝,昭王即拜范雎为客卿,下令撤回伐齐军队。从此,范雎跻身于秦朝,深得秦昭王的宠信,被封为应侯。

有一次,范雎在韩国的封地汝南失掉了。秦昭王对范雎说:“君失去封地汝南忧愁吗?”“臣不忧愁。”“为什么?”“梁国有个叫东门吴的人,他的儿子死了都不忧愁,他妻子的陪嫁女问道:‘你喜欢儿子的程度是天底下少有的,现在儿子死了,你却不忧愁,是什么原因啊?’东门吴说:‘我曾经没有儿子,没儿子时不忧愁,现在儿子死了,与没有儿子时相同,我为什么忧愁呢?’臣也曾有儿子失落在大梁,那时没有忧愁,现在失去了汝南,也和失落了儿子一样,有何忧愁呢?”

秦王不相信范雎的话,就告诉蒙傲说:“今年,我因一座城市被围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应侯失地而不言忧愁,这难道是他的真情吗?”蒙傲说:“让我去探他的真情。”

蒙傲去见范雎,说道:“我想要去死。”范雎问:“为什么呢?”蒙傲说:“秦王把你当老师,天下没有人不知道,更何况秦国呢?现在我在秦国为将,带领军队,我以为韩国那样的小国公然叛变,夺走你的封地,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不如死了。”范雎忙向蒙傲拜谢说:“汝南封地这件事愿拜托于你。”

蒙在向秦王报告了这一情况。自此以后,范雎再说韩国的事情,秦王就再也不听了。

不要觉得上级只在上面办事,永远不知道下面的情况。要知道无论什么样的上级,其实都想做一个英明的领导,想游刃有余地驾驭下级,也想更多地知道下属的情况。所以,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了解下级的目的,不管是你看得到的,还是看不到的,做领导的没有一点手段,怎么会坐到如此高位。所以,作为一方官员,有情况就要如实上报,说不定上级正在办公室里心中明了地等着你如实地汇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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