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是最为复杂、最为庞大的，没有哪个阶层的人际关系有如此复杂。因此身处其中的各级官员们都疲于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于人。无论是对待上级、同僚，还是对待下级，都要做到合理恰当。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不但能让自己在官场中生存得更容易，还可以盘活整个人际关系网的气氛，使许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明白谁是“上”，谁是“下”
“官箴如是说”
处己接物，事上使下，皆当以敬为主。敬则立，怠则废。持己得一敬字，接人得一谦字。
——《官箴》正心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对待自己和与人交往，侍奉上司和指挥下属，都应当以谨慎为主。谨慎就会成功，怠慢就会荒废。对待自己需要一个“敬”字，接待别人需要一个“谦”字。
“官箴活学活用”
大多数人都有上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对待上级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官箴》中认为，对待上级应该以谨慎而不怠慢的态度为主，谨慎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这不怠慢就有讲究了。不怠慢不是说上司说一，你不能说二，也不是上司下来视察你就大张旗鼓、严阵以待，这样上司反而会不自在，觉得你别有所图。不怠慢就是不能唯唯诺诺，也不能过于逞强。这中间有个度，这个度要好好把握，其中存在很多技巧。
唐朝的名相张九龄懂得尊卑贵贱，也有皇权至上意识，但又忠于职守，喜欢据理力争，经常弄得唐玄宗很没面子。从根本上说，皇帝是看重张九龄的，不仅欣赏他的风度，也赞赏他的理念，否则，玄宗不可能亲自提名让他统领百官。
张九龄任相期间，与皇帝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多次与皇帝发生冲突。比如，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打败契丹，立了大功，皇帝以为有功就该奖赏，提议让张将军当丞相，张九龄却反对，理由是官职不是奖品，“宰相者，非赏功之官也。”皇帝让了一步，提出只给个丞相虚名，不让其任职。张九龄还是不同意，特别指出：“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话是孔子说的，他借来一用，有效堵住了皇帝的嘴。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要废除太子，武惠妃也借机力挺自己的儿子，意欲取代太子。两人都找张九龄，皇帝需要他的态度，惠妃需要他帮个忙。张九龄态度强硬，坚决反对废立太子，由此得罪了皇帝和惠妃。还比如，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忠于职守，镇边有方，玄宗很赏识他，想给牛仙客加个尚书头衔。自然，又是张九龄不同意，玄宗当时没说话，第二天再议，他还是反对。这次，皇帝发了大脾气，甚至指责张九龄说：“事皆由卿耶？”从皇帝角度看，指责当然有理，一个丞相，如果事事都想主做主，皇帝岂不就“失业”了吗！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危险已步步逼近，张九龄看到了险情，却无从躲避，只能硬撑着往前走。以彼时的形势论，这种矛盾很难避免。
玄宗执政已20多年，构建了一个全新盛世，天下富足，其乐融融。在忘乎所以的同时，皇帝渐渐没了锐气，少了智慧，且惰性十足，听不得任何批评。张九龄这个时候当丞相，既面临挑战，也多有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处事灵活一些，多用策略手法，做事有点儿弹性。但他却锋芒毕露，从不妥协。他以为自己赤诚一片，公正无私，必能辅佐帝王，再续盛世新篇。然而，他想错了，皇帝不想和他玩理念，不愿和这个爱较劲儿的丞相照面。
明确上下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永远是官场铁律。对上司，无论贤愚，你都得敬着爱着，即使真理在手，也要讲策略，设法说服领导，不能老是拗着戗着。领导始终是领导，他能在那个位子上自然有其中的道理，所以不妨多倾听领导的意见，该你发表意见的时候再发表。
一位在一家美国驻香港分公司做公关经理的女士，她在商场上有很高的声誉，但却因一件小事而被迫辞职，事情是这样的：美国总公司的几位最高领导者决定在香港举行宴会。除了香港公司的总经理及一些要员外，美国总部的要员当然少不了，再加上一向合作关系亲密无间的大客户，宴会场面非常盛大。
作为香港分公司公关经理的她乐于以女强人自居。在任何一方面，她的下属都干得非常出色，这也是她引以为自豪的。不知是否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她在一些宴会中，风头甚至凌驾于总经理之上。总经理是一位好好先生，在不损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每每让她发言。总公司与分公司联合宴会的机会极少，她还是头一次经历。筹备宴会时，她抱着很谨慎的态度，务求取得总公司主管的赞许。宴会当晚，她周旋于宾客间，确令现场气氛甚为欢乐。直至分别由总公司的高层主管及分公司的总经理说致谢辞时，她在旁边逐一介绍他们出场。轮到她的上司，即分公司总经理出场时，她不知怎么在介绍之前，竟先说了一番致谢辞，感谢在场客户一直以来的支持。虽然三言两语，已让总公司的主管深皱眉头，因为她当时负责的，只是介绍上司出场，而非独立发言。
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总公司主管曾与她交谈，发现她提及公司的事时，总是以个人主见发表，全然不提及总经理的意思。给人的感觉是，她才是分公司的最高主管。结果，分公司总经理被上级邀请开会，研究他是否坚守了自己的岗位，而并非疏懒至由公关经理代为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步。她终于自动辞职，原因是她认为被总经理削权，却不知道是因为自己锋芒毕露、喧宾夺主的缘故。
在这种万众瞩目的场合，最忌讳的就是喧宾夺主，本来自己不是主角，非要当主角，搞得领导很尴尬。“枪打出头鸟”是官场的一个规律，且不说那些贪腐、飞扬跋扈的官员最终会被惩治，即使你才华横溢，做出了一番政绩，也难免会遭人嫉妒。尤其要避免功高震主，在上司面前要有所收敛，这样上司就会觉得你懂得礼数，以后凡是你提出的意见他都会认真考虑，你上报的申请他都会乐意接受。
事上还是谦虚为主
“官箴如是说”
获上是治民第一义，非承奉诡随之谓也。为下有分，恃才则傲，固宠则谄，皆取咎之道。既为上官，其性情才干不必尽同，大约天分比高，历事必久，阅人必多。我以朴实自居，必能为所见谅。相浃以诚，相孚以信，遇事有难处之时不难从容婉达，慷慨立陈。庶几可以亲民，可以尽职。
——《官箴》正心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得到上司的奖励，对官员来说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要用阿谀奉承那一套。做下属的要依本分行事。恃才而骄，自以为无人可比，或是觉得上司宠爱自己而得意扬扬，这些都可能招来他人非议，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领导的人虽然性格能力不尽相同，但他们一般具有很高的天分，人生阅历也很丰富。而下属以朴实自居，不争不闹，一定能得到上司的理解。从而，彼此信任，以诚相待，遇有难处，下级也不难从容说出自己的主张。如果是这样的话，做官才能够上通下达，熟悉情况，从而才能尽职尽责。
“官箴活学活用”
谦虚是一种为官的智慧，古人曾说：“鹤立鸡群，可谓超然无侣矣，然进而观于大海之鹏，则渺然自小，又进而求之九霄之风，则巍乎莫及。”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为官要以“谦”字铺路，就会在人际关系上做到游刃有余，仕途才会顺当，而妄言轻人者即使功绩卓著也难以成就大业。
邓禹是东汉的开国功臣，光武帝刘秀手下的大将，后来又当了太傅。在汉和帝时，他的女儿邓绥被选入后宫，当了贵人。她和皇后及其他嫔妃都相处得非常好。每次有宴会，嫔妃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只有邓绥穿着朴素。她为人十分谦让，当她发现自己的衣服和皇后穿的一样时，就赶紧换成别的衣服。和皇后一同见皇帝时，她从来不敢正坐或与皇后并立，走路时也微微躬着上身，表示身份低微。皇帝问起话来，她总是等皇后说完才回话。皇后有了过错，她总是为她掩饰。后来皇后失了宠，每当皇帝召见她时，她总是推说有病。皇上对人说：“为人如此，真是有修养啊。”
有一次，邓绥生了病，皇帝特地下诏，要她的母亲和兄弟住进宫来照料她，她却说：“皇宫是禁地，让外戚住在里面，会引起别人的议论。上对皇上不好，人们会认为皇上宠幸私亲；下对臣妾不好，人们会说我做事太过分。”后来皇后被废，皇帝就想立邓绥做皇后，她却一再拒绝说：“不可。我何德何能，怎么配当皇后呢？”于是她推说有病，闭门不出。直到皇帝下诏，她才当了皇后。她生活非常简朴，当了皇后以后，她下令各个封国今后一律不得进贡物品。皇帝每次提到要封邓家官爵时，也都被她婉言谢绝。
邓绥是大功臣的女儿，自己又被皇帝宠爱，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飘飘然。她深知后宫的凶险，因此处处小心，如履薄冰。她待人谦和，处处与人为善，因此她不但保全了自己，而且最后还得到皇帝的敬重，当上了皇后。
为官不可以有傲气，特别是在做事的时候。聪明的人总是知道谦虚做人，在适当的时候赞美上司就是一种很不错的谦虚的表现。赞美是与上司保持良好沟通的金钥匙，在赞美上司时，要注意他的身份，不能像对待朋友那样随意赞美。即使有些时候不能明着赞美上司，也可以通过你谦虚的行为变相赞美。
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下围棋，棋艺水平还不错。据《通志》、《宋史艺文志》及《皇朝类苑》记载，太宗著有《棋图》一卷，《御制角局图势》数卷。
据说，宋太宗常常做些“棋势”（即“死活图势”）考朝臣们，相传太宗曾制过三个棋势：“对面千里”、“独飞天鹅”和“海底取明珠”。宋太宗的棋势比较深奥，朝臣们都不懂，纷纷上表请求皇上再别出了。
当时宫里有一个叫贾玄的棋待诏，他是一个围棋奇才，少年时已能战胜国手。当上国手后，棋艺更加精湛。他的棋下得神出鬼没，千变万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对方。和他下棋的无不对其棋艺佩服有加。他曾称霸棋坛数十年，他在进宫前便深知有权有势的人专横跋扈惯了，都有极强的好胜心，也知道自汉朝以来，已有好几位棋待诏因弈棋被皇帝赐死。因此他与宋太宗下棋时，不敢赢太宗，又不敢让太宗赢得太多，能看出自己故意输棋，落个欺君之罪。于是他每盘棋只输一二子，讨太宗高兴。宋太宗棋下得虽然不错，但他也自知比不上贾玄。不过既然贾玄甘愿故意输棋，便也不点破，乐得收下这个顺水人情。但是，时间一长，赢的太多了，宋太宗便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一天，他又与贾玄对弈，他对贾玄说：“我听人说你的棋天下第一，从没有负过任何人，而你为什么又盘盘负于我，可见其中有诈。现在再下几盘，如果你又输给我，我让人打你50大板。”
贾玄听了忙说：“陛下棋艺高超，取胜不足为奇。下盘愚臣将全力以赴，争取不再输棋。”
果然，这盘棋下完后，贾玄没有输棋，但却是一局和棋。宋太祖哭笑不得，但又毫无办法。于是又下一局，这一局贾玄用尽了全身的功夫，结果又是一盘和棋。下围棋要做到不输不赢是很难的，甚至比赢棋还难。
贾玄未输，自然不能杖责。
宋太宗知道贾玄又在捣鬼，便故意发怒地对贾玄说：“都说你是一代棋王，可连我都胜不了，真是徒有虚名，再下一局，如果你赢了，我赏你官做，要是你输了，我把你扔到水里去喂鱼。”贾玄唯唯诺诺，只得连连点头称是。
待到下完了，又是不输不赢，于是宋太宗佯作生气的样子说：“我让你先走一子，可是仍下成平局，就是你输了！你没有什么话说了吧？”说完，下令把贾玄扔到水里。
贾玄见皇上动真格的了，急忙大呼道：“陛下息怒，此局臣胜一子，并非和棋。”
太宗听他说此局不是和棋，便让他回到原座，问他何以说胜了一子，贾玄惊魂稍定后，结结巴巴地说：“我怕真的被投入河里，故赢皇上一子。但又怕皇上怪罪小臣，故数子时，我偷偷将一子攥在手中，未敢亮出来。”
太宗一看贾玄手中果然还紧紧地攥着一子，又好气又好笑，可是他也真知道了贾玄的棋艺水平比自己的水平高很多。因为他知道自己棋艺虽不太高明，但也有一定水平，可贾玄能够想输一二子就输一二子，想下成和棋就下成和棋，而想赢一子就赢一子，已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太宗对贾玄的棋艺打心眼儿里佩服，很为贾玄的机智而开心，哈哈大笑，马上赐宴招待他并封了他官职。从此太宗更加宠幸贾玄了。伴君如伴虎，下棋赢也不是，输也不是，这类官场应酬，实在难以对付，亏得贾玄棋艺高超。
姑且不说贾玄的这种做法合不合适，但确实赢得了宋太宗的好感，还让自己得以保全，并且升了官。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效仿贾玄这种做法，需要学习的是贾玄这种谨慎谦虚的态度，该做的时候就要做，不该做的时候要知道收手。一味地冒进贪功很可能导致失败，不仅下属反对，连上级也责备；一味地保守沉默也不可取，不仅会丧失你在下属中的威信，上级也会对你产生反感。因此，谨慎谦虚的态度颇有中庸之意，这是中国官场的智慧，被无数的实践所证明的最适合的官场态度。
摸清情况再出手
“官箴如是说”
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若自恃才识有余，独行其是，终亦不能为治。譬之医师用药不知切脉加减，而专袭成方，则草蓍杀人，未始不与砒信同锅。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具备了才干和胆识，就能够做官了。然而有才干贵在干练通达，有胆识贵在明白事理，遇上与他人性格习惯彼此不同，现在和过去形势不同的情况，就要对时间和地点的差异作出权衡，谋划出相应的对策来。如果自恃过高，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事情最终也不可能处理好。这就如同医生用药，如果不知怎样把脉，不知增减药料，只是一味地抄袭前人的现成药方，那么人参、蓍草也会置人于死地，和用砒霜杀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官箴活学活用”
万事万物都是在不停变化之中的，官场的事情也一样。或许今天还在执行这个规定，明天规定又换了一套；或许今天还是这个领导，明天就换成了那个领导；或许前一分钟发布的消息，后一分钟又要你立马收回。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为官最忌麻痹大意、操之过急。麻痹大意容易判断错形势，分析错事情的性质，操之过急容易让好事也变成错事。开展工作前、待人接物时，要先摸清楚情况再下手，看清楚将要做的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看清楚将要交往的人到底是何等人物。
晚年的郭子仪退休居家，忘情于声色来消磨岁月。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们包围，正在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他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青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人，一律都难免遭杀身抄家之祸。只有对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以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人们常说不要得罪小人，那到底哪些人是小人，需要我们有一双火眼金睛来分辨。哪怕你是再高级别的官员，也难免遭到小人的陷害，即使他动摇不了你的职位，也会到处散播流言，毁坏你的形象。所以，摸清这些小人的秉性，才能有对策。摸清楚状况同样是明哲保身的条件，不知道状况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关系不太融洽，遇事多有龃龉。谭继洵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父亲。
有一天，张之洞和谭继洵等人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举行公宴，当地大小官员都在座。座客里有人谈到了江面宽窄问题，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曾经在某本书中亲眼见过。张之洞沉思了一会儿，故意说是七里三分，自己也曾经在另外一本书中见过这种记载。
督抚二人相持不下，在场僚属难置一词。于是双方借着酒劲儿戗戗起来，谁也不肯丢自己的面子。于是张之洞就派了一名随从，快马前往当地的江夏县衙召县令来断定裁决。当时江夏的知县是陈树屏，当张之洞的随从来找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急着马上跟随从走，而是先问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当时的情形，才整理好衣冠骑马前往黄鹤楼。他到了以后刚刚进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张、谭二人同声问道：“你管理江夏县事，汉水在你的管辖境内，你知道江面宽度是七里三分，还是五里三分吗？”
陈树屏知道他们这是借题发挥，对两个人这样搅闹十分不满，但是又怕扫了众人的兴；再说，这两方面是谁都得罪不起的。他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语平和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水落时便是五里三分。张制军是指涨水而言，而中丞大人是指水落而言。两位大人都没有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张、谭二人本来就是信口胡说，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均抚掌大笑，一场僵局就此化解。
官场交际就像一场攻坚战，你不知道火力点在哪里就不要盲目地往上面送炸药，否则不仅炸不了火力点，还白白牺牲很多人。遇事要不慌不忙，越慌越容易出乱，反倒是先冷静分析效率更高。
明朝人周文襄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宦官王振当权，周文襄怕王振对他所报奏折借机刁难，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定做地毯送给王振作为贺礼。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以后，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江南的百姓因此蒙受福泽。
然而宋朝时一个官员给当时的权臣秦桧送地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秦桧修建格天阁时，有个任职的江南官员，想别出心裁，好好巴结秦桧，用类似的方法给秦桧送了一块地毯。由于地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非常生气，常借此事斥责这名官员。
同样是送大小尺寸丝毫不差的地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原因就在于，王振虽然表面骄横暴虐，但是这个人并不深沉，秦桧则是阴险狡诈，心机很重。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得美名，而秦桧怕遭到谋刺，所以以小人之心严防众人。因此才导致了这样不同的结果。
有时候做同样的事情，却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摸清楚情况就盲目下手，所以开展工作前要慎重，不要盲目模仿所谓的“成功经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事后你只能茫然地看着失败的结果一个劲儿地说：“这是为什么？”
同僚是战友不是对手
“官箴如是说”
张文忠公曰：同官有过，不至害政，宜为包容，大抵律己当严，待人当恕。以己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处同僚以礼为主。若时常饮酒，言语亵狎，久则必生怠慢。某知温州府时，家无酒器，与同僚外若淡然，而内则诚实，相孚有如兄弟者，以礼相待故也。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张文忠公说：同僚有过错，如果不至为害政务，应该予以包容，大致来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别人应当宽容。以自己的廉洁，来指责别人的贪婪，这是招致怨恨的做法。与同僚相处，要以礼为主。如果时常在一起饮酒，言语轻慢而不庄重，久而久之，就必然会产生怠慢之心。我担任温州知府时，家中没有酒器，与同僚相处，表面上看似冷淡，而内心则很诚实，互相信任，如同兄弟一般，就是能以礼相待的缘故。
“官箴活学活用”
宽容是为官的德行，是立官的根本。宽容不是口头上说说、心里面想想就可以的，宽容是一种行为，是要作用于他人才能体现的。作为领导不仅要对下属宽容以待，还应该对同僚宽容以待，同僚不是你的竞争对手，而是你的合作伙伴。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纷纷争权割地自立为王。七雄各占一方，尤其以秦国昭襄王最为猖狂。他曾用计用十五连城换和氏玉璧，实际上是要以强凌弱欺负赵国。赵国蔺相如足智多谋，抗强秦完璧归赵而未受损伤。回国后赵王封蔺相如为丞相，廉颇听说后怒气冲冲，回想自己连年南征北战，蔺相如只不过是凭借着口舌之辩，又怎能比自己强呢？况且他未经过大战却官居自己之上，因此难免令他怨气冲天。
正在寻思之际，有门客进来报告说：“蔺相如赴宴，街上人民高声欢呼丞相，非常荣耀啊！”廉颇闻听气往上撞，心想为何不拦住去路好好羞辱他一场。于是率领仆从来到长街上，将人马一字排开在各要路口。蔺相如车马行至此处难以再往前进，连忙吩咐绕道而行以免伤了彼此的和气。廉颇又穿过小巷挡住去路，蔺相如说：“这老将故意拦挡去路，我退让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再次唤仆从另寻别路去赴宴。
谁知老将廉颇又一次追赶到前方。这次拦路更鲁莽，仆从亦口出不逊，说短论长。蔺相如镇静心神，细细地琢磨：“这老将再三刁难，虽年过花甲却像孩童一样，竟忘却将相不和乃是国家不祥。”于是，令仆从将车马退转，罢宴回府，这时候廉颇才得意扬扬地大笑起来。
不久这件事就传遍大街小巷，惊动了大夫虞卿，他便入朝禀告大王。赵王听后沉吟了半晌，认为这件事关系国家兴亡，连忙命虞卿前去调解，并告诫虞卿必须要那二人和好。
虞大夫领命先到丞相府。虞卿说：“我最近听说老将廉颇得罪了丞相，挡路三次。多蒙丞相宽宏大量，我奉王命特来问候。”蔺相如说：“我为国家而退让，众诸侯国畏惧他武艺高强，倘若是我们同室操戈生内乱，那强秦一定要乘虚而入。我蔺相如若有过失得罪了老将，我情愿谢罪赔礼。”虞卿点头称赞。
虞卿又来到将军府，通禀后与廉颇相会。虞卿说：“我久慕老将军知兵善战，威镇诸侯。这朝中文有蔺相如、武有将军你，何愁赵国不富强。”廉颇听后怒容满面：“那蔺相如是何等之人，不配伴在君王之侧。提起赵国安危惟我一人独掌，那蔺相如他有何能保国安邦？这赵国有廉颇在朝一日，管叫他宰相做不长。”虞卿摇头微笑道：“老将军，蔺相如只身入强秦，别人谁敢前往？他不怕油锅威吓，气吞八荒。他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在渑池众诸侯的面前羞辱秦王。他不怕油烹怎能怕将军你？蔺相如有明察远见不和将军论短长。那秦王若知你们将相不和，一定要兴兵来犯。到那时内忧外患必难以固守，蔺相如他怕的是国破民亡、妻离子散啊。”廉颇闻听如梦方醒：“虞大夫！蔺相如真是深明大义，我做事太蛮横骄傲了。蔺丞相为国为民低头忍辱，太可敬了，真叫我越想越愧悔。我立刻到他那里去负荆请罪。”
廉颇摘金盔脱蟒袍身背荆杖，徒步而行前往相府。到门前也不顾禀报就往府内闯，众门客谁都不敢拦挡。廉颇进书房见蔺相如独自躺在床上看书，就含羞带愧地一语不发跪在了一旁。蔺相如一抬头见廉颇跪在一旁，身背荆杖，忙撇下书本惊慌失措地下床跪倒，说：“老将军你这是干什么？”
廉颇说：“多蒙丞相宽宏大量，以国家为重不忍伤了手足。我从前太自私了，三次蛮横欺压丞相。现在我负荆请罪而来，望丞相责罚教训。”
蔺相如急忙搀起廉颇把荆杖扔在一旁说：“老将军，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同心合力抗强敌，无论文武都是国家的栋梁啊！”
蔺相如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面对廉颇的当街羞辱，能够理智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一再退让，以国家利益为重，避免了赵国朝廷内部的分裂，将相合力共同使国家走向对抗强敌的道路。目光高远、胸怀宽广的贤士，凡事都能够以大局的利益为进退准绳，这样的人总是能受到人们的景仰。
对待同僚并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要多长一个心眼儿，而是要宽容一点。试想一下，如果你和一位同僚互相明争暗斗，整个儿你领导的部门的环境就会被搞得乌烟瘴气，毫无成绩。到时候只能是两败俱伤，还受到上级的责备。但如果你对同事宽容一些，好多事情就要好办多了，同事也乐意帮助你办事，这样容易干出成绩，到时候共同升迁不是更好吗？
历史记载：范文忠公（范仲淹）身为谏臣，赵清献公作为御史，因辩论事情意见相左而互有隔膜。王荆公几次诋毁范公，并且说：“陛下问赵公，就知道他的为人。”后来有一天，神宗问赵公，赵公回答说：“忠臣。”皇上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忠臣呢？”赵公回答说：“嘉祐初期，神宗违豫，他请立皇嗣，以安定国家，难道这不是忠吗？”退出后，王荆公问赵公说：“你不是与范仲淹有仇隙吗？”赵公说：“我不敢以私害公。”“不敢以私害公”，说起来容易，做到就难了。既不敢以私害公，自然也不敢以公为私。从那以后，不但范文忠公佩服赵公，神宗也佩服他，王荆公也不得不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不应该的就是当着别人的面说同僚的坏话，这会让人觉得你根本不像个领导，没有一点气量。同样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对同僚的行为进行指责，中国人最重面子，这种行为肯定会遭到同僚的报复。
丁谓与寇准同是宋真宗时代的大臣，丁谓本来出自寇准的门下，是在寇准的荐举之下，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当寇准任宰相时，以他为副宰相。他对寇准十分恭顺，但由于他曾当众给寇准擦拭胡须，遭到寇准的奚落，他便怀恨在心。当时他的权位已与寇准不相上下了，翅膀已经硬了，既然寇准不给他面子，他便联合了一帮人开始了对寇准的排挤。他让他的姻亲钱惟演对宋真宗说：“寇准与大臣相勾结，构成了一个人多势众的朋党，他的女婿又在太子身边为官，谁不怕他？如今朝廷大臣，三成有两成都依附于寇准。”宋真宗便根据钱惟演的建议，将寇准的宰相之职免去，而以丁谓为宰相。
丁谓大权在握以后，找了个借口，便将寇准贬了官，发配到外地任职，而且要他远离京师开封，永无还朝的希望。其实宋真宗对寇准还是很器重的，指示丁谓将寇准安排到一个小的州去任知州，让他磨炼磨炼，可丁谓却擅改圣旨，写道：“奉圣旨任寇准为远小处知府。”有的大臣责问：“圣旨并没有说‘远’字。”丁谓威胁道：“你想擅改圣旨，包庇寇准吗？”他还倒打一耙。于是寇准被安排到安州出任知州，一个月以后再被贬至道州为官，官职也降为一个小小的司马。
我们在谴责丁谓的小肚鸡肠时，是不是也应该看到寇准其实同样做错了事。他对丁谓当众的羞辱才是事情真正的导火索。所以说对待同僚应宽容一些，不管同僚做了什么你难以容忍的事情，都不要当众让人出丑，即使你认为不吐不快，也应该私下找到他，真诚地指出他的缺点，表现出你的诚意。
错事时常有，平静以待之
“官箴如是说”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审察时宜，宽缓处之，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经曰：毋忿疾于顽。子曰：肤受之愬，不行。皆当审察。如治小人，事已则绝口不言，使彼无所闻，以发其怒矣。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憎恶坏人坏事的想法固然不可以没有，但是应当审时度势，宽大松弛地加以处理，千万不可以一听到坏人坏事就发怒，自己先上火烦恼，
何况是亟待解决而有超过适当限度的问题呢？经书上说：“对愚妄的人忿怒憎恶。”孔子说：“谗言是行不通的。”
这些话都应当认真审察。比如治办小人，事情结束了就闭口不谈，他听不到什么，也就无从发泄他的怒火了。
“官箴活学活用”
领导人最难得的就是有一颗淡定平静的心，尤其是在别人犯了错的时候，能够平静对待更是难得。有时候领导人也难免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办出一些事后会后悔的事情。可能有些办错事的人并不是存心的，也并不是不可饶恕的，就应该给他们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有培养前途的人才更应该如此。
平定天下之后，李世民知道官吏中收受贿赂的人不少，觉得应该加以制止。于是大臣萧瑀就向他提建议，派人私下里拿上府库的绸绢去送给官吏，看谁收受。果然有一官吏收了两匹绸缎。李世民就非常愤怒，下令把这官吏杀了。吏部尚书裴矩向李世民力谏：“做官而受贿，是该死罪。但这位官吏受贿却是陛下派人所为，就是有意陷人于法也，这恐怕不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个原则吧！”李世民听了裴矩的谏诤之后，马上悟到自己的失误在于这样一来，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天下之士没有一个信任的，这将导致君臣之间相互猜忌。于是深为悔悟，并召集文武官员五品以上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面从于朕，倘若每事皆然，天下何忧不治？”
后来，李世民的旧臣长孙顺德接受了别人所馈赠的绢，被李世民知道了，就很惋惜地说：“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就会共享府库中的财富，为何贪于收受贿赂呢？”因为这个人过去有功，李世民不想加罪于他，免了他的死罪，并在朝会的时候还赐给这位大臣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就非常不解地说：“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为什么还要再赠给他绢呢？”李世民就说：“如果这个人还有人性的话，那么他得朕赏赐所受到的羞辱就比杀他还令他难受。如果他得了赏赐还不知道要为自己的作为惭愧，那他就如禽兽无二，杀了这样的人又有何益呢？”李世民这样对待人的办法是足以对所有人都起到教育和感召作用的。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就不应该掩盖了那些犯错之人的功劳。人才难得，不能因为一点点小错误就埋没了一个人才，那样实在是得不偿失。作为领导人要摆正心态，不要苛求完美，谁没有个犯错的时候，自己肯定也有办错事的时候，管理下属还是要以安抚为主，以惩罚为辅。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做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二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应被凌迟处死，而且应株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二人投书，才获知制造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两个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儿照惯例应当被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于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如果有人办了错事，损害了你的利益，正是表现你气度的时候来了。原谅他们，将他们做的错事拿来一一分析，教育其他的人，让他人引以为戒，并安抚办错事的人，告诉他们没关系。这样不仅能将你受到的损失降到最小，还能提升你的形象，赢得人心，实在是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