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所有的官员，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下属和家人，往往有些官员的名声就毁在了下属和家人的手上。很多官员其实本身是比较正直的人，但是却用错了人，或没管住家人，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到处招摇撞骗。为官者千万不可授予下属独断专行的权利，也万不可让家人接触你的工作范围。
选对助手是关键
“官箴如是说”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势最亲。惟其亲，故久而必至无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为奸，此当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则莫若自严；欲其不为奸，则莫若详视其案也。所谓自严者，非厉声色也，绝反馈遗而已矣；所谓详视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纲领而已矣。盖天下之事无有巨细，皆资案牍以行焉，少不经心，则奸伪随出。大抵使不忍欺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圣人不能，故前辈谓，不忍其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其在威，于斯三者，度己所能而处之，庶不为彼所侮矣。
——《官箴》驭下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小吏辅佐官员治事，这些人不可缺少，而且其势必与长官最亲近。正因为他们与长官亲近，所以久而久之必至于无所畏惧；正因为他们不可缺少，所以久而久之必至于作奸犯科，这是当今世道的通病。要想让他们有所畏惧，则莫过于长官要自厉；要想让他们不作奸犯科，则莫过于长官详细审查他们的文案。所谓自厉，并不是指声色严厉，而是断绝他们赠送礼物行为而已；所谓详细审查他们的文案，并不是要吹毛求疵，而是理清文案的纲领而已。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巨细之分，都借助文案简牍来实行，稍微不在意，诡诈虚假就会随后而至。大致说来，使小吏不忍欺骗为上，不能欺骗为次一等，不敢欺骗又次一等。用善心感动人，不是圣人不能做到，所以有前辈说：使小吏不忍心欺骗在于仁德，不能欺骗在于明察，不敢欺骗在于威严，对于这三种情况，揣度一下自己的所能来加以处理，或许就不会被小吏们欺骗了。
“官箴活学活用”
如今我们所说的助手一职可以有很多理解，可以是秘书，可以是副手，可以是办公室主任一类，可以是资产管理员，甚至可以是接待人员。由于当今社会分工细化，助手更是种类繁多，所涉及的事务也相当繁杂，虽然看起来助手没有什么实权，但他们往往都管理着领导人的机要事务，所以也是一个紧要的职位。
挑选、提拔助手一定要领导人亲自来，要找正直、机灵、为人沉稳忠厚的可信之人，最好是起用一些没有多少官场经验、有能力、有干劲儿的年轻人。这个工作一定要领导自己亲自考核，亲自筛选，不要凑合将就，要做到宁缺毋滥。
助手一职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协助领导办理公务，就像军中的一个参谋，只许在帐中出谋划策，不准在外领兵作战，所以说万不可赋予助手们实权，尤其是对某事的决断权。一旦助手有了实权就容易在某一方面一人专权，架空了领导的权力。
钱能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
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不派太监还能派谁？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巡查云南的御史郭瑞给皇上呈奏，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皇上真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交趾(即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吗？”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刻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私党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吏，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对于助手这一职位，要客观地看待，不能一味地任用纵容，也不能一味地反对打压，助手只要运用得当，还是能够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的。比如清朝时盛极一时的师爷、幕僚体系，就为大清王朝的稳定繁荣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当时上至一品大员，下至知府知县基本都有师爷，有的官员还不顾清朝政府明令禁止师爷不得干政的政策，委以师爷重任。可见只要助手运用得当、管理完善，对领导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管理约束助手，领导也不能只知道抑制，还需要从自身做起。首先官员自己要以身作则，为助手树立一个好榜样，领导公正严明，助手自然也会碍于威严不敢胡作非为。其次领导要明察秋毫，要求主要助手每天上报他们的工作情况，要让自己分配下去的工作得到及时的反馈。另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让助手们清楚什么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哪些范围能涉及，哪些范围不能触碰；工作完成出色有什么样的奖励，越权办事要被如何处罚等等。
如何展示你的威严
“官箴如是说”
小而为一邑，大而为天下，赏罚明，则不烦声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为尤难。盖吏与官比，诡诈易生。民远于官，不能知理法，误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则日处法律中，非不知也，小过不惩，必为大患，无所忌惮矣。尝闻治民如治目，接触之则益昏；治吏如治齿牙，剔漱之则益利。传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断不至于难治矣。
——《官箴》驭下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小到一座县城，大到整个天下，赏罚分明，就不必疾言厉色而威令自然施行。人们只知道治理百姓的困难，却不知道治理胥吏更加困难。因为胥吏与官员接近，容易生出诡诈。百姓远离官员，不能懂得理法，无意间就会触犯，似乎可以同情。而胥吏却每天身处法律之中，他们并不是不知法律。如果犯了小的过失不加惩治，必然会成为大患，而使犯错的人无所顾忌。我曾经听说治理百姓像治疗眼睛一样，拨动触摸它会使它更加不清；治理胥吏就像治疗牙齿一样，剔牙漱口会使它更坚固。经传上说：“如果威严能够战胜私惠，就确实能获得成功；如果私惠战胜了威严，就肯定不能成功。”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胥吏就肯定不至于难治了。
“官箴活学活用”
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上司要建立起威严，才能让部属谨慎做事。当然，平常还应以温和、商讨的方式引导部属自动自发地做事。当部属犯错误的时候，则要立即给予严厉的纠正，并进一步地积极引导他走向正确的路子，绝不可敷衍了事。所以，一个上司如果对部属纵容过度，工作场所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也培养不出好人才。换句话说，要形成让职工敬畏课长、课长敬畏主任、主任敬畏部长、部长敬畏社会大众的舆论。如此人人才能严以律己，才能建立完整的工作制度，工作也才能顺利进展。如果太照顾人情世故，反而会造成社会的缺陷。”
正是通过这套理论，松下电器建立起了严格规范的管理体系，从而打造了世界著名的“电器业王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拥有一套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比什么都重要，企业领导要逐级树立威信，让员工完全服从领导的安排，这样才能有效率地进行生产。经营者在管理上宽严得体是十分要紧的。尤其是在原则性问题面前，更应该分毫不让，严厉无比。对于那些违反了规矩的，就应该有错必罚，绝不姑息。政府部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政府部门的领导没有威严，那么他们下达的政策就很难深入执行，再好的政策也会被荒废。
乾隆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皇威，驾驭各级官吏，常常施展各种出人意料的手段，或破格提升，或小过重罚，或罚非其罪，让臣属们感到天威难测，整天小心谨慎，唯恐哪天出了错误惹来不测之罪。乾隆提拔和重用讷亲、傅恒就堪称其保持威严的绝好佐证。
乾隆在铲除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政治集团的同时，擢用新进，以取代雍正朝遗留下来的老臣。最先受乾隆重用的是讷亲。讷亲早在雍正时就进入军机处，但年轻职微。乾隆对他颇为赏识，称“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二年恢复军机处时，就特意提拔讷亲，使其位居鄂尔泰、张廷玉之后列第三，并将鄂、张二人的职权逐渐削减，交由讷亲负责。
而讷亲对乾隆这种知遇之恩也以涌泉相报，不仅勤理政务，还廉洁自持，不授他人以把柄，因而十多年来一直都能得到乾隆的信任。
然而，讷亲的权势逐渐增加之后，乾隆又心生戒备，加上其他大臣的弹劾，于是在乾隆十三年，利用讷亲督师金川失败为借口，将讷亲处死于军营。
讷亲先受重用，又逐渐遭到怀疑，乃至最后被杀死在军中，这种死非其罪的下场，是乾隆玩弄驭臣之术的结果，它也从侧面向其他大臣暗示了一个道理：即使如讷亲这样深受皇恩的权臣，只要办事不力，皇帝也可以随时置其于死地。
在讷亲之后，得到乾隆信任和重用的是傅恒。傅恒是乾隆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的弟弟，于乾隆五年入宫任蓝翎侍卫，七年擢为内务府大臣，十年在军机处行走。当讷亲于乾隆十三年被杀之后，傅恒就被乾隆提升为首席军机大臣，一跃而至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而傅恒此时年仅26岁。
傅恒本人也的确没有让乾隆失望，他不仅通晓军事，平时处理政务也明敏练达，深合乾隆心意，屡次受到乾隆的称赞。傅恒任首席军机大臣共23年，始终都能得到乾隆的信任。
乾隆在讷亲之后提拔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小舅子傅恒担任首席军机大臣，而没有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由“年高望重者”任此职，当然有其深意。这一方面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可以朝纲独断，拥有慑服群臣、不受干扰的无限权力；另一方面也向朝野表明，皇帝对于具备杰出才能的人才，即使年轻位卑，也可以得到破格提升，由此创造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乾隆皇帝这些恩威并施的手段，让他手下的大臣们都俯首帖耳，不敢违抗君命，因此乾隆皇帝发布下去的诏令一般都执行得很好。
保持领导威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驾驭好下属，下属有功就奖，有过必罚，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要让他们知道不服从命令的后果。当然，保持领导人威严的方法还有很多，赏罚分明只是最基本的一种，还有很多种颇有谋略手段的方法。
某家百货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平时即对采购部科长的工作态度太过懒散颇不满，但由于对方毕竟是个科长，因此无法当面予以指责。虽然这位主任曾经与自己的上司——营业部科长讨论过，然而由于上司是位好好先生，因此无法得到任何解决的方案。
就在思索如何利用机会与对方直接谈判时，分发部的某位职员因未遵守缴交期限而发生问题。
营业部主任便借机大声斥责那位犯错的职员。他特意在采购部科长面前斥责：“不是只有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此时采购部科长并未表示任何意见，然而问题在不久之后便改善了。
这位营业部主任采用的方法是“敲山震虎”，即不对当事人进行直接威慑，而是让其看到自己的错误可能导致的后果，间接产生威慑作用。这种方法适用于并不是自己直接领导的下属和犯错下属过多的时候，也可以演变成“杀一儆百”的方法。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感情，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由此，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唐太宗采取的方法是“欲扬先抑、恩威并施”，即如果你想任用某位下属，但是发现他桀骜不驯、恃才傲物，就要先严厉地惩罚他，再慢慢地开导任用他。这种方法一般是要较高级别的领导才可采用，运用于那些有棱角、目无领导的人才。
雍正二年四月的一天，雍正升殿，见到刑部官员李建勋、罗檀在群臣还没有落座的时候，也不行礼就坐下了，顿时下令将李、罗二人拿交刑部问罪。并告诫百官说：“朕见这几年上朝的礼节执行得很松弛，我父亲康熙并不是不知道，但都很包容，因此监察官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些当做常事，不认真去管。我即位以来，看到这些现象很多，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必须狠抓。今后如果再有类似的失礼事情发生，我就要杀了这两个人了，到时候可别说是我要杀人，而是你们杀了他俩。”
雍正皇帝采用的方法是“出其不意”，即对那些平时在轻松环境下习惯了的下属采取突然袭击的惩罚策略，给他们敲敲警钟。这种方法适用于新老领导交替的时候，新官上任为树立自己的威信，让部下知道新领导是个什么态度。
其实无论是采用哪种方法，无非是建立威严这一个目的，万变不离其宗，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建立威严还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言。有时候也不要一味地采用高压政策，需要采用一些温和的手段管理部下，让部下真正从心中对你产生敬畏，你的威信自然而然就树立起来了。如果说用严厉的手段树立起来的是“威”，那么用温和手段树立起来的就是“严”，只有两者合二为一，才是“威严”，才是最佳之道。
该施恩泽时不要吝啬
“官箴如是说”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远。昔某郡有新守褊傲，大不礼其下，常令掾属罗拜于庭下。有一贤掾，初以疾在告，疾愈当庭参。是日，偶大雨，守命张伞布茅于庭下，使掾拜焉。掾恬然不动容，兴伏惟谨。识者知其他日必为宰相也，后果然。
——《官箴》接人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能够位居人下者，他的志向必然很高，前途必然很远大。从前某郡有个新任太守，心胸狭隘，狂妄傲慢，对下级很不礼貌，常常命令属下小吏在庭下环绕下拜。有一个贤良的掾官，起初告病在家，病好后应当在庭下跪拜。这一天，偶然大雨降临，太守命令张开雨伞，并在庭下铺上茅草，让掾官下拜。那掾官并不在意，脸色不变，只是谨严地参拜。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日后必然成为宰相，后来果然如此。
“官箴活学活用”
这位太守心胸太过狭隘，对下属如此严苛，肯定没有前途。要知道有些下属也是很有志向才能的人，肯定不会久居人下，要时时想着给予他们恩惠，让他们铭记你的恩情。一直采用严苛的管理模式，就是再有容忍度的下属也会受不了。恩泽下属同惩罚下属一样，是一件很具有艺术性的事情，施恩过头了容易让他们产生骄傲自大的情绪，施恩太少又容易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甚至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的方法也会使恩泽下属的效果不尽相同。先来看一些最普通常见的恩泽下属的方法，凸显其必要性。
明朝名将卢象昇领兵作战十多年，一向对部下恩爱有加，史书称他一生“未杀过一偏将”，甚得全军的敬佩和朝野的赞赏。
公元1636年，卢象昇率部在湖北南漳、谷城一带作战。由于担任两路进攻的总兵祖宽部厌战情绪很浓，大批士兵哗变，致使作战失利。
兵部尚书杨嗣昌为此大发雷霆，除指责卢象昇指挥不力外，还责令将祖宽罢官投狱。
卢象昇深知祖宽有勇有谋，曾为明王朝屡建战功，不能因一次作战未胜，就置他于死地。如果这次严惩祖宽，势必引起其他将领的惶恐不安，于今后带兵打仗十分不利。
卢象昇因此上书朝廷，据理力争，为祖宽说情求免，他说：“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才，保以展布。”最终，朝廷收回成命，同意调祖宽率部去陕西镇守。
祖宽得悉后，感激涕零地说：“主将之恩，吾毕生难忘。今生随他征战，万死不辞！”
毋庸置疑，施恩于下属是一种最好的笼络人心的方式，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想让一个人憎恨你、不听从于你很容易，但是想让一个人死心塌地地服从你的领导，完全听命于你就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只有对下属有恩泽，才能保持你的领导效果。古代有很多领兵有方、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们之所以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们手下的军队都效忠于他们，他们施恩于部下的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汉武帝时的大将军卫青征战疆场多年，位高权重，完全有权处置部下，但他从不滥用权力，不擅诛杀。汉元朔六年，卫青率将士十多万人，出征定襄，反击侵略朔方的匈奴，前将军赵信兵败投敌，右将军苏建与敌苦战，全军覆灭，只身逃回。大将军卫青询问军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有关司法人员，如何处置苏建。周霸认为：大将军出兵以来未曾斩将，今应趁苏建兵败归来斩杀示威。闳、安两人都不同意这种处置方法，他们认为，苏建以数千兵对付敌人数万，力战一天，虽全军覆灭，仍忠心朝廷，只身返回，不应斩杀。如果问斩，以后兵败者谁还敢返回？
卫青表示：“我以肺腑之诚带兵，不患无威，我虽有权斩将，但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于是提出将这件事推迟处理，具报皇帝处置，并在汉武帝面前极力维护苏建，希望皇上从轻发落。这样实事求是、谨慎从事的做法，深受军吏拥护。
在企业中，也需要有多种奖励措施来激励员工，让他们保持充沛的工作热情，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员工的奖励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企业的管理文化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有各种各样奖励员工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但是往往能收到奇效。下面有三个故事，无一不让人眼前一亮，你会发现奖励下属也要学会方式上的创新。
美国某公司一位高级主管，由于工作严重失误给公司造成了1000万美元的巨额损失。为此，这位主管心里非常紧张。第二天，董事长把这位主管叫到办公室，通知他调任另一同等重要的新职时，这位主管大吃一惊，他非常惊讶地问道：“为什么没有把我开除、降职？”董事长平静地回答：“若是那样做的话，岂不是在你身上白花了1000万美元的学费！”这出人意料的一句激励话，使这位高级主管从心里产生了巨大动力。董事长的出发点是：如果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他的进取心和才智有可能超过未受过挫折的常人。后来，这位高级主管果然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为该公司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美国一家纺织厂激励员工的方法十分特别。这个厂原来准备给工人买些价钱较高的新椅子，放在工作台上休息用。后来经理想了一个新花样儿：规定如果任何人超过了每小时的生产定额，则在一个月里都将“赢得”椅子。颁发椅子的方式也很奇特，工厂老板将椅子拿到办公室，请赢得椅子的生产工人进来坐在椅子上。然后，在大家的鼓掌声中，老板将员工推回车间。本来这是一桩小事，但却能让员工从中生出竞争心和荣誉感，这一做法实在让人敬服。
纽约一家一流印刷公司有位技师，负责维修公司里数十台打字机，以及其他昼夜不停运转的机器。他抱怨工作量太大，工作时间太长，工作又枯燥无味，所以要求一位助手帮助他。为了纠正这位技师的态度和观念，而又不伤害他的自尊，该公司的董事长万德先生既没有像一般老板那样给他另派助手，也没有降低他的工作量和时间，然而却使他对工作非常满意。原来万德先生给这位技师配了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在门口钉上“维修科科长”的牌子。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普通技工，摇身一变而升为维修科科长了。他被其他同事承认具有这一方面的能力，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这样一来他将过去不满的情绪通通忘掉了，而且更加卖力地工作了。
奖励员工不一定是实物奖励，各种各样无形的奖励也能起到作用。不过无论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奖励员工，都要牢记一点原则——承认员工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上级的肯定就更让其兴奋不已。一旦当领导地满足了其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满足的，他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近代奸雄袁世凯手下有个师长叫王怀庆，是直隶宁晋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参军入伍，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得到了赏识和重用，王怀庆投靠袁世凯之后，他的为人之道开始为袁世凯所熟悉和了解。袁世凯野心勃勃，一心要做皇帝，因此他想笼络大批的人，效忠于自己，听从他的命令，他把王怀庆也列入了自己的笼络对象。
民国建立之后，蒙古的各亲王在前清肃亲王的游说、煽动下，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共和，意图苟延残喘，保住他们的亲王地位。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委任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征伐各个独立的蒙古亲王。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王怀庆率领的军队大获全胜，全歼了蒙古各独立的军队，凯旋回京。袁世凯为此重重嘉奖了王怀庆，并且叫王怀庆将这次作战的各项开销列出清单，到国库报销。王怀庆回去统计了一下，一共花费了30万元左右。他想多报些以中饱私囊，但又不敢太过分，就开了张40万元的军费报销单。
第二天，王怀庆拿着报销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袁大总统过目。袁世凯看完后，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王怀庆赶忙解释说：“这是我详细核实过的！”袁世凯将单子往桌子上一扔说：“太少了，回去重写。”
这句话着实令王怀庆感到意外，但他马上又明白过来，这是袁总统给他施加恩惠，心里一阵高兴，他回去之后，壮起胆子写了一张80万元的报销单据，谁料袁世凯看后仍然说太少，让王怀庆拿回去重写。当王怀庆第三次来到袁世凯面前时，手中军费报销单已经虚报到140万元了，袁世凯才提笔批了“准领”两个字。
自此以后，王怀庆为袁世凯卖起命来更加出力了。
袁世凯虽然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是他能拉拢这么多人为他卖命，可见他还是很有能力的。当然上文故事中袁世凯所使用的方法在今天是不能这样用的，不过他这种奖励部下的思路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有时候，当领导的也不要在乎那么一点点小利益，舍弃自己的一点利益，换来下属们的忠心，实在是很值得的。
万不能使下属独断
“官箴如是说”
衙门张官置吏，固不可缺，然吏胥奸猾者多，诚实者少。每事必须关防，不可假之以权，一有差错，便须责罚。间有可委任，则先以事试之，观其诚否，然后用之。昔人谓偏听生奸，独任成乱，良有以也，不尔，必至堕其奸计中矣。若皂隶辈尤不可信，听信之则谗謟百生，侮弄多端，谚所谓卖厅角，必自此始，可不慎乎？
——《官箴》驭下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衙门设置官吏，固然不可缺少，但是胥吏奸诈狡猾的人多，诚实的人少。因此每件事情都必须提防，不可授予他们权力，一旦有差错发生，就要严加责罚。如果有可以委任的人，就先拿事情来试验他，观察他是否诚实，然后再加以任用。前人说过，听信一面之词就会生出奸诈，专任就会酿成混乱，确实是如此，不然的话，必然会堕入奸计之中。像衙役这样的人尤其不可信任，听信他们就会使谗毁和谄谀丛生，轻慢戏弄多端，民谚所说的“卖厅角”，必然会从此开始，能不谨慎吗？
“官箴活学活用”
领导始终是领导，下属终究是下属，如果领导都不行使决策权，而让一个下属去行使独断权力的话，那这个上下关系的体系就乱套了。的确有的领导整天都很忙，需要下属为其分担一部分事务，所以偶尔下放一些权力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权力的下放必须掌握一个度。如果很多事情都不需要领导来决断的话，那这个领导等于白干了，权力都快被架空了，领导的威信何在？
无论是什么样的下属，都不能授予他们独断专行的权力。可能有的领导有一些十分信任的亲近下属，喜欢把一些事情交给他们处理，喜欢授予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权力，这些都是危险的举动。在什么位置才能干什么事，你给他们的权力已经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很可能出现差错，如果出差错了是谁来负全责？还不是你自己！再者说，不排除你身边有一些小人，一旦得志便会公权私用，祸害整个机构。
战国时期，齐桓公很高兴由于管仲的辅佐使国力日渐强盛，尊称管仲为“仲父”，还打算给予他更大的权限，便向群臣说：“管仲的才能你们也是知道的，我打算给他更大的权限，赞成的人站到左边，反对的人站到右边。”
只有东郭牙这位臣子站在中间，桓公觉得很奇怪，就问其原因。
东郭牙说：“我君觉得管仲以他的智慧可以平定天下吗？”
桓公说：“当然可以。”
“管仲具备成大事的决断能力吗？”
“那还用说！”
东郭牙最后说：“既然陛下认为管仲具备能够平定天下的能力与成就大事的决断力，还不断增扩他的权限，难道您不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吗？”
齐桓公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点头。于是，齐桓公便任用鲍叔牙、隰朋等人与管仲同列，牵制管仲。
历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们最担心的就是臣下权力过大，威胁到了皇权，所以才有了“杯酒释兵权”、“厂卫机构”、“废除丞相制度”一类的事情。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要加强中央集权，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决断权力。如今已经是民主社会了，自然没有人比皇帝的权力大，但是作为一个部门、一个机构的高级领导，同样需要确立决策权，不能把这些权力交给下属。在决策的时候可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下属的意见也要听取，但是并不是说让众多下属们来帮你决策，最后一锤定音的权力还是要掌握在你手上。
不能授予下属独断的权力并不是说不能授予下属权力，很多琐碎的日常事务还是要下属帮忙完成的，只要不是一些重要事情和上报的工作，下属还是可以参与其中的。交由下属完成的事情也要抽空审查，以便发现漏洞及时更正。总之，只要是将下属的权力控制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就可让其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当领导的对下属所掌职务能做到心中有数就行。
春秋时鲁国有个人叫阳虎，他经常说：“君主如果圣明，当臣子的就会尽心效忠，不敢有二心；君主若是昏庸，臣子就敷衍应酬，甚至心怀鬼胎，表面上虚与委蛇，然而暗中欺群而谋私利。”阳虎这番话触怒了鲁王，阳虎因此被驱逐出境。他跑到齐国想谋得一官半职，但是齐王对他不感兴趣，始终没有任用他。阳虎显得很失落，觉得自己空有满腔抱负、一身本领，但却没地方施展。
于是，阳虎又跑到赵国，努力游说赵王重用他。赵王听了他对时局的陈述后，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决定任他为相。这时，有近臣向赵王劝谏说：“听说阳虎私心颇重，怎能用这种人料理朝政？”赵王答道：“阳虎或许会寻机谋私，但我会小心监视，防止他这样做，只要我拥有不致被臣子篡权的力量，他岂能得遂所愿？”赵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阳虎，使他不敢有所逾越，阳虎则在相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终使赵国威震四方，称霸于诸侯。
历史上有太多因为下属权力过大，而导致王朝内乱甚至覆灭的故事。自春秋战国以来，各个王朝为了安定人心，大量分封诸侯，授予他们封地，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享有独断专行的权力，能够自己造钱、自己收税、自己有军队。这些权力都太大了，所以导致这些诸侯慢慢做大，不听从中央的领导，皇权也就逐渐地失去了威信力，西汉的七王叛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后期的藩镇割据都是这样产生的。历史的这些教训告诉现在的领导者们，决策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较稳当。
下面的人是有优劣之分的
“官箴如是说”
置善恶簿一扇，书本府州县为善恶之显著者。若孝悌忠义，勤谨生理者，入善；其唆害官私，游食奸盗者，入恶。恃善而改其行，见恶而改其过者，各与簿内并旌善亭内除去。又常见有官于新到任之后，将平日刁恶之人查记惩治，此大不可。盖遇此等人，只好告示晓谕，改过以听，彼亦得以自新可也。若后再有犯，亦以常法治而志之。果若累犯不悛，痛加惩治，或枷号示众。若肯改过即以善良相待，一例而旌赏焉。
——《官箴》宣化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设置善恶簿一册，记录本府、州、县善行或恶行显著的人。如果是孝顺友爱、忠诚信义、勤劳谨慎的人，就归入善类；如果是教唆他人损害公私利益、游手好闲、奸诈偷盗的人，就归入两类。归入善类后而改变自己品行的人，归入两类后改正自己过失的人，各自从善恶簿内和旌善亭中除去。又常常可以见到有的官员在刚到任以后，将平时狡猾奸恶之徒检查登记，加以惩治，这很不可取。遇上这样的人，只告示晓谕，听凭他们改正过失，他们也能得到自新的机会，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今后再犯，也用正常的法令惩治并加以记录。果真是累犯不改，就严加惩治，甚至给他们戴上枷锁示众。如果肯改正过错，就把他们当成善良人看待，一样可以表彰奖赏。
“官箴活学活用”
不知是否很多领导都出现过到了用人的关键时刻却不知道该用谁的情况，相信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时候，领导有事情亟待处理，需要有人帮忙，但是环顾四周发现真的无人可用，仓促间只好凑合着选一个人。很多时候，企业领导有公务要出差，需要有一个助手随行，但是发现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一时间犯了难，不知道该带谁去比较好。这些情况让领导很头痛。
其实，一个团队中不可能没有人才，有时候甚至是人才济济，只是当领导的没有发现罢了。当然这些人才应该是各有所长，能在不同的方面发挥作用。当领导的只有善于发现下属的长处，了解他们的短处，明了他们的优劣，才能做到随心所欲，用人自如。一旦有事，便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做到灵活运用，从而避免因在错误的地方用了错误的人所导致的人才和资源的双重浪费。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他在知人善任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值得后人借鉴。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郝惟讷奏曰：浙江巡抚李之芳请复议推官(各州府掌理刑狱的佐官)。臣等查核推官一职，康熙六年已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决定裁撤。后来山东巡抚刘秉权，御史万泰、孙锡龄先后请恢复推官一职，都没有批准，凡是各省的刑名，府、州、县官俱有专责，推官原属冗员。李之芳的奏请，应该不必讨论。康熙接到吏部的转发报告后，批示说：“政在得人，不在官多也。”
吏部尚书郝惟讷又上奏推荐福建按察使，正式候选人是山西参议张所志，候补候选人是福建参议王国泰。康熙问：“何人所举？”答曰：“魏象枢、田六善、李宗礼、徐告武四人推举张所志；宋德宜、田六善、余国柱三人推荐王国泰。”康熙问：“王国泰为人如何？”宋德宜回奏：“臣在户部，王国泰做司官，知道他有才能，办事能力强。”康熙又问：“张所志的为人怎样？”魏象枢回奏：“臣做御史的时候和张所志是同僚。后来他调到其他地方任职，听百姓说他操守廉洁，政绩不错。”康熙听后，对候选人与候补候选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官员的任命上，康熙历来是慎重的，因为这将左右地方的经济、治安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但各部门官员上任之后，亦非万事大吉，还要应付康熙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查。
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察吏可以安民，民安则天下自安。康熙考查官吏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职能部门考查、亲查、密奏。其中尤其注重亲查，兼听密奏。
亲查是康熙经常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查，其办法很多。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臣们离京赴任之前，都要向皇上告别，称陛辞，即陛见皇上，接受圣谕。接见时，康熙总是无一例外地有针对性地同他们研究时务，提出要求，通过对话，作初步考查。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施维翰走马上任，告别皇帝，君臣间研究了防止当地兵丁闹事问题。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皇上和他研究了禁陋规、节约开支、整治官员队伍的问题。皇帝知道徐在山东巡抚职位上，居官一向清廉，鉴于前任诸漕官都不称职，故将他升任此职。特意对他说：“源洁则流清，你是大官，务必正已率属，官吏们自不为奸。”徐感激皇帝知遇之恩，提出了一套禁止陋规、节省开支的计划。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盛京刑部侍郎吴什巴陛辞，康熙帝对他说：“朕闻盛京地方，有很多光棍地痞无赖，打官司告状的人很多。你前去审理诸事，慎重行事，不要带有偏见，不要感情用事，一切从公出发。朕还听说盛京刑部审理案件时，别的部门以及旗人各官都参与其事，纷至沓来并坐在一起，干预所审案件。过去北京也往往有类似事情发生，朕再三申斥，现在已经没有此事。你到那里全力解决此弊，公事公办。”
通过考查，康熙不仅对新任官员上任前的思想动向有了初步了解，而且官员对新职务的责任、主要面临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到任后自然尽职尽责。康熙对地方情况知之甚明，因而下达谕旨不限于抽象的说教，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导。地方官赴任后，还要不定时地奉诏参见皇上，康熙就当地情形及兵民生计等问题面加询问，考核优劣。委任其他官员赴任前，康熙帝也往往令人引见，通过谈话掌握思想动向。接见注重实效，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康熙对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及各府官员入京朝觐之事，通告禁止。原因是他考虑到途中来往浪费钱粮，为了防止各地官员借端苛派，私相交际，勒索百姓，扰乱民生，以进京述职为名，游山玩水，以致擅离岗位，玩忽职守。
在亲自阅读官吏的奏章时，康熙也能从中考查官员的品格修养、思想作风以及工作态度。奏章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空话连篇，套话成堆。凡是专务阿谀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泛之类的奏折，康熙都严格指出，有的甚至给予处分。
在注重亲查的同时，康熙也较重视密奏，所谓密奏即偷着打小报告。随着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把密奏视为特别耳目，与亲查相辅而行。
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八日，他晓谕大学士说，朕命大臣皆奏密折，关系重大，此即明目达聪、消息灵通之渠道。所密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知之。凡是一切奏折，都由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道有密奏折，不知道其中所言何事，自然各加修省警惧。你们可把此意传达到九卿官员。
很明显，这是康熙告诫官员尽职尽责，不作非分之想。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康熙帝给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允许其密奏。有的被差遣到各地办事的官员回朝述职时，受皇帝之命，将所见所闻密报，有的钦差可以专折密奏。密奏曾收到一定效果，皇帝增加了一个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有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查清的问题，通过密奏就迎刃而解了。
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五日，康熙对大学士说，地方有事即当据实奏闻，前者四川人民流往贵州地方的很多，贵州巡抚密奏，可知四川巡抚的无能。江南三江口地方，朕曾驻跸，此地盐贼多在芦苇茂密的地方躲藏，地方官员并不查拿。至于山东地方之盐贼，于沿村买卖之处，散盐于百姓，公然勒取重价，以致官盐壅塞不行，商旅受害，地方官既不查拿，也不据实申报。后来有了曹寅、李煦的密折启奏，康熙钦派禁军前往，消除了盐贼。
康熙肯定密奏的作用，认为靠亲查、密奏胜于一时的带有偶然性的微服私访。他说：“朕曾经查找史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的伪造，岂可以当真实之事而相信呢？又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这是开创帝王担心天下人作弊，向外有意的宣传罢了。此等事朕断不行。如果行此，举国臣民，以及仆吏，未有不认识朕的，不但无益，而且有妨大体。况且欲知天下事，关键不在这里下工夫。”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考查属下官员的方式有亲自审查、秘密审查、听取各方意见，其中以亲自审查为主要手段。当然康熙也不是所有大小官员都要一一审查，他也没有这个精力，他审查的主要是负有重责的朝廷大臣和各地的封疆大吏。
现在很多领导人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由于机构庞大、人员太多，领导无法抽身考查每一个下属，但是对所有的中层领导应该做到了如指掌，诸如密奏、监听这些手段也是很奏效的。再让中层领导有选择性地上报一些极好和极差的下属，让你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级级地考查，再加上其他一些辅助的手段，就能很容易地知晓下属的优劣，不必再为需要办事时却找不到人而苦恼了。
公事岂能私办
“官箴如是说”
凡苗粮、祗候止令跟随出入，不得令其于外营办家事。多有挟威恃势，无公带私，因而累及者，此固不可不防。或有托以亲密，引进外人谒见者，尤不可以容，此惹害之一端也。
——《官箴》驭下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凡是苗粮、祗候只让他们跟随长官出入，不得让他们在外面经营办理家事。这些衙役多倚仗官府威势，在办理公事时也顺带办理私事，因而累及长官，这当然不可不防。或是有人假托是自己的亲朋密友，引进外人前来谒见，尤其不可以容许，这是招惹祸害的一个方面。
“官箴活学活用”
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需要有明确的分工，员工各司其职，这当然是好事。不过随之也容易产生职场的腐败现象，很多手中有点实权的下属容易利欲熏心，把持不住自己，利用公差办私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当然也不能把什么权力都集中在领导自己的手上，关键还是要有一套监察制度，要有专门的人不时地进行监督。
雍正六年，张廷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刚上任，就发现了手下的小吏舞弊。一日他正在吏部正堂处理公事，一位曹司呈上一件公文说：“这件公文把元氏县，误写成先民县了，应当驳回原省。”
张廷玉接过来详细地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这分明是吏部的书吏在上面添了笔画，故意捣鬼，要查出来是谁做了手脚。”
曹司下去一查，果然是一个书吏添了笔画。他们涂改公文，欺骗上司，就可以用“驳回原省”的处理结果来要挟各省官员，从而敲诈他们。以前有好几任尚书都被他们蒙骗了。这些书吏们往往串通一气，不易被人察觉。
张廷玉严厉处分了那个书吏。
事后，有人问张廷玉，是怎样识破书吏做的手脚的，张廷玉说：“如把‘先民’写成‘元氏’那是外省官员的失误。现在把‘元氏’写成‘先民’，显然是添了笔画，四字既不同音，又不同形，一般不会发生笔下之误，因此，一看便知。”
众人无不钦佩。
此后不久，张廷玉又查处了一个不守法的书吏，这个书吏外号“张老虎”，一贯为非作歹，不干好事，是坏书吏的头领。自此以后，吏部的办事作风大为好转。
吏部衙门的书吏，官职不大，也没什么实权，朝廷里的官员自然没人巴结他们，但他们传送公文，也是不可小瞧的。在京城的开支很大，又没有人给他们送礼，他们就想办法从公文上做文章，蒙骗上司，从京城外的地方官员身上着手，向他们勒索。
俗语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有些下属手中拥有一些权力就胡作非为，中饱私囊，这些奸诈之徒，他们用种种方法刁难别人，张廷玉查处的书吏就是这种人。作为领导者应该经常到下面去检查检查，发现并查处这样的人，以免一颗螺蛳坏了一锅汤，最后影响的还是领导者的声誉。
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把即墨大夫叫到朝中，对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不断有诋毁你的话传到我的耳边。但是，当我派人到即墨调查了解之后，却发现即墨的荒地得到开辟，人民富足，官府没有积压案件，地方安宁。你之所以受到诋毁，看来主要是没有贿赂我周围的人为你说好话。”为了表彰他的政绩，齐威王赐封他万户之地。
齐威王又把阿大夫叫到朝中，对他说：“自从你治理阿地，不断有称赞你的话传来。可是我派人视察阿地之后，发现那里田地荒芜，人民贫困。当初赵国进攻鄄时，你不去解救。卫国侵略薛陵，你装作不知。你如此罪恶累累，却一直受到表扬，这是因为你用金钱收买了我的左右，让他们帮你说话。”齐威王当场宣布，将阿大夫及朝中曾吹捧阿大夫者一律烹死。于是朝野震惊，不正之风顿除。
作为领导要明察秋毫，即使不能检查到每一个下属，至少要先检查自己身边主要的一些助手，再让这些主要的助手去检查下面的人，这样层层监督，再加上自己单独设置的监察体系，就是一个系统的监察体系。
攘外必先安内
“官箴如是说”
居官者必须先治其内，后治其外。故传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矣。齐家之道，务在严谨雍容。仕宦多有行引，父母、兄弟、伯叔家人纵令在任所者，常须关防，不许纵容闺门中外索觅借贷，亦不许子弟出游，其祸之机实肇于此。慎之戒之，不可不察。
——《官箴》正内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为官者必须先治理好家庭事务，然后再治理外部事务。所以经传上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所以，自身修养培养好后就可以整治家庭，家庭整治好后就可以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后就可使天下太平了。整治家庭的方法，关键在于严谨、从容不迫。官员大多有“通行证”，父母、兄弟、叔伯等家人纵使在任所的，常常需要加以提防，不许纵容其在家庭内外寻觅借贷，也不允许子弟出游。祸害的先机往往是从这些事情上发生的。要谨慎，要警戒，为官者不可不加以明察。
“官箴活学活用”
中国有句古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还有句古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两句话可以说都是讲给当官之人听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位官员，如果连自己家庭的内部事务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呢？为官者修身第一，齐家第二，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只有先管理好自己的内事，才能做好自己的职务。干公事应该避嫌，特别是应该避免自己的家人、亲属、朋友与自己的公事沾边。
唐太宗李世民一次论功封赏，淮安王李神通自以为功劳最大，又是皇上堂叔，对唐太宗给他的封赏愤愤不平，于是大声禀告：“关西起兵，倾覆隋朝，臣首先举兵响应。多年来臣跟随陛下出生入死，戎马倥偬，荡平天下，功劳如何？可是定勋封爵，却把只会舞文弄墨的房玄龄、杜如晦置我之上，臣实不解其故。”
唐太宗听了李神通的这番咄咄逼人之言，毫不客气地说：“反隋义旗初举，叔父你首先起兵响应。但是在山东与窦建德交战时，你却望风而逃，连连败北，几乎全军覆没。房玄龄佐助朕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平定天下之大计，非匹夫可比。今日社稷安定，论功行赏，他们当然要居叔父之先。叔父身为皇亲国戚，怎么能功微而取高位？朕怎敢以私情而滥赏？”百官听后，心悦诚服。
唐太宗对功臣封赏之后，回到后宫，有几个近卫侍臣未得官职，跪倒在地，泪水涔涔，凄楚地说：“当年陛下为秦王，我等忠心侍奉，今日天下已定，陛下却将我等忘在脑后，陛下三思！”唐太宗仰天长叹道：“你等待我多年，几经生死，朕当不忘。但人君办事，应当公道。但朕封官爵，皆量官而授。如果你等凭秦府旧属，长期奉我而索取官爵，实不体面！朕也不敢以远近亲疏、个人恩怨，将官爵私自馈赠，请诸位体谅！”这几个人听罢，自惭形秽，索然而退。
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与其管理皇室家族内部事务的公私分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领导，有了利益不能只想着家人，必须先想到自己的公务，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雍正十一年三月，数百名举子参加殿试之后，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结束了。士子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此时，谁不望金榜题名，谁不望名列前茅呢。然而，就在张榜之前，却发生了一件历次考试中罕见的事，它不是人们担心的权贵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而是一位身居高官的人代子谦让，把其子本来列在一甲的名次降到了二甲。随着考试结果的公布，以及雍正帝为此事所拟谕旨的颁发，大学士张廷玉代子谦让之事很快在世间广为流传。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雍正初晋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他秉承其父张英的教诲，要求子女们“以知足为诫”，其代子谦让一事即为突出的例子。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立即被那端正的字体所吸引，再看策内论“公忠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更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雍正帝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雍正帝十分欣慰，他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宜力。大学士张廷玉入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
自从科举制度兴起之后，金榜题名便成了读书应试者的奋斗目标。按照常理，得到儿子考中一甲的喜讯，作为父亲没有不为之高兴的。然而张廷玉却不然，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还年轻，一举成名并非好事，应该让儿子继续努力奋进。于是，他没有将喜讯通知家人，而是作了另一种安排。
张廷玉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即说：“朕突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臣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
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殿试后按三甲取士，一甲只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凡选中一、二、三甲者，可统称为进士，但是一、二、三甲的待遇是不同的。一甲三人可立即授官，成为翰林院的修撰或编修，这是将来高升的重要台阶；而二、三甲则须选庶吉士，数年后方能授官。也有二、三甲立即授官者，但只是做州县等官。张廷玉是深知一、二甲的这一差别的，但是为了给儿子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伊家尽忠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备沐恩荣，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
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词恳至”，雍正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代子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
张若霭十分理解父亲的做法，而且不负父亲的厚望，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后来在南书房、军机处任职时，尽职尽责，颇有其父遗风。张廷玉代子谦让的事，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人们只是盛赞其谦让之美德，而忽略了他的良苦用心。
《官箴》中强调治理家庭事务应该以严谨、从容不迫为主。严谨就是要面面俱到，考虑到家庭中的各种情况、各种关系，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要有所预见。从容不迫就是要临危不乱，在复杂的公务和家庭事务之间做到游刃有余、条理分明，知道哪些是公哪些是私。
“看不见的贿赂”
“官箴如是说”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像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货，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骊踵也。呜呼！使为妻妾而为之，则妻妾不能我救也；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使为朋友而为之，则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孙、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职，而自为之为愈也哉？盖自为虽阖门恒淡泊，而安荣及子孙，为人虽欢然如可乐，而祸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间，非真和深悟者，未易与言。有官君子，其审择焉！
——《官箴》正内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身居官职不能清白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家人喜好奢侈造成的。家中既然不能满足欲望，他们必然会向他人索取。或是营求利益来侵扰百姓，或是因为诉讼而收取贿赂，或以官员的名义借贷，或托词有亲属关系，宴请馈赠，追逐利益，全家人没有禁忌，以至于官员动不动就被牵制，威严无法施行。自己虽然日渐昌盛，而百姓却日遭损害；自己虽然每日欢悦，而百姓却每天抱怨。因此而遭受失败羞辱的，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呜呼！假使是为了妻妾才这么做，那么到时候妻妾不能够救我；假使是为了子孙才这么做，那么到时候子孙不能够救我；假使是为了朋友才这么做，那么到时候朋友也不可能救我。既然妻妾、子孙、朋友都不能够救我，何不廉洁勤奋地从事自己的事业，自己修养不是更好吗？为自己考虑，虽然一家比较淡泊，却可以将安宁荣誉传给子孙；为家人考虑，虽然欢喜得乐不可支，但祸患却已经在纵乐之时悄悄发生了。在这两者之间，不是有真知灼见和深刻悟性的人，不可与他们谈论其中的道理。身居官职的君子们，好好审察选择啊！
“官箴活学活用”
古往今来，有很多官员其实本身还算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但是由于家人背着他们收取了贿赂，而导致他们身败名裂，实在是得不偿失。近年来，有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不仅自己贪，而且还指使家人帮助他贪污，当他的挡箭牌，最后劣行暴露，突破口往往就在家属上。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家人，谨防他们背着你收受贿赂。
2006年年初，以色列总理沙龙带领前进党准备参加以色列大选。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家“后院起火”——他的儿子因涉嫌受贿丑闻被媒体曝光，他的儿子奥马里也因此辞去了议员职务。
此后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警方已经找到总理沙龙的儿子奥马里和吉拉德曾接受一名奥地利富商300万美元贿赂的证据。警察还在这位叫做马丁·施拉夫的奥地利富商家中的电脑资料中发现有一笔300万美元的资金转入了沙龙家的银行账户。一时间，沙龙作为领导人的公信力大大降低，民众对他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
虽然沙龙表示，他对儿子非法募集竞选资金一事一无所知，在之后的调查中，也没有发现沙龙受贿的证据。但是由于沙龙受到这次儿子受贿丑闻的影响，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失掉了总理的职位。
沙龙的结果让人感到惋惜，本来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但奈何自己是个政治人物，自己的所有一切都在民众的监视中，即使不是自己的错，但只要跟自己有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这就是领导人的“放大效应”，凡是有关领导人的事都会被公众放大。
最近两年陈水扁家族贪污受贿的案件经常占据各大报纸的版面，成为大家十分关注的对象。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家族是怎么因为贪污受贿而衰败的。
2000年陈水扁上任之后，其妻子吴淑珍就开始利用陈水扁的影响力，在外大肆搜刮财物，几乎当地知名的大企业、大财团都被吴淑珍敲诈了一遍。她受贿得来的手表、珠宝、钻石等物品不计其数，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她为了假装自己是“清白之身”，开始疯狂洗钱，把大量的现金转移到海外银行账户上去，其总额竟高达74亿新台币。8年时间里，吴淑珍还利用受贿得来的钱为家人购买了220多万新台币的高额终身保险。
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的婚礼也极其奢华，几乎所有的银行家以及比较知名的企业家都到场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更离谱的是，曾有商人赠送价值100万新台币的对表作为贺礼，竟被吴淑珍要求换成了价值132万新台币的名牌钻戒，并强制对方弥补差价。
不仅陈水扁家人受贿，就连陈水扁的朋友也跟着陈水扁“沾了光”。陈水扁的一个朋友当初以“吴淑珍助理”的名义在外办事，而且获得了吴淑珍的同意，使用吴淑珍助理的名义帮陈水扁家修缮官邸、添购家具，都能在商家那里获得很大折扣。
有一次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要买一张床，厂商一看是陈水扁的女儿已经将定价由90万新台币降到了60万新台币，但是陈幸妤居然还是不满意，后来吴淑珍找到陈水扁的一个朋友，让他打着自己的旗号去跟厂家再“商量”一下，迫使厂商又降价5万多新台币。
类似这样的贪污腐败案件，在陈水扁一家人中屡见不鲜，陈水扁家中的人几乎都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其家族贪污受贿的总额至今都没有查清，数额巨大。陈水扁贪污腐败案件被曝光后，民众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这一家人，还民众一个公道。
现在陈水扁家族几乎已经分崩离析，昔日风光不再。家庭内部成员为了逃脱罪责，竟然相互指责，出现了内讧。包括陈水扁和他家人在内已经有多人被起诉逮捕，陈水扁本人也深陷监牢，没有了一点昔日的风光，精神状态也十分差，甚至一度传出了自杀的消息。
最近《刑法》又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官员的家人、亲属、朋友等利用官员在外面的影响力收受贿赂的也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今国家狠抓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对官员家人受贿的问题也渐渐重视了起来，作为官员本身是不是更加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应该查清楚在你的身边有没有那些“看不见的贿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