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拿早年深受维新志士救国救民思想的影响拿留学日本拿多方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拿最后终于选攻化学专业拿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精盐厂拿第一个纯碱厂拿第一个硫酸铵厂拿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办化学工业的新纪元。
范旭东是一位实业家拿更是一位科学家拿人们从他的身上无时无刻不感到一个科学家踏实执著的风格。他一生注重科学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化学工业研究社拿为我国的化学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拿正是这批优秀的化学界精英们拿让我们甩掉了一切依靠舶来品的耻辱拿振奋了民族精神拿影响深远。
由于范旭东为我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拿他被毛泽东称誉为“我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
少年立志救国救民范旭东原籍是湖南的湘阴，1883年生于长沙东乡。范氏家族是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范仲淹的后裔，世代书香门第。范旭东的父亲好学不倦，但由于体弱多病，不幸早逝。
范旭东的父亲死后，家道顿时陷入贫寒，一家的衣食全靠他母亲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维持。范旭东和哥哥范静生为生活所迫，从小就帮助母亲做家务劳动，饱尝了人世间的艰辛，劳作之余，他们从姑母家借来《四书》、《诗经》、《左传》等中国的古书，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19世纪末，维新运动风靡全国，湖南长沙新学盛行，梁启超等人创办了闻名全国的“时务学堂”，范旭东13岁时随兄进入时务学堂学习。当时，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社会名流经常出席演讲。维新志士的慷慨陈词，使热血沸腾的范旭东眼界大开，不但知道了外面世界的发展形势，而且从小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范旭东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惨遭杀戮，长沙城里也是一片血雨腥风，范静生也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他被迫东渡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仓皇西逃，此时革命党人图谋推翻清政府，范静生在此时回国，再度遭到追捕，他怕祸及胞弟，于是携带范旭东逃到了上海，于1901年10月隐匿于一艘日本商船的货舱里，来到日本。
到了日本后，范旭东进入了日本专为接纳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清华学校就读，1902年转入和歌山中学，1905年考入冈山高等学校，学习医学。他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要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他的哥哥劝他：“即使中国人都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体，也抵挡不了洋枪洋炮的进攻，弟弟，还是学点别的吧！”
于是，范旭东暗地里改学了军事，期望有朝一日，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所以，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千叶县的海滨，秘密研制炸药，如痴如狂地沉浸在让敌人血流千里的幻想当中。大学预科毕业后，他把自己的想法袒露给酒井佐保老师，本希望能得到他的一番鼓励，岂料受到了一顿嘲笑：“待君学成，国土无疆，中国早亡也。”范旭东仿佛被酒井打了一巴掌，心如刀绞，羞愧万分，匆匆跑回宿舍，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在毕业照上写下：“男儿，男儿，切勿忘之。”
学医不成，学军也不成，靠什么来振兴中国呢？他苦苦地思索着。猛然间，他想到日本的强盛和工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这样的路子？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反思和多日的自我斗争，他最终选择了科学与实业救国的道路。1908年，他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应用化学。由于转变了专业，求学期间，他不断地向自我的极限挑战，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辛劳，发愤图强，成绩优异突出，在学术上为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艰辛创业百折不挠1912年，范旭东学成回国。那一年，他正好29岁。范旭东回国时，我国的化工事业一片空白，一时难以兴办，他便应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启超的邀请，到财政部做了个小官。当时财政部正计划整顿币制，范旭东主持设计，范旭东很想为整顿中国的币制做出一番成就，于是亲赴江南、广州、北洋等造币厂进行调查，当发现各造币厂银元含量多有不足，他便下令进行重铸，但各造币厂人际关系复杂，黑暗重重，他的意见被搁置一边，无人理睬。这使他的一腔热血顿成寒冰，“饱尝了官场的朽味”，于是愤然辞职，并决心永远脱离官场。
1913年，范旭东获得赴欧洲考察盐政和工业用盐的机会，考察中他发现：德、奥、意诸国盐化工业非常发达，提盐的工艺先进，食盐洁白卫生，工业用途广泛；对比国内，食盐均为土法熬制，工艺粗糙，泥沙混杂，色黄而味涩，而且国民只知食用，不知盐能变性，制成纯碱。因此，范旭东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能制造出一种标准的精盐，才能抵制洋盐的倾销，中国必须自己能利用盐制成碱，才能抵制洋碱的进口，促进化学工业的发展。一番考察，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回国的船上，他一边凝望着波涛翻滚的太平洋，一边满脑子里都是怎样筹划建厂的思绪，而且还利用大段空闲的时间着手整理建厂的资料。
范旭东从欧洲回国后，提出改革盐政的设想，主张“取消专商”、“特殊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用盐无税”等等。当时的财政总长对范氏的建议很有兴趣，问范旭东：“咱们自己办精盐工业如何？”范旭东当即回答：“我们能够办到。”
1913年秋，范旭东离开了繁华的京城，只身走进了荒芜的塘沽海滩。当时的塘沽，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范旭东做了如下的描写：
“大沽口……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屋大都被外兵捣毁，破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到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就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范旭东由一个跛脚的穷孩子张汝谦做向导，看到了令他怦然心动的另一面。在那里，“每一块荒地到处都是盐”，那由近处向远方伸展开去的白皑皑、晶莹荧的盐坨，让他兴奋地大叫。他在那白皑皑的大地上奔跑着，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而且离它不远的唐山，还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白的是盐，黑的是煤”，是那一带自然资源的真实写照。塘沽还有方便的海陆交通，具有良好的运销条件。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范旭东认定，塘沽，是天赋的以盐为主要原料的最好的化学工业基地。他深情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也愿意埋在这个地方。”他觉得自己办厂的决心一刻也不能迟疑了。
然而，创业的路是艰难的。塘沽，一片荒滩，缺少基本的设施，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办厂需要大笔的资金，当时政府一毛不拔，贷款又很不容易，范旭东决定搞股份制企业，于是他四处奔走宣传他在塘沽的见闻和设想以及他的振兴民族工业的雄图大志。范旭东得到了诸多社会名流爱国者的支持，诸如梁启超、张謇、蔡锷等，他们均慷慨相助，实收股金近五万元。
集资后，范旭东再赴塘沽，买下了一个通州盐商开设的熬制精盐的小作坊。范旭东决心在这片盐海之边，在这个饱受耻辱的乡镇上，兴办中国第一个精盐厂。
1915年6月，久大精盐厂破土动工，10月底，建筑安装工程全部竣工。12月7日，“久大”正式投产。
“久大”生产的精盐，色纯味白，深受欢迎。1916年9月，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1917年，年产精盐3万吨，行销各通商口岸。1919年，“久大”扩建西厂，年产量高达6.25吨。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会议决定：日本在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包括在青岛的盐场和制盐设备，都要归还中国，但又规定日本每年需要青岛盐约25吨，可向中国购买。当时北洋政府国库空虚，无力经营青岛盐田和制盐工厂，只得招标商办。范旭东很想承办，考虑到如没有巨额的资金，是难以经营这一庞大的制盐事业的，意欲作罢，但思虑再三，又觉事关国家声誉，岂能任其荒废？如果日本按其规定来购青岛食盐，中国却无货可供，怎不让人耻笑？于是范旭东投标应承，与当地盐商一起，共同组织了永裕盐业公司，并经北洋政府批准，取得盐产输日供应权。
久大精盐厂的创办与发展，为范旭东以后的化工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办碱厂坎坷难平久大精盐厂成功兴办以后，范旭东又将目光投向了制碱业。
早在欧洲考察时，范旭东就深感一个国家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上化学工业的发展。他之所以首先创办精盐厂，正是为了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制酸工业，因为酸、碱、盐乃是“化学工业之母”。
但那时，偌大的一个中国，竟无一个像样的制碱厂，人们习惯使用的是天然碱，既不卫生，又不能用于现代工业。1900年英商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开始倾销中国后，独霸整个洋碱市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亚交通梗阻，纯碱来源断绝。卜内门公司囤积居奇，致使碱价暴涨，许多工厂因此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仰人鼻息、受人控制的被动局面，1917年，在范旭东思想中酝酿多年的碱厂便开始了筹建。
正当碱厂筹建的时候，上海的实业家吴次伯、数理学家王小徐、化学家陈调甫联袂来到塘沽，慕名拜访范旭东，参与筹建碱厂的工作。他们估计到了制碱不会顺利，故有意定名为“永利”，以图吉利，厂址仍选在塘沽。
吴次伯开始感到厚利在望，就自告奋勇回上海募股30万元，可他认识的富商大贾，多愿干转手间得大利的买卖，对资金回转慢的重工业，则不愿投资，更不会考虑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吴次伯磨破嘴皮，仍无济于事，又恐回塘沽后无法向范旭东交代，就知难而退，中途散伙了，这样招募资金的任务就主要落在范旭东一人的肩上了。幸好，范旭东创办精盐厂的成绩有目共睹，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所以当他创办碱厂的时候，“久大”的股东以及各地的代销商、银行家、各色人等，纷纷投资。
1918年，“永利”在天津召开碱厂成立大会，会后范旭东立刻派陈调甫去美国学习，考察制碱工业，广泛招聘人才，寻找设计部门建厂，到各地订购设备。
陈调甫到美国后，在一家旅馆里巧遇了化学工程博士侯德榜，经陈的介绍，侯德榜钦佩范旭东兴办碱厂的勃勃雄心，就在华盛顿参与了“永利”的设计工作。这样，范旭东得到了一位非凡的化学家此时和以后的长期帮助。
1919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中国第一家苏尔维法制碱厂兴建了。1922年，大部分机器安装完毕，陆续地，单机试车了，但试出的碱颜色带红，品质欠佳。一次，范旭东在庐山游玩，恰好遇到了卜内门公司的经理李特立。在山道上两人互相攀谈，当李特立得知范旭东是永利制碱公司的经理时，狡诈地拍拍范旭东的肩膀说：“对贵国确实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就条件来说，再等30年也不晚。”面对如此放肆的言谈，范旭东立即反击：“恨不得早办30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说罢微笑一下，拂袖而去。1924年8月13日，这本是一个揭开整个东亚制碱史新篇的辉煌日子，这一天，永利碱厂正式开工生产，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纯碱红黑两色间杂，质量低劣，这实在令人目瞪口呆，大失所望。这样的产品是无法占有市场的，而此时的“永利”，已耗尽资金200万元，超过了资本的五、六倍。范旭东心急如焚，为寻求出路，立即召开了股东会，在会上，股东们多持观望的态度，谁也不愿再投资。如果就此停产不干，就意味着彻底的完蛋。如果边生产边寻找失败的原因，改进技术，还尚存一线生机，但必须有资金的赔垫。范旭东义无反顾地坚持最后一个办法。谁知天违人愿，1925年的3月，主要的设备四口干燥锅被烧坏，即使是不合格的纯碱，也无法生产了。
“永利”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了，英商卜内门总经理尼可逊幸灾乐祸，他主动上门向范旭东炫耀卜内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提出投资“永利”，其目的是逐步进行渗透，最终达到吞并“永利”，控制中国将来的制碱工业的目的。范旭东对卜内门的阴谋早有提防，他冷笑着面对着来访者，断然拒绝尼可逊的投资要求，郑重地说：“我的股东只限于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此点无可变通。”英商的阴谋，反而激励了范旭东将“永利”办下去的决心。
范旭东一方面派侯德榜率科技人员再次赴美，进一步考察制碱技术，寻求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继续使用“久大”的资金，并向金城银行寻求贷款，范旭东发誓不生产出合格的碱决不罢休。范旭东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美国制碱专家G。T。李，他本来聘期已满，仍又留下来，帮助“永利”解决技术问题。
经过G。T。李与侯德榜的联合调查，他们发现从美国买来的干燥锅质量低劣，本已是淘汰之物；而美国人为“永利”设计的图纸，也是落后于时代的，是故意愚弄我们这个科学落后的国家的。
原因找到了以后，范旭东当即指示侯德榜在美国购买先进的圆桶形干燥锅，并对厂里的关键设备进行改造，为第二次的开工做好充分的准备。
1926年6月29日，是永利碱厂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休息了很久的机器重又转动了，洁白的纯碱源源不断，碳酸钠的含量达99%以上。
“永利”的商标为“红三角”，三角的中间有一个实验用的坩埚，标志着中国化学工业的诞生和兴起。
范旭东不满足于国内的成功，他放眼全球，敢于让产品走向世界。他将“红三角”牌纯碱送到美国的费城，参加美国建国150周年的万国博览会，并一举夺得金奖，这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名誉，也赢得了国际市场。
当喜讯传到塘沽时，全厂欢腾，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庆祝会上，范旭东热泪盈眶，亲自燃放鞭炮，以慰十年来的艰辛，以示战胜帝国主义，摆脱凌辱和压迫的欢欣。
永利碱厂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化学工业开始起飞。
扩大生产占领市场久大精盐厂、永利制碱厂非官办企业，产品全靠自己打开销路，因此，它既要与官商斗，又要与洋商争，范旭东硬是在荆棘丛中，开辟出了一条将企业融产销于一体的成功之路。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民国时期的盐政秉承封建旧制，食盐的销售权掌握在少数的几个盐商的手里，他们各把一方，拥有专卖权，不许别地盐商插手，否则就是“越界为私”，以贩私盐论处。“久大”精盐以味纯色白面世时，他们就咬牙切齿地诅咒：“久大久大，不久不大”。“久大”精盐的运销，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抵制，主管方面只许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销量有限。
但是，“久大”精盐凭着纯度高、色泽好，最终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在天津打开了销路。范旭东的目标是“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将“久大”精盐销及全国。在旧中国，光凭质量好还不行，还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才能获得合法的销售区域。当范旭东得知当时的风云人物杨度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时，便许以种种优惠条件，拉杨度入了股。
杨度拿了两瓶精制盐到了袁府，袁世凯看到国内竟有如此清纯精良的精盐，大为惊讶，再细加品尝，赞不绝口，喜悦之下，他大笔一挥，一下子给了“久大”五个口岸的销售地。“久大”终于获得了向长江流域进军的许可证，在湘、鄂、皖、赣四省打开了销售局面。
“久大”精盐进军长江流域，冲破了地域，这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的大事。这立即引起了口岸淮商的全力对抗，他们组织了“淮商公会”，与“久大”大打官司，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久大精盐公司的立案权。
范旭东奋力策划经营，南北奔波，联合天津通益、五和等精盐公司组织了“精盐公会”，与“淮商公会”抗争，迫使北洋政府维持原案。同时，范旭东抓住“两湖盐荒”的时机，把汉口18家试销精盐的商号组织为汉口精盐公会，实现了“精盐联营”，壮大经济实力与生产能力。他又发动湖南、湖北的各县商会向省议会请愿，要求运盐解决盐荒危机，造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1922年，经北洋政府的批准，“久大”取得了盐产输日的供应权，成为精盐外销的专商，再一次扩大了市场，开辟了“久大”精盐广阔的市场。
如果说，精盐的销售是与官商与旧制斗，那么，盐的销售就是与洋商斗。
上海卜内门公司的经理原是传教士，熟悉中国国情，最初他雇佣一些中国人肩挑碱担，手摇串铃，铃儿叮当，叫卖声声，以新奇招徕顾客，加上洋碱质优价廉，马上打开了销路，使卜内门公司20多年一直独霸着中国的市场。面对“永利”制碱的成功，卜内门怎肯轻易地退出中国的舞台，双方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商战。
卜内门先使出大鱼吃小鱼的伎俩，压低碱价，每两三个月便跌价一次，逼着“永利”跌价。1926～1927年，卜内门口价一直降到原价的40%以下。营业上，则强行规定各店不得兼营别家的碱，违者，年终奖金全扣，押金没收，卜内门的代销店一时都不敢和“永利”接近。
永利纯碱的牌子初创，市场生疏，只能依靠代销店和碱店的协助。经销人员硬着头皮，几次登门求助，一些店家为“永利”的诚意所感动，同时也出于一种民族的正义感，同意“永利”的建议“曲线经商”，换用别的牌号和股东的姓名来进行销售。
内门资金雄厚，“永利”的资金不足，如果长期抗争，“永利”必败无疑。“永利”便巧用了“调包计”，将卜内门的碱大量吃进，撕下它的包装，换上“永利”的包装，卜内门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招，不但自己赔了本钱，还帮“永利”打响了牌子。
正在卜内门懊恼之时，范旭东开辟了第二战场：移师日本。当时日本的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正在相互争雄，三井因无碱厂暗自悲苦，范旭东通过三井在天津的商行，允许三井在日本试销“永利”纯碱。这一建议正中三井下怀，为击败三菱，三井也顾不上什么条件，积极地推销永利纯碱，三井的分支机构遍及全日本，永利的碱质优价低，因而在日本受到欢迎。卜内门被蒙在鼓里，多年来统一销碱的日本市场迅速被范旭东冲破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卜内门公司，终于明白了永利的非同寻常，相持几年下来，不得不退让，而且最终选择与永利合作了。在抗日战争中，卜内门还为永利传递信息，成为商场上的朋友。
进军硫酸铵工业“久大”的成功，“永利”的胜利，并未使范旭东志得意满，他的创业思想表现在化工战线上的另一个翅膀，又将展翅高飞了，那就是考虑创办硫酸铵厂。
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的农村已盛行用硫酸铵作肥料，而国内的硫酸铵工业却是一片空白，每年的所需全靠进口。当时的国民政府实业部已有意创建硫酸铵企业，但因其技术高深，资金庞大，自己无力解决，只好与英商卜内门公司、德商霭齐公司协商办厂。在磋商中，英德两商态度极为傲慢，故意设置障碍，意在压制中国化肥工业的兴起。范旭东闻讯后，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懑，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激昂地说：“与其受人挟制，不如干脆自己干！”
“自己干？资金哪里来？”孔祥熙问。
“资金是有困难，但是只要国家主权在手，事情就好办。”范旭东态度坚决地回答。
他又找到行政院长宋子文，重申了他的主张。
1933年，实业部拒绝了英德两商，把制造硫酸铵的任务交给了“永利”，要求工厂于1936年底完工，场地规定选在南京附近。
创办硫酸铵厂，第一个难题就是全面设计。为此范旭东再派“永利”总工程师侯德榜赴美，主持设计并购置机器，后又派三位工程师协助其工作，顺便在美国各家化工厂实习。侯德榜等人在美国购置设备时，凡是主要部件都购买新的，次要部件就买旧的或报废的，然后再精心设计，组装配套，美国同行称赞说：“侯博士的钱都用在刀刃上了。”而在国内能制造的，他们绝不在国外买。侯博士还冲破重重阻力，以优惠的价格，委托美国N。E。C公司完成了工厂的设计图。
办厂的第二个难题是资金的来源。握有财政大权的孔祥熙提出官商合办，范旭东深知如果用官方的资金，则会把官场的那套作风带进企业，危害无穷，故而婉言谢绝了，决心自行筹款。
1934年3月，“永利”的股东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二是增添资本350万元。此外永利还发行公司的债券，筹资550万元，向银行借贷110万元，先后筹得资金有1000多万元。
资金、技术到位后，国内外“永利”的同仁们经过了三十多个月的奋战，1936年底，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包括合成氨、硝氨、硫酸铵等产品的大型化工厂，在南京的对岸卸甲甸巍然矗立了起来。
1937年2月，硫酸铵厂正式出货，主要生产农用化肥和军需用品，为农村和国防建设开辟了新的资源。
“中国基本化工的两翼——酸和碱已基本长成，听凭中国化工的翱翔，再也不用因基本原料的缺乏而恐慌了。”这就是范旭东创办酸碱工业的初衷，由于付之行动，最终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时世艰难壮志难酬正当范旭东的事业如旭日东升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提出收买永利制碱厂，范旭东断然拒绝，并且电告天津的同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38年，永利制碱厂被日本财阀集团三菱强行霸占。
南京的硫酸铵厂，只要改动几道工序，就可改作军工厂。战争一起，日方就派人找范旭东商谈合作，企图保有全部的设备，范旭东一口回绝。日寇一怒之下，连派飞机三次狂轰滥炸，范旭东眼见自己的心血瞬间毁于炮火，不禁潸然泪下。
范旭东下决心破釜沉舟。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都抢运出去，笨重无法搬动的机器，则将仪表拆走，其他的设备，宁可投入长江，也不为敌用。全部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撤到四川，以保存实力，寄希望于将来。
范旭东一入川，就跋涉于巴山蜀水之间，勘察地形，选择厂址，经多方的勘测，他最后选定四川的五通桥作为复兴民族化工的新基地，并筹建永利川厂。
1943年底，在五通桥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新碱厂，在自贡建成了精盐厂。此外，范旭东在四川还兴办了一系列小化肥厂、小化工厂、陶瓷厂、砖瓦厂、煤窑厂等企业，实现了重建民族化工新基地的心愿，使四川成为了我国综合性的民族工业的摇篮，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刚出现一点转机，范旭东就认为：“一旦停战，各国势必倾全力复兴。”“为争取时机，必当及早准备。”他亲自拟出了一个宏伟的战后“十厂计划”，准备恢复战前的南北三厂，再新建侯氏碱厂、塑料厂、炼焦厂、玻璃厂、株洲硫酸铵厂等，还计划买地16000亩，培训专业人员100人，认为这是“关系确定中国化工基础，百年长策，此其起点。”并说：“吾辈所企图于个人得失绝无关系，悲天悯人只为民族的前途……”
要实现“十厂计划”，需要大笔的资金，只能“借贷兴力”。1945年的5月，范旭东在美国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议1600万美元的贷款，只不过这项贷款要由中国政府担保到期付息，范旭东带着喜悦回到国内，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借担保之机，捞得“永利”的股票，范旭东暗想此公只会做官，不会办工业，就婉言谢绝了，孔祥熙就一字不签。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要给他一个“永利”的董事长，才肯出面担保。
范旭东蛰居四川八年，辛辛苦苦地维持着“永利”这个摊子，为的就是要等到抗战胜利后大展宏图，谁知胜利到来了，遇到的竟是这么一个“国民政府”，他不由得悲叹：中国人的命太苦了！
这位经历千难万险而不灰心的企业家，遭此打击后，心力交瘁，忧愤成疾，带着一生辛劳、一腔痛苦，黯然去世了，终年只有6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