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拿人们在提到肥皂时拿总是和“洋”字分不开拿称之为“洋胰子”。肥皂这一小小的舶来品拿充斥着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拿换走了多少白银?不少有识之士拿也曾尝试着自办肥皂厂与外商抗争拿但都失败了拿直到出了个松茂拿洋肥皂在旧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才开始发生动摇。
松茂的身上拿流淌着浙江人勤奋不屈的血液拿他少小就离家外出闯荡拿敢于冒险和拼搏拿敢于在恶劣的条件下高高地昂起头来和困难做抗争;松茂的身上拿企业家与冒险家的精神并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拿他添上一笔亮丽的色彩。
松茂拿这位在1932年为营救被日本侵略者捕去的职工拿曾两次亲自闯入虎穴拿最终以身殉国的爱国企业家拿他首倡以药房办药厂拿创制了名牌产品“五洲固本”皂拿压倒了长期垄断中国市场的洋肥皂拿为中国人民挽回利权拿饮誉五洲。
做小学徒成大经理民国时期,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老百姓大多习惯在祖辈生活的土地上劳作,穷其一生,生于斯而长于斯。但是,翻开松茂的家族史,却发现他们家明显地与众不同。
项氏祖籍浙江湖州,始迁永嘉,再转定海,后移居宁波东乡,方才落户安定。在项氏一族中,始终流淌着一股不安于现状、敢与命运抗争的血液。松茂父亲项锦三以经商为业,他与其兄项任元合伙在杭州开设皮毛牛骨山货行,贩货的足迹遍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后来因为多种的原因发生了严重的亏损,无奈之下只得变卖家产抵债,家道由此中落。
说起来,1880年出生松茂确实生不逢时。
松茂幼年时,父亲对其宠爱有加,抱着极大的希望指望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荣宗耀祖,所以在松茂很小的时候便教他读书识字,稍长,又送他到本村私塾就读。当家境越来越困难、实在担负不起他的学习费用时,父亲只好忍痛让他辍学就贾。这一年,松茂才13岁。
松茂进了父亲开的山货行,看到山货行亏空太巨,且原材料采购不易,销路不畅,此刻,祖辈流传到他身上的不安分的血液开始显露出来了。不管外面世道有多艰难,松茂都决定打点行囊,独自外出闯荡。在那人地两疏的苏州街头,经过一番寻找,他最后才被正本皮毛牛骨行收作学徒。皮毛牛骨行这一行当劳动强度大,大人干活尚且吃力,何况是一个十三四岁大的孩子?但在这臭气熏天的恶劣环境中,松茂勤勉肯干,从不偷懒,累得腰酸背疼也不肯停歇,晚上,人家都休息的时候,松茂却埋头苦读,“一盏孤灯伴天明”。松茂因为勤劳好学,给老板李厚桂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深得店主的器重,满师后便升任了该店的账房先生。他小小的年纪就很精于计算,待事“无不心细如发”,往来的账目清清楚楚,令人叹服。
但是,另一方面松茂似乎又很糊涂,他自己的薪水不高,却经常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周济那些贫苦无助的人,这令同伴大惑不解。问他为何如此,他却说:“人生在世,不为大众、社会谋福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1895年,李厚桂在上海集资五万两0,开设了上海中英药房,这是一家新兴的大型西药房,直接从欧美、日本等国进货。药房的经理吴志成恰好是松茂的舅舅,经他的引见,松茂于1900年进入中英药房做会计。
松茂进店后,眼界大开,深感旧时药房经营方式的陈旧、药材的单调,更深感原有知识结构的不足。他如饥似渴地自学英语及化学、医药方面的书籍。别人请他看戏听书消遣,他一概婉言谢绝。松茂对工作认真负责,办事细心,深得同事们的好评。
1904年,吴志成去世后,陈镜如接任药房的经理。在旧中国,对一个人的重用与否,往往视亲疏的关系而定。但是,由于松茂出众的才华,踏实的工作作风,新任经理不但对他信任如初,而且不久就委以重任。当时的中英药房正处于扩展0明清时期商品交易,以银锭(以“两”为计量单位)为主要支付手段,但因其成色、大小杂乱,流通不便,光绪十六年(I89D年)广东设厂仿造外国银元(以“元”为计量单位),各省继之。此后,银锭、银元在市场上同时流通。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废两(银锭)改元(银元),流通的银元主要有龙洋、袁大头洋、中山洋等。1935年II月,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钞票(称为法币),法币(以“元”为计量单位)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直到1998年11月,银元在市场上才停止流通兑换。
时期,为了争取在长江中游的重镇汉口设立足点,陈镜如派松茂去汉口筹建中英药房的分店,委任他为分店的经理。
松茂初到汉口,立即着手调查汉口药材行业的经营情况,心中有了底后,便从进货、销货、制定店规等方面积极进行经营管理。两三年以后,业务就蒸蒸日上了,在同行业中,信誉卓著。汉口商会成立时,松茂由于才能过人,被推荐为商会的董事,成为当地西药业的领袖之一,当时他才26岁。
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粹芳、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谢瑞卿等人合资,在上海福州路广西路口开设五洲药房,谢瑞卿任总经理,五洲药房除销售西药外,还自制了含有吗啡麻醉药的“甘露戒烟丸”,本轻利重,销售形势一片大好。
1911年春,黄楚九到汉口推销艾罗补脑汁,得到松茂的鼎力相助,他们的言谈甚为融洽,遂结为了知己。就在此时,谢瑞卿看到“甘露戒烟丸”有厚利可图,就另设药堂,销售同类的戒烟丸,只不过换名为“清脑戒烟丸”,自谋私利。夏、黄得知后,极力相劝他不要这样,可是谢一意孤行,夏、黄就议定让谢瑞卿拆股退出。从此五洲药房店务开始衰落,财政也亏空了,又缺少理财之人来挽回局面。
黄楚九自结识松茂以后,认为他是个人才,回沪后就向夏粹芳盛赞项氏的才能,两人商议后,联名电邀松茂出任五洲药房的经理。
从此,松茂拥有了一方自己的天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他开始了在自己事业的天空中的展翅翱翔。
自制药品产销两旺松茂一到五洲药房,马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当时的五洲药房,职工仅25人,规模小,制药设备简陋,场地狭小,店堂生意清淡,与之相反的是,店堂的陈设却极尽豪华之能事,真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改革,五洲药房就没有前途。
松茂首先提出节俭为办事的方针,一扫浮华不实之风。凡中看不中用的华丽摆设诸如贵重家具,悉数变卖,充作店中的流动资金,并把握用钱的方向,设立制药间,增添制药设备,另聘药剂师。
其次,多方筹措资金,聘请钱庄帮办的巨卿为副经理,利用他的关系,为五洲的资金流通出力。
松茂还充分认识到:店堂经营除自身的因素外,与地段好坏关系巨大。五洲药房原在广西路福州路口,地段偏,人口流动少,生意也就难做。松茂决定搬家,留心寻觅了大半年以后,终于在福州路河南路口寻到六开间三层楼的店屋,这个地段位于上海的南北通衢,人流如潮。迁址后,营业日见起色,利润不断增加。
然而,松茂并不满足销售上的成功,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制药业。西药输入我国,始于1881年,由英商大英药房经销。由于它服法简便,疗效快,所以很快打破了中药一统天下的局面。自从国门被英军的枪炮打开以后,西药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使我国的利权严重外溢,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急思挽救。
清光绪中叶,华籍职员顾松泉自己开设了一家中西药房,这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它以转售外药为主,本身并不制药。1891年,药师出身的黄楚九开设了一家中法药房,以推销自己制造的家用药品为主,开了国人自制西药的先河,从此以后,西药的制造有所发展,只是规模都很小,不成气候,药房的经营仍以转销为主。
五洲药房经营之初也是以推销西药为主,本重利薄,推销的又是洋货,这和项氏以实业救国的思想相去甚远,他多次对人说:“贩卖外货,不过是拾其余汤残羹,必须自制新药,与之抗衡。”
五洲药房的销售局面一打开,松茂就把工作的重心转到了制药上。专门开辟了制药部门,广泛地搜罗医药技术人员,购备了各种国外药物书刊和药典作为参考。
当时,市面上热销各种的补药,五洲药房生产的“地球”牌“人造自来血”内含铁剂,对贫血、缺氧等症确有疗效。药液色泽鲜红,味甜可口,服用方便,所以人们都乐于购买。此外,五洲药房还有治疗神经衰弱、健胃补虚的“补天汁”,专制妇科疾病的“月月红”、“女界宝”,治疗血液病的“海波药”等,销路也不错。
松茂果断地决定以“人造自来血”为突破口,将它作为五洲药房的龙头产品,广为宣传,以此来带动其他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对药的名称,松茂下了一番工夫。为了迎合购买者的崇洋心理,在说明书上将它说成是按“英国皇家医生处方”研制,原名为“博罗德补血圣药”,名称虽洋,真要说起来,拗口得很,势必影响销售,所以改名为“人造自来血”。这一番周折,反映出松茂实在是一位掌握顾客心理的销售行家。
松茂对“酒香不怕巷子深”一类的古训,一点也不买账,他认识到广告是煽动消费者热情的最佳处方,就充分利用广告,打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全方位立体宣传战。诸如“人造自来血,血来自人造。”
“补血生精唯一圣品,培元疗损尤有特效。”
这是他亲自拟订的两句言简意赅、通俗上口的广告词。在上海最大最有影响的《申报》及其他各大报刊上连日刊登时,文和标题都仔细斟酌,比如《自来血为造血母液》、《自来血促进新陈代谢》等。其中《自来血为造血母液》中这样写道:自来血童年服之助发育,壮年服之焕发精神,老年服之添血生精,元气充足,矍铄逾恒,常保少年活泼风采,不发生萎靡现象。
这些广告词,充分地迎合了人们的求补心理。
在广告制作中,松茂别出心裁,创意新颖。有一次,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么一封信:我原是一个贫血患者,原先常常头晕乏力,食欲不振,自从吃了“人造自来血”之后,胃口大开,精力充沛。这种用治愈者来函感谢的形式,介绍该药的种种特效,可信性非常强。
“溢美则不美,物极则必反”,一旦好话说过了头,其可信度便令人生疑,正所谓“成也广告,败也广告”。松茂深悉此中道理,在广告宣传中他也如实说明:“自来血非万能药,伤风感冒恶寒者则不能服。药之治病,亦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这样做,使顾客感到这种药品可靠可信,不是“滑头”产品。
在销售上,松茂不惜血本,每买一瓶药便附赠“辨真券”一张,集满百张可换特制瑞士银壳手表一块,不满百张可换其他赠品,以此来吸引顾客。
由于“人造自来血”质量可靠,重视宣传,经营灵活,故销量剧增。1911~1913年间,增产达45%,该药的利润极厚,为五洲带来大量的盈余。到1915年,药房营业额已达三十余万元。
为了能与外商抗衡,松茂和夏粹芳准备将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公司,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集资10万元,于1915年正式成立五洲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由松茂出任总经理。
“五洲”凭着“人造自来血”起家,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实现了松茂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接着,松茂带领着“五洲”,继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一笔小资金买来大厂家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厮拼欧洲,无暇东顾,欧美各国西药输华量急剧下降;而随着国内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日本制造的西药受到抵制,销路锐减,这些都为五洲药房的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机遇来了,松茂就紧抓不放。他利用“人造自来血”带来的资本,扩大了“五洲”的生产经营规模,大量推出鱼肝油、精丸、化参膏等自制的成药。
以“人造自来血”为例,1920年的产量多达5.3万公斤,是1913年产量的1.5倍左右。这个时期,“五洲”由于营业额猛增,盈余也大幅度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原有的厂房明显不够使用。1920年,“五洲”以14万两白银,买下了闸北天通庵路地基12亩,拟建厂房仓库。1921年厂房告竣之际,固本肥皂厂老板张云江正廉价出售他所经办的肥皂厂,这吸引了松茂的目光。
张云江经营的固本肥皂厂,是1908年由德商鲍姆创设的,机器设备均来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侨应召纷纷回国,鲍姆便将该厂交给张云江接管。但是当时德商转让了机器设备,却未交出技术资料,张云江不熟悉技术,不善经营,以至连年亏损,遂决定将工厂低价出售。
松茂闻讯后,马上亲自前往观察,见到该厂场地宽阔,建筑牢固,锅炉机器完备,除了制皂,稍加改造,还可以制药,厂址旁边还有空地,足够日后发展之用,收购远比自行建厂合算。
买下这个厂!松茂暗下决心。
买下这个厂,危险!松茂的决定遭到了董事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张氏经营多年,亏损巨大,“五洲”是制药厂,制皂是门外汉,难保不悲剧重演。
“只有发展我国的工业,振兴实业,才能与舶来品抗衡,挽回利权。肥皂是卫生用品,与制药不无关系,况厂房机器现成,比自行购置,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董事们终于被松茂说服,通过决议:收购该厂。
不过,最严峻的还是经济问题。当时,“五洲”已经购地建厂,订购主要机器又消耗了大笔的资金,所余的资金,只够支付经营的业务。论资金确无条件购买庞大规模的工厂,对方当初以厂房、机器、原材料、存货等估价为25万两。松茂看准张云江已无力经营,急于出售,经过反复的商谈,最后作价12.5万两,并议定接交时一次付清2.5万两,其余10万两,4万两算作张云江对“五洲”的个人投资,给张以董事的名义,6万两作为张的存款。这样“五洲”的实付资金无几,张也得以脱手,各得其利。
松茂仅以2.5万两现银,就购进了一家大规模的现代工厂。这桩便宜的买卖,当时想做且又能做好的,只有松茂一人。
重视科研狠抓质量松茂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购买了一个肥皂厂,更在于他考虑到固本肥皂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购买时连商标一起盘进。所以购买后,他就以“固本”两个字连接于“五洲”之后,把“五洲固本”作为工厂的厂名。
五洲固本厂是松茂创办日用化学事业的核心,他亲自担任厂长,直接主持工厂的一切,一手抓药,一手抓皂,很快把“五洲”推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使之成为我国民族资本在制皂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现代化皂厂,也成为我国制药工业中使用蒸汽、机械生产最早的药厂。
在制药方面,松茂很重视科技的应用,努力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药品,以全新的面孔进入消费者的视野。
张云江的手中拥有先进的机器设备,却沦落到变卖家产的境地,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缺少掌握技术的人才。松茂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使悲剧不再重演,他积极物色人才,重金聘请专家。他起用浙江医专毕业的张辅忠担任制药部的主任,负责生产。在新药的研制上,先后聘请了药学和化学方面的博士、硕士多人,建立研究部与设计部,进行新药的技术研制与市场调查。
“五洲”在创制新药时,无论中药西制,还是西药中制,都注意国人用药者的身体素质和服用习惯,多方参照中药药理及制作工艺,力图使新药具有中国的特色。有的中药西制,如酊制软膏,用一般的中草药做原料,采取西式工艺制成;还有的西药中制,如一些滋补品,将各种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运用中药工艺,以膏、酒等形式制成。这样研制出来的药品,其功能是进口西药无法取代的。
“五洲”在向技术、生产纵深发展的同时,注意横向拓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松茂特约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各种医疗器械及医院的设备,开创了中国的医疗器械工业;又盘进了太和药房作为联号,继续制造销售“哈兰土药膏”、“保肺浆”等成药;还买断了德商耐尔生亚林制药厂,制造销售“亚林防疫臭药水”;盘下宁波公济药棉绷布厂,改名“东吴”,生产药棉绷带。为扩大原料的自给,降低生产成本,他又向开成造酸公司等13家企业投资附股,此外,“五洲”还在金融界、房地产业投资经营。这样,松茂建立了一个以制药为中心覆盖多种行业的企业集团,实力大大增强。
不仅在制药业上,在制皂方面,松茂也将注意力放在原有质量的提高上。五洲固本厂的制皂部在投产以后,即遇到众多强劲的对手,当时洋货肥皂充斥市场,特别是英国的肥皂托拉斯利华兄弟公司出品的日光肥皂、力士香皂、来福保药皂等,横行世界各地,远东最大的肥皂厂——上海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简称“中皂”),就是该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从英国进口的祥茂、日光等名牌肥皂均归“中皂”生产经营。由于外商资金足,产量大,成本低,而国内的皂厂,资本微小,设备简陋,一般都是手工操作,仅在廉价劳动中获取微薄的利润,实难望其项背。但松茂并没有被洋肥皂表面的强大迷惑了双眼,他盘进固本肥皂厂后,分析了市场供需情况,消费者的心理,深悉肥皂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市场极为广阔,只要国产皂在质量上高出洋皂一筹,就可以把市场握在手中。
为了提高固本皂的质量,松茂重金聘请制皂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组织了以他为首的制皂研究小组,攻破制皂难题。为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松茂曾到英商厂里观摩考察,对方虽然表面热情陪同,实则多方面限制,进行技术封锁,松茂只能走马观花,收获寥寥。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松茂派制皂部主任傅怀深,乔装打扮成一无所有的求职者,在苦苦哀告之下,进了该厂当临时工。几个月下来,傅怀深探明了制皂的各个环节和技术上的奥妙,有了对于有关配方和各种成分的分析比较,顺顺当当地打道回府。一番西天取经,加上制皂老工人的协助配合,制皂部终于创制出了质量高于洋肥皂的固本肥皂。固本肥皂因其外表坚实、颜色纯正、纯皂含量高、填充料游离碱含量少、去污力强等优点,深受消费者喜爱,畅销各地。
松茂不仅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而且十分重视产品的销售。他千方百计开拓销售渠道,到各地设立销售支店,组织联号,支店除了上海,遍及济南、天津、九江、北平、汉口、杭州等各大商埠。松茂还在香港地区、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地方委托有关公司和药店代销“五洲”产品,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松茂也积极参加国货展览会,广为宣传自己的产品。经过松茂的锐意开拓,“五洲”产品的销售一日千里,松茂则是春风得意,财源滚滚。
商场鏖战急切本领风骚中国,终于有了能与洋肥皂相匹敌的“国皂”,但“路漫漫其修远兮”,迎接它的,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
面对质量优良、销路日广的固本皂,一直企图压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皂”公司,岂能善罢甘休?它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从推销者、经销者、消费者三方面着手,展开了一场立体的全方位的攻势,意欲置“五洲”于死地。
为了排挤和打击五洲固本皂,“中皂”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后盾,先是压低售价,不顾成本地进行抛售。凡顾客向它购货,先赠肥皂一箱,又用寄售的方式给予赊账,企图以此压垮五洲公司。这一着十分凶狠,当时五洲公司虽然获得了一些发展,但和“中皂”公司这个庞然大物相比,还显得相当的弱小,亏本销售对“中皂”来说只是牛身上拔一根毛,但对“五洲”来说,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降价是个死,降价亏本也大不了一个死,松茂一咬牙,固本皂也降价销售!这样一年下来,“五洲”亏损白银五千余两,虽然亏本,但总算大难不死,挺过了艰难的一年。
“中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采用“怀柔”政策,向松茂提出了愿意出高价收买固本皂厂,虽然收买的条件极为诱人,但松茂还是断然拒绝。
英商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之下,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的倾轧手段。首先,它向各售货店延长放账时间,涨价前,各店可以不限数量开批,跌价时,根据存货数多少补给差价。接着,又给予销售商以极其优惠的政策,而且不惜血本,凡购满百箱,就赠皂五箱,在皂箱内附赠奖券,中奖者可以得到优厚的礼品,又将银角子嵌入有的肥皂中,诱使人们购买。这种种的伎俩,颇使“五洲”难以招架。
在重重的压力之下,松茂曾幻想国民政府能够顾全民族利益,支持国货工厂。他呈报给工商部要求制定洗衣皂质量的标准,派人向当局陈述国货皂与洋肥皂质量之高下,要求政府给予国货皂以应有的保护,但种种的提议均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在求援无助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货肥皂业的生命,松茂决心“以血养皂”,不惜牺牲“人造自来血”等药品的利润,来弥补固本皂的亏损,集中力量,发起一场凌厉的竞销反击战。在推销上,与“中皂”针锋相对,在各大通商要埠设立分店,使五洲大药房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对推销能力强的殷实商号,提供赊销、长期代售等优惠条件,同时,联合商业网点较多的纸烟业进行大力的推销。
由纸烟业兼泰新烟行店主沈德华发起,联络全市各大同行30余家,组成了包销固本皂的大成公司。松茂许诺大成公司,每推销一箱肥皂,给予佣金白银2两,待年终结算时再按经销总额另付酬劳,交货后放账60天,如有肥皂跌价亏损等项,由“五洲”补足。总而言之,能确保大成公司有利可图。而沈德华又是古道热肠者,推销固本皂不遗余力,竟至于到了推车沿街叫卖的地步。他为战胜洋皂,可谓功不可没。
在联合大成公司的同时,松茂又以同样优惠的条件,吸引其他的零售商店加入“五洲”,构成了一副全方位的经销网络。
松茂不想在经销这“一棵树上吊死”,他开始另辟蹊径,与各大医院和开业医生加强业务的联系。他认为,医院与医生不仅是使用药物与肥皂的大户,而且是极好的宣传者,对产品的推销有很大的意义。因此,他经常资助一些医院,不惜拿出重金帮助伯特列医院和福幼医院的建立。松茂编印了《卫生指南》,请医生们撰写文,作为与医务界联系的桥梁。这些都成为推销固本皂,战胜“中皂”的又一条途径。
松茂还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产品,吸引消费者。在上海的《化学世界》杂志上,他公开发表《国货肥皂与外货的优劣观》,将固本皂与“中皂”的祥茂皂做了明显的对比,指出固本皂的主要成分——总脂肪的含量比祥茂皂高出17%,水分含量则少14%,祥茂皂的信誉随即一落千丈,固本皂则身价倍增。松茂抓住这一时机,乘胜出击,在各大报刊上大登广告,介绍固本皂的种种优点,使固本皂之名,走进千家万户。
松茂能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当时国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联合三友实业社、家庭工业社等单位,发起组织了“上海机制国货工业联合会”,共谋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御外商的经济侵略,增强“五洲”在社会上的声誉和竞争能力。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全市掀起了抵制英、日货的群众运动。固本皂的销路激增,而祥茂皂则直线下降,松茂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加紧增产,从问世初期的日产近100箱,增加到日产500箱。固本皂终于战胜了祥茂皂,占领了市场,成为誉满神州的名牌产品。
宁死不屈以身殉国松茂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宁死不屈的爱国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致力于提倡国货的运动,是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救国会,作为该会的委员之一,响应号召封存了店内的日货药品,对日实施经济绝交。他在厂内曾编组了一个营的义勇军,自任营长,每日收工后,军事操练一个小时,以备一旦中日宣战随时参加抗敌御辱。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的当晚,一辆满载日军伤兵的军车,驶经五洲药房第二支店的附近时,突然受到枪弹的袭击。第二天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士和浪人们,闯入店内,将11名店员押上卡车,飞驰而去。
被捕店员的家属,纷纷赶到总经理办公室要求营救,松茂对他们表示:“我一定会亲赴营救!”
“你是上海救国会的委员,本来日本人就痛恨你,这时候还不避避风头?”有的好友极力劝他不要去。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事关11位员工的生命,居高位者岂可贪生苟安!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的员工交代?”松茂斩钉截铁的态度不容置辩。
松茂毅然乘车独往现场,此时,支店的周围已经戒严了。此时,他恰好遇见了相识的万国商团的日本商人小山,就托他探听和营救被捕的店员,小山为松茂的态度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约定了第二天在原地见面。
二天的下午,松茂携职员朱灿如前往,车到半路的时候,交通已经封锁,朱灿如一看苗头不对,极力劝说项松茂返回,松茂推门下车,径自向戒严区走去,几个日本便衣立即尾随其后,自此松茂便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没有看到他回来。
当时松茂被俘到江湾的敌军大营,敌首领亲自审讯,咆哮着问他:“你敢和我们对抗吗?!”
松茂从容地回答:“要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
随后松茂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在场的一位日本人士大为感动,双膝跪地,恳求敌首不要杀项先生。
这一请求当然遭到拒绝。
1932年1月31日清晨,松茂以身殉国,时年52岁。
“五洲”原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商店,因为有了松茂,才使它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综合性工商企业。松茂凭的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精诚”!
“精诚”是松茂为五洲药房和五洲皂厂制定的“店训”和“厂训”,也是松茂经营企业成功之道的根本。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他的寓所就在厂内,每天从早餐起,他就开始了工作,经常是一面用餐,一面听取汇报,然后召集骨干布置工作。他亲自去各车间巡视检查,发现问题,决不轻易放过,特别是对于新特药品的创制,与旧制剂的改良,更是决不放松督促。他每天工作到子夜,入寝前还要到全厂巡视一遍,才去休息,数十年如一日。
其次是他待人真诚,尊重人才,知人善用,善于团结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凡是进来的科技人员,一律采用公开招聘,由他亲自坐镇,亲自面试,择优录用,对有功者,或越级提拔,或派出国考察,或资助在国外研究深造。他曾资助张辅忠在德国研究药学,回国后让他任五洲厂长;又派遣陈鉴心去日本盐野义药厂实习,派遣孙平阶、周延璋赴欧美考察。
松茂还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五洲店员训练班,在厂内聘请外籍教师,组织职工补习英语,他制定的《职工待遇条例》,明确规定了各项职工的福利。
再次就是对于有过失者,松茂一定严加惩处,决不姑息徇情。他的一个胞弟项载伦,随他工作多年,也有不少业绩,但却染上了鸦片烟瘾,松茂苦口婆心,耐心相劝,他仍不戒,松茂就公开宣布,辞退了他的弟弟。
正是松茂抱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坚定信念,并身体力行,才使“五洲”成为了实力雄厚的联合企业集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