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日做菜所用的味精，在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然而，在100年前的中国'充斥在中国市场的“味之素”，却全部都是舶来品，中国人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人的腰包，直到出了个吴蕴初，中国人才会自己生产制造“味精”。这在当今的人看来拿也许不是一件什么大的事情拿但是在当初那个什么都落后的年代'吴蕴初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
吴蕴初出生于贫寒的穷教书先生家庭拿从小饱受饥寒之苦；他曾被私塾的老师开除拿大出卖苦力挣钱养家。但是他创办了闻名海内外的天厨味精厂拿以高质量的产品把外国的同类产品挤出了国门。他还创办了天字号系统的轻重化工厂拿在旧中国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艰难的民族工业中拿创造了辉煌的化工事业。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拿在中国现代的民族实业家中拿他是一个最具有创新思维的才子之一拿而且具有常人没有的坚韧拿也许拿他的成功拿是理所必然的。
出身穷儒半工半读1891年秋，江苏嘉定城（今属上海市）的西门。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家里出生了第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葆元，字蕴初。
吴蕴初的祖父和父亲汉学功底都很深。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聪明好学的吴蕴初10岁时就进学考童生，大家都说：“阿贵人还没有扫帚长就进学，真聪明。”在家里除了读书，他还得担负一定的家务劳作，替祖父卷纸吹（吸水烟筒用的）就是他的任务之一。有个经常来和他的祖父谈古论今的老先生，喜欢拿纸吹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玩，引起了顽皮小家伙的不满。一天，那老先生一边燃弄纸吹一边谈笑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吓得他手足无措，原来是纸吹里卷进去了鞭炮，老先生被他整了一下。
吴蕴初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寒，老师看不起他，常常无端斥责他。有一天，在又遭受了莫名其妙的训斥之后，一气之下，他扒开老师家草屋屋顶，朝屋里撒了一泡尿，老师暴跳如雷，于是他被赶出了私塾。吴蕴初要读书，又没有钱，也觉得自己当不了什么秀才，于是想到了去上海的方广言馆读外语，将来毕业后做个翻译，祖父不同意：“读洋书，将来还不是替外国人倒夜壶？”
吴蕴初没有听祖父的话，在上海读了一年外语以后，因为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只得弃学回家，在嘉定第一小学当英语老师，挣些微薄的薪水抚养弟妹。
当时上海兵工学堂招收学生，入学的学生能够半工半读，成绩优异还有奖学金，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分配到制造局工作。听到这一消息，吴蕴初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于是，他通过考试进了兵工学堂学习化学，靠半工半读来养家糊口。由于他的聪明和勤奋，校长十分的欣赏和照顾，安排他在附属小学教数学，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六两银子的报酬了。
一个隆冬之日，吴蕴初穿着被化学药水腐蚀的、棉花一块拖一块的破棉袄，徘徊在外白渡桥头。他看见帮人推车子上桥可以得到几文钱的报酬，也想去试一试，忽听桥头有人喊：“喂，小阿弟，我看侬蛮大力气，要吃饭，跟我来。”
困苦的经历，使吴蕴初感到只有刻苦攻读，才能摆脱贫穷。在兵工学堂学习期间，他由于成绩优异，受到了德籍教师杜伯的赏识，20岁那年毕业，自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又回到学校当助教，在杜伯办的上海化验室做些化验工作。这时，他已经结婚，化验室给他每月100元的薪水，生活这才算是安定了。
初显才能受任三职
1913年兵工学堂停办，吴蕴初通过杜伯的关系到汉口汉冶萍公司所属的汉阳铁厂担任化验师。那时候，当工程师、技师之类的，都要有一点硬的来头，由于没有后台，吴蕴初当然不被重视。
两年之后，汉阳铁厂因生产需要，要试制矽砖和锰砖，工程师们经过多次实验都没有搞成，不想干了，就把这个差使交给了吴蕴初。吴蕴初觉得这是一个显示本领的好机会，他翻阅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多次尝试，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样，他一跃而成为生产技术上的红人，担任了砖厂的厂长。不久，汉阳兵工厂得知此事后，聘任他为制药课（做炸药）的课长。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工原料缺少来源，识昌火柴厂想利用汉阳兵工厂废液生产氯酸钾，解决火柴的原料供应，准备在汉口筹备炽昌市碱公司。由于本领和才华出众，吴蕴初遂被聘任为该厂的工程师兼厂长。
欧洲战场烟消云散后，向中国输入的化工原料源源不断，国产氯酸钾在外货的冲击之下销路日渐受阻，炽昌市碱公司为求生存，不得不改做牛皮胶（也是火柴厂的原料），氯酸钾业务仍无起色。
1920年，吴蕴初通过原上海兵工厂枪厂厂长的撮合，与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厂，试做牛皮胶，定名为炽昌新牛皮胶厂，吴蕴初任厂长。
不久，吴蕴初觉得牛皮胶发展的前途不大，自己早年在兵工学堂化学专科学到的本领没有用武之地。由于有用电解法制造氯酸氨的经验，他就想用食盐电解制造盐酸烧碱，但考虑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缺乏办这样一个厂的条件，于是他就想从轻化工方面着手。
民国初年，日本生产的调味品“味之素”涌进我国的市场，由于它在调味方面确有其独到的功能，日本的商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里到处布满“味之素”的巨幅广告，市场的销路相当不错。
一次，吴蕴初徘徊在上海街头时，看见一个日本商人在兜售“味之素”，声称这是日本人的独家创造，神秘莫测。他不服气，当场买了一瓶，回去仔细一分析，发现“味之素”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他知道，1866年一个德国人曾从植物蛋白质中提取过谷氨酸钠。他想，别人能做成的事情，自己为什么不行呢？他不服输的个性和探索的欲望让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于是开始着手研制。
研制的工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每当夜深人静，吴蕴初家里的一个小亭子间里总是闪亮着灯光，在那个简陋的小房间里，桌子上摆满了酒精灯和瓶瓶罐罐。化学反应经常需要连续两天两夜地观察，试验只好由他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夫人接手。化学反应产生的酸气和臭味，弥漫四溢，邻居意见都很大，这只好由夫人出面向人家说好话、赔不是。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试验，饱尝了数不清的失败带来的苦恼，吴蕴初终于获得了几十克的白色结晶。
吴蕴初拿着这几十克的成品，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1921年的春天，上海聚丰园饭店里熙熙攘攘，吴蕴初要来饭菜后，故意在众人的面前从口袋里倒出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汤里，津津有味地喝着，他那夸张的得意神情引起了同桌的一位顾客的注意。
“你汤里放的什么东西？喝得这样起劲？”那人问。
“你要试试看？”吴蕴初说着就往那人的汤里倒了一点进去。
“你阿有毛病咯！”那人马上起来和他争吵。
邻桌一位三十多岁的商人走了过来，问：“你拿什么东西放进了人家的汤里？”
“这东西很新鲜的，我好意请他尝尝，想不到他开口骂人！”
“这东西哪来的？”
“我自己做的。”
“让我尝尝看。”那商人随手舀了一勺汤放进嘴里，觉得确实很新鲜，就对吵架的那人说：“这汤算我的，我赔你一碗吧。”
原来那商人是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叫王东园。他坐下后和吴蕴初攀谈起来，说：“你如果真的会做‘味之素’，我们的老板也许会感兴趣的。你是读书人，他也是，你们一定谈得来。”这正好符合吴蕴初当初一直想从事轻化工的理想。酱园的老板叫张逸云'拥有十多家酱园，资金雄厚，生意十分兴旺，经王东园介绍以后，两人一拍即合。张逸云出资5000元，吴蕴初出技术，合伙办厂。
开厂要有个厂名，产品也要有个好名称，想到最香的香水叫香精，最甜的东西叫糖精，那味道最鲜的就叫味精吧。“味精”这个名字好，和“味之素”搭得上，有利于推销；味精是由蛋白质做成的，是素的，吃素的人大多信佛，商标就叫“佛手”吧；佛在天上，奇珍美味只有天上有，厂名就叫“天厨”吧。“味之素”那只包装瓶设计得确实好，薄薄一片，看起来很大，容量却很小，可以引用，吴蕴初还想到，蓝和黄象征着“佛”的气息，可以作为包装的基本色调。
从厂名、品名到商标一一确定下来以后，吴蕴初就在唐家湾蓝维蔼路（今肇周路）福源里租下了两开间的石库门房子一幢，开始了生产。生产由吴氏夫妇亲自动手，雇有七、八个工人协助操作，实际上这只是一家小型的家庭工厂。
天厨味精厂开业不久，张逸云的几家酱园门前，就出现了“天厨味精，鲜美绝伦”、“庖厨必备”、“完全国货”等招贴的广告。
王东园推着一辆插满了五彩旗帜、宣传广告的小车，在街头巡回，一边走一边在铜鼓声中响亮地叫喊：“天厨味精，完全国货，胜过味之素，价廉物美，欢迎试用。”
大家一尝，味道果然不比“味之素”差，价钱又便宜，于是纷纷购买。
在王东园的出色推销下，味精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吴蕴初感到味精这个行业利润优厚，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与张老板商量增加资本，扩大生产。
1923年8月，他们正式成立了合伙的公司组织，资本额五万元，分为十股，张逸云占四股，吴蕴初占一股，其余的五股由张逸云的亲友认领。公司规定：一次偿付吴氏研究费用2000元，每生产一磅味精，给吴蕴初提取发明费一角。
张逸云知道吴蕴初拿不出5000元的股金，就对他说：“你的2000元的研究费就当做资本，你有技术，我家的老三（张祖安）拜你做先生，你教他一点本领，这缺的3000元，你就不用拿出来了。”这样，吴蕴初也成了股东。
合伙公司商定张逸云为总经理，吴蕴初为经理兼技师，聘王东园为营业经理，同时向商标局申办“味精”专用名称及“佛手”注册商标，在新桥路建立粗制工厂，在菜市路（今顺昌路）建立精制工厂和办公室，正式定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此后几年味精的产量由1923年的3000公斤，逐年增加，到1926年已达到25500公斤，三年翻了五六番。
“天厨”味精行销以后，与日货“味之素”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925年国内抵制日货的高潮时期，广大的民众都从使用“味之素”改用“味精”，南洋一带侨胞尤其爱用国货，当上海的“味之素”经销商手中存货积压，脱手无门时，“天厨”味精却供不应求。
日本“味之素”厂商在中国的市场上受到沉重打击，但不甘心失败，他们借口“味精”两字是从“味之素”广告中所用的“调味精品”四字中提炼出来的，向商标局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天厨厂“味精”的专用商标的注册，吴蕴初据理力争，多方奔走托人，经过了一年多的艰难交涉，终于打赢了日本商家，获得成功。
1928年，味精厂合伙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向大企业发展的需要。经股东商定，改为无限公司组织，在菜市路和瞿真路建设新厂房，扩大生产规模，还增设了淀粉车间，生产淀粉、糊精、葡萄糖等产品，生产蒸蒸日上。
天厨味精厂走上了产销两旺的时期。1928年，产量达到5.1万公斤，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从1923年开办后的五年间，每年扣除公积金外，可分派红利两次，即每年分派红利35万元，总经理和经理还另有酬劳。
当时，制造味精是一项本轻利重的生意。味精的定价不是按制造成本来计算的，而是拿“味之素”的市销批价为标准的，制造用的设备，不过是些大量的缸缸盆盆，投资可大可小，因此一时间味精厂纷起。除了先前的根泰和合粉厂生产的产品外，继起者有中国化学工业社的观音粉、天一的味母、太乙的麦精粉、天然的鲜味精、天元的味王、天香的味宝等，业务竞争激烈异常。
除了各展推销本领外，同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生产技术。吴蕴初不断改革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使天厨味精在国内外赛会上连连得奖，因而得以在成本和质量上占先。
吴蕴初有个姨夫叫马桐生，在天厨粗制工场工作，他对外自称技师，后来被根泰厂挖去当工程师。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根泰发现上当后，就请他走。这件事情引起了吴蕴初的警惕。当时，挖工之风很盛，为了保证技术不外泄，吴蕴初对新进厂的职工要求首先要保证不对外泄露技术，并在职工中采取各种物质上的措施，减少其流动性；此外还佯称：制造味精一定要加入一种特制的药粉，才能促进化学作用。这个药粉由吴蕴初亲手在一个小房间里配制，由一个不识字的老保姆包成许多的小包，郑重其事地交到工场使用。其实，这个药粉不过是淀粉加上烟灰、蓝粉的一包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已。
1932年，天厨厂将菜市路的旧厂房进行大翻造，改建成五层的混凝土厂房，生产量达到15.9万公斤。吴蕴初感到要适应大规模生产，就必须要更新设备，走机械化的道路。
渐成系统报效社会生产味精，当时的主要原料是面筋和盐酸。面筋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在市场上收购，但是盐酸当时则完全由日商盐井洋行供应。小辫子捏在别人的手里总不是滋味，味精是“味之素”的劲敌，日本人可以通过控制盐酸来压制天厨。盐酸属于危险品，用陶罐盛装，笨重易碎，运费奇高，一箱盐酸净重50公斤，售价是四两银子，如果自己生产，肯定要便宜得多。吴蕴初感到，必须要创办自己的盐酸厂。
碰巧，那时的越南海防有个法国人办的远东化学公司倒闭了，吴蕴初亲自跑去实地考察，看到机器设备都很好，就花了九万两银洋买下了它，在上海的周家桥开办了天原电化厂。“天原”就是为天厨味精厂提供原料的意思，按照合同规定，法方应派一名工程师负责装机出货，但来人技术平常，吴蕴初只得亲自上阵，冒着呛人的氯气试车开工。
1929年，天原电化厂建成投产，日产盐酸两吨，使“天厨”味精的原料得以自给，真正做到了完全国货。电化厂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电解食盐工业的空白，吴蕴初的事业从此由味精厂步入化学工业。
天原电化厂当时还生产漂白粉和液碱，这就和充斥我国市场的日货漂白粉和英货烧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漂白粉是不能久存的商品，“天原”漂白粉一投入市场，就比进口的日货先占一筹。日本商人一度将价格跌到成本以下，企图借机挤垮“天原”，“天原”就与用户协商，采用特制耐用的铅皮桶代替木桶，空桶可退回循环使用，大大地降低了包装费用，在与日货竞争中还可以维持成本。
英货的烧碱主要是固体碱，天原电化厂就做液体碱，设法降低含盐量，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还便于本地的工厂使用，深受用户的欢迎。日本、英国厂商看到半年之久的跌价倾销未能把“天原”打垮，自己却损失不小，只好作罢。从此天原电化厂的漂白粉和液碱在国内的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产量的增加，所需的耐酸陶器也日益增加，但这些陶器还主要依赖进口，这是吴蕴初所不能忍受的。凭着他早年做矽砖的经验，1934年，吴蕴初经过一番筹划，在上海的龙华济公滩开了一个陶瓷厂，取名“天盛”，意思是为“天原”厂解决盛器。他聘请曾经从事制陶业的李思敬为厂长，购买机器，建造炉窑，以江苏宜兴白土为原料创造陶器，为我国填补了制造化学陶瓷的空白。
吴蕴初根据他办工厂的经验，这样总结道：“办事业必须走在别人的前头，要办别人没有办过的厂才有意思。”天原化工厂在电解实验过程中所发生的氯气，除了做合成盐酸以外，一直放空着，吴蕴初就想利用它来生产氨气和硝铵厂，然而，办这样的厂投资很大，而且产品的销路没有把握，困难很多。
美国一家化学公司在西雅图有个试做合成氨的中型试验工厂，完成试验后要把这套设备出售。吴蕴初经过全方位的考察和思量以后，就以九万美元极为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接着他筹资100万元，在天原厂的对面、苏州河的另一岸，购买地皮，开办了天利氮气厂。
1935年，天利氮气厂每天生产液氮4吨，但当时上海全市的液氮需要不过500公斤，天利面临销路的问题，只有赶快着手硝酸厂的筹建，才能解决液体氮的去向问题。吴蕴初亲自去德、法等国物色机器，在法国购进了全套的硝酸生产设备，并长时间在法国参观学习，回来以后，他亲自主持试车，工厂顺利投产了。
1936年硝酸出货了。由于天利硝酸厂用合成法生产，产品颜色纯白，不像市场上用硝盐做成的黄色硝酸那样粗糙，产品开始无人看中。后来有个日本人办的维新工业社买去作染料，用后效果很好。天利的硝酸价廉物美，购货又方便，维新工业社就开始向“天利”大量采购，国内的用户闻讯才来购买，于是天利的硝酸销路顿开。
在庆祝成功的喜悦之中，吴蕴初用汉玉刻了一个方，上面刻上了“知其不为而为之”八个篆字。
13年来，吴蕴初已掌握了“天厨”、“天原”、“天利”三个轻重化学工业，构成实力强大的“天”字号系统，吴蕴初的事业处在黄金时代。
作为吴蕴初事业支柱的天厨味精厂，产量逐年增加，吴蕴初按照“每生产一磅味精，提取银洋一角”的合同，每月收入几千元，加上股金红利和经理酬劳费，数年之内就成为了巨富。可是如何支配这笔钱财呢？吴蕴初认为，自己的财产取之于社会，应该用于社会，用它来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
吴蕴初在办厂的过程中，切身地感受到要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要依赖大量的化学人才。1928年，他在菜市路正式成立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购置了相当数量的仪器设备，聘请程瀛博士为所长，以广泛的化工产品为研究对象，还接受化工界委托的研究课题。后来北京的中华化学工业会迁到上海，他又捐赠了一所房屋作为该会永久的会所。
除资助出版该会的会刊外，吴蕴初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化工图书馆供会员参阅，为感谢吴蕴初的大力支持，该会推举他为副理事长。吴蕴初出身贫寒，靠半工半读才读完化工专科，对于没有钱而想读书的人的心情有真切的感受。为此，他将味精发明权所得的酬金作为奖学金，专门帮助那些贫苦的学生解决生活费。1931年他又出资五万元作为基金设立清寒教育基金会。此外，他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奖学金；为中华职业教吴蕴初（前左三）和他发起成立的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同仁育社捐办理化教室，帮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1935年，天厨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20万元，吴蕴初占股份五十余万元，成为天厨的主要股东。吴蕴初与新公司达成两项新的协定：①总经理的职务永远由吴蕴初担任；②发明权的报酬不再以每磅一角计算，规定为与公司年度公积金相同的数字。
改组后的公司生产发展迅速，年产22万公斤，此时吴蕴初掌握着实力雄厚的“天”字号化工企业集团。他说，是该多为国家和社会做有益的事情的时候了。
1932年淞沪抗战打响后，吴蕴初也和上海全体人民一样，积极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一日，吴蕴初正在廊下试做毒气时，突然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一个霹雳打在台阶上，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吴蕴初立即停止了实验，说道：“做毒气杀人，大概有违上天的好生之德。”于是他收购了大量的核桃壳，制作活性炭，在大中华橡胶厂和康元制罐厂的协助下，制造出了吴蕴初捐赠的战斗机大量的防毒面具，准备送给十九路军，后因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而未能如愿。
1933年，吴蕴初又以天厨味精厂的名义，用12万元购买战斗机一架，支援抗战。他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献机爱国”的抗日模范。
工厂迁川重整旗鼓
1937年，正当吴蕴初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事相继发生，“天厨”等几个工厂面临着日本侵略军的威胁。吴蕴初慨叹：“原想此生享用不尽的事业，不料竟付之东流，看来还得奋斗下去，图个东山再起。”
形势逼人，吴蕴初采取分兵两路之策：一路把“天原”、“天利”两个重化工厂的主要设备运往内地，发挥化工优势支援抗战；而天厨厂没有什么特殊的设备，如在内地建厂可以就地取材，而在上海也可以利用租界进行生产。一路将价值90万元的味精存货大量运往香港，作为筹建香港天厨味精厂的资金，吴蕴初就这样定下了抗战中谋求新发展的打算。
吴蕴初原打算到武汉建立新厂，后来武汉吃紧，只得溯江撤到重庆，选定嘉陵江岸边的猫儿石作为天原化工厂的厂址。在物资极为缺乏的条件下，吴蕴初和全厂的职工共同努力，在1940年就开工出货了，主要以氯碱产品供应抗战后方的工业，产品供不应求。
吴蕴初看到四川宜宾地区的电力充裕，于1943年在该地筹建分厂，后来由于从国外订购的变流设备未能运到后方，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投入生产。
天原化工厂出货以后，吴蕴初就着手恢复天厨味精厂。生产味精的原料除了利用天原的盐酸之外，还需要面筋，吴蕴初就与金城银行商议，由银行出资与天厨合作。建厂之初，厂房借用天原厂的一座用竹篱笆搭的简易包房作为面粉工场，把上海运来的机器安装起来生产面筋。经过半年的努力，天厨味精厂就在重庆猫儿石开工出货了。当时人们在营业所的门前排队买味精，情景非常壮观，几乎把柜台都挤翻了。
在向后方拆迁工厂的同时，吴蕴初将上海运来的90万元的味精销掉，用这笔资金在香港成立了天厨味精香港分厂。1938年，从美国购进几万公斤谷氨酸钠，到香港加上20%的盐酸配成味精，次年港厂就自己生产谷氨酸钠了。那时味精的原料面筋来自加拿大和澳洲，盐酸则来自广州，广州沦陷后，盐酸断绝了供应，香港分厂又自建了一个盐酸工场，味精年产10万公斤，主要销往南洋和美国。
在香港开设化学工业时，当局对环境污染十分重视，不允许氯气、盐酸气弥漫溢出来，像上海那样的土法生产是不可能的，这就促使了香港的生产逐步走上了先进的道路，对土灶进行替换，机器也进行了更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出现一片恐慌，工厂被迫停产，只有拆机内迁一条路可以走。撤离人员把耐酸蒸发器中的钛管拆下来，打通几根毛竹，把管子塞进去充当杠棒，取道惠州翻山越岭来到重庆，并入天厨川厂。
为了天字号企业集团的复工和重振，吴蕴初风尘仆仆地奔波于重庆、香港和美国之间，他常常是席不暇寐，又踏上旅途。在后方建厂和生产的过程中，吴蕴初始终抱定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不计成败利钝，只想造就川境的化学工业，救济当前的酸碱恐慌。”在数不清的困难面前，他总是摸着灰白色的短髭，笑哈哈的，好像在告诉人们“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在吴蕴初不懈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精神的鼓励下，“天原”、“天厨”及“天盛”的川厂相继建立起来了，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也在重庆恢复了，科研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吴蕴初还致力于全国的工业化运动，1943年全国工业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
劫后新生困境重重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吴蕴初立即让夫人率领在川的港厂原班人马赶回到香港，接收并恢复那里的生产，自己则率领大队人马回到上海，收回“天原”、“天利”两厂，并接收了一个日本人的小型氯碱厂，作为日本人对他的赔偿。
吴蕴初夫人到达香港天厨分厂以后，立即对机器设备进行修理，幸亏破坏不大，不久就恢复生产了，当时东南亚地区急需味精，吴蕴初夫人就广接订货，预收大量贷款，解决了复工的资金问题。
吴蕴初则把事业的重心放在上海，内地的工厂只求维持现状，上海菜市路的那座旧楼房，吴蕴初认为是他事业的“发祥之地”，把它作为天字系统的总办公室。到1946年，天原厂和天厨厂相继恢复生产，吴蕴初积极联系，向国外订购新型的化工设备，准备重建一个大型的氯碱工厂，为天利复厂创造条件，吴蕴初满以为抗战胜利以后，民族工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但是，美货泛滥、苛捐杂税和恶性的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随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更使企业处境艰难。淮海战役后，他参加了和谈代表团，蒋介石想让他当经济部长，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当那个替死的部长，吴蕴初没有就任。
后来，吴蕴初在美国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打长途电话询问国内的情况。他一心牵挂着自己为之苦苦奋斗的事业，当他得知上海的三个工厂一切正常时，感到颇为庆幸，但是否回来，他还在踌躇不决。最后吴蕴初决定先回香港，先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再说。他在香港遇见了钱昌照的夫人，便请钱夫人写信给钱昌照：“如果共产党要我的话，只要钱说句话就回来，否则将向美国一走了之。”钱昌照接信后立即回信邀他回国，1950年10月，吴蕴初回到了北京。
钱昌照马上陪他去见周恩来总理，“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总理一见面就含笑地说。周总理设宴隆重地接待了他，希望吴蕴初能为祖国的化工事业继续努力。当时吴蕴初与刘鸿生一起到东北参观沈阳的“味之素”工厂，当看到当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热火朝天的工作干劲时，吴蕴初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觉得自己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来了。11月，吴蕴初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上海，厂里职工特地开大会欢迎老厂长回来，热烈地庆祝他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不久，吴蕴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10月，吴蕴初因糖尿病复发，危及心脏，不幸去世，时年63岁。临终之前他将儿子叫到身边，微笑着说：“你们今后总得要按照国家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这是吴蕴初仅有的一句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