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国不仅不能生产飞机、汽车等现代化的工业产品，就连牙膏、蚊香等日用化学工业产品也全是依赖舶来品的。落后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民族工商业者，他们满怀激情地去创办日用化工企业，生产国货产品，以挽回利权。其中，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首推民族日用化学工业的先驱方液仙。
他所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产品最多。他创办了三星系列的日用化学品，填补了我国日用化学工业的空白，产品深入到日用化工的方方面面。
他是方氏家族企业集团第五代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英雄。
百折不挠艰苦创业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方氏家族拥有一个企业集团，它的第一代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到上海来创业了。1893年12月1日，方液仙生于上海。
少年时代的方液仙，聪明、好学、勤奋，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书校读书时就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拜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化验师德国人窦伯烈为师，刻苦学习系统的化学知识；当时他的同学中还有后来成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
学习期间，方液仙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的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化学实验室，一段时间里埋头于各种书本和化学仪器的瓶瓶罐罐之间，经过苦心的钻研，他终于学会了制造多种化学产品的方法。从这间简单的实验室出发，方液仙走上了创办日用化学工业的道路。
方液仙在试制日用化工产品之外，还和亲朋好友一起兴办了龙华制草厂、鼎丰搪瓷厂以及橡胶制品厂、硫酸厂等第一批轻工、化工工厂，虽然这些企业大都属于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同类企业中最早的一批企业，但是因为资金微薄，经营不善，产品滞销，都相继宣告停产了。
1910～1911年间，上海发生了钱庄倒闭的风潮，方液仙的父亲方选青所经营的祖传钱庄也受到连累倒闭了，方选青知道自己不善经营管理，很想让长子方液仙继承家业，全部交给他经营。但是年轻的方液仙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感到经营钱庄业在当时的中国要担很大的风险，破产的可能性很大，而兴办实业却是最为稳妥的方法，特别是日用化学品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要产品能站稳脚跟，生产容量是很大的。而当时的日化产品市场却为金刚石牌牙粉、野猪牌蚊香、旁氏白玉霜、夏士莲雪花膏、林文烟花露水等所独占，中国的利税严重外溢。方液仙相信这些产品的技术合成并不复杂，中国人完全能设厂自制。1912年，仅19岁的方液仙决定生产化妆品，开始筹建中国化学工业社。
方选青既对儿子不愿意继承父业耿耿于怀，又因儿子连续办厂失败而对他失去了信心。他老态的内心里，更认为中国人自己制造化妆品，始终也无法与洋货竞争，因此拒绝出资支持。
方液仙毫不气馁，多方奔走，母亲终于被感动了，她拿出了私自的积蓄一万元给他做资本。就这样，方液仙在圆明园路安仁里寓所里兴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亲自带领几名学徒，开始生产以“三星”为商标的牙粉及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香粉等化妆品。
当时，正是洋货倾销上海的时候，“国人惊其创造之精，施用之便，争相购用”。而从小小手工厂生产出来的国货，根本进不了商店的大门，方液仙也无钱刊登广告，只好雇人挑着货郎担沿街叫卖，虽然货郎叫卖得起劲，也难得有人问津，每月结算下来，总是入不敷出。三四年后，一万元的资本全赔进去了。
再次办厂的失败使亲友们都很为方液仙担心，纷纷劝他，何必放着现成的钱庄不做，偏偏去办什么化妆品厂呢？虽然失败的苦楚让方液仙的心里不胜凄凉，但是方液仙并没有听从耳边的嗡嗡之声，他的内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永远支撑着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坚持把厂办下去！
1915年，他得到了舅父李云书一万五千元的支持，再加上他多方的筹资，资金达到了五万元，方液仙将中国化学工业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聘任懂技术的姚一津为厂长，租赁三间厂房为工厂，增添了一些机器设备；又在广东路68号设立发行所，聘任胡士浩为发行经理，设有专职的推销员、营业员和管理人员，以改变以往雇人走街串巷挑担叫卖的窘境。
之后，他和厂长起早贪黑地进行化验、试别，又增加了蚊香、皮鞋油和果子露等产品的研制，中国化学工业社终于初具规模。年轻的方液仙满意地回头看去，终于可以轻松地舒一口气了。
尽管如此，“中化社”的营业状况依然没有起色，照旧年年亏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当时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十里洋场上海滩，人们崇拜舶来品，以至达到“非洋不用”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方液仙年纪很轻，从来没有经营过工厂的业务，不懂得注重狠抓质量，加上他们的生产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三星”产品中确有部分质量不过关，使消费者望而却步。比如蚊香的生产工艺落后，请香烛店的制香师傅手工做出来的蚊香形如佛手，稍不留意，就会折断，自然竞争不过机器压制的野猪牌蚊香。
到1919年初，“中化社”又面临资本亏空的局面了，连一贯乐观坚强的方液仙也自我解嘲地对别人苦笑着说：“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那时，方液仙才只有26岁。
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地波及了全国，发展成为一场全民族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口号深得人心，这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很大的转机。三星牌系列产品迅速打开了销路，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方液仙凭着一个实业家的直觉，敏锐地感到机遇的可贵和“中化社”的辉煌前景，他迅速地做出了“增资、扩产”的决定。
1920年春，方液仙极力劝说上海钱业界巨头、他的四叔方季扬投资，使“中化社”的总资本再度达到了四五万元，其中方液仙占七成，方季扬占三成，公司改组为无限公司。由方季扬出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方季扬成为“中化社”的无限责任股东后，中化社有了数家资金雄厚的钱庄做后盾，在资金调度和业务发展上获得了诸多的便利。
随后，方液仙将总公司迁到河南路，购置地基，建立厂房，购置机器，全力发展生产。不到两年，“中化社”赚回了历年亏损的所有本钱，资金积累迅速增加。方液仙和“中化社”终于走出了布满荆棘、充满辛酸困苦的创业之路。他感到，此时的“中化社”根基已稳，与外货抗衡的时机成熟了。
创立品牌奠定根基方液仙清醒地认识到，国货运动只是为“中化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但能否抓住这个机遇以及如何利用它来推动“中化社”的发展才是问题的关键。从以往的经营实践中，方液仙总结到，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是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的，尤其是日用化学品更应当在广大的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形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品牌意识”。
方液仙对企业重新进行了整顿，陆续推出了新式的国货产品，这就是使“中化社”得以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四大名牌产品。
1.三星系列
早在1915年，方液仙就开始试制蚊香，从日本购来了蚊香的主要原料除虫菊后，原料问题解决了，但是手工制造的蚊香不仅成本高，而且易折断，这成了难题。
为了获得用机器将蚊香压制成盘状的技术，方液仙派李耀斌东渡日本，进野猪牌蚊香的生产厂当工人，学到了机制盘状蚊香的技术。李耀斌回国后，“中化社”添置了压制机，采用了新的工艺，将三星牌蚊香的焚烧时间定为八个小时，这样就使人们可以整夜免受蚊叮之苦。当时一盘野猪牌蚊香只能燃烧六个小时，这样，大大提高了三星蚊香的竞争力。
为了同日本蚊香竞争，“中化社”采用了优待批发商的措施：每年在夏至之前，“中化社”以不收款的方式给批发商进货，待中秋以后再与批发商结账收款，方液仙的这一大胆又新颖灵活的推销技术，立即吸引了大量的经销商的加盟，为三星蚊香奠定了稳定的市场竞争优势。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日本蚊香在上海市场上已基本绝迹，三星蚊香却大行其道。1928年，方液仙扩大再生产，建立了“中化社”第三厂，以生产三星蚊香为主。
三星牙粉是“中化社”最早的产品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国货牙粉。但是随着无敌牌、嫦娥牌等国产牙粉相继问世后，因其质量与三星牌不相上下，国产牙粉市场日趋饱和，竞争激烈。就在这时，国际上的牙齿清洁剂出现了，牙膏有逐渐取代牙粉的趋势，国内市场上美国的丝带牌牙膏就颇受青睐。方液仙毅然做出决定：减产依然有利可图的牙粉，组织技术力量和资金试产牙膏。方液仙选择丝带牌牙膏为仿制的对象，仔细分析其配方：碳酸钙、碳酸镁、薄荷脑、茴香油等成分被一一分析出来，各种原料也相继购回，经过反复的调配，终于制出了牙膏的制剂。但牙膏的包装容器——软管，国内无法生产，方液仙便通过外商进口软管。
1923年，在“中化社”的第一厂，中国最早的国产牙膏——三星牙膏终于脱颖而出了，它的质量和刷牙时的口感都不亚于美国的丝带牌牙膏，但售价仅两角钱一支，远远低于七角钱一支的丝带牌牙膏，因此很快打开了销路，迅速占领了上海市场。
2.调味品
19世纪20年代初，日本味之素畅销中国市场，每年的销售额达数十万元之巨。当时，味精大王吴蕴初研制成功了味精，并与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合伙进行批量生产。方液仙素来对味精工业很有兴趣，希望与昔日的同窗合作，但张逸云坚决反对。
方液仙就决定自己生产，开始时它按照日本公开发表的制造程序进行仿制，但结果很不理想，不仅生产周期过长，而且质量很不稳定，无法投入批量生产。于是方液仙率其助手王修盛东渡扶桑，到日本的味之素厂仔细观摩其生产流程，并带了少量的半成品回来。回国以后，方液仙组织技术力量悉心研究其化学成分和制造工艺，经过反复的化验分析，终于试制成功。
“中化社”生产的调味品有心牌观音粉、副牌味王和副牌产品酱油精等品种。1923年，位于新加坡路（今余姚路）的“中化社”第二厂投产，专门生产系列调味品。
观音粉的质量不如天厨厂的味精，售价虽比味精低5%，销路仍不大好；但味王的售价却比味精低10%，颇受消费者的欢迎，酱油精和酱油两个副产品也十分畅销，调味品逐渐成为“中化社”的支柱产品之一。不久，“中化社”系列调味品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就占领了国内调味品的半壁江山。
3.剪刀变箭刀
由于牙膏的主要原料之一是洗衣皂的副产品，因此方液仙决定生产洗衣皂，这样既能稳定优质的甘油供应，又能开辟一个新的生产领域。
1938年春，位于第一厂附近的第四厂投产，它是“中化社”设备最新的大型工厂，生产洗衣皂及甘油等副产品。“中化社”新产的以剪刀为商标的洗衣皂脂肪酸含量高达50%以上，远远优于脂肪酸含量仅有40%的英商祥茂肥皂。但是，当“中化社”向商标局登记剪刀商标时，却节外生枝，原来，剪刀商标是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已经登记的商标。当时“中化社”的产品已经登出，肥皂已经生产，改换商标有困难，他便派经理李祖范赴中国肥皂公司谈判，李祖范刚向他们提出请求，作价转让商标之事，英方的董事长就提出，要“中化社”放弃肥皂生产，“中化社”所需要的甘油由中国肥皂公司低于市价提供。
李祖范大吃一惊，忙答道：“厂房设备均已准备就绪，肥皂已经生产，如果停止生产‘中化社’将蒙受重大的损失。”英方却表示，一切的投资损失均由他们补偿，并推说商标转让须通过伦敦总公司批准。这样，谈判失败了。
方液仙了解到，剪刀商标中国肥皂公司实际上早已弃置不用，而他们执意不肯出让正好说明了“中化社”肥皂的投产击中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妄图用小恩小惠来消除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反而坚定了“中化社”生产肥皂的决定。于是，方液仙毅然将商标改为箭刀，次年就开始成批生产了，箭刀洗衣皂以其优异的质量很快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4.中化集团
随着四大产品的陆续推出，“中化社”从家庭手工业式的生产发展到拥有三间厂房的手工工厂，再发展到拥有五座现代化机器设备的大型制造厂和河南路的公司总部、广东路的第二发行所以及众多参与投股的原料生产厂，“中化社”成了集团型的企业。资本从创业时的一万元增值到1931年的40万元，1935年的100万元，到1938年已达到拥资200万元之巨。职工有六百多人。“中化社”以五大制造厂为核心，通过众多的原料生产关系及关系厂，组成从原料到制成品基本自给的工业制造系统。
“中化社”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学工业综合性的企业集团，方液仙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日用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
技术专家经营行家毫无疑问，“中化社”的兴盛得益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次国货运动。但是这个行业在国货运动中真正得益的企业仍然只有少数的12家。对绝大多数弱小的企业来说，面对着洋商的倾销和封建买办官僚的欺压，总的竞争环境是苦不堪言的。因此一个成功的民族企业总是和一个光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技术专家和经营行家的方液仙，对“中化社”的兴盛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十分弱小，“中化社”的许多原材料都需要进口。方液仙感到，国货厂家如此仰仗外人鼻息，终将受制于人。从经济效益上考虑，如果能自产原材料，不仅能避免有时因原材料供应脱节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可以扩大自己的企业规模，开辟新的生产战线和销售市场。
按照这一战略构思，“中化社”将要发展成为一个以蚊香、牙膏、调味品、洗衣皂四大产品为核心，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生产为一体的日用化学工业企业集团。实际上，列入四大产品之一的洗衣皂也是为了解决牙膏的原材料而开发的一个新的生产品种。
三星蚊香的主要原料除虫菊，起初全由日本进口，“九·一八”事变以后，抵制日货的声浪日高，“中化社”改向美国购买除虫菊。孰料在进口的美货除虫菊中，竟发现了一张日文的纸条，于是“中化社”向美商提出质问，对方回答是：美国不生产除虫菊，有关工厂如有需要，也是向日本购买。看来要达到抵制日货又解决原料供应的目的，必须另寻出路了。
于是，方液仙决定引种除虫菊，他聘请农业专家俞成如负责在上海苏州河畔的虞姬墩和安浪渡举办实验种植场，没多久，除虫菊的引种获得成功，接着他们在温州、南通等地的农民中推广劝种。“中化社”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鼓励农民种植。在临平，“中化社”拨款扶助菊农，并通过华新银行向菊农提供无息贷款，当货币贬值之时，“中化社”和菊农定约：除虫菊收购价以半价折算，如第三者愿出更高价时，菊农有权向“中化社”出同样的高价，倘“中化社”不愿出，菊农可以卖给第三者，但无论如何，“中化社”不得拒绝按照原价折算收购。同时，还广泛地宣传种植除虫菊如何利国利民，并为菊农提供技术咨询，他们还编印了《除虫菊栽培法》一书，广赠农户，推广栽培的技术，在“中化社”的积极推动下，除虫菊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中化社”的蚊香原料也做到了自给。
三星牌牙膏的软管，最初也很依赖进口。后来，方液仙创设了中国软管厂，实现了软管的自给。方液仙还参与了与“中化社”产品有关的工厂的投资，其中主要有：建立景明玻璃厂，生产各种各样的玻璃容器以供化妆品的包装；1925年开设永盛薄荷厂，方液仙担任董事，为“中化社”提供化妆品及牙膏所需的原料薄荷油；1932年与族人合办肇新化工厂，生产牙膏的原料碳酸钙；1934年投资入股开办造酸公司，方液仙担任董事，提供“中化社”的工业用酸。
通过这些有意识的投资，“中化社”逐渐成为了一个以四大产品为中心，以直属五大制造厂为核心包括与众多的原料生产厂有关系的日用化学工业企业集团，既保证了获得稳定、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又拓宽了“中化社”的生产领域，还分散了投资风险，开辟了新的财路。
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深深地懂得，宏图大业都是靠人才干出来的，方液仙也不例外。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广纳贤才，而培养将才就是“中化社”的一个重要的方针。
早在办厂之初，方液仙就亲自授徒，他的第一个徒弟王修萌就是他亲自传授的，王修萌后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为试制调味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先后任“中化社”化学师和调味品的厂长。其他的如孙瑞耕、黄光英、李为岳等人原来都是学徒、工人，在方液仙的培养和实际工作锻炼下，成为“中化社”的技术和管理骨干。“中化社”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在厂内设有较为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并在企业程规则中订有《人才登记表》，使有真才实学的职工能发挥所长。
但是这种培养人才的小生产方式不仅周期长，而且还受他们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如此做法已不能适应大企业发展的需要，于是方液仙决定走向社会，广纳贤才。1930年他聘请学成归来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工程学士、他的表弟李祖范为经理，随后又聘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工程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洪绍瑜为制造厂厂长，聘任松江大学理学士朱曾辉、中央大学化学工程学士文房地为技术员，从而形成了以他本人为核心，包括工艺技术、管理营销等多方面的人才结构，构成了领导“中化社”发展壮大的经营管理者阶层。也正是这批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知识人才，对企业的旧式经营管理、陈旧的工艺制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与改革，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新式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工艺，从而使“中化社”在同国内外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930年，方液仙聘任了李祖范等人以后，充实了人员力量，他认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中化社”陈旧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1931～1940年间，“中化社”的产品行销南洋各地，利润和资金积累一年胜过一年，堪称是“十年全盛”的时期。
“中化社”的管理改革首先从制度入手，力求制度严密，职责分明，他们订立了五大程，即《组织程》、《各厂、部、科室、股的办事细则》、《外部发行所的组织办法》、《各项会议组织规则》、《职工通守规则》。其中，《组织程》为“中化社”的基本程，其他的规则都依此制订。在文书处理、人事管理、招考工人等方面也订立了专门的规定，这样就做到了有可依，保证了管理的科学性。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四级管理，即总管理处、部、科、股四级管理；一改以往各部门集中办公，职责不清，工作效率低的局面。
“中化社”定期召开各种专门的会议和联席的会议，及时汇报情况，讨论问题，力求管理的民主化和决策的科学化。“中化社”还十分重视财务部和会计科的功能，财务部下设会计科、出纳室和客账信用室，出纳室凭会计科的收入传票收付款项，客户信用和收账事宜分属客户信用室和出纳室，外地发行所的会计直属总管理部会计科，这样就充分发挥了财务监督的功能。
“中化社”的薪给制度采用了低薪加分红制，即职工的月薪较低，但年终分红数额较大。例如，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其他的工厂里月薪是70元左右，在“中化社”月薪仅30元左右，但加上花红五十多元，可达每月90元左右，仍较其他的厂为高，因分红依企业的经营状况而定，故这一制度使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连在一起，从而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中化社”还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方液仙曾说：“一支不合格的牙膏出厂，不仅断了买主，而且还会影响全厂的信誉。”因此，“中化社”建立了质量分级检查制，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各个环节都有专职人员负责检查，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从不出差错。
广告对日化行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想使日用化工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必须让它的广告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方液仙对“中化社”的广告工作有通盘的计划，规定每月在营业额中提出3译作为广告费用，并设有广告科专司其事，他亲自和广告科人员研究广告用语，制定年度计划和月份的广告设计，高薪聘请朱惺公为广告科的科长，专门为三星牌各种产品撰写报刊广告文稿。如1925年1月13日《申报》上的广告，标题是：《年礼之研究》，内称“时界年节，投桃报李，人情之事，亦交际上必不可省者，惟礼品亟应研究，如以观音粉及三星酱油精赠人，使受者随时调羹和汤，饱尝美味，其感人之深，诚有每餐不忘者矣，且装潢华贵，定价平廉，以作礼品，谁不欢迎！”此广告揣摩采购年礼者的心理，很有说服力。
朱惺公还为三星牙膏设计了名为“玻璃管里的秘密”的广告，这是一种有奖销售的广告：在牙膏的管内置小玻璃管，管内有彩券，有一元、五元、十元三个档次的奖品，另有“福、禄、寿”三星奖，福禄寿三字凑齐者可得头奖住房一所。“中化社”在沪杭、沪宁铁路沿线设立路牌广告，后来又以国货广告旅行团的名义，由上海经西安、入四川至云南，长年累月地为“中化社”设立路牌广告；在当时上海百货批发商云集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新桥街（今浙江南路）至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一带的商店墙上和骑楼柱子上，到处可见“中化社”的广告，沿街还多处悬挂三星牙膏、蚊香的广告大旗；其他的广告如墙栏、幻灯、广播、霓虹灯等，更是经常不断。此外，“中化社”的职工都发有购货优待折，照价打七折，也收到了宣传的效果。
方液仙在推销产品方面，始终采取灵活多样的推销方式，推销员各有专职，互不监管，一般的情况下，也不互相调动，使推销员能深入了解生产情况，熟悉本职业务。
牙膏、香皂以及各种化妆品统一由营业部直接掌管，向华洋杂货批发商联系销售；蚊香、洗衣皂由各纸烟店组织专职销售；洗发精和止痒奎宁水由专职推销员向全市各理发店推销，调味品由海味组向海味店推销。
新产品和滞销品则采用寄售方式，指定几位推销员负责。在南京路上各大百货公司里则租有专柜，专售“中化社”的产品。对销售人员和批发商，实行一整套的奖励办法：对推销员除给固定工资及年终分红外，根据年度订立的推销指标，超额的加奖；对批发商采用特约的经销酬率累进制，即每年推销不满一万元的照批发价给酬2%，一两万元的给酬3%，二三万元的给酬4%，三万元以上的给酬5%，鼓励批发商们多销多得。为避免拖账并加速资金周转，对支付现款的客户，另给2%的酬金。“中化社”还十分重视外地及海外的推销业务，在南京、杭州、青岛等地设有发行所，在海外派有推销员，常驻印度尼西亚，专门联系南洋一带的产品销售业务。
20世纪30年代是“中化社”的全盛时期，这一成就的取得还得益于方液仙积极参与推进国货的运动。1932年，“一·二八”抗战以后，上海各界人们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为国货提供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在沪的日商则串通一气，联合压价，倾销日货，在这种形势下，方液仙参加了由张公权发起的“星期五聚餐会”，共同商讨推广国货的办法。
1932年8月，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成立，方液仙被推为理事，此时，“中化社”总务科长李康年向方液仙建议：集合上海部分有名气的厂家举办联合商会，以便大规模地推销国货。方液仙很赞成，并委托李康年主持这项工作，于是，由中国化学工业社发起，联络美亚丝绸厂、华生电器厂、亚浦目灯泡厂等共九家著名的国货工厂，选出18种有代表性的商品，在南京东路绮华公司的旧址上建造“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会”会场。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开放，由于受爱国运动的深入影响以及入选商品的优良质量，国货公司商场的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见此情景，方液仙和李康年心中一动，萌发了创办永久性国货公司的念头，在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的支持下，方液仙集资十万元，创办了中国国货公司，方液仙亲自担任董事长及总经理。
1933年2月，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在南京东路大陆商场正式开张营业。开张之际，公司以“中国人应用中国货”为口号，进行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为了提高公司的营业额，方液仙在经营方式上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决定：全部的商品实行赊卖寄售，公司实行薄利多销并提供送货上门等服务项目，这是方液仙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让加盟的商家感动，也让上海和全中国的老百姓感动，大家销售国货、购买国货的热情空前高涨。
开张之际，为了不影响赊货厂家的资金周转，方液仙还联络了中国银行和新华银行为各厂提供货款，这笔货款将来只在赊货厂家所售出的货款中扣除，方液仙把握住了当时爱国运动的时代潮流，以灵活而独特的经营方式，使上海的中国国货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国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上海南京路上，奇迹般地站稳了脚跟，半年后，国货公司又增资十万元，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在国货公司的影响下，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也逐渐增加了国货商品的进货份额。
兴也爱国亡也爱国民国时期的实业家，生活在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那时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各国列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纷纷向中国伸出了贪婪的魔爪。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方液仙他们认识到：只有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平等和平的经营环境，只有国家强盛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工业的发展。民国时期大多数实业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往往在于把握住了“爱国、救亡”的时代潮流，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推进国货运动，让国货运动深入民心，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赢得了大量的客户，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方液仙就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实业家。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两次在上海发动战争，为了抗战，方液仙让出部分厂房，出资租借了申园，在那里举办了两期伤兵医校，专门救护大批从前线下来受伤的抗日将士。
1939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时，上海伪市长傅筱庵利用乡谊关系，向方液仙游说，希望方液仙与伪政府合作，方液仙当场拒绝，表示自己只会经商，不懂政治。
傅筱庵没有想到方液仙会让他那么难堪，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说：“日本人知道你很关心政治，记得你在战争中还办过两次伤兵医校，因此很器重你！”并且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以实业部部长之职相许，方液仙不为其威胁利诱所动，反而苦口婆心地劝导傅筱庵要有民族的廉耻心，自保晚节。傅筱庵气急败坏，拂袖而去。
1940年夏天，上海租界上空的恐怖气氛一日比一日浓厚，愁云惨淡，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方液仙为躲避日伪暗算，一直深居简出。7月25日上午，为了处理不得不处理的事情，方液仙刚出家门，就遭到埋伏在周围的汪伪特务的绑架，其后就去向不明，遇害身亡了。方液仙被害时年仅47岁。
方液仙这位爱国实业家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杰出的经营才能一直为后世人们所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