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儒生的薛福成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显官名宦之后，结束了薛氏家族历代穷儒的命运。在薛南溟青少年的时代，他的父亲就在上海南京路、河南路一带购买了大量的房地产，在家乡无锡城郊置办了六千多亩的田产以及房产，是无锡当地屈指可数的大家豪族。
1894年，薛南溟32岁时，父亲亡故，他乘着奔父丧的机会，辞去在天津的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的职务，回到无锡。在这之前，洋行买办就已经在无锡开设了七十多家的茧行，有七八百座茧灶。有不少的官僚地主看到外商获利丰厚，不免眼红，也去开办茧行。一时间在无锡开办茧行蔚然成风。薛南溟深受父亲“工商立国”思想的影响，就在无锡、四川等产茧地区，投资开设茧行，收购茧子烘干后装运到上海，再卖给华、洋丝厂。
茧行获利果然不少。接着薛南溟不断地扩增茧行，他的茧行分布于无锡各地，主要有永泰隆、永泰昌、永泰盛等，这些茧行规模都在当地是较大的，每家有三四十副茧灶，房屋绝大部分是自己投资建造的。对茧行的大量投资，已非当时的薛南溟本身资力所能负担，他就大多向钱庄借款周转，后来由于资金的支出远远超出预计，薛南溟无力偿还贷款，就以全部的茧行房屋作为抵押。经人调解，薛南溟将他父亲的部分遗产变卖，来偿还欠款，才渡过了难关。
无锡茧行的开设，奠定了他在无锡丝茧业的地位。
创办永泰出师不利薛南溟开设茧行获利虽厚，但每次卖茧回来总是若有所失，自己毕竟只是给他人提供原料而已！他想，如果自己有缫丝厂，一担干丝就能卖千两银子，这等事情该有多好。
1896年，薛南溟向同乡周舜卿透露了这一想法，当时的周舜卿是上海英商大明洋行的买办、升昌铁行的老板，听了这番话，立即答应合伙开办丝厂，由薛南溟任总经理。
丝厂建厂的初期有意大利坐式缫车312台，职工三百多人，以后又陆续增加到丝车532台，全部的资金合计五万两。
永泰丝厂开工初期，薛南溟除了维持原有的茧行，还又开设了新的茧行14家。茧行的大量开设，使得资金周转不开，周舜卿甚为不满，无意再继续下去，于是退出了永泰。从此永泰厂就由薛氏独资经营了。
但是由于不懂技术，加上薛南溟从来也没有经营过工厂，所以此后六七年的时间，薛南溟几次将厂出租或改由别人出面经营。他曾委托表弟华用舟出面经营，后来华、薛和另外一人合伙开设了绪成丝厂，其营业部分由华单独集资经营，永泰则由陈子钦出面任营业经理。
1903年，由于气候不好，茧子的质量出现差次的情况，薛南溟利用他的十几家茧行，乘机压价大量收进鲜茧，烘干后以次充好，装运到上海想牟取暴利，不料那年外国的丝市不振，洋商无意收购。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他将一部分茧子拨归永泰自缫以外，其余大部分的茧子只得减价出售，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笔收茧的款子，大部分是向钱庄借来的，一时无法清偿，永泰再次遭受牵连。
为了资金的问题，薛南溟向弟弟薛慈明求助，孰料关键的时刻，亲人并不愿意帮忙，他遭到弟弟的拒绝。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薛南溟只得将父亲遗产中的上海南京路、河南路等处的房地产折价出售给弟弟，才又一次得以渡过难关。
聘用能人创立名牌经过这一次打击，营业经理陈子钦感到难以为继，遂辞职他去，薛南溟自知自己不善经营，必须请一能人来帮助自己。经过熟人的多方帮忙，薛南溟认识了原任上海纶华丝厂总管车出身的许锦荣。许是浙江海宁人，曾在意大利一家丝厂工作多年，对缫丝技术和管理很有特长。薛南溟就聘用他为经理，许锦荣在任职时同薛南溟讲明，厂务一切由他全盘负责，薛南溟不能干涉。
许锦荣上任后不久就了解到了永泰的症结所在：该厂生产的“月兔”、“天坛”、和“地球”三种丝产品的品级都不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因此必须推出优质产品，才能带动全厂的生产，于是他决定另行生产“金双鹿”、“银双鹿”两种牌号的优质丝，专供外销。
怎样生产优质丝、开通外销的道路呢？首先，要精心选择原料。许锦荣从每季收购来的头号优质茧无锡的“莲子种”和浙江萧山的“余杭种”中精选出约15%，用来缫制“金双鹿”丝，再选出15%～25%缫制“银双鹿”丝，为此，即使是无锡优质茧370～380斤也才能缫制干丝一担。
其次，在管理上下工夫。车间备有考工簿，由管车把职工每天的产量、质量、缫折等工作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如果发现成品不够标准，就对职工当面痛斥，甚至解雇开除。在“金双鹿”打牌子的四五年间，自动辞退和解雇的工人就有一百余人，除了车间管理人员的严格监督外，许锦荣本人也经常下车间考察。
经过多方的努力，永泰丝厂的质量终于上去了。“金双鹿”牌生丝的细度达到8～10分，行销法、意两国，与“铁猫”、“厂图”、“丰人”并称为国产丝四大名牌，为防止别人假冒，他们在小绞丝内夹有薄打字纸印的金双鹿小商标，一般生丝的卖价为每担1000两白银，而“金双鹿”丝售价达到1400两白银以上，同时，永泰继续生产内销的“天坛”、“地球”等老牌产品，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由此永泰丝厂业务好转，面貌为之一新。
薛南溟正为自己用人得当而暗自庆幸时，许锦荣却为自己得不到较多的好处而心中不快，多次表示要脱离永泰，薛南溟唯恐许锦荣走掉，便想出了新的办法来挽留他：把永泰分为“实业厂”和“营业厂”两个部分。
所谓“实业厂”就是指工厂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拥有这方面产权的是“实业厂主”。租用“实业厂”的固定资产并投入流动经营资金生产的则称“营业厂”，营业厂主除每月向实业厂主支付契约规定的租金外，其经营盈亏与实业厂主无关。
薛南溟邀请许锦荣合资经营营业厂，让其参加30%的股份，所得利润也照三七分成，这样薛南溟既取得稳妥而丰厚的收入，也安定了许锦荣的心，使他在生产上更加带劲。
增设丝厂永泰迁锡辛亥革命期间，薛南溟任锡金（无锡、金篑两县）商会总办；不久，薛南溟任锡金军政分府司部长、无锡市公所总董，此后他加快了缫丝业的发展。
1912年他和许锦荣集资一万元，租下因经营不善的锡经丝厂。为讨许的欢心，特地定名为锦记丝厂，使用永泰商标，次年又将该厂买了下来，扩充丝车到410台。
1918年，永泰“金双鹿”已大量畅销于美国，薛南溟出银五万二千两，买进无锡人周月珊的隆昌丝厂作为实业厂，出租给他人经营，专收车租。该厂丝车256台，每台月租金高达四两白银，同年，出资五万两白银，于无锡亭子桥建造永盛丝厂。
1920年，薛南溟又出资四万八千两白银建造永吉丝厂，有丝车240台，出租于他人，至此，薛南溟拥有永泰、锦记、隆昌、永盛、永吉五家丝厂，缫丝车1814台，加上永泰隆、永泰昌等14家茧行，成为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民族缫丝工业集团。
经济实力的雄厚，技术力量也在不断加强，“金双鹿”丝的质量也得到了加强，它的最大优点是：纤度齐一，偏差小，丝身洁净，拉力强，抱力好。1921年冬，永泰经理许锦荣代表中国丝业界到纽约参加万国博览会，“金双鹿”丝获得了博览会的“金像奖”，被誉为“纤维皇后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永泰丝厂也因此驰名全球。
1924年，薛南溟遇到几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情：一是长子育津与北洋政府周自齐合资创办太湖水泥厂。根据协议，先由薛家拿出部分股金，向银行借款，购地造屋，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赊购机器，不料待机器运到，主要股东周自齐却已经下台，不肯按约交纳股金，筹建水泥厂之事只能搁浅。然而债权人纷纷向薛家追索债款。二是许锦荣害怕这件事情牵连到自己本身在永泰的利益，即要求撤股，股金、盈余所得及存款合八万余元全部带走，又辞掉了经理的职务。三是永泰场地的租借契约30年到期，地产主执意要收回地基，而租界当地又禁止在租界的热闹地区开设丝厂。
薛南溟为此三件事情整日愁肠百结，却不得不逐一筹划解决。1925年，他在无锡南门外日晖桥永泰隆茧行内，划出一块空地，再在比邻购进一部分土地共计二十余亩，自建厂房，于次年春动工，全部的机器设备拆迁到无锡，此次拆迁、装置、建筑费用用掉15万元。但丝厂迁锡也带来不少的好处：薛氏在无锡的四家丝厂和茧行各方面呼应灵便，丝厂女工来源广，工资比上海低，丝厂需大量用水，在无锡用河水，可节省一笔水费，工人住城里或近郊，出勤率高，减少空车，增加了产量。
永泰迁锡，薛南溟失去了许锦荣，不得不亲自操持丝厂的一切事务。而且工厂迁锡以后，只留下少数的无锡籍工人，一时招募千余名工人很不容易，他们从邻近几个厂里挖出四个管车和部分工人，但依然不够。于是薛南溟采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办法，凡想到永泰厂报名工作的，先发津贴五元。为了顶替许锦荣的空缺，提升富有技术管理经验的永泰总管车薛润培担任经理，同时把熟悉无锡缫丝工人情况的锦记丝厂总管姚梓香调任永泰总管车。在薛南溟的支持下，薛润培和姚梓香根据上海的先进技术和培训工人的经验，针对性地加强对工人的技术培训，新厂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提高得很快。不仅缫出了“月兔”等乙极品，而且“金双鹿”等优质高档丝在无锡也安了家，薛氏企业又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寿萱继业放眼海外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薛南溟在丝织业奠定了自己雄厚的基业，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特别是经过1925年的此番折腾，年过花甲的薛南溟心衰力弱了，一般的事务虽尚能应付，但却再也无力使薛氏企业继续向前发展，他便在三个儿子中物色继承人。
他的三子薛寿萱，生于1899年，东吴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学习铁路管理，1925年回国时，其兄育津由于水泥厂失败一事，失去了父亲的信任，次兄汇东对经营工商业素不关心；当时永泰因太湖水泥厂所造成的危机，又主要依靠寿萱的岳父荣宗敬的帮忙才得以度过，薛南溟就把寿萱看做是企业唯一的继承人了。
学成归国的薛寿萱先是到永泰工厂熟悉情况，积累一些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1926年，薛南溟让他担任了“永泰”、“锦记”两个厂的协理，实际权力仍次于薛润培。薛寿萱虽非攻读缫丝专业，却在西方学到了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学说，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其实比其父高明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雄心勃勃，善于用脑动手。在心里已打下了让自己登上“丝业大王”宝座的决心。
寿萱开始从事经营缫丝业时，国际生丝市场上行销的生丝主要有两种：一种以纤度见长，主要用于机织业；一种以匀度见长，主要用于针织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丝的消费以机织业发达的欧洲国家为最，中国传统工艺缫制的生丝因以纤度见长，正好适应这种市场的需要。可是“一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真丝针织业迅速发展，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消费国，因而以匀度见长的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开始走俏，日本的缫丝业由于广泛使用复摇机，大大提高了生丝的匀度，而中国的缫丝技术依然如故，因而在国际市场上销量日见减少。
国际市场上的这些变化，使得历来以外销为主的中国生丝业处于被动的局面。主持企业不久，薛寿萱就认识到，唯有对永泰丝厂进行全面的设备、技术和经验管理的改革，才能使薛氏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摸清国际产销行情，1928年薛寿萱专程前往日本，考察缫丝工艺，次年率中国缫丝代表团赴纽约参加国际生丝会议。会议期间他专门征询用户对中、日两国生丝质量的意见，并把中国生丝质量做剖析对比。当时乾利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经营生丝的公司，年销生丝就达15万包，由于日丝优于华丝，在他们的公司里日丝占到了13万包。
回国以后，薛寿萱在无锡丝厂协会的欢迎会上做报告说：“华丝在美国有六点不受欢迎：一牌号混乱，二断头多，三丝身粗乱，条纹粗劣，四均净不一……当然华丝也有受欢迎之处，一丝质好，易于织物，二摩擦力强，不会起毛。”讲到这里，薛寿萱加大了嗓门：“华丝只要在质量上加以改良，一定能够将国际上目前这种日丝操纵市场的局面扭转过来！”与会者不禁为他的精辟分析和见解所折服，连连鼓掌。
薛寿萱经过这番考察调查之后，决定有计划地对企业管理和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为了减少阻力，他劝说经理薛润培也到日本去参观，使他的思想有了转变，“乃知我国工厂机械陈旧，不适现代之用。”薛寿萱得到了薛润培的支持，企业的内部改革就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障碍。
为了进行技术改革，薛寿萱逐步召集了一批技术专家，形成了一个核心集团。他聘请的第一个专家是日本蚕丝大学毕业的邹景衡，邹景衡陪同薛寿萱赴日参观考察后，于1930年正式担任永泰的工作，负责设备的装修改造；在日本留学的费达生负责女工管理及生产技术指导。接着聘请了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薛祖康负责把坐缫车改为立缫车，并任华新制丝养成所所长；曾在日本留学的张娴被聘为“永盛”厂长，专门负责女工培训及生产技术指导。一些老职工中的得力人手姚梓香等也加以培养提升。此外他还招聘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如购茧专家袁瑞甫、制种专家潘家槐和外贸能手费寿焘等，分别委以重任。
为了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薛寿萱深入展开了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1929年，他在“永泰”开设了培训班，招收18～20岁的初中毕业生为学员。培训班以薛祖康为班主任，兼教国文和工厂管理，邹景衡教制丝学，请人教日文、珠算等课程。培训期满，学员就分配到各丝厂任中、下级职员，成绩在前一二名的学员派遣留学日本作为奖励。薛寿萱还特地办了两期“制丝指导员培训班”，专门培训管理车间女工的女职员。
1930年，薛寿萱以“永康”的名义出资40万元，在无锡的南塘兴建“华新制丝养成所”，拥有日式立缫丝车292台，建立了中国缫丝工业史上具有当时世界最新技术装备的第一家丝厂，薛祖康为所长，同时培训来自无锡四乡、宜兴、江阴等县的女孩子。到1937年，该所共培训女工三千多人。
经过各种培训，“永泰”系统各丝厂里的职工均已能熟练掌握新的生产技术，以技术专家为主的核心集团业已形成。
改造设备改良蚕种薛寿萱深知，生丝质量的好坏，跟技术有无革新关系很大。1929年，为提高制丝效能，永泰厂从日本购进长弓煮茧机，由日方派人来无锡安装，成为无锡缫丝业中第一家用机器煮茧的工厂。次年，又向日商购进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千叶式煮茧机和立缫车，装备华新制丝养成所。由于薛氏的企业众多，薛寿萱感到单靠购买机器无法彻底改变设备落后的面貌，为此，在购买新设备的同时，进行仿造。他利用永泰厂修机间的技术，仿制千叶煮茧机成功，在“永泰”、“锦记”等厂装备，成功的仿制使薛寿萱对自制机器和装备改造信心倍增，他随即投资两万元买下了原无锡市公所办的工艺传习所，将其改成无锡工艺机器厂，专门为薛氏各丝厂仿造新机器。这样，大大加快了企业设备的更新速度，短短两年，薛氏企业的设备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了保证生丝质量，薛寿萱在无锡的前西溪住宅内设立了永泰蚕事部，专门负责蚕桑指导和组织蚕农合作社。1929年，他和薛润培合伙出资10万元，购地一千亩，创办永泰第一制种厂，该场每年春季可产“永”字牌改良蚕种10万张，换季可产三万张，次年，他又出资三万多元，在无锡的钱桥和荣港创办第二制种厂，春秋两季各制种25000张和7000张，用这种改良蚕种育成的蚕茧茧形整齐，色白丝长，出丝率高，380斤干茧就可制成一担生丝，相当于土种茧500斤。
为推广改良蚕种，薛寿萱请人充当蚕种推销员。他们联络各地有势力人物和蚕种商贩，请客送礼，给以回佣，推销中不惜发给肥皂、毛巾等赠品。渐渐地，蚕种经过推销取得蚕农的普遍信任。
每逢育蚕期，永泰蚕事部都派出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下乡指导蚕农饲育改良蚕种，组织共同催青，保证改良种蚕的正常生长。在收购鲜茧时，薛寿萱叮嘱自己的茧行提高对改良种茧的收购价，压低土种茧价，几十家茧行都改建茧灶，保证茧质在收购后少受损失。如此一来，优质原茧为生丝厂提供了优质的茧源。
经过技术、设备和原料质量等的一系列的改革，薛氏各丝厂所产的生丝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金双鹿”生丝的匀度达到87分以上，其中最高者达94分（相当于四A级丝），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当时《申报》和《新闻报》上的市场消息栏内每日均有“金双鹿”成交的价格，并以此作为外贸洋丝的价格标准，永泰丝厂已为国内外丝业界所瞩目。
困境求生扬威海外中国各丝厂的生丝出口，一向是通过洋行的，生丝价格由洋行决定，外汇由洋行结算，质量也以洋行检验为标准，长期受到洋行的压制，“一切操西人之手，吾丝商无以知其实也。”遇到丝市下落，洋行往往百般挑剔，退货、索赔经常发生，许多的丝厂“一经受累，几至倾家荡产”。长期的间接贸易，受尽外商洋行的欺诈，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中国的厂商才懂得了一个真理：“世界上无论为何种贸易，均贵乎直接！”
为改变这一局面，中国的厂商只有在海外设立外贸机构，开展生丝直接贸易。薛寿萱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
1930年，薛寿萱发起组织了“通运生丝股份贸易公司”，参加的还有无锡“乾牲”、“演艺”及上海“瑞伦”等丝厂，薛自任董事长，吴申伯、周君梅为常务董事，李述初为经理。参加的丝厂可将自己的产品交公司直接运往外国销售，通运公司的全部外销生丝以永泰厂的产品为主，约占80%，当时，国民政府商品检验局生丝检验所负责人缪钟秀与薛寿萱关系密切，薛寿萱可以直接向生丝检验所领回成批的盖好印戳的检验单，由厂里自行填写，因此永泰生丝销路更大。1931年，华新外销丝的一批300件生丝，外汇结算后纯利润比通过洋行销售的其他同业超过一倍以上，获利丰厚。
为进一步打开永泰生丝在美国的市场，1932年，薛寿萱派华新制丝养成所所长薛祖康去纽约调查。薛祖康对美国比较熟悉，并通过关系，直接会见了生丝掮客，得知美国的华丝用户采用永泰产品居多，特别是华新制丝养成所“金双鹿”均度高达94分，为其他华丝所不及。薛祖康回国后，立即向薛寿萱建议在纽约自设公司，开展直接贸易，同时也可省去给通运公司的20%的手续费，对此，薛寿萱完全同意。
不久，薛寿萱亲自去美国考察筹建办事机构，他拜会了纽约丝业巨头陶迪、贝纳、乾利，并通过掮客罗纳得直接推销永泰系统各厂的成品。薛寿萱回国后，聘请其亲戚费福焘去美国办理永泰的推行业务，在通运公司结束前，薛寿萱又出资5000元，在纽约交易所内购得经纪人座位一个，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套购外汇。
永泰公司设在纽约的公司注册人员有：经理薛寿萱、副经理薛祖康、书记魏菊峰。实际上，工作人员为魏菊峰和技术员吕焕泰，并聘请了美国法学顾问两人。1938年，永泰公司在纽约除经营生丝交易，还进入了其他物品的交易所。
薛寿萱还派人在英、法等国进行业务调查，在法国聘定代理人。永泰销往英国的生丝原是通过上海的英商元泰洋行，调查后知道元泰在英国还需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售出，于是永泰公司直接与中间商订约，由他直接经理，其后他们还在澳大利亚也设立了直接代销人。
薛寿萱知道，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商品，要想能够打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同类产品竞争激烈的年代，首先要了解外国的消费习惯，熟悉各消费国的贸易法和流通渠道。永泰丝厂在欧美重要的销丝国建立了贸易机构和聘请了代理商以后，又进一步调查了这些国家的三百多家用户厂，哪一家需要哪一级丝，每月需要多少量，都进行分析和排队，然后再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在品种和供应的时间上，尽量使顾客满意。比如在1935年，美国风行丝袜，纽约的永泰看到这一行情后，及时地送去生丝样品，又把生产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回国内，组织生产，在美国顿时争取了许多的新用户，扩大了新的销路。
生丝外贸不通过洋行，由本企业自建外贸机构或聘定代理商的，在当时，只有永泰丝厂一家。
丝业危机 方显雄厚
1929年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地的工商业出现了极度的萎缩和萧条，两年后，国际市场上生丝暴跌，生丝的出口几乎绝迹，所有的无锡丝厂都遭受了损失，或搁浅，或停车。1931年10月，据实业部调查的无锡49家丝厂中，停业者有34家。
在倾覆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前，永泰丝厂能够保持不败，原因在于他们加速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改革，更重要的则在于他们开展的是直接外贸。这段时期薛寿萱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一，在丝价惨跌前抛售相当数量的生丝，其中华新生丝300件因丝质好，价格比一般的高出一倍以上；其二，事先抛出外汇30万元，在跌到相当的程度时再行结进，获利国币15～16万元。另外由于生丝质量在国外销售量基本稳定，业务受到的影响较小。
这次危机中，永泰丝厂在当年的争购秋茧时把鲜茧抬高到每担100～110元，平均每担也在80元以上，收进秋茧后不久，丝价大跌，永泰也大亏其本，经理薛润培忧心忡忡，蚕事部只得收缩业务，但由于永泰厂在绝大多数的厂倒闭时仍能维持生产，独占利润，元气很快就恢复了。1932年，春蚕收茧时，开秤茧行虽少，茧价惨跌到每担二十余元，丝市即有回升，永泰以厂基和薛家的田单向银钱业作押款，在无锡、湖州、常州、宜兴等地低价收茧，继续开工，利润独好，当年向农本局借得15万元，将永盛、永吉两厂的全部坐缫车改为立缫车，计492台，合并为一个厂，大大加强了永泰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也巩固了它在无锡蚕事上的控制地位。
鼎盛时期：丝业“托拉斯”
1934年，国际生丝市场相当不景气，售价每磅仅有一美元多，价格之低为历史罕见，秋茧也随之降低，每担鲜茧仅售20元，这个茧价对能开工的丝厂是有利可图的，一些资力较大的丝厂资本家都希望减少竞争，限制开工厂数，以防生丝多产后的竞销和原茧的竞购。
由于上海厂商来无锡租厂经营的渐多，部分丝厂也逐步复工，这对正在生产的永泰各丝厂带来了不利，于是薛寿萱决定以永泰为核心，进一步扩大垄断规模，共同对付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同业者。
在竞争中兼并，在竞争中联合，正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无锡乾牲丝厂任工务主任的高景岳，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起草了一份组织兴业丝茧贸易公司的计划。1935年冬，上海丝茧业界前辈莫斛清到达无锡，薛寿萱设宴招待了他，乾牲丝厂的王化南等也在座，席间莫斛清大谈丝厂联合的好处，触发了薛寿萱组织托拉斯的设想，并请王化南拟一个程，王就把高景岳的计划草案介绍给了薛寿萱。
于是薛寿萱发出了邀请，向实力较强的丝厂资本家“乾牲”的程炳若、王化南，“泰丰”的张子艺，“演艺”的许受益，“鼎昌”的钱凤高等建议，共同投资建立兴业制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公司，并商定：公司所属各厂仍保持独立的经营权，但原料茧的收购和分配由公司统一管理；无锡未参加公司的各厂，尽量租赁，或开工或停办，都由公司统一安排，开工时由公司投资经营，公司所属各厂生产的生丝，由永泰丝厂销丝机构直接经销。公司计划筹资法币100万元，分200股，实收了25万元，公司设董事会，董事长薛润培，经理薛寿萱，钱凤高、程炳若、王化南等为董事，协理薛祖康，总务部主任华少纯，工务部主任邹景衡、姚梓香，几乎全都是永泰的原班人马。
1936年春，兴业制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时无锡共有丝厂50家，除永泰系五个厂及其他独立经营的九个厂以外，其余三十多个厂几乎全部由兴业公司租赁，以堵塞外地和本地丝厂的涉足，薛寿萱选择技术设备条件较好的11个厂，由兴业公司开工经营，这些厂在永泰系的管理人员指挥下，采办原料茧进行生产，统一使用永泰商标，产品由永泰的国外销售机构经销。
兴业公司名义上是独立的企业集团，实则是永泰系的外围组织，甚至是它的扩展，至此，薛寿萱直接控制茧行四百余家，仅1936年就收茧20万担以上，控制开工生产的丝厂16家，全部缫丝车6000台，日产丝85万担，还在浙江租办两家丝厂，这是中国缫丝工业史上唯一的一个托拉斯！
兴业公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全部在永泰的控制下进行，对永泰系各厂特别有利，从而引起同伙者的不满。在无锡，以程炳若为首的乾牲丝厂系统，在规模和实力上仅次于永泰系，还有张子振经营的两家丝厂，他们都不甘附庸，利用自己经营的丝厂，和永泰在兴业公司内外展开了竞争，矛盾日益激化。
薛寿萱则力图摆脱同行的牵制和分润，由他自己直接控制兴业公司各厂，导致了兴业公司在1937年6月的解体。
兴业公司经营一年，赢利法币25万多元，为资本总额的100%以上，同年永泰系本身的纯利超过100万元，进一步增强了永泰系的实力。此时，永泰系各厂流动资金计法币450万元以上，兴业公司结束时，薛寿萱便以永泰名义继续租办11家丝厂，正式扩大到16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丝业托拉斯，薛寿萱成为中国缫丝工业的执牛耳者，实现了十年前接班时的愿望。
躲避战乱旅美破产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杭州之后，又于11月沦陷了无锡，曾是国内最发达的无锡茧丝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据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楠木实隆在《无锡工业实志调查》中称：“无锡城镇在战火中，烧毁房屋三万一千余间，损失额达两亿元，”无锡桑园被毁70%以上，开工生产的四十余家丝厂均遭到严重的破坏，战火中幸存的仅13家丝厂。薛寿萱的勃勃雄心以及中国的一些经过改革、在新的管理和技术条件下试图复兴的丝厂，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和破坏。
薛寿萱眼看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只得有计划地将永泰系各厂的全部现金购买了美国的股票和外汇，栈存生丝也全部运往美国，在上海战役前，全家迁居美国。由于匆忙逃亡，对全部债务未及料理，对永泰所属的六家丝厂的职工停工前6天半的存工亦未发放，拖欠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才清偿。
在美国，薛寿萱的全部资产达到1000万美元左右，他在美国经营军用股票，并担当一家吉普车汽车公司的董事。美国借口薛寿萱有大量逃税的嫌疑，对他在美国的财产进行调查，查账以后，以补税和罚金要去他六百多万美元。薛寿萱不服，向法院提出诉讼，美国政府竟对他的股票、资金、货物全部冻结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军用股票狂跌，薛寿萱终于破产。
为了维持生活，薛寿萱沦为纽约股票的掮客，以佣金为生活的来源，以后又靠在美国一家电气公司当总工程师的儿子供养，1947年病逝。
1894年11月4日这一天，一个新的生命呱呱降临在浙江省双林镇的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国绸业巨子的蔡声白。
当我们现在回忆起当年蔡声白在南洋和日本商人竞争时的情景时，还不能不为他终于在一场场的商战中战胜日本人而欢呼，为中华民族中出了这个永不服输的英雄而自豪。
学业顺利才能显现蔡声白的父亲蔡旬宣（清代举人），曾任双林学堂的校长，这对蔡声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条件。他7岁就读双林学堂，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加上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他11岁就考上了杭州的安远中学，17岁又考上北京的清华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地质学科，在当时，学生被保送出国留洋，该是怎样荣耀的事情啊。只有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尖子生，才能在无数的莘莘学子中，获此殊荣。
蔡声白就读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是一所世界上第一流的工科大学。在那里，他修完了全部的学科，顺利地获得了工学学士学位。归国后，他去亲戚周湘龄在浙江办的矿务局工作，工作的过程中，他不因为自己是周湘龄的亲戚而疏待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认真踏实，事无巨细，总是做到最好，所以在周湘龄的矿务局他做出了很大的业绩，受到周湘龄的交口夸奖。同时他的才能又被当时从事丝织业的莫觞清发现，被莫觞清作为人才聘请到他创办的美亚丝绸厂工作。从此，蔡声白走上了一条充满曲折坎坷又辉煌无比的丝绸业道路。
蔡声白早在美国攻读地质学科时，受麻省理工大学学风的影响，喜欢博览群书，学习了各方面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同时，他还研究了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市场竞争和积累资金的途径，研究成功的企业家的发展之路。进入美亚丝绸厂后，他如鱼得水，既有生产技术，又懂经营管理，深得莫觞清的赏识，莫觞清把长女嫁给了他，并把他提升为美亚丝绸厂的经理，掌握了经营管理的大权。
蔡声白担任了经理以后，充分地发挥了他杰出的经营管理才能，苦心经营，使上海美亚丝绸厂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丝绸业中独占鳌头，他自己也成为众多的民族企业家中出色的一个。
更新设备扩大规模蔡声白受聘刚进入美亚丝绸厂时，摆在他面前的设备陈旧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仅有的12台织绸机织出的绸缎不仅花色少、质量差，而且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蔡声白知道：不能走岳父的老路子，要使丝绸厂发达起来，首先的一条就是要更新设备，提高产品的档次，才能抢占市场。
他上任后不久，就说服岳父，拿出资金，从美国购进了新颖的“阿脱尼特”（ATWOD），络丝车、并丝车、打线车、“克老姆登”（CROMPTON），又订购了双梭机四十多台，从日本购进了四十多台提花机。设备更新后，美亚丝绸厂不仅织出了精良的绉线织物，而且花色也比以前丰富多了，产品一投放市场，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他们生产的“华丝葛”畅销全国各大城市，薄绸和华纺单绉也供不应求，还出口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同时，产量也比以前大幅度增加了，在一定的程度上抵制了外绸对中国丝织业的冲击。
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营业额的稳步上升，订货单雪花一样地飞来，蔡声白体验了成功的快慰和喜悦。莫觞清更是庆幸自己选对了经理，也选对了女婿。但是蔡声白并没有满足，更没有停止，他知道，所有的生意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强大，别人就会吃掉你。所以他心怀大志，要创造一个更宽阔的田地，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添置织机，提高产量、推出新产品、丰富花样，最多时，花样达五百多种。随着美亚丝绸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蔡声白就开始不断地建立新厂，1924年秋天，蔡声白在闸北交通路开设了美亚丝绸二厂，在以后几年，又陆续兼并了天伦美记分厂、天伦美记总厂、久纶绸厂和南新绸厂。到1933年2月，美亚丝绸厂改组为美亚丝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时，共有九家绸厂：美亚织绸总厂、美亚织绸二厂、天伦美记总分厂、美孚织绸厂、南新织物公司、久纶织物公司、美生织绸厂、美利织绸厂、美成织绸公司；一家经纬线厂：美经经纬公司；一家染炼厂：美艺染炼厂。
蔡声白在注意扩大生产规模时，又增加了销售网点。美亚丝绸厂在初创时，生产的产品主要委托天生锦绸庄销售，但是面临大规模的生产时，这种委托的方式就很不适应了，且委托销售的佣金很高（一年达七万多元）。于是，蔡声白提出与天生绸庄合伙办庄销售，因此，两家在宁波路、山东路开设了美兴绸厂，后来又想办法与永泰绸庄合伙开设了美隆绸庄，同时又独自建立了一片美伦绸布店，这样，销售的网点也适应了生产的需要。几经努力，美亚丝绸厂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一个集产销为一体的企业集团。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公司在全国的同行中还是屈指可数的，共拥有资本二百八十多万元，职工三千多人，织绸机一千二百多台。
蔡声白好像还没有满足。抗日战争期间，凭着他的善于经营，他的公司没有倒闭，在上海立稳了足跟。到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对蚕丝的生产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了。蔡声白抓紧时机，筹划着我国丝织业的宏伟计划，去实现他建立丝绸王国的梦想。他当即招股5000万元的伪储备券，作为生产资金，仿照美国托拉斯的形式，在北京组建了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在无锡、嘉兴等地租赁丝厂多家，他还准备与美亚丝绸厂合并，使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个从缫丝、织绸到印染三者为一体的多能企业，以达到垄断缫丝业和丝织业的夙愿。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丝织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拓开销路，增强竞争能力。
到了1946年，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织有5000担蚕丝，成为当时丝织行业中的大户。
罗致人才笼络员工蔡声白知道，一个企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否则，即使一时发展起来，也难以持久下去。因此，蔡声白广泛地在全中国网罗优秀人才。例如，当他知道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大学纺织科的虞幼苗、张叔权将要学成归国时，他马上发函邀请他们两人到美亚来工作，并同时委以重任，让虞幼苗担任重庆分公司的经理，张叔权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派他去日本考察丝织业。
又如，他在任中国国货公司经理时，在一次参加“星期五聚餐会”的宴会上，他发现了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王原办事干练、有魄力，便设法把王原挖了过来，委任他做一家公司的经理，后来，王原也没有辜负蔡声白对他的厚爱，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对美衡纺织公司的康志尧等一些业务精英，蔡声白都设法聘请过来作为自己的助手，正是因为蔡声白爱惜人才，重用人才，在他的周围集中了一大批出色的厂长、技师和财会人员，为他发展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奠定了坚实的人才物质基础。蔡声白在不遗余力罗致人才的同时，不仅爱惜他们，更重要的是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才智，蔡声白认为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具备的最强的优势。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蔡声白很懂得集思广益的作用，他在1926年组成了一个“设计委员会”，成员都是一些懂技术、懂管理的人物，如：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大学、又到日本留学两年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童莘白，毕业于南通纺织学校的高事恒，此外，还有龚良纬、龚经顺、魏嘉会、宋保林、余荣培、金纯裕、黄椿庭、邱鸿书、江红蕉、莫如德等一批有学识的技术人员，蔡声白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时常鼓励他们多提意见，多为公司谋利益。同时，蔡声白还充分地信任他们，从不在他们的面前摆大老板的架子，常常与他们促膝商榷企业的大事，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饭睡觉，对他们提出的正确有益的意见进行肯定和采纳。如1930年，蔡声白接受“设计委员会”的意见把原来分散在各个厂的经纬车间合并为一家。这样就把原料集中了，牌号也统一了，条份也可以分档次。由于统一使用同一处经纬线，使得产品质量提高很大，像丝绸厂生产的名牌产品“华绒绉”、“单绉”等绸缎就是使用了经纬厂在美国打线车上统一加拈的绸线生产出来的，由于绸线均匀，使得“华绒绉”和“单绉”占领了全国的市场，把原料充斥我国的日本产品“福井绸”（又叫印度绸）也排斥了。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发动了“七·七”事变，占领了我国的华北地区，蔡声白估计日军很可能还要从海上入侵我国，占领上海，对我国在上海的众多企业进行控制。所以在7月下旬，蔡声白就审时度势，接受了设计委员会的意见，把南市区各厂的机械设备运往广州、香港、重庆、汉口等地，为了适应形式的发展需要，又设立华东区、华中区、华西区、华南区四个公司，并对这些公司下放了足够的权力，即某地沦陷，交通中断，就可以实行“区域自治”，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美亚丝绸厂的损失。这些有力的措施都少不了“设计委员会”的贡献，蔡声白网罗的人才使美亚丝绸厂在发展的过程中渡过了难关，经营蒸蒸日上，生产蓬勃发展。
蔡声白凭他锐利的眼光，在经营中，较早地看到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他明白，劳资矛盾处理不好，会严重地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因此，在处理劳资矛盾时，他没有采取像其他资本家常用的压榨办法，只想从工人的身上捞取最大的利润，不考虑工人的死活。他采用的是笼络、宽恕的政策，把劳资矛盾处理好。他在鼓励工人努力工作时，也让些利给工人，把工人的工作时间适当减少，有时加班也付给一定的加班费，对确有困难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贴，这样做不仅缓和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为企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蔡声白为了调动职员的积极性，笼络员工，对那些高级的职员，他鼓励他们向美亚丝绸厂投资，争取他们成为美亚的股东，这样，企业的效益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密切相关了，从而调动这些高级职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时时关心着企业的成败，处处为企业的发展着想。同时，蔡声白还曾打算鼓励美亚丝绸厂的工人们向企业投资，以调动全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这个计划才没有付诸实现。
内销有术外销有方蔡声白不仅善于发展生产，也是销售方面的专家，通过各种渠道来扩大产品的销路。我国丝绸的内销主要是销往广东、东北，外销主要是南洋一带。在当时，上海驻有许多的采办绸缎商，其中以永泰绸缎商为最大，每次的采办都是在几千匹以上，蔡声白为了占有国内的市场，也就自然想同永泰号建立起业务往来的关系，因此，他设法与永泰号取得了联系。他觉得与永泰号共同投资开设美隆绸庄，那么美隆绸庄办货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会优先考虑美亚厂生产的产品了。同时，蔡声白用一些方法与其他的绸缎商也建立了贸易伙伴的关系。
在长久的经营中，为了巩固老主顾，蔡声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如有的老主顾因为资金周转不快，又急需进货，蔡声白就用赊购的办法把货卖给他们。因此，蔡声白在众多采办丝绸商中有了较高的信誉，无论何时，总有一批采办商购进美亚厂的产品，从而稳定了销售量。
为了提高销售量，蔡声白还抓住了顾客崇拜名牌的心理。他认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名气就不会被人注意，自然也就无人来买，宁愿开始少赚一点，也要让名声打出去，让人人都知道有个美亚丝绸厂。在当时，美亚厂虽然生产市场上流行一时的“华丝葛”，但是生产量少，不被采办商注意。为了吸引采办商的关注，蔡声白在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的基础上，于1926年以市场价七折的价格，一次抛售了本厂生产的“华丝葛”3000匹，整个市场为之震惊。由于美亚厂生产的“华丝葛”价廉物美，一举成名，由此吸引了大批的顾客。
美亚厂善于开拓，后来又创造了像“六号葛”、“双绉”、“绉缎”、“真丝被”等品牌产品，这一系列产品，注意了质量，花样品种繁多，一直销售很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坚决要求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土地，蔡声白顺应时代的潮流，大力宣传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唤起他们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他为了扩大宣传阵容，使宣传更有力，便在南京路原绮华公司的旧址上，联合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爱国企业家方液仙、李康年等人，组成了“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会”，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这天开幕。当时，受到很多群众的热烈欢迎，营业了两个月，展销了大量美亚厂的丝绸产品，同时也让美亚厂的产品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支持李康年创办“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并答应向该公司提供最新的产品。还在该公司设立了专卖美亚绸织品的柜台，满足了人们对美亚绸织产品的需求。
蔡声白在当时就很注意树立自己的企业形象，他利用各种渠道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他在宣传上往往也是独辟蹊径，自成一体的，在这个方面蔡声白特别显示了创造精神。像举办时装表演就是一例。利用时装表演来宣传产品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情却吸引了喜欢追求新奇时髦的上海市民。他不仅自己举办时装表演，而且对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举办的时装表演几乎每次都参加，并为他们提供各式各样的绸缎服装，同时还邀请采办商、顾客到那里观看，参展的那些衣服以它的艳丽色彩、新颖样式、优质布料倾倒了许多的观众。不久，这些衣服便在市场上畅销起来。
蔡声白并不满足于上海一个市场，它还把时装表演拍成电影，在宁波、杭州、福州、广州、厦门、青岛等地放映，每到一处都引起很大的轰动，美亚厂的产品也就扬名全国，销路大增。
经过蔡声白的苦心经营，美亚厂的生产、销售大幅度地提高，美亚的美名远播，但是，蔡声白没有放松调查市场。他认为，人们的习惯会变化，市场也会变化，加上我国地域广阔，差异较大，对绸缎的要求也不同，产品必须紧跟市场，只有紧跟市场，对市场的内外情况详细了解，指挥起生产来才会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企业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因此，在1929年的5月，他派经理高事恒率考察团去泉州、福州、湖州、广州、厦门、澳门、香港等地去调查市场的情况，在1930年又派出考察团，沿长江到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重庆等一带考察，得到了来自当地最翔实的第一手市场资料。由于蔡声白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在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1933年丝织业内外销呆滞的情况下，他的销售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家新客户，销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1.1万匹。
上海的丝织业主要以外贸出口为大宗，销往南洋一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人造丝织品的大量倾销，我国丝织品在南洋销售受到排挤，蔡声白知道，要夺回传统的南洋市场，使绸缎产品在南洋立稳脚跟，必须使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廉，价廉物美的产品才能吸引顾客。为了与日本商人决一雌雄，蔡声白于1928年5月协同刘莘乡、罗乐访、杨嗣伯去广州和香港，然后到西贡、新加坡、曼谷、叵罗州等地考察，直接与外商、消费者见面，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绸货，他们每到一地，同国内的宣传一样，不遗余力地在国外消费者的心目中留下自己的形象，他们所到之处，不惜花重金，到当地有影响的报上刊登美亚丝绸厂的广告，或到电影院洽谈在电影中间插映“中华丝绸”的影片，让观众对美亚的绸织品有所了解，产生一种亲近感，了解绸缎的特点。
同时，他又派人去访问门市，询问绸缎的行情，有时还对柜台前的顾客进行详细的询问。有一次，当他了解到“华丝葛”如果再轻薄一点更好销时，心里一阵高兴。回国后，旋即与技术人员研究出一种既轻薄又美观的绸缎，这就是有名的“六号爱华葛”（通称六号葛），售价比其他的绸缎低廉，第一批送到南洋后，很快售空了，客户不断地要求增加数量，这次考察给蔡声白带来了很大的收获，不仅带来了几万匹的预定单，而且还奠定了美亚丝绸厂的产品在南洋的企业形象基础，后来又不时地在那里举行各种产品的展销会，美亚丝绸厂出品的艳丽的丝绸，赢得了南洋各地人民的青睐。
南洋的众多华侨，出于爱国之心，大家也都乐意购买美亚丝绸厂的国货产品，这样，美亚的产品凭着它的价廉物美占有了南洋的市场，把一时充斥南洋的日本货“野鸡葛”也排除出了市场。
国际的竞争是激烈的，新的技术也不断更新，新的产品层出不断，美亚丝绸厂生产的“六号葛”统领南洋市场的局面很快就过去了，人造丝物品又风靡起来，这种丝比“六号葛”更光亮、更便宜。人造丝的原料是日本生产的一种化工原料，所以，日本生产人造丝的成本极低，加上日本政府鼓励对外倾销，很快，南洋市场又被日本占去了。
蔡声白不甘心，但是他知道，要把南洋市场从日本人的手中夺过来，除了要广泛宣传自己的产品外，更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蔡声白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如果美亚厂从日本进口的原料能够免税（当时的进口税达200%），出口的产品也能够免税，加上有廉价的劳动力，是完全可以战胜日本，夺回南洋的市场的。于是，它向财政部写报告，将在上海闸北区八字桥的美亚十厂改为“关栈厂”。报告打上去了，无奈国民党政府机关作风官僚，报告迟迟不能批复下来，蔡声白看到日本货一天天充斥着市场，而自己的销售却日益下降，心里焦急万分，但又无可奈何。
除了办理日常的业务外，蔡声白就去找人拉关系，疏通渠道，经过长久的努力，终于在1936年9月得到批准，同意建立“关栈厂”，但由海关派人驻厂监督该厂织制品出口所需人造丝的原料，进口的货物存放在海关的仓库里，才可以免交纳进口的关税。
当原料运到后，蔡声白立即做出决定，要求工人日夜加班，生产出大批的人造丝，由于成本低，售价也比日本便宜，果然不久，运出去的货一抢而空，这样南洋一带的市场又被美亚夺回来了。
订货单像以前一样纷纷送来，采办人员更是络绎不绝，即使日夜不停地生产，还是供不应求。后来，蔡声白又获得了一条新的消息：在南洋一带，用英国人造丝的纳税更低。他当即在香港设立分厂，全部采用英国人造丝的原料，产品的成本低了，售价也随之下降，于是美亚厂的产品颇受南洋各地民众的欢迎。由于蔡声白善于经营管理，使美亚厂的绸缎在市场竞争中战胜了日本的产品，稳定了中国丝绸在南洋的传统地位。
重视公关巧妙周旋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不可能一帆风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没有遭受任何的失败，蔡声白经营的美亚丝绸厂也是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困难，在曲折艰难的道路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蔡声白清楚地知道，办好企业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各阶层的人。于是，蔡声白充分发挥他的公关才能，广交各界朋友，在他和他经营的美亚厂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良好的人际关系帮助了他，使他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在美亚厂改组为股份公司时，资本虽有280万元，但大部分都是固定资本。绸缎的交易大多数是赊销，有时一些商人拖欠销售款的时间很长，资金周转不开，使蔡声白感到头疼。但如何解决大量的周转资金呢？蔡声白左思右想，开始的时候，他向银行寻求贷款，但大多数银行对于大笔的贷款不放心。最后，蔡声白找到了昔日留学美国时的同学张嘉擞，以他在中国银行总裁的身份，答应以美亚厂的全部机械设备、原料、产品向中国银行做长期的抵押，并由中国银行派两名管理人员到美亚厂的总管理处监督工作，从中国银行那里借到了100万元的贷款，蔡声白凭借着这笔巨额的贷款，从容地调动资金，大刀阔斧地发展了生产。
1944年，蔡声白为了实现我国丝织业的宏伟计划，招股建立中国丝业有限公司。当时只有资本储备券5000万元，但是缫丝厂的原料——蚕茧，一般是春蚕上市时，把一年的需要量收足的，这样才能使生产不中断，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但是收购蚕茧又需要大量的资金，蔡声白开始像以前有往来业务关系的银行贷款，但资金还是难以满足，常有“捉襟见肘”之虞。这时，蔡声白的眼光看得更远了，他想借社会的力量来解决企业资金的问题。于是，他请江、浙、沪三地缫丝厂主到上海开会，名义上成立“丝织业联合会”，而实际上，丝织业没有来参加的。蔡声白在会上被推举为理事长，于是，蔡声白借三省理事长的名义，通过中国银行经理潘元芬、李祖莱的关系，向汪伪储备银行联系丝茧的贷款。各个银行也认为有了三省的丝织业作为后盾，贷款没有多大的风险，于是由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垦业、新华等银行组成银团，贷款给丝茧储备券五亿元，而蔡声白却得到其中的一半，有了这二亿五千万元，蔡声白大量收购蚕茧，保证了缫丝厂生产的需要。
又如前文提到的，蔡声白为了与日本竞争而建立的“关栈厂”，报告送去了有三年，但一直没有解决，后来还是蔡声白亲自找到张嘉擞，通过张多方面疏通关系，他向财政部打的报告才姗姗来迟地到来，当蔡声白接到这份报告时，心里不知是什么样的滋味，最后还是轻松了一下，对张嘉擞感激地说：“多亏了你啊！否则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这次经历以后，蔡声白更加注意搞好人际关系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他们经常到各厂去敲诈钱财，勒索物品，遭到拒绝时，就把工厂没收停止生产。日军在上海的骚扰，严重影响了美亚厂的生产，对于日军的各种无理要求，蔡声白开罪不得，但又实在不愿意拱手相送，这着实让他伤透了脑筋。为了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他又找老同学，找老朋友，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和意大利驻中国使馆拉上了关系，要求意大利出面帮助，意大利也同意美亚丝绸厂的门口挂上意大利的国旗，于是工厂就冒充意大利的名义开办生产，美亚厂就这样维持了几年。但是这也没有永葆太平，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各租界，他们不管哪个国家的工厂都进行捣乱，这时，他又只好“聘请”日本律师冈本为法律顾问，把他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为了不让日军进厂，蔡声白干脆把冈本的律师顾问证书悬挂在工厂的门口，就这样又维持了几年。
俗话说“树大好乘凉”，但同时树大也容易招风。美亚丝绸厂经过蔡声白的苦心经营发展起来了，在上海的丝织业中算得上是一个巨子，就全国同行业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因此，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都想从中捞一把。有凭着自己的权势来要的，有托关系来求的。权势得罪不得，否则麻烦随之而来，在旧中国，人情好像比天还大。可不满足这些人，又说不过去，万一以后有事情求到他们怎么办？困境重重，弄得蔡声白焦头烂额，有时连正常的工作都难以展开，最后，他还是利用同学、同乡和亲友的关系，随机应变，巧妙地周旋于各种的困难之中，企业才得以生存下来。
蔡声白对于“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道墙”的理解很深刻，他为了提高企业的声望，同时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结识更多的朋友，他除管理自己的生产销售外，还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除了担任美亚丝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丝织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外，还担任了其他的社会职务，如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总经理、利亚实业公司总经理、铸铁工厂经理及劝工银行董事长等职。这些职务的担任，对于他发展中国丝绸业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结合当今企业经营之道，蔡声白当年的做法对我们也是不无裨益的。现代绸业巨子蔡声白的经营之道和他不屈服于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如一盏彻夜不灭的长明灯，永远照亮着后来经商人前进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