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善于经商，不仅是因为他们沿海的优越地理条件，也许更多的是得益于它悠久的经营传统。早在1117年，温州就已经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外贸港口。因此，与内地人相比，温州人较早地受到了商品意识的熏陶，这种冒险精神和经营意识，把许多的穷人造就成一批一批令人羡慕的大富翁，炼乳业和窖业巨子吴百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例子。
吴百亨出身非常贫寒，幼年丧母，但是贫寒的出身却锻炼了他忍受一切的韧性。他在无人敢和外商竞争的条件下，在中国的江南温州，大胆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炼乳公司：百如厂；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生产工业用瓷的窑厂：西山窑厂。
吴百亨填补了中国民族资本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空白。在与英商的斗争中，他英明沉着，屡战屡胜，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吴百亨生于1894年。他的家境非常贫寒。吴百亨的父亲在少年的时候，曾经跟随着祖父在造船厂靠拾烂钉、木屑过活，成年以后，挑过馄饨担子，又开过小面馆。小面馆倒闭后，他们全家就搬到郊区去了，替那里的乡民代办喜丧宴席，赚取蝇头小利以维持生存。
吴百亨七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续弦的后母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吴百亨10岁时也成了基督教徒，同年他进入了温州的崇祯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极严，学生稍越雷池半步就遭斥责或体罚，而吴百亨生性好动，自是常常挨训遭打，但是由于家境实在贫寒，缴不起学费，吴百亨读了三年就含泪辍学了。但是这三年却激起了他争做上流人的强烈愿望，并使他学会了那套专横苛刻的生活管理制度。
吴百亨回家后，替人放牧牛羊，16岁时，进入新桥李正昌咸鱼行做帮工。一年后，经姐夫介绍，吴百亨到五马街刚开业的普益药房当学徒，拜房东林禹臣为师，店中所有的打杂、生意、记账、接应来往顾客和亲友等事，无一不做，虽然十分辛苦，但是吴百亨也从中学会了一整套的经营西药房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加上他虚心地向各名师、名医请教，刻苦学习，悉心钻研，所以这时候吴百亨已经打好了后来成家立业的基础。当地的名门望族陈家非常器重吴百亨的勤奋和才能，把女儿许配给他。1920年，吴百亨结婚，同年冬天，林禹臣亡故，吴百亨的师母怕大权落在吴百亨的手里，便解雇了他。
离开普益药房后，吴百亨并不感到很难过，他觉得凭自己经营西药房的业务经验和社会关系，创业开店应该很有把握，何必再去为别人做嫁衣呢？他打定主意，准备自己开店，但一想到开店的资金，又不得不心灰意冷，因为他当时身无分文的积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没有办法，他去和岳母商量，请求帮助。他的岳母看到药业前景的光明，又觉得吴百享有很强的经营能力，便慨然应允。于是，他的岳母和叔岳祖母两家共拿出了3000元，其中1500元算是借给吴百亨的，作为他的投资，他们订立了合股的合同，药店取名为“百亨药房”，吴百亨任经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百亨药房于1921年在五马街开张，吴百亨苦心孤诣，锐意经营，不敢有丝毫懈怠，很快在商场树立了信誉，把普益药房的往来客户都吸引了过来，在温州的商界崭露头角，店里的资金积累超过万元。
虽然药房的营业一年比一年发达，但是吴百亨并不满足，他决心另创新业谋取更多的利润。
涉足炼乳旋即发财1919～1925年，温州受到“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的推动，两次爆发了抵制洋货的热潮。吴百享受其激励，也从百亨药房制造本牌新药而获利甚厚的经验中认识到，办工业比经商更有意义，便立下了办工厂的决心。
那时纳斯尔英瑞炼乳公司出品的飞鹰牌炼乳畅销国内，在温州也设立了代销商店，它委托五味和药店经销。吴百亨向五味和批来销售，顾客争购，时常脱销，吴百亨在羡慕的同时，心里一动：要办厂，炼乳厂不是最合适的吗？温州地区适合养牛，原料不成问题；在技术上，可以借鉴土法制造炼乳的经验。对，就办一个炼乳厂，就不信争不过飞鹰牌，吴百亨反复考虑后，打定了主意。
要制造炼乳，技术是关键。当时已有人在进行土法制乳，但用直接烫浴的方法制造，成品色泽不好，而且常有焦味，不受顾客的欢迎。吴百亨知道，要克服这些弊病，只有另辟蹊径。于是他借鉴中医制成药的方法，用“重油蒸发”的方法炼制，结果成品颜色洁白，味道醇浓，拿出试销，得到顾客的一致好评，都说可以和飞鹰牌相媲美。这样，在制造和销售上，吴百亨心里有了底。接着，他便开始正式的筹备，在1926年秋，炼乳厂成立，取名为“百如”，取义为“百事如意”，又同“百亨”谐音。
产品出来后，吴百亨碰到了用什么商标的问题。他想，英瑞公司的“鹰牌炼乳”商标和包装图样已在顾客中深入人心，如果另外设计一套图案，恐怕对推销不利，而完全模仿也不合适，于是找朋友商量，最后确定了以“白日擒雕”作为自己的商标，即在白日之下，有一只手擒着雕的图案。包皮铁、包装纸和文字排印及外观颜色都和鹰牌相似，但是又有较明显的区别：飞鹰牌图案是衔有标带之鹰，立在树枝上头向左做飞翔状，擒雕图样则是人手擒雕于烈日之下，红光四射，雕向右展翅，这样既可利用鹰牌的商誉，又含有与鹰牌竞争的意思。雕、鹰同属于猛禽类，用手擒雕，也含有不许这只外来苍鹰在中国的市场上乱飞之意，确实寓意很深。
吴百亨当时就考虑到自己的百如厂会同英瑞公司发生纠纷，便积极寻找应付的办法。刚巧有一个机会降临了，原来英瑞公司在广告上所标榜的英国波顿公司制造和发行的鹰牌炼乳，是1924年前由波顿公司向北洋政府注册的，1927年6月才由波顿公司向北洋政府商标局呈准转让给英瑞公司。而新在南京立足的国民党政府曾以全国注册局的名义于1926年底发出通告，所有外商曾经在北洋政府时请准的商标，必须在六个月内，即在1927年5月1日前，重新向南京政府登记，否则无效。
吴百亨抓住这个机会，手持着商标图案到南京商标局申请登记，不久即以第二号审定书将“白日擒雕”的商标图案刊登在商标广告上。按照国民党政府商标法的规定，六个月内，如无人提出异议，就要发给吴百亨的商标注册证。英瑞公司没有理睬国民党政府的政令，所以六个月后没有提出异议，这样，吴百亨就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审定的“白日擒雕”商标注册证。
1927年的下半年，百如厂的炼乳正式上市，生产的工场设在百亨药店后，铁罐委托百亨药房代制，所产的炼乳按日以八折的售价交由百亨药房在温州地区经销，因为日产量只有四五打，乳质非常新鲜，顾客踊跃购买，牌子也一天比一天响了起来，但这时候的百如厂仍旧用旧法制炼乳，规模很小。
当时浙江省建设厅技正许康祖视察了吴百亨的厂以后，说了十二个字：“规模简陋，又乏基础，不值一顾。”话虽尖刻，却道出了实情。吴百享受到此番刺激，下定决心，一定力求改正。
经过两、三年的惨淡经营，百如厂有了初步的发展，回收鲜乳逐渐达到200斤，日产炼乳两箱多，质量也有所提高。1929年获得工商部主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1930年又获得西湖博览会特等奖。这样一来，百如厂的名声大振，临近的各县和与百亨药店有来往的商号，都纷纷要求经销、代销他们的货。产品一时供不应求，工人也由开始的五人增加到十余人了，全部的资金由原来的两千元积累到了一万余元，百如厂的羽毛已渐渐变得丰满起来。
经营炼乳厂的优厚利润，白日擒雕的信誉越来越好以及供不应求的产销现状，激发了吴百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的愿望。但是要扩大生产，必须要先开辟新的乳源，而温州市附近的农村没有养殖乳牛的习惯，自办农场又不合算，于是，吴百亨便四处打听适宜建厂的地点。有一天，他偶然从一个小贩的口里听说离温州一百余里的瑞安县农民养牛很多，便连夜去实地考察。原来当地的农民除种地收稻外，还种植甘蔗，农民有挤牛乳制造“乳酪饼”出卖的习惯，因为水牛可以挤乳、耕田、在糖棚里拉石磨滚筒轧甘蔗汁炼糖和拉大石磨磨麦子，所以，豢养水牛的农户比较多，而且大多是中农、贫农和地主。他们养的牛，既耕田又挤奶，工作量不重。正在泌乳初期奶量很多的奶牛，就专门挤奶不耕田了。
吴百亨考察以后非常满意，决定迁厂到瑞安。到了瑞安以后，他们起初租用楼房三间作为临时厂房。开始生产的第一天，就收到鲜乳70斤，第二天增到100斤以上，几天以后，每天达到300斤左右，以后又增加到了七百斤左右，大大地超过了温州的每日收乳量，吴百亨看到乳源充足，发展生产的基本条件具备，就决定购置地皮建造厂房。
厂房的设计参照美国出版的《炼乳和乳粉制造法》一书所叙述的要求建造，并为以后增添设备做好了准备，他们一边生产，一边建厂。1932年，厂房基本建成了，吴百亨又考虑到用平锅浓缩炼乳质量不高，储存稍久往往会产生炼乳凝固、乳糖沉淀、铁罐胖肿的毛病，就在同年向国外订购了“真空蒸发锅”、“鲜奶预热器”、“炼乳冷却器”、“奶油搅拌机”以及冷冻设备等，在1934年，全部的设备安装完毕。
这样，百如厂形成了从称量槽、脂肪分离、砂糖混合、真空蒸煮、强制析而至机械装罐的十六道比较系统的工序，一跃成为半机械化生产的粗具现代化规模的企业。他既能兼产炼乳和奶油两种主要产品，又能保证质量达到卫生部门规定的要求。于是，白日擒雕牌炼乳和白塔牌奶油，就逐步跳出了温州区的范围，在浙江本省、江苏、福建等地成为英瑞公司鹰牌炼乳的强劲对手了。
抗战初期，温州成为大后方沟通沦陷区的主要口岸，所以顿显繁荣，吴百亨也没有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发展他的企业。全厂的职工增加到216人，炼乳年产量达到二万六千余箱，奶油20万磅，赣、湘、桂、川等省需要的炼乳等乳制品，基本上都依赖百如厂，因此，百如厂的业务蒸蒸日上，每年的营业额达八十余万元，资金由开始的五万元迅速增至1940年的40万元。
对手强悍竞争激烈吴百亨的百如厂一建立，就遭到了英瑞公司的嫉恨，英瑞公司几乎想置之于死地。当白日擒雕炼乳一出现在市场上，英瑞公司就请葛福莱律师为代理人向商标局提出了异议申诉，指出白日擒雕牌商标是仿制鹰牌，并说两种图案虽稍有差别，但主要的部分均以飞鹰为标识，包皮及登陆商标炼乳等红字也系抄袭模仿而来，易起误会。
申诉书中还蛮横地提出鹰牌炼乳产品优良，销路极好，故冒牌甚多，凡用类似老鹰之鸟类为商标的，均可误认为鹰牌，要求撤销白日擒雕商标权。
商标局将申诉书发给吴百亨，要他给予答辩。吴百亨料到英瑞公司会有这一着，早就成竹在胸了。他当即提出了答辩，指出：百如厂的商标曾由南京国民党政府工商部登记在商标公报上依法征询过异议，而在上海设有经理人的英瑞公司，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六个月内提出异议。而且鹰牌商标本身并没有依商标局的规定，在1927年5月1日前，向南京政府办理重新登记的手续，依法已经成为一个已满一年未经申请注册的商标，故无论其过去有无悠久的历史，时效已经中断，与新创者无异。
吴百亨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要求撤销英瑞公司的鹰牌商标，并请商标局依法核驳。同时还指出，两个商标，一是衔有标带之飞鹰，一是人手擒雕于烈日之下，颜色图样及名称配景各有特征，虽目不识丁者也知道不同，并提到日本人曾发行鹫鸟牌炼乳，也是以类似老鹰之鸟类为商标，未听说他们不准和鹰牌并行于世。
由于理由充分，商标局发下评定书，评定鹰牌公司的请求不成立，但是保留了鹰牌的商标权。英瑞公司不服，再度上诉，但在接下来的第二次裁定中，商标局仍维持着原裁定。
英瑞公司在商标权问题上败诉后，恼羞成怒，施展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发动了对百如厂的攻势。
首先，英瑞公司凭借其雄厚的实力，以削价倾销的办法来打击实力薄弱的白日擒雕牌炼乳，企图以此挤垮百如厂，扼杀新生的中国乳业工业。鹰牌炼乳每听售价原来为六七角大洋，降价为五角大洋。吴百亨针锋相对，也即将白日擒雕牌减价为每听小洋五角，同时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也都放低价格。当时市场上白日擒雕牌的销售量仅及鹰牌的几千分之一，因此，在减价以后，百如厂因销额较小，吃亏就不是很大，但是对鹰牌的影响甚大。几个月后，英瑞公司觉得这样下去很不合算，便不再坚持。
英瑞公司这一着落于下风，但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37年，英瑞公司派他的中国买办胡世铎访问吴百亨，声称代表该公司和吴百亨商谈，愿意以十万银两收购吴的白日擒雕牌商标权。胡世铎对吴百亨说：“你老兄办厂，无非是要发财，现在英瑞公司肯出十万元购买你的商标，只要答应，就可以成为温州首富，何况换了这个商标后，仍旧不妨碍你继续经营炼乳工业，这真是天外来财，何乐不为？”虽然胡世铎的话颇具诱惑力，但是吴百亨看到白日擒雕牌已在市场上取得了相当的信誉，利润优厚，所以并不为英瑞公司的诱惑所动。他对胡说：“我办百如厂，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白日擒雕牌的商标权我决不出卖，同时希望你能离开英瑞公司，自己创办实业，或者经营国货，共同努力。”一番话说得胡世铎无言以对，赧然而退。
英瑞公司的阴谋又一次落空后，仍不罢休。在1933年间，英瑞公司抓住白日擒雕牌是土法制造、久存会变质的弱点，假手福州亚士德洋行，收购了一千多箱的白日擒雕牌炼乳，有意搁置到变质后再到市场上抛售，企图从根本上打击百如厂的声誉。
吴百亨听到英瑞公司这个十分毒辣的计谋后，反复筹算，权衡得失，最后依然派厂里会计前往福州，忍痛花了近两万元，将这些变质的炼乳全部收回，并悉数沉入福州港，这件事情虽然使刚刚发展的企业在经济上遭到巨大的损失。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百如厂在商场上的信誉反倒更为卓著了。
英瑞公司万万想不到吴百亨会这样做，只能向他认输。硬的不行，他们就来软的。1935年10月，英瑞公司的东方特派员希文亲自出马，到温州参观百如厂，吴百亨料到希文此来一定不怀好意，内心虽然戒备，但仍以交际礼仪予以招待。
希文一行先参观了厂房设备，又叫吴百亨牵来乳牛，当场挤出牛乳，牛乳成分竟如此良好，希文很感兴趣，不胜赞美。在杯觥交错间，希文再三向吴百亨表示，虽然过去彼此在业务交涉上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他此来的目的却是谋求合作，还不断地吹嘘英瑞公司的设备如何精良，规模如何巨大，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都设有分支公司和炼乳厂。最后，希文试探着说：“你如果肯同我公司合作，那你可只管生产，销路自有我来安排。”又说：“投资数字，你可占51%，我们占49%，多给你这两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股红，以表示对你的尊重。”
吴百亨心若明镜，早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希文的目的是借合作为名，行吞并之实。所以他婉言说道：“承蒙贵公司商谈合作，盛情足感，可惜此事和我国通商条约关于外国人投资设厂限于通商口岸百里之内的规定有所抵触，沙烊至温州的距离超过百里，障于规，未便合作。”
希文听后，只得知趣而止。席散后，希文要用带来的照相机将百如厂里的各部门的情况拍摄下来，吴百亨叫人制止，希文很不高兴，只能灰溜溜地走了，这样，英瑞公司的吞并阴谋又让吴百亨巧妙地打破了。
英瑞公司还利用暗箭来打击百如厂。1941年，百如厂的一批白日擒雕牌炼乳正运往四川销售，英瑞公司得知后，派人向宜昌警察局密告，说有一批“太阳牌”的日货炼乳在此销售，所以当白日擒雕牌炼乳运到宜昌时，就遭到警察局的盘查，被认为是日货加以扣留，吴百亨忙将证明文件拍制成照片，寄到宜昌进行交涉，并在报纸上登载声明：如能拿到确凿证据证明白日擒雕炼乳为日货，赏钱十万元。情况查明后，宜昌警察局才给予放行。
为了在与英瑞公司的抗争中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吴百亨非常重视因地制宜，开辟鲜乳供应基地，保证原料的充分供应。为了开辟奶源，吴百亨采取了几个措施：①与农民签订合同，贷给一定的资金，一般是每头牛给予20～30元，叫他们买牛饲养，规定鲜乳由百如厂收购，贷金按年拨还。②适当规定鲜乳的收购价格，使农户觉得用牛挤乳较用牛力役获利略微多些。③从增加产乳量出发，帮助农户改良牛种。④派工人去收奶时，对农户进行挤乳技术指导，使耕牛多出鲜乳。
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农户都乐于养牛挤乳，百如厂的奶源因而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百如厂生产的高峰时期，每日使用鲜乳达12万斤，就是这样一家一户收进来的。同百如厂订约供应牛乳的，有一千多农户，两千多头奶牛，规模颇巨。
吴百亨十分重视产品质量，选料精细，检查严格。他对整个产品的制造过程都订出了较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生产过程中按照规定办事。如在原料方面，鲜乳进厂后立即检验，酸度超过规定的决不采用，而主要辅助原料白糖都用太古五温糖，即使质量不算太差的太古四温糖，也不可取代。
在材料方面，装炼乳的罐头铁皮是从美国进口的，尽管英国的马口铁价格便宜，但因其色泽和软度较差，不予采用。成品出厂前，都经过较严格的检测，其含脂肪、酸度、黏度力求合于标准，出厂后，不论时间多久，如发现质变现象，保证退换。这样，百如厂获得了顾客对产品的充分信任，销售越来越红火。
吴百亨在办厂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建设一支稳定的技术、管理人才队伍。当建厂投产后，他就想起了曾来厂视察过的建设厅技正许康祖，许是美国康尼尔大学乳品专业毕业的，很懂行，吴百亨便向建设厅提议，让许康祖来百如厂负责技术部门。提议获得了批准，许康祖便来到百如厂工作了半年。在他的认真规划下，百如厂奠定了使用现代化技术处理乳品的基础，此后，吴百亨对技术负责人员和掌握主要生产环节技术较强的工人，都给予较优厚的待遇，缓解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安心工作。在管理上，吴百亨也物色了一些能力较强并有业务经验的人，让他们分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薪水也较优厚。这样，各个环节分工合理，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
在销售上，吴百亨动足了脑子。他采取划分区域委托经销的办法，保证了各地经理家的权益，使之获得可靠的利润。当时百如厂的经理家和销售处遍及国内各大商埠，在未设经理的地方，一般先由厂方派人去推销，打下基础，以后就选择当地推销能力好的殷实商号，订约经理。在各经理号所辖业务地区范围内，厂方既不派人去推销，同时对该地区的其他商号前来订货，也必予婉拒。这样，就使经理号在其所经理的地区内得以包销，有稳定的营业额和利润；加之，产品质量不好可以退货的规定，经理号家自然都乐于经营。
但是吴百亨也订约要求经理号家对百如厂承担一定的义务，要交纳一定数额的现金保证，并不得有以下的行为：①仿冒或销售冒牌百如厂商标的各种产品。②同时代理或销售与百如厂同类的产品。③故意提高百如厂规定的售价。④直接或间接毁损百如厂货品商标或信誉。⑤货款划付不及时。⑥越境兜售，故意侵犯他人的代理权。如有以上情况之一者，百如厂有权辞退其经理和约，另与其他商号订约经销。
在广告宣传方面，也多方进行，力求扩大影响。如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在大城市设置大型广告牌，对客户赠送印有产品商标图案的茶历、日历等，对各地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也多方进行交流，应酬联络，借以扩大产品的影响。广告宣传的支出十分可观，如1937年的广告费和应酬费支出达七千余元，占营业额的2%。
精明的头脑，灵活的手段，使得吴百亨的白日擒雕牌炼乳飞出了温州偏僻的农村，飞进了上海、杭州、厦门、成都、南昌等各大中城市。面对着滚滚而来的利润，吴百亨好不春风得意。
创办窑业又创佳绩正当吴百亨的百如厂日益走向兴旺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也烧到了温州。1939年9月，三架敌机突然袭击了百如厂，投了三枚炸弹，主厂房十余间全部被炸毁，化验室仪器大都被破坏。
厂房重建时，因温沪交通中断，建房所需的釉面砖、马赛克无法从上海运进来，吴百亨便萌发了自办窑业的念头。后来，他从史料里得知，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的晋代，温州近郊的西山就是著名的陶都，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在西山办窑业、振兴昔日陶都的决心。
当时，号称瓷都的景德镇，基本上是手工的小生产方式，从成型、烧窑、饰瓷、原料处理到包装，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分散到各作坊或家庭单独作业。而且，产品大都因循传统，不外茶壶、碗盏、花瓶等。较为现代化的产品如釉面砖、马赛克、菜盆及卫生设备等，都不会生产，全依赖日本进口。吴百亨在着手筹建西山窑业厂的时候，就定下两大目标：第一，要办成工业化的窑业；第二，要坚决压倒日货。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
为了办好窑厂，吴百亨下大力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摸清原料资源，建立和控制原料基地。温州地区陶瓷土蕴藏量十分丰富，但当时没有矿藏普查资料，资源分布不清楚。吴百亨就请熟悉找矿门路的温州人陈瑞俊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派出勘探人员深入各地了解矿源，并奖励前来报矿的农民。摸清矿源后，吴百亨就花重金购买开采权。经过多方的努力，吴百亨逐步掌握了二十多处陶瓷土的开采权，保证了窑业厂原料的充分供应。
二是开拓厂基，实现窑业工厂化生产。在购置窑厂的设备时，吴百亨就为逐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做好准备。为了使这些现代化机械顺利安装，吴百亨不计工本购买农田，然后与自己畜牧场周围的农田对调，以三亩调换一亩，甚至五亩调换一亩，终于把畜牧场周围的几十亩的农田都换给了自己，并在上面建造了几十亩的厂房，保证了机械的顺利安装。
三是广聘技术人员，培养技术骨干。吴百亨从多年办厂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没有熟练的技术人员，生产是不可能办好的，特别是陶瓷器的烧制，生产流程复杂，技术难度大，没有技术人才更是寸步难行。于是，他就亲自到江西景德镇，一面考察生产，一面聘请技术人员。在招聘时，他提出了优厚的条件：①到温州，工资比景德镇高二成；②将来回江西，由厂方负责旅费；③不在温州带学徒，也不准厂方派人学习。许多的技术人员被吴百亨的诚心所感动，背起了行囊来到了温州，终于使吴百亨有了一批稳定、熟练的技术力量。
由于吴百亨办窑业是外行，技术力量也不强，所以，从1938年开始试制，到1940年大窑正式投产，足足花了三年时间，遇到了许多艰难曲折。
大窑正式生产时，建窑所需的耐火砖因日军的封锁而无法从上海运进，怎么办？吴百亨决心自己试制。
在刘文鉴等人的主持下，经过约一年时间的反复试制，终于使耐火砖达到了A级的要求。于是1940年春，吴百亨便大修土木，营建了西山窑业厂的第一座大窑。正当这座大窑的烟囱加紧施工时，伪保长气势汹汹地出来阻挠，他上呈国民党防空指挥部，指控烟囱的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敌机的轰炸，要求予以取缔，吴百亨一面据理力争，一面疏通说情，最后，总算准予在烟囱上增设伪装予以隐蔽才算了事。
大窑建成投产后，因火候掌握不当，出品其色如墨，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因建窑的地方原来是个丛葬之地，挖窑基时曾挖出不少骸骨，一些迷信思想严重的农民，认为这是鬼神作祟，一时谣言四起，很多人劝吴百亨停产，工人中也有人害怕触及鬼神，思想波动。吴百亨在反复说服鼓励的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探索失败的原因，及时总结教训。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掌握了火候，产品色泽光洁，达到了质量标准。这时，谣言才告平息，人心也稳定了下来。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侵略者预感末日来临，竭力垂死挣扎，多次轰炸西山窑厂，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吴百亨没有后退，为了发展生产，又增建了两座窑积各为100立方米的圆窑，并于1943年投产。
由于筹建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产品质量不够稳定，从创办到抗战胜利前的几年中，几乎年年亏损，建厂投资连同亏损共约法币三十余亿元，这些，都从百如厂拨付。除拨现金外，连库存的3000箱乳品、500件马口铁、500件白糖都给拨光。
亲友们纷纷劝吴百亨停办西山窑业厂，但是吴百亨却说：“功败垂成，就心灰意冷，绝非善策，一定要再接再厉，把窑厂办好。”
由于吴百亨矢志不移，苦心经营，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西山窑厂已经成为温州一个新兴的重要工厂，其产品在全国也跃居为一流，他们质地优良的耐火砖填补了温州的空白，产品打入上海，日用陶瓷品种繁多，花色新颖，畅销国内外。
吴百亨在日用陶瓷方面，除了保存中国传统外，还参照日本陶瓷，不断创新，所以深受顾客欢迎，产品远销海外，建筑用瓷也在国内成为巨擘。吴百亨的釉面砖、马赛克，无论质地和光泽，都足以和国内外的产品相媲美，成为各大建筑公司的抢手货。
此时，西山窑业已成为生产各种陶瓷的全能厂家。
奋力挣扎走出绝境在旧中国，民族工商业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破坏的，百如厂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可悲的命运。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使百如厂损失六万多元，在这批恶魔占领中国领土的期间，又使百如厂损失三万多元，国民党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对百如厂进行摧残。1941年，浙江省政府借口疏散沿海工厂的生产工具，劫去了百如厂24匹立式引擎、四吨冰车蒸汽锅炉及许多机器零件等，使生产遭受了很大的影响。再者，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百如厂虚盈实亏的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负担越来越沉重。以1941年为例，百如厂整个销售额只有伪法币103.2万元，实际纯赢利只有六万元，而税额却达20.15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百亨曾幻想可以重整旗鼓，振兴工厂了。谁料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货大开绿灯，造成美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克宁”牌奶粉和炼乳充斥市场，而百如厂运往南洋、香港等地销售的炼乳，又受阻退回。受此致命的打击，百如厂陷入了困境。
吴百亨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债主，日夜不息，焦头烂额，到了1949年4月上旬，在伪金圆券的日利率达到33%的大崩溃中，百如厂宣告搁浅清理。
西山窑业厂本来就一直处于危难之中，而自称是吴百亨亲家的翁来科，又乘机拆台，他借给西山厂100两黄金，却要该厂产品营业额的10%作为酬劳金，后又以包销保证金的形式，要该厂的厂盘价格九折将全部产品归他经销。外地的实销户也杀价大量订购该厂生产的建筑用瓷，西山厂的产品从生产到出售，收回的价钱仅够购买原料的20%左右。
吴百亨曾妄想用割肉补疮的办法来挽救困境，但终于到了濒临绝境的地步。解放前夕，大小债主多达千余人，资不抵债，一家十余口人只能靠变卖家具、衣物等来维持生计。1949年4月上旬，西山窑厂和百如厂等同时搁浅清理。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百如厂、西山厂都进行了大力的扶持，拨出一批稻谷支援吴百亨，并在资金、原料、运输、税务等方面给予他特殊的照顾，使西山窑业厂等迅速恢复了生产。随后，又根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关政策拨款投资，相继对吴百亨经营的三个工厂实行公私合营，并协助吴百亨解决了债务问题，从公股投资中拨出二亿元旧人民币，偿还小额债款，对数额大的，经债权人同意，作为私股投资。1954年12月1日，公私合营完成，吴百亨的三个工厂基本上成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解放后，吴百亨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省工商联执行委员、温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吴百亨50年代曾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4年秋病逝，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