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进与退
只进不退者莽，只退不进者懦。
几度沧海横流，几多时光飞逝。悠悠中华青史，成功者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虽其时空、经历、功业各有千秋，但细品即知其共有特质大体相通，即善于进退者，不管命运如何不公，他们都如老练的航海者在风顶浪尖上破浪扬帆，在暗流汹涌、岩礁错综间进退自如，最终游刃有余地抵达成功彼岸。他们何以如此轻松，他们成功是否天命使然？
非也！常言道：道路宽，风水顺，进为先；顶不住，惹不起，退为上。只进不退，智者不为；只退不进，懦夫所为。进与退，原本一线之隔，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赵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可谓善“进”，而杯酒释兵权又可谓善“退”；范蠡陪越王勾践赴吴为人质，此为“进”，而勾践称霸后他隐居江湖通达商贸，被世人美称为“陶朱公”，此为“退”。
掌握主动，择机进攻是现代人获取成功的基质和必备要素，但“退一步海阔天空”同样是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所谓“以退为进”，“退中求进”。进退间，成功与失败早已注定。进——是兵家制胜的上上策；退——是赢家出手的高高招。凡成功者，须深谙“适时进退”之理，应熟念“进退有度”之术。
《左传·宣公卜二年》中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意思很清楚：见到能获胜的机会就进攻，认识到难以取胜就后退，这是指挥军队的一条好办法。
《左传·昭公十五年》中还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意思是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就进取，办不到就撤退。要正确地估量自己的能力去做相应的事。
春秋时期，楚国日益强盛，楚将子玉率师攻晋，楚国还胁迫陈、蔡、郑、许四个小国出兵，配合楚军作战，此时晋文公刚攻下依附楚国的曹国，明知晋楚之战迟早不可避免。子玉率部浩浩荡荡向曹国进发，晋文公闻讯，分析了形势。他对这次战争的胜败没有把握，楚强晋弱，气势汹汹，他决定暂时后退，避其锋芒。对外假意说：“当年我被迫逃亡，楚国先君对我以礼相待。我曾与他有约定，将来如我返回晋国，愿意两国修好。如果迫不得已，两国交兵，我定先退避三舍。现在，子玉伐我，我当实行诺言，先退三舍。”
接着，就撤退九十里，他撤到晋国边界城，仗着临黄河，靠太行山，足以御敌，并派人往秦国和齐国求助。
子玉率军追到城下，晋文公早已严阵以待。晋文公已探知楚国左、中、右三军，以右军最薄弱，右军前头为陈、蔡士兵，他们本是被胁迫而来，并无斗志。子玉命令左右军先进，中军继之。楚右军直扑晋军，晋军忽然又撤退，陈、蔡军的将官以为晋军惧怕，又要逃跑，就紧追不舍。忽然晋军中杀出一支部队，驾车的马都蒙着老虎皮。陈、蔡的战马以为是真虎，吓得乱蹦乱跳，转头就跑，骑兵哪里控制得住，楚右军大败。晋文公派士兵假扮陈、蔡军士，向子玉报捷：“右师已胜，元帅赶快进兵。”子玉登车一望，晋军后方烟尘蔽日，他大笑道：“晋军不堪一击也。”其实，这是晋军诱敌之计，他们在马后绑上树枝，来回奔跑，故意弄得烟尘四起，遮天蔽日，制造假象。子玉急命左军并力前进，晋军上军故意打着帅旗，往后撤退。楚左军又陷于晋军埋伏圈内，再次被歼灭。等子玉率中军赶到，晋军左、中、右三军合力，已把子玉团团围住。子玉这才发现，右军、左军都已被歼，自己已陷入重围，急令突围。虽然他在猛将成大心的护卫下，逃得性命，但部队伤亡惨重，只得悻悻回国了。
晋文公以退为进，量力而行，深得“进退有度”之术，终于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当进必进。为了报忠于旧主和兄弟之情，关羽辞了曹操去找刘备。一路上受到铁岭关、洛阳城等守将的阻拦，又被大将蔡阳追赶。这一路过关斩将，关羽若在那些守将面前一打则退，一吆喝就投降，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事，曹丞相给他的荣华富贵也依然不会少。然而，正因为关羽知难而进，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才使他的人生更辉煌，更具传奇色彩，更加动人。
当退必退。正如老子所说：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磨炼得锐利，不可能保持长久的锐势。金玉满堂，没有谁能永远守藏；如果富贵而骄横，就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功成名就则身退，这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的名利、权位志得意满时应该见好就收，要有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态度，尽早觉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我国历史上，能“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等明智者的功成身退，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做人处事的绝好借鉴。反之，如果在紧要关头不能做到急流勇退，到头来只会像伍子胥一样被摘下头颅挂于城门之上，难免像李斯一般发出“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的哀鸣，会像萧何那样蒙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会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幸福荣华，“功成身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战国时代，有位叫商鞅的政治家，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就是触犯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孝公，晚年遭到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
当初，他为孝公断然采取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改革也触动了贵族阶级的利益，一时间在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有孝公支持，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当时他也使孝公感到威胁，《战国策》中记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是孝公生前故意传位，以试他心，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另有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最终，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伺机报复，当秦孝公一去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纷策划陷害他，终以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西汉人疏广，字仲翁，东海人。地节三年，任为太子太傅，他哥哥的儿子疏受，任太子少傅。五年后，疏广对疏受说：“我听人说过，知道满足的人不受到侮辱，知道停下的人不会遭受危险，成就了功名勇退，这是合乎规律的。现在已功成名就，不肯离开，将怕会有后悔的时候。”过几天，两人都称生病了，向皇帝上书请求回家安度晚年。请求同意了，皇帝赐给他们黄金二十斤，太子赐给他们五十斤。大臣和朋友们在京城门外举行送别仪式，送他们的有一百多辆车子。人们都说：“这两个大夫真贤能。”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二疏之所以被认为“真贤能”，是因为他们见好就收，功成身退。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理想的结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退者识廉知耻，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自古以来，凡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