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生与死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一个人不能了然生死的大意义，他的生死意义也完全不存在了。因此说：“生死的意义”是人生的第一等大事。
郑国有个巫神，给壶子看相，见他有死的相兆，便告诉了他的学生列御寇（列子），回归的路上，列子边走边哭着转告了老师壶子。壶子反而很坦然，安慰学生不要悲伤，他说：精神属于天，形骸属于地，死去不过自己回到本土，名誉、财物都不可能带走。生命危急，旋踵而死，也不值得恐惧和悲哀。壶子并没有被死鬼所迷，视生与死为等同，这就是“圣算”。
“如果老天要让我的福气消减，我就提高我的品德来面对它；如果老天要让我的身体疲劳，我就以心灵的安逸来代替肉体上的劳累；如果老天要让我的命运险厄，我就培养自己的灵魂使命运通达。”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啊！
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曹村一带黄河堤坝决口，洪水流入梁山泊，几股水汇集在一起，流向徐州城下。水势越来越猛，而排洪又来不及，徐州城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富裕大户争相逃出城去避水。苏轼说：“富裕人家逃走，全城百姓就会动摇，我靠谁来守城？只要我在这里，就绝不能让水冲垮徐州城。”他派人把那些逃走的富裕户赶进城里。苏轼来到武卫营，对卒长说：“河水将要冲坏城池，情况很紧急，即使是禁军现在也要为守城出力。”卒长说：“太守都不怕危险，像我们这些下级人员，更应当奋不顾身。”苏轼率领全城所有能够出动的人员，手持畚锸筑起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接徐州城。大雨日夜不止，徐州城三次从将要被淹没中抢救出来。苏轼把办公地点也设在堤上，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派官员们分头堵水守堤，终于保住了徐州城。
这说明，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有所成就。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准备死亡却能生还，是道义的感召；畏惧死亡却死得更快，是信念的丧失。
从前有个鲁国人到齐国去报杀父之仇，他杀掉了仇人，剖开了他的胸膛，连心脏都露了出来。他做完这一切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帽子，更换了衣服，慢慢地走出了仇人家的门，上了车，让马用一般的速度前行，毫无恐慌畏惧的神色。赶车的人想驱马飞驰，他按住车夫的手制止道：“我这次为父亲报仇，本来就是打算死在这里，就没想着要活着回去。现在事情已经成功了，又何必匆匆忙忙地逃跑呢？”追赶他的人听到后赞道：“他是一个品格高尚、行为勇敢的人，不能杀死他。”于是就放他回去了。如果他匆忙地穿衣服连带子都来不及系，帽子也不去管它，趴在地上偷偷地逃跑，飞驰而去，恐怕走不了十步就会被杀掉。而现在他却扶正帽子，更换衣服，缓缓地出门前行，毫无慌张的神色。大家都认为这样做肯定必死无疑，但是却活了下来。这就是慢走比疾行要快，奔驰慢于步行的道理。人们认为走路是缓慢的，而快跑的速度就快得多，可是现在人们把缓慢反而当作迅速，这就要切实了解到快与慢的关系。能够把迟缓当作急速，这就接近于道了。所以，离朱、捷琚去寻找黄帝丢了的黑色明珠，没有什么结果，而忽恍却以慢代快，找到了遗失的宝珠。
林类近百岁，在春末时期还披着皮制服装，在田间捡取遗弃的谷穗，他一面唱歌，一面朝前走。
孔子去卫国，在田野上望着林类，就回头对随从的弟子们说：“那捡谷穗的老头儿值得与他谈谈，你们谁试着去讨教他？”子贡请求去。
于是在田头处迎着林类，与林类面对面叹着气说：“您老人家不曾有后悔吗？却唱着歌在田里捡取谷穗？”
林类依然不停地向前走，依然唱着歌。
子贡再三恭敬地询问，他才抬头答复说：“我为什么要后悔呢？”子贡说：“您老人家在少年时代懒惰不努力，长大之后也不求上进，老了却无妻室儿女。如今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快乐且一边捡谷穗还一边唱歌呢？”
林类笑了笑说：“我所感到的快乐，人人都有，然而人们却把我的这种快乐当作忧愁。少年不努力，长大不进取，所以我才能长命百岁。老来没有妻室儿女，死期快来临了，所以才如此快乐。”
子贡说：“长寿是人们所愿望的，死亡是人们所厌恶的，您老人家却把死亡当作快乐，这是什么缘故呢？”
林类说：“死亡与活着，就像一来一往，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死，又怎能知道往哪儿生？又怎能知道死与生不相同呢？又怎能知道苦苦求生的人没有困惑呢？又怎么知道今日的死不比过去的生更强些呢？”
这里阐述了生与死是人生的必然规律，人应该乐观对待死亡。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生命固然宝贵，但不可能永不消失。生与死，只是两种存在方式而已。
列子说：从前有个人说他是懂得长生不老的道术之人，燕国君就派人去请他来传授，然而，说那话的人却死了，燕王很恼怒。有个很受宠爱的臣子劝谏燕王说：“人所忧愁的没有比死亡更急迫的，自己所重视的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他自身都死掉了，哪里能让君王不死呢？”燕王就不再恼怒了。
既然生命不可能永不消失，那么，就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让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燃烧。让生命永恒的唯一方法是为世界留下值得人永远回忆的东西，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司马迁写完《史记》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终于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最大愿望，对今后的人生，也再没有什么留恋的了。司马迁的晚年是怎样度过的？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人们一直说不清楚。
在给任安的信中，他曾表示，要把《史记》这部书“藏在名山中，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后来《史记》传到了他的外孙杨恽手里，才被更多的人知道。《史记》被后代人所接受，并且把它奉为经典，这是对司马迁的最大安慰。
司马迁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受到巨大的侮辱。但是他没有消沉，没有屈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划时代的巨著，为我们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品德，也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司马迁有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的。千百年来，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有志气的人，要像司马迁那样，追求人生的价值，为国家为民族作出问心无愧的贡献。
春秋时代的燕国人羊角哀和左柏林，不仅是好朋友，而且是品德高尚的怀才之人。因听说楚庄王是个明君，他俩一同到楚国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料在路途中遇到暴风雪，隐于茫茫荒原。寒冷、饥饿使左柏林病倒了，羊角不说：“要死就死在一块，我扶你走吧！”
两天后，羊角哀也精疲力竭了，好不容易才把左柏林扶到一棵两人合抱有余的空心树下，暂避风雪。风雪更大了，左柏林气喘吁吁地说：“兄弟，荒原千里，风雪无边，与其两人冷饿而死，不如救活一个。”羊角不说：“你放心，我背也要把你背到楚国去。”左柏林举起双手，搭在羊角哀的双肩上深情地说：“你的心意我领了，救民于水火之中是我俩的共同理想，不论这个理想是咱俩共同实现，还是你一个人去实现，都算达到目的了，你说是不是呢？”两人真诚相让，最后还是左柏林说服了羊角哀。
羊角哀到楚国见到楚王后，他立即带人回到荒原，这时左柏林已冻死在空心树洞里。他埋葬了朋友的尸体，痛哭而别，楚王知道后，抚恤了左柏桃的妻儿。后来，羊角哀干出了一番事业，每逢左柏桃的忌日，羊角哀总是朝左柏林遇难荒原方向深深一拜，心中默默祷告：“柏林，我定要实现咱俩的理想。”
如果左柏林贪生怕死，那么，他与羊角哀大概都只有一死，羊角哀的妻儿将不会得到抚恤，他的名字也不会被千百年地传诵下来。
因此，树立了正确的生死观，就不会惧怕死亡了。一个人连死亡都不怕，那么还有什么困难能吓倒他呢？在“死地”时，痛苦与绝望会慢慢滋长，人越是抗拒，越是会沉浸其中，甚至无法呼吸。既然摆脱是不可能了，那么接受它吧，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人生，一个人接受苦难的同时也保存了希望，正如纪伯伦所说：“希望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