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号与家境
李塨，直隶蠡县人。字刚主，号恕谷。他的名和号皆有来历，塨名为父所命，“恭欲其谦，土欲其实”。“恕谷”则为李塨的自号：
思仁道大，求之惟恕，曹家蕞村中，一路甚深如谷，长而通似恕，乃自忠恕谷，志勉也。
李塨以地形为号，笔者觉得有必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之。古人以地名为号，是以号明志。号，亦称别号。《周礼·春官·大祝》“辨六号”注：“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这是说，号是除了名、字以外的一个尊称或美称。春秋时已有了称号的现象，较为流行却迟至唐宋时代，而特盛于明清时代。一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人人都有一个别号。《水浒传》为小说家言，然明代附和魏忠贤阉党的王绍徽所作的《东林点将录》，却是货真价实的史籍。后者仿《水浒传》，于东林党人均取一个别号。如把黄宗羲的老师，点为赤发鬼刘唐；把黄宗羲的师长文震孟，点为圣手书生萧让。别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包容了当时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斗争的丰富内涵。
号为心声，一个人的别号是个人椎心泣血经历的浓缩。黄宗羲以梨洲为号，是他对异族入侵所引起的切肤之痛的映照。在清兵入关后，黄宗羲在距梨洲山很近的杖锡寺一带结寨抗清，失败后黄宗羲避乱于梨洲山。痛定思痛后写成的《留书》与《明夷待访录》，均署梨洲，寓有抗清志向不变之意。别号又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现实与文化心态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在明清之际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里，一些有强烈反清意识的士人，常常取别号以示自己志向的不变。明末的“八大山人”朱耷，所画鱼鸟每作“白眼向人”之状。他是明宁王朱权的后裔，以“八大山人”为号，因这四个字连写起来，像“笑之”，更像“哭之”，既哭又笑，寄托了朱耷的反清情结。《广东新语》的作者屈大均，清兵入广州前后，参与抗清。清兵破广州，遁入空门，行游南北，交结遗民。不久还俗，在会稽交魏耕善。魏耕善通消息于郑成功，大均与谋，最后忧郁而死。他以“死庵”为号，炽烈的抗清情结了然于心。
到李塨生活的时代，大规模的战乱基本上结束了，天崩地解般的社会动荡不复存在了，刀光剑影的生涯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了。社会处于较为相对平静的状态，安居乐业的心绪已开始在人们中滋蔓开来。这时清廷的统治渐趋稳定，民族矛盾走向缓和，民族融合景象已显露出了苗头，康乾盛世正悄悄地在李塨生活的年代里来临。他晚年总结性的著作取名《拟太平策》，虽不能说是出于粉饰歌舞升平的动机，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要求安居乐业的众趋心理。于是，那种怒目金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式的名号遂不再流行了，而代之以谦和、平实性质的名号。由“恭欲其谦，土欲其实”之意而成的塨，正是那种社会处于稳定年代的象征。一个人取什么样的号，是时代特征的体现。这是从社会大环境来说的。
号的选定对思想家来说，往往体现了他个人的学术旨趣。李塨以恕谷为号，是表明自己的志向像老师颜元一样，以重光孔孟之道为己任。孔子主张，“君子学道而爱人”。据曾参的解释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学生中，曾子的地位是较高的，是孔子中少数得到真传的弟子之一。曾子以“忠恕之道”去概括“夫子之道”是得到后世认可的。李塨取号恕谷，其文化心态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要在学术上恢复孔孟的真面目；二是视程朱、陆王皆非孔孟正学。这与李塨古学实而有用、今学虚而无用的主张是相通的。
李塨的家境本很富裕，到他年青时家业衰落下来了。李塨父李明性为明季诸生，学行为乡里所重。清初下圈田令，满洲贵族以暴力强占京畿地区附近及山东、河南等地的大量土地。李塨一家地产受圈于旗人。“家素饶，经沧桑变，田被圈，又兄弟多，故拙于用，至难堪，乃与人言，绝口不道贫。”李明性随遇而安的性格，由此可见。李塨青年时期即帮助父亲经营家计，从事农耕。因力田不足养亲，兼习医卖药。25岁时父亲去世，时众弟尚幼，家计负担便全落在李塨身上，除种田、行医外，还要靠教书的收入补贴方能维持家庭生活。这样的人生经历与颜元极为相似，两人在青年时代均因家贫而务农，也因贴补家用而行医。相同的经历与艰苦的磨炼，是李塨能遵从父命师事颜元并以发扬颜元学说为己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塨家境到晚年时有较大的好转，以至于有人说他务农致富了。李塨自37岁开始南游，得到郭子坚、郭子固兄弟二人经济上的大力鼎助。在京师时，广交海内名流以弘扬颜学。因学识渊博与有所创见为文人学者所重，且得达官贵人的青睐，经济已不再窘迫。在佐理陕西富平县县政后，李塨于53岁时回家务农，谢绝世事：“祖乡被圈后，湫隘之甚，不能容塨兄弟五股。塨请奉母，移居齐家庄，学农圃，以谢世务，以奉先传”。因祖上的农田被旗人圈走后，留下来的土地地势低洼，无法养活兄弟五人。李塨提出，由他侍奉老母。李塨是学用一致的，理论上倡实学且以身体力行之。他脚踏实地地去从事农业生产，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的外形与农夫无异：
奉亲携幼，远窜荒鄙，躬耕灌园。冬底务闲，尚有人象。入春以后，面目黎黑，手涂足泥，尘封麋发，僬僬趋走，与土芥细民，同范一模。
大凡参加过农业劳动的人都知道季节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李塨说自己在冬天农闲时，还像个人的模样。到了春耕时，脸晒得透黑，手足上沾满了泥巴，头发上全是尘土，行走匆匆，与农夫全然无别。经过长达六年的辛勤劳作，李塨的家道已经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的学生冯辰向他转告了“人议先生力农致富”的话。李塨对此非常坦然地答道：“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李塨的意思是，已到了晚年，以往的志向难以实现了。“遁迹田园”是很正常的事儿，田园是他这样豪情满怀的人“余勇”得以发挥的地方。尽管话是这样说，但李塨一直没有忘记著述与授徒，发扬颜学这些大事。
二、师事颜元与“遍质当代夙学”
李塨的生平，将穿插在师友交往、名倾朝野与著作概述各目中去论述，而不按照年代顺序去说了。按李塨自述，40岁以前是他究心经世致用“实学”的阶段，与此相应的是他基本上是师事颜元一人：
及弱冠，从颜习斋先生游。先生言：“圣道至宋儒而歧，其内地用力，皆参杂释、老，而所谓问学者，又只诵读训诂，迂阔无用，将周孔兵农礼乐之实学，一概蔑略。”教塨力求古圣旧辙，置《日谱》以纠察身心，学礼，学射，学韬钤，学数，凡古今成败经济大端，日夜研究。至于经、史、子、集，皆翻阅之，以为实行之考证，非务占毕也。如是者几至四十，以乐无传，入浙拜河右先生问乐，因而从学焉。
李塨幼时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4岁时，由父亲口授《孝经》、《内则》、古诗等。8岁入小学，读经书。15岁娶颜元好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3年后其妻去世。19岁时应岁考，进县学为生员第一名。21岁时，与邢台李毅武订交，时闻颜习斋先生为圣人之学，两人一同去拜访了颜元，“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从此师事颜元，弃八股。这次访问对李塨一生学术思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他以躬行颜学、发扬颜学为自己的努力目标，终生不懈。22岁时，因颜元有逐日记载的《日谱》，仿效颜元作《日记》自己查考。同时颜元勉励他要学以致用，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行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感动泣下，此后李塨接受了颜元的经世致用之学，成为颜元最重要的弟子。李塨对友人李毅武说：“读尽《论语》非读《论语》也，但实行‘学而时习之’一言，即为读《论语》。”并表示自己要“习礼乐射御书数以致用”。23岁时给自己下了一个警言：“咫尺习斋，天成我也，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大体上在40岁拜毛奇龄为师前，李塨对颜元的学术是亦步亦趋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意识深入他的心灵；二是习“六艺”之学。这是他对颜学的吸收与消化的过程，此时尚无自己独立的见解。24岁时，阅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这也是跟着颜元步子走的。此时李塨经世致用的意识日益明显。
这一意向，在同费密的学生张丰村论学时表述得很清楚：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也，此物此志，望贤者勿溺。
25岁时，阅《经世实用编》，听颜元为他讲解虞学、火学。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后，感触良多。遂以颜元功利论的思想去评论，大体上有三点值得注意。认为宋儒推崇董仲舒是不正确的：“汉之儒者，宋人独推董子，今观其遗书，乃知其为臭味也。”觉得董仲舒的人性论与孔孟的人性论“大异”。以为班超作《汉书》，把董仲舒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误易为“明道不计其功”，认为这不是董仲舒的本意，却被“宋儒奉为学宗”。李塨的辩解是正确的，董仲舒虽主张道义重于功利，但没有像班超说得那么绝对化。“学无事功，举世陆沉。”这是李塨的断语。以事功为学术的宗旨，跃然纸上。是年著《瘳忘编》，意在阐明“经世大略”，批评宋明理学之无用：“宋、明学者如华子病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拼一死，并忘其身”。同时杂录《尚书》、《周礼》、《礼记》和史书中关于经世大略的案语，并分别加以案语。28岁时，《阅史郄视》，摘录二十一史中有关经世致用的事情，分别加以论断。
同年，与许三礼论学中，也透析出浓郁的经世意识。许三礼与黄宗羲、颜元，都是有过学术交往的一位学者兼政界要员。在颜元的师友交往中未曾详说，但此人在明清之际学术界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现今常用“天崩地解”一词以概括明清之际的社会面貌，就是黄宗羲应许三礼之请去海宁讲学，在讲学结束时辞别门生时所说的话。李塨与许三礼论学，并携友人去拜访，是因为两人的学术宗旨有相类之处。许三礼，字典三，号酉山。河南安阳人。康熙十二年授海宁知县，前后共八年。在任期间，注重社会安定，兴修水利，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多所书院，康熙十五年，许三礼慕名请黄宗羲到海宁讲学。在讲学之余，“先生又从余受黄石斋先生《三易洞矶》及《授时》、《西》、《回》三历，不可不为知己”。黄宗羲既称许三礼为“知己”，对其学术倾向是很了解的。“不名一辙，以适用为是。”《黄宗羲全集》第10册《兵部督捕右侍郎酉山墓志铭》。许三礼治学是强调功利论的。之后许三礼升任福建道御史、顺天府尹等职。供职京师期间，任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督捕右侍郎等职。这一期间，还通过书信向黄宗羲讨教。《清史稿·许三礼传》载：“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可见，许三礼是一位有才干、有学识的高级官吏。颜元从李塨那里见到了许三礼的《河洛源流》、《圣学直指》等著作。后者内有“肩荷世道，救济生民，治能辅治，乱能拨乱”等语，便寄书给许三礼，请教用何种办法与途径去实现之。许三礼的这些主张，与颜元、李塨的见解是相当一致的。李塨听到友人“言许酉山学品，乃拜之求教”，以为“今遇有道，所见多合”。李塨与许三礼的论学书中，借“孔门传习”之事表达了自己的经世致用的意向：
孔门传习，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礼乐，未尝有所谓先读某书，后读某书，训诂翰墨也。即有时诵读，则诵《诗》以习乐，观《书》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几，乃不力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而徒骛于读览著述，何为哉？
这是说，孔子教学生是以学问有利于国计民生为准绳的，孔门弟子所做的事均是以实用为主的。子路尚勇，有军事才能；冉有懂经济，善于理财；公西赤熟悉礼乐，适宜从政。孔子教育这三位学生，都是从他们的实际才能出发的。从来没有教学生先读什么书、后念什么书这样的安排。李塨认为，那是闭门诵读。即使诵读经书，在李塨看来也得与实际相联系。读《诗经》就得要习乐舞，看《尚书》就要知道政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去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只知道读书著述，那是毫无意义的。
李塨30岁那年，提出了“古之学实，今之学虚”的实学主张：
古之学一，今之学棼。古之学实，今之学虚。古之学有用，今之学无用。
这标志着他的经世致用意识的成熟。31岁时，去北京谒见许三礼。谒见那天，恰值许三礼因病去世，大恸而返。对脱离现实与不涉世事的科举制度有所鞭挞：“举业聪明，则世事不聪明，时文不庸腐，则世事庸腐。甚矣，时文之害世也！”大体上李塨40岁以后，尤其是结交毛奇龄以后，李塨的治学思路始与颜元有所不同。这屡屡引起颜元的非议，但李塨坚持不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在李塨与毛奇龄的关系中细论。
李塨治学思路的变更，固然有社会学术思潮演变方面的因素，但也是同“遍质当代夙学”分不开的：
窃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则继往开来，责难谢焉，当此去圣既远，路岔论豗，非遍质当代夙学，恐所见犹涉偏固，不足闲道。又挽纪警众，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谁闻之？
他非常好学，从青年一直持续到老年。他在18岁就知道转益多师的好处：“人知学之为美，而不知问之益。海内贤喆穷年所学者，吾一问而得之，其益岂不大哉！”他问学不囿于颜元一人，而是有机会就向学有专长的学者虚心求教。26岁时，“阅徐圃臣《天元历法》，从其门人姚苏门算日月交食。”其学生恽鹤生说：“学琴于张而素，学射于赵思光，学数于刘见田，学书于彭雪翁，学兵法于王五公。”这一概括并不全面，只是大体而言的。如47岁时问西洋三角算法于吴子淳。他善于通过师友间的问学来充实自己，在这一点上李塨是继承并发扬了其师颜元的。李塨37岁以后曾几次别师南游，自称“遍质当代夙学”的目标是“志欲行道”，即宣传、发扬其师颜元的学说。这使得他不得不广结海内名流。时下名士如梅文鼎、万斯同、毛奇龄、王复礼、阎若璩，胡渭、方苞、戴名世、孔尚任等，皆与他相交。他致书费密论学，费密也作书回答。他读过潘平格的《求仁录》，潘平格的弟子毛孝章也曾来访论学。“行道”的内容就是宣扬颜元的学说，使颜元的名声远播于其未曾到达的江南、关中、京师等地区。李塨的主观愿望是如此，而且他也达到了目的。“斋崖岸甚峻，足迹稀出闾巷，先生则屡师京馆，远游西至关中，南及吴越，遍交贤豪，上接公卿，下至驺卒，言必称习斋，故习斋之名亦因之远播。”颜元也非常注重社会交往，但与学无常师的李塨相比，就大为逊色了。
下面从理论上对人们的社会交往作些剖析。不能把社会交往只局限于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应该从人的本性角度加以考察。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一定要与他人交往的，交往的范围如同学、师友、亲戚、同事、同行、上下级等等。交往的内容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就李塨而言，他的交往基本上是精神上的，交流的内容主要是学术问题。社会交往对个体来说，是一种基本而必要的活动，是人的本性能力的一种体现。有喜欢孤独的人，但这毕竟是少数。法国思想家蒙田说：“没有交流对我来说就没有快乐：我独自产生的生气勃勃的，却又不能告诉他人的思想无一不使我痛苦。”李塨虽未像蒙田那样，从人的主观的苦乐来论交游，但他深深有感于交往过程中切磋学术时带来的无穷乐趣：
严师诤友，擿爬瑕类，得省得改，如脱宿垢。更有海内名流，风生四座，徐出一言，群贤谬折。所谓圣道在兹，有目共觌。亦有后进英奇，离尘扪天，刮摩日月，指画溪陵，此会友折中之乐。
在茫茫人海中，人们寻觅知音。在与“严师诤友”、“海内名流”、“后进英奇”的学术交往中，李塨以为能收到两个显著的效果：一是使自己的学问得以新陈代谢，如同去掉身上的陈年老垢一样；二是自己在交往的过程中，得以明白“圣道”的所在。这与柳宗元“师友以成以增”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柳宗元以为，在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师友起到了“以成以增”的作用。《柳河东集》卷十九《师友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柳宗元对当时不愿从师、以利交友的恶习作批判之后，认为人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要靠师友的帮助。“道”之所在就是拜师交友的原则。有利于“道”的实现，即使“佣丐”也不妨交之，不能以贵贱等级来划界；相反，公侯贵族若逆反于“道”，也不妨离开之。李塨强调，与师友的学术上的交往，对自己来说能起到“如脱宿垢”、“圣道在兹”的实际效果。从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来说，师友的指导和帮助是一个重要的因子。师友是人的社会活动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学者在学术上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师友的帮助。朋友的点拨往往使人少走弯路，师长的教诲使人正视缺点而趋于完美。李塨在学术思想上能够比较广泛地吸收众家之长，而学问的广博超过其师颜元，是同李塨有交往欲望与实践分不开的。李塨自觉地觉察到，师友交往在学者成长过程中是起积极作用的。“每止宿，必访学人。”这七个字足见李塨的交往欲望是何等强烈。“遍质当代夙学”，是李塨能够名倾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像其师只是在家乡有所影响。
三、名倾朝野
李塨在晚年回忆师友交往时说：“交游尽天下之选，是天之成我也。”下面就李塨心目中的“天下之选”，结合他的生平，分析一下他是如何能够名声震天下的。
与郭子坚、郭子固兄弟两人的结交，为他“交游天下之选”奠定了物质基础。李塨37岁时，应浙江桐乡县知县郭子坚之聘，佐理县政。郭子坚对他生活上照顾备至，置留春楼供他使用。又虑他无子嗣，为他操办纳妾事。南下沿途，“志欲行道”的李塨，所至处必宣扬颜元学说。游杭州时，晤学者王复礼。王告诉李，宋儒奉为神明的《太极图》出自道家。次年入京，在御史郭子固处教家馆，郭子固对他极为倾心：
御史少好读书，能诗，及与蠡县李塨游，塨曰：“圣学在礼乐兵农，诗文非学也。”出颜习斋《存学编》使观，御史立起，愿私淑习斋，从此谢笔墨，讲求天文、地利、兵农、射御等学。
李塨是在结交了郭子坚、郭子固兄弟二人后，物质生活上得到了保证，交游才开始广泛起来的。弟兄二人，一为地方知县，为他置备住房、衣食、纳妾，出资刊刻学术著作，提供出游时的费用及供差遣的佣人；一为朝廷要员，听他宣传颜元学说后，抛弃了以往喜欢的诗文，而愿习行“六艺”之学，以颜元私淑弟子自居。《颜氏学记》卷十《颜李弟子录》有二人生平简介。“郭金汤，字子坚，汉军人，本姓张氏，父尽忠为郭氏子，因冒其姓……出知桐乡县，延恕谷至，爱礼甚厚。时恕谷年四十无子，子坚忧之，为之置妾，则别室以居，又为其刊刻所著《圣学成法》、《讼过则例》二书……恕谷游浙东访师友，遣役赍资斧，听所之。”“郭金城，字子固，子坚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蓝旗官学生试特等，授内阁中书。召试，论奏称旨，擢刑部员外郎。精研名律，十四司稿皆倚定……晋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子固初好读书，工为诗。及与恕谷游，恕谷出颜先生《存学编》使观，子固立起愿师事先生，遂谢绝笔墨，讲求天文、地理、兵农、射御诸学。”在重视等级制度、官本位意识浓郁的古代社会里，一个学者能够得到官僚们的青睐，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名声大振。没有这位御史的提携，李塨在京师能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
41岁时，与阎若璩论学于淮安。42岁时晤王源，两人论学极为契合。李塨自言，“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王源，字昆绳，顺天府大兴人。平生敬仰诸葛亮与陈亮，著《兵论》32篇。“魏禧见而奇之，曰：‘此诸葛君之流。’”在吴江与刘献廷相识，天天讨论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因大学士徐乾学招天下名士到北京。在京师结识李塨，李塨对他讲述了颜元的主张。王源深以为是，遂由李塨介绍，师事颜元。王源的学术宗旨是利济天下，为社稷生民建功立业是王源的夙愿。这是他以56岁高龄拜师颜元的原因所在。王源师从颜元后，著有《读易通言》5卷。他的代表作是《平书》。书成后颜门弟子非常重视。这时颜元已经作古，弟子们举行了一个典礼，以祭告颜元。李塨对《平书》中许多问题作了探讨，并将自己的观点附于书后，写成《平书订》。《平书》今不存，藉《平书订》得以保留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康熙四十二年，王源西行，两人依依不舍。李塨“赠以四言：力行，阐道，延才，保身”。王源回赠了一首五言长诗，对颜李之学作了形象化的提炼：
宋儒谈性命，高视汉与唐。静坐观道妙，无乃迷禅宗。读书浩无涯，终归章句功。不习射御数，不知水火工。谓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顾以经世事，甘心让豪雄……自与李子交，炳然见周行。风雷还相薄，山泽原相通。李子生蠡吾，懿训本家承。师传得绝学，一洗群言空。三物以为纬，四教以为经。不言达性天，下学德乃崇。不格学外物，博文约在躬。
这是一首标准的哲理诗。录出的这部分对理解颜李之学的宗旨有极大的帮助。此诗批评了宋儒高谈性命的“性天之教”，颂扬了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宋明理学“儒名释实”、“静坐观道”、鄙视“六艺”等问题被点了出来，复以“经纬”来比喻颜李之学提倡的“三物”、“四教”。王源在京师时，曾参加修明史，《明史稿·兵志》就出自他的手笔。“文名远噪，公卿皆握手愿交。”与王源成为挚友，成功地说服了他归于颜元门下，对李塨来说有着双重的意义。一为颜学的壮大输送了新鲜的血液；二为自己在京师的声名远扬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年，晤万斯同、胡渭，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讨论音乐。万斯同对李塨的钦服与赞美，对李塨名倾朝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阅书过目不忘，后请业于黄宗羲。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参史局，不署头衔，不受俸禄。《明史稿》五百卷为其一手亲定。时负天下重名，被时人誉为学术权威：
季野夙有讲会，每会讲，皆显官主供张，翰林、部郎、处士，数十人环坐听季野讲。一日会讲于绍宁会馆，先生亦往。众拈郊社，季野向众揖先生曰：“此李先生也，负圣学正传，非余敢所望。今且后言郊社，先讲李先生学，以为求道者路。”
万斯同对李塨的钦服，是有一番曲折的。先是万斯同与毛奇龄有隙，见李塨为毛奇龄作《河右全集叙》，甚是不悦。后与李塨在学问上虽屡有过从，但并无赞美之言。李塨觉得，万斯同这样的学术泰斗不认可他的学识，他发扬颜学的使命就难以实现。“念季野负重名，必须一质，合则归一，不合则当面剖辨，以定是非。”于是拿刚刚刊印出来的《大学辨业》去万斯同处。过了几天，读过《大学辨业》后的万斯同说：“今得见先生，乃知圣学有正途也。”又为《大学辨业》作序，“予读之，击节称是，且叹其得古人失传之旨，而卓识深诣，为不可及也”李塨对万斯同的赞美经常提到，因对他闻名遐迩作用很大：“万季里阅予《辨业》、《学规》，叹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艺为物，学习为格，万世不刊之论。’”。
李塨名动朝野的一事中，还需提及的是毛奇龄。李塨在南游中，39岁那年到杭州拜访毛奇龄向他问乐，后遂执贽师事毛奇龄。李塨与颜元均擅长弹琴，但就乐理的研究而言，李塨比颜元要执著得多、深入得多。这是李塨师事毛奇龄的原因所在。25岁时，李塨就已经“阅《律吕精义》”。这条材料没有人关注过，有必要多说几句。
《律吕精义》，是明代郑王世子朱载堉的主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着他最伟大的成就，那就是经过14年的潜心研究后提出的，对近代世界音乐发展起了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的十二平均律。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河南怀庆县人，明仁宗朱高炽庶子郑靖王的后代。其父朱厚烷嗣郑王，他被册封为郑世子。朱厚烷于嘉靖二十九年，遭诬告被废为庶人，朱载堉被夺除世子冠带。从此他发奋攻读，并开始著书立说。明穆宗登基，大赦天下，朱厚烷恢复王位。万历十九年，朱厚烷卒，朱载堉辞爵让国，潜心于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乐律全书》。该书包括了《律历融通》、《律吕精义》、《律学新说》、《算学新说》、《乐学新说》、《操缦古乐谱》等。涉及历法、数学、珠算、计量学、物理学和音律学、音乐学、乐器制造、乐谱、舞谱、绘画等方面的内容，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思想。十二平均律是一种数理调音体系，是把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任意两个相邻半音的音程值为122，即1.05946.这种律制是为旋宫转调的方便而设立的。旋宫就是调门高低的变化。一段音乐，原来是C调要变到G调去演奏、演唱，就是旋宫。依据十二平均律，各相邻两律间的振动比为1.05946.只要将第一条被定为基音的弦的长度，除以1.05946，就可得出第二条的弦长。这为乐器制造与音乐实践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数据。在朱载堉以前，历代长期沿用的是三分损益法。这一方法既不适宜进行变调，也不便于演奏和声。演唱或演奏若有变调的要求，乐器也立即随之更换。朱载堉运用了精确严密的计算方法并做了大量实验，解决了历史上未能妥善处理的旋宫转调问题。他说：“先儒以为长短虽异，围径皆同也。今若不信，以竹或笔管制黄钟之一样两枚，截其一枚分作两段，全律、半律各令一人吹之，声必不合矣。此昭然可验也。”西方第一个把十二平均律付诸于实践的，是德国音乐家巴赫。他于1722年和1744年分别创作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上下两卷，被公认为世界音乐史上最早把十二平均律系统地应用于创作实践的作品。此后，十二平均律在理论与实践上均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而巴赫的钢琴曲也成了划时代的作品。近现代的乐器制造都是用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李约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李塨青年时期，就研读过这部具有近代科学因素的《律吕精义》，说明他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李塨年谱》一书中，大量记载了他与毛奇龄几十年间讨论音乐的言论。内中不乏文人之间相互吹捧之情，但也真实地反映了是对乐理的爱好与钻研，使两人走到了一起。两人讨论音乐、《周易》，“片时毛纸十余往复”。毛奇龄对李塨在音乐方面的见解十分器重，毛奇龄收到李塨寄来的《乐律》后称：
大奇大妙，不谓通人之学，能推广未备，发摅尽变至此……真盖世豪杰也。
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诸图》，《器色七声旋宫相生图》，俱发天地之房；《五音七声十二律旋宫相生图》，俱一理分剖，而尽其变化，坐而言之，起即可行。
两人在交往中各有自己的打算。毛奇龄一方面对李塨赞誉有加；另一方面对颜学则时加贬抑，意欲李塨顺从自己，期以光大自己一派学术势力。李塨却另有主见，他要把从毛奇龄那里学来的经传训诂作为手段，来论证颜元的“事物之教”。因为毛奇龄在经学考证方面是有较高造诣的，而在这方面颜元是不屑一顾的。李塨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完成的第一部论著，就是他扬名京师的《大学辨业》。但不管如何，得到作为学界名流人物之一的毛奇龄的器重，无疑对李塨的扬名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于方苞，是李塨认定的生平知交之一。两人在王源寓所相识，虽私交甚厚，然学术上分歧太剧。后方苞不顾事实，于李塨死后所写的墓志铭中有诬及好友的内容，遂引起李塨学生的不满，成清代学术中一件公案。李塨知道方苞不肯违程朱而依从颜元，但还是想争取他一起光大颜学。李塨从其交往的经历中知道，与方苞这样深得康熙青睐的名流结交，对自己的扬名也是帮助不小的。这是他与方苞私交不错的原因。
李塨的学问受到朝廷公卿大臣们的重视，是他42岁时的事。康熙二十九年，都御史吴涵请李塨当他两个儿子、一个侄子的家庭教师。通常情况下，父亲对子女是有期望值的，也就必定要从儿子那里了解家庭教师的水平。教师水平太差的话，就叫他卷铺盖走人；教师水平上佳的话，自然是褒扬有加。吴涵认定李塨是有学识的学者，出资为李塨刊印学术著作：
司寇订《大学辨业》、订《论学》，曰：“六艺必复，不则天下必无强立之日。”吴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语诸公卿曰：“今有李恕谷者，学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至是捐俸，为先生刊从这段材料看，吴涵是赞同李塨关于“六艺之教”主张的。大约也是吴涵，说服了少宰徐秉义，一起出资为李塨刻印学术著作。同时两人经常向其他朝廷要员介绍李塨学术成就。到43岁的李塨已名扬于公卿朝庙：
故一时显达如王颛庵相国，王士祯尚书，许酉山侍郎，许时庵司空，窦克勤、典冉永光二太史，于名世、郭子固二御史，或造寓延访问道，或盛馔招延论学……时三藩平后，朝廷向文学，四方名士竞会都门，闻先生名，无不过从者。先生亦欲广结名流，以自证所学。
一时名流显达，或造寓访问问学，或盛馔招延论学。李塨的人格境界相当高，他与公卿大臣结交，论学辩道，为的是弘扬师说与证实己说，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时万斯同修《明史》，纪与传写成了，但表与志尚未完成。“因言于王尚书鸿绪来拜，且请筵，谋延先生馆其府，同修《明史》，先生辞。”照常理，能参与官修正史，是一般学者翘首企足的事，李塨却不为所动。吴涵对他讲，李光地向康熙推荐他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并不合适，并请吴涵为他作辞说之。李塨这种不慕权贵的品性，在清初学者中是少见的。当然，令李塨誉满天下的主要因素是他新颖而又渊博的学识。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李塨的众多著作作些概述。
四、著作概述
李塨的著作，不仅远比颜元要多，而且较为系统与完整，不似其师多为言行录与书札。李塨对这一差异，晚年有个自白：
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
李塨以为，他著作多而系统，是因为颜学“未见可寄者”。李塨与颜元一样，一直在众多的问学者中挑选继承人。他原想把继承颜学责任交给王源，但王源先他而去，直令李塨有孤单之感。继而把希望寄于冯辰身上，旋又发现冯辰才能并不出众，难以担当重任。转而属望于恽鹤生，但恽鹤生师从李塨时，已年近半百，比李塨只小了六七岁。其后，他对年仅二十出头的程廷祚期望甚是殷切。程廷祚的岳父陶甄夫信颜李之学，对程廷祚有一定的影响。程廷祚是在结识恽鹤生后，始闻颜学，并致书李塨，表示愿学之意。时颜学未得合适的传人，李塨自然寄予厚望。程廷祚虽说少年气盛，但学术火候还欠缺些，一时还接不上班。这也许是李塨年过花甲还在勤奋著述的缘故吧！
康熙十九年，22岁的李塨，效法颜元作日记，以自检言行的得失。这本《日谱》，为门人冯辰、刘调赞编写《李恕谷先生年谱》提供了主要的材料。康熙二十二年，25岁阅《经世实用编》，并听颜元讲学，把自己所有体会到的经世济邦内容，书于《斯与集》。同年著《瘳忘编》。
康熙二十五年，李塨年28岁。著《阅史郄视》四卷，续一卷。把二十一史上有关经世济邦的记载，认为可行的书于册。有人看了以后写下了对该书的感想：
跋之曰：“予每谓天下无无用之学，其学而无用者，惟佛、老二氏与帖括秀才而已。盖谈性命，则必以事功为粗迹；高语文辞，则必以综理为琐务。宇宙河决鱼烂，率必由之。今读恕谷先生所著《阅史郄视》五卷，实获我心，苟欲澄叙官方，振兴勋业，以此为正鹄可也。”
跋文以佛、老之学为无用，与李塨主张是相近的。同时以为，该书洋溢着浓郁的经世致用气息，与宋明理学以“事功为粗迹”的观点是对立的。李塨以为，有经世意识的“豪杰”与“庸人”是有明显差别的：“窃以为庸人之病，酒色财而已。豪杰之病，则一在旷怀天下而不恤家室，一在忧世而不乐天。”这里的“病”不是生病之意，而是说心中考虑的首要事情是什么。“庸人”只忧患自己物质上个人享受是否满足，而“豪杰”忧患的是整个天下之事，于个人及其家室是置之脑后的。
康熙二十七年，李塨30岁，自号恕谷。《恕谷诗集》大约成于这一年。康熙二十九年，31岁时，纂《讼过则例》，是依据刘宗周的《纪过格》删订而成：“一、微过，本之浮也；一、隐过，七情之过也；一、显过，九容之过也；一、大过，五伦之过也；一、丛过，百行之过也。”这是一本自查个人行为过失的著作。
康熙三十五年，40岁时完成《大学辨业》四卷，此书为李塨的成名作，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新解。达官显贵出钱刊刻，学界名流纷纷作序：“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见此奇特。”、“论学皆躬行心得之……足翼圣道”、“见圣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矣”，均对《大学辨业》作了高度的肯定。《大学辨业·题词》。万斯同的评价相当高，前面已经论及。王复礼、王源等人，都称此书论证精确。同年著《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前者摘录《论语》、《中庸》、《孟子》、《尚书》、《易经》、《周礼》、《礼记》中一些言论，详加解释。《论学》辑录与友人辨学的言论而成。强调循《周礼》，习“六艺”，指责静坐读书以明理之说。
康熙三十七年，李塨42岁，入京应酬会试，获交万斯同、胡渭、王源、孔尚任等人。这年的著作有《学礼》与《小学稽业》。两书皆五卷，前者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士相见礼》各一卷。后者是李塨一部关于幼童教育的专著，内中的课程设计，颇能体现出李塨对颜元教育思想的发展。颜元要求幼童学习六艺，但无具体方案，而李塨在此书中则补充了这一方面的不足。李塨的教育思想不再有专门论述，所以在这里将《小学稽业》作些介绍。是书详细陈述了8岁到13岁的学童，应该学习的礼、乐、诗、数四种学科的具体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学乐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律吕理论、器乐、诵诗、舞蹈。律吕理论的要点是“六律正五音”。六律其实就是前面说及的十二律，因分为阴阳而阴统于阳，故称为六律。五音为宫、商、角、征、羽。“六律正五音”是以十二律来校正五音或七声的基音，这正是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核心内容。器乐是学习吹奏乐器，诵诗包括诗的朗诵和诗的歌唱。李塨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种“勺舞”，舞蹈分文舞、武舞两部分。李塨曾教习幼童演习“勺舞”给颜元看，颜元观后大加赞美。学乐用现今的话说，就是包括审美在内的艺术教育方面的内容。学礼的内容，有关于应对、洒扫、进退、事父母、事教师、敬尊长、修容貌、交友、祭祀等礼节的学习。大体上偏重于道德品质的教育。学书的内容，是六书大意、字形、训诂、声韵、书法、经史等方面。学数的内容，是九九表、珠算加减法、因乘法、归除法等方面。后两者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课程。当时流行最广的是朱熹编的《小学集解》，但只收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等方面的名言与故事，内容集中在道德教育上。《小学稽业》不仅注意到了道德涵养上的教育，而且更加重视艺术的、理智的教育，接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关于《小学稽业》的这段文字，系参阅了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下册中的“李塨论小学课程”一章中相关内容而写成的。
康熙三十九年，43岁的李塨。著《人论》、《养生论》、《辟佛论》，后收入《恕谷后集》。
康熙四十年，李塨45岁。始注《周易》，54岁时刊刻《周易传注》七卷。这是李塨用力甚勤、系统而完整的一部易学著作。李塨强调，圣人作《易》的宗旨，是专门为了“人事”这一专题而作的，无关于“天道”：
自田何传《易》而后，说者棼如，而视其象忸怩，征其数穿凿，按其理浮游。而尤误者，以《易》为明天道之书，于是陈抟《龙图》、刘牧《钩隐》、邵雍《皇极经世》并起，探无极，推先天，不惟易道入于无用，而华山道士，青城隐者，异端隐怪之说，群窜圣经。而易之不亡，脉脉如线，圣人之作《易》，专为人事而已矣。《周易传注序》。
这是自成一家之说。他不同意把《周易》与“天道”牵涉在一起，认为应当撇开“天道”，着眼于“人事”。这样的理解，是不合《周易》本义的。《系辞下》明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务，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的作者，把“天道”、“地道”、“人道”作为研究对象，想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并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概括。由于历史上种种解释《周易》的著作，在“天道”上增添了众多的“异端隐怪之说”，这使得李塨激而不言“天道”。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在李塨看来就是令易道归于“异端隐怪”的典型。《皇极经世》以《周易》六十四卦的推衍，说明天地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种先天图式，并论证了天地万物都是按照这一先天图式的体现，带有浓郁的神秘感和宿命论的色彩。李塨以为，易道的诠释再也不能在“天道”上做文章了。他觉得应该在“人事”上去发挥《周易》中的义理，但又归之为圣人的意思，这是李塨圣人崇拜情结的反映。关于“人事”的具体内容，将在第四章中详述。
康熙四十三年，46岁。修《颜习斋先生年谱》。
康熙四十七年，50岁。作《平书订》十四卷。《平书》为王源所作，今已不存。《平书》论述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财用、河淮、刑罚、礼乐十事，共分上、中、下三卷，由十五篇论文组成。《武备》有上、下两篇，李塨以为无关经制而删去，故《平书订》为十四卷。王源是以喜兵法著称于世的，王源拜颜元为师时，师生当即纵论兵法。李塨对《平书》提出的问题和见解，作了深入的探究，并将己意与颜元、恽鹤生的观点附于书后，以“平书订”为名。颜李学派的经济思想与社会政治主张，在《平书订》中得到了系统的发挥。同年成《学乐》四卷，此为李塨一生嗜好音乐的产物。“著《学乐》卷四，录与河右先生考习诸语，并歌舞诸法，琴箫诸法。”
康熙五十年，52岁，著《学御》。“著《学御》，骑法、饲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李塨在51～52岁时，到陕西富平县助友人杨慎修理政时，一位叫蔡瑞生的把总自称后学，向李塨求教。李塨对他讲述了儒家与佛教的区别，两人又在射箭与技击上有过较量。蔡瑞生是一位武将，他向李塨传授了如何骑马、养马、相马的方法。
康熙五十一年，55岁。为一系列的儒家经典作注，一直到68岁时止。计有《春秋传注》四卷、《诗经传注》一卷、《论语传注》一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这些著作的写成，说明他在治学方法上已与颜元有所不同，即重视经学的考据，为受毛奇龄的影响所致：“塨《传注》之文，实授予毛河右先生。先生曰：‘注经必宜洁古，古则理足而辞易明，断不可如宋人禅语乡谈，一概污秽拉杂。’”
康熙五十九年，62岁。成《传注问》，包括《论语传注问》、《中庸传注问》、《大学传注问》
雍正五年，69岁。始著《拟太平策》，71岁完成。自称“一生总结是此书”。李塨著此书目的，是向清廷上“治平之策”：
儒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幸际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下之义矣！《拟太平策序》。
时在雍正初年，正处康乾盛世，社会已相当稳定。且李塨一生中，在一些清廷要员身上沾了不少的光，尽管他自己有时很谦逊，也主动辞掉些找上门来的美差。这样的个人际遇，加上历史上的盛世，叫他再像颜元那样，耿耿于民族气节是不现实的，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基于上述情景，在李塨心中，觉得不向当局陈上自己的见解，就有负于“儒者”的称号。早年强烈的经世济邦气概，在暮年再一次地迸发出来了。
雍正六年，70岁。《天道偶测》一卷写成。
雍正九年，73岁。著《评乙古文》一卷除上述著作外，还有《恕谷后集》十三卷，这是李塨一生文章的结集，为研究李塨思想的主要资料之一。李塨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以类似于宗教徒般的热情，担荷起传播颜学的使命：“每念颜先生之道一旦堕地，日月翳昏，民物惨愤，五夜辗转，未尝不泣下而沾衣也。”《恕谷后集》卷一《送恽皋闻序》。雍正十年，74岁时的李塨，自知病将不起，作《李子恕谷墓志》。讲了自己的名号的来历与家世的情况，追述了青年时“学成致用”的意识与转益多师的经过。至于从师颜元、达官扶掖以及一生著述，均作了交代。次年，一生以继承与弘扬颜学为使命的李塨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