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公等人由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定时授课，讲经授法，教给各种知识（包括写作知、制、诰等一些文书告示），来提高处理国家政务的能力。
按照惯例，田雨公等这一年的庶吉士应该到道光二十一年才散馆，因为二十一年（1841）是道光皇帝六十大寿，正科改成恩科。（按正常科举是三年一次。但是遇到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称“恩科”）。故于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进行散馆考试，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的，田雨公以二等优异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翰林生活虽然清苦，但境况景遇立马有所改变，社会地位瞬间被拔得老高，号称清贵之选，能享受到很多特殊待遇。比如清代规定文官五品以上才能挂朝珠，四品以上才能穿貂褂。而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官也可挂朝珠，穿貂褂，甚而还会充乡、会试考官，充各省学政。礼遇极隆，升迁很快。
自古翰林院就被作为官员的升转之地，国家的储才之所。一句话，国家安排干部时优先考虑的便是这些翰林士子们。
需要说明的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其嗣子田国俊出生。谁曾想到二十年后也考中了进士，点为翰林，做到布政使、按察使。
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田雨公被安排到武英殿修书处做一名协修员，这应是田雨公授职后的第一个工作。
接下来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充任武英殿总纂官，后又充任国史馆协修、文渊阁校理。
武英殿纂修是个差事，不算官。康熙年间，朝廷开武英殿书局。康熙十九年将武英殿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从翰林院充派。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命将《永乐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世称“殿本”。但是到清道光时，刊书已经很少，武英殿纂修仅存其名。国史馆在清代属于翰林院，掌修国史。根据《清史稿·职官志》，国史馆设总裁若干，由皇帝特简。清文总校一人，满洲侍郎内特简。提调满汉各二人，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官派充。总纂，满洲四人，蒙古二人，汉六人。纂修、协修，无定员。
这期间田雨公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工作之余，和同年翰林们过着风檐展书、雨窗赓韵，诗酒唱和，雅相投契的生活。他们惺惺相惜，互相推重，彼此期许。有时相约到琉璃厂去淘书、品识；有时结伴到古寺名刹怀古抚今。今日某兄邀约，明日某兄赴宴，燕肆之间正是人生得意之时。而这些人中，曾国藩便是一位相交不错的朋友。
道光二十年（1840）应田雨公之请，曾国藩题诗于雨公所画兰草。
浅红生绡一尺半，描金兰叶光烂烂。不知谁氏书画船，遗作君家锦绣段。时弃时取了无凭，花若有情花亦叹。有客对此三沉吟，一夜魂飞洞庭深。故乡蘅杜知我心。
洛阳三月天如银，杨花浩浩愁煞人。美人璇阁弄鹦鹉，伤心不敢当青春。独对盆兰诉幽怨，再拜且为花写真。腕轻著花只嫌瘦，钏重放叶难为伸。帘外双双蛱蝶舞，羡汝自在好要身。搁笔下阶傍花立，临风三嗅馨香泣。
田郎田郎似我懒，反锁衡门走宾馆。三年啖蔗未曾甘，九畹艺兰行复满。不愿举国扬芬芳，但愿同心通悃款。晨书小楷眼欲花，午睡醒来日已斜。从容读书还煮茶。（《曾国藩文集》）
道光二十一年（1841），田雨公、曾国藩相携出游，归后，田雨公录杜诗以应。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中的一首，其诗云：“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一日，曾国藩“至汇元堂拜田敬堂尊人寿，因在彼处应酬一日”，期间因多看了田雨公家眷两眼，甚感无礼。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曾国藩祖母七十六寿辰，“田雨公早早来到曾宅祝贺”，而曾国藩却因一时没有准备而变得局促不安。
道光二十三年（1843），田生蕙来到北京。田雨公为其父举行了祝寿仪式。祝寿者有钱振伦、郭雨三、毛鸿宾、金国均、曾国藩、晏端书、何桂珍、祁宿藻等人，摆桌两席。席间曾国藩为其父写下了六十寿序。全文如下：
道光某年月，为我年伯昆圃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丐余以文为寿，且曰：“古者，称寿不必揽揆之辰；寿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归氏、望溪方氏尝为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寿序者犹昔之赠序云尔。赠言之义，粗者论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蕲其所未至。是故称人之善，而识小以遗巨，不明也；溢而饰之，不信也；述先德而过其实，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亲者也；为人友而不相勖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寿亲者，于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质言。凡生平庸行、众人所恒称道者，不足为君述。吾父早岁以课徒为业，迄今几四十年。尝曰：‘塾师鲁莽塞责，误人子弟不浅，吾不敢也。’戊戌，雨三幸成进士，选庶常。吾父书来，戒以初登仕版，勿轻干人。”于戏！安得此有道之言乎？盖自秦氏燔群籍，教泽荡然。汉武帝始立《五经》于学宫，使诸生各崇本师，置博士，举明经，而圣吉乃绝而复续。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并立程朱之义，使天下翕然尊尚，而圣贤之精蕴始照灼于幽明。二君者，盖见夫学校之不可复，故定为功令，使人以此为禄利之途，而阴以尊儒术而阐大义。由今言之，明圣遭于煨烬之余，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陬下士皆得闻道者，不得不归功于二君。然使人以诗书为干泽之具，援饰经术而荡弃廉耻者，又未始非二君以启之也。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干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禄利无尽境，则干人无穷期。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以此教，所从来久矣。百步之矢，视其所发，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途，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诫子，首在不轻干人，则平日之立教，所谓不误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处取与之间，士大夫或置焉不讲。而乡里老师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绳共门徒。吾父课徒山中，亦有年所，每诫小子，辄曰：“俭约者不求人。”与先生辞旨略同。而吾党郭君雨三，亦得父训以成名。当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误人子弟，而吾辈一离膝下，乃反自误其身。日偈月玩，委弃而不克自振，终且不免于干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犹不敢谀词欺吾友。是或为先生之所许乎？敢以为长者寿。（《曾国藩文集》）
序中透露出田生蕙训诫田雨公“勿轻干人”，这为田雨公一生为官做人定下了一个基调，以致“与官交无私面及竿牍片字”。立身刚正，风骨峻峭，清誉满朝，都得力于其父的教诲。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六日，内阁发布道光皇帝上谕，要大考翰詹。清制，翰林院官员自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詹事府自少詹事以下，中允、赞善以上；每隔数年（一般是六年），不定期召集考试，不许称病托词，规避请假，称为大考。大考据考试成绩，最优者超等升擢，其次酌量升级或遇缺题奏，成绩一般的留任，最下的分别降调、罚俸、休致、革职。
田雨公同年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写的家信中，对这次考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场，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别誊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余皆整齐完场。十一日，皇上亲阅卷，十二日，钦派阅览室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十四日引见，共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曾国藩家书》）
大考是翰林最大的关口。忽然要大考，曾国藩用“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来描述翰林公们的心情。而田雨公当然也在惶悚之列。考试中甚至还有人带小抄，一个叫如山的旗人翰林被抓住送交刑部治罪，是田雨公他们的同年，也是有名的书画家。而这次田雨公的考试成绩为二等十一名，为记名候升者五人之一。
谕内阁、此次考试翰詹各员。经阅卷大臣等校阅进呈。朕复详加披览，亲定等第。一等五员，二等五十五员，三等五十六员，四等七员。其考列一等之编修万青黎、殷寿彭，俱著以侍讲学士升用；左庶子张芾，著以少詹事升用；左中允萧良城，著升授侍读；编修罗惇衍，著升授侍讲；二等之检讨曾国藩，著以侍讲升用；编修丁嘉葆，著升授侍读；编修郭沛霖、杨能格、方墉、吴敬羲，均著以赞善升用。以上各员，现在无缺可补者，俱著先换顶带，在任候缺。中允孙铭恩、检讨王东槐、编修徐士谷、金国均、田雨公，均著记名遇缺题奏。孙铭恩、王东槐、徐士谷、金国均、田雨公、何绍基、福济，著各赏大卷八比缎袍料一件，小卷江褂料二件。吕佺孙、李承霖、陈宝禾、梁国琮、黄琮、段大章、恽光宸、祁宿藻、赵振祚、蔡宗茂、汤云松、史淳，著各赏大卷袍料一件。该员等其各勤学砥行，以副朕培养人才至意。（《道光实录》）
道光二十七年（1847），又举行一次翰詹大考，这一次田雨公排二等十五名，还是著记名遇缺题奏。
谕内阁：此次考试翰詹各员，经阅卷大臣等校阅进呈，朕复详加披览，亲定第一等四员，二等五十四员，三等六十员，四等三员，不列等一员。其考列一等之编修王庆云、俞长赞俱著以侍讲学士升用；编修支清彦、潘曾莹俱著以庶子升用；二等之编修冯誉骥，著以侍读升用；侍读许乃钊，著以庶子升用；编修杨式谷，著以侍讲升用；编修宋晋，著以中允升用；编修王履谦、何若瑶，俱著以赞善升用；修撰龙启瑞，著以侍讲升用；编修徐玉丰，著以赞善升用；中允钮福保，著以侍读升用；以上各员，现在无缺可补者，俱著先换顶带，在任候缺。编修孙锵鸣、边浴礼、侍讲学士曾国藩、编修张炜、钱振伦、洗马田雨公、俱著记名遇缺题奏，并各赏大卷八丝缎袍料一匹，小卷八丝缎褂料二件。侍读学士新升詹事府詹事何裕承、著赏给大卷八丝缎袍料一匹。小卷八丝缎褂料二件。编修杨福祺、毛鸿宾、翁同书、陈庆松、廉师敏、何彤云、沈大谟、赞善胜保、编修孙鸣珂、侍读萧良城、编修梁敬事、史淳、张金镛、蒋琦淳、侍读富呢雅杭阿、编修刘昆、王景淳，俱著各赏大卷袍料一匹。该员等其各勤学砥行。以副朕培养人才至意。（《道光实录》）
两次翰詹大考，田雨公都名列前茅，其博学多才及在武英殿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渐渐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多次被钦点为同考官、副考官、正考官。
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被选为甲辰会试同考官，总裁为穆彰阿。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考试，同时还充任考试汉御使一职。然而却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件，从这次事件当中，我们发现了田雨公刚正不阿的一面。
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王鼎尸谏案”。王鼎效仿古人史鱼自缢身亡，以死来劝谏道光皇帝。在给道光皇帝的遗折中指出“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这个穆指的是穆彰阿（穆当时权倾朝野，门生弟子遍布），林指林则徐。当时穆彰阿窥主游移，以“和”迎合道光皇帝。而尸谏案发生后，穆的羽党陈孚恩首先侦知此事，迅即告知穆，穆命与王鼎同乡的张芾、聂沄以威逼利诱的手段，从其子王沆的手中拿走遗折，另以他折上奏，致使王鼎死不瞑目。而事件中的聂沄因此备受穆的青睐，许以某年大考登魁。道光二十四年即甲辰科考，穆彰阿意欲聂沄为科考第一名，于是遍嘱其他三总裁及十八同考官，并授以关节。而在十八同考官中就有田雨公。他虚以应酬，在第二天的考试中，发现有关节的试卷，他遂抽出试卷，锁入箧中。其他同考官没有发现聂的试卷，便到处找寻，最后在陕西考房中找到田雨公，他心知肚明，故意说道：“我昨夜不小心，有一试卷被蜡烛烧烬，莫非是诸君所要找的吗？我明天自会请求失职处分。”众人面面相觑，默不作声，聂沄遭了现世报。穆彰阿也只好作罢，对他的这个犟学生也无可奈何（穆彰阿是田雨公的座师），此事自是不了了之。
其实当时的穆彰阿大权在握，朝野上下无不知晓，科道九卿的升迁多取决他本人的喜好。田雨公有此一事，足见其胆识和人品。我们不妨看一下清人李岳瑞写的《春冰室野乘》，记载穆是如何的大权在握，专横跋扈。
顺德罗椒生尚书惇衍，泾阳张文毅公（芾），云南何根云制府（桂清），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且同出汤海秋农部房，海秋为之狂喜，赋《三少年行》者也。时道光末造，穆鹤舫相国（彰阿）执政，炙手可热，张、何两公皆附之，独椒生尚书绝不与通。散馆后，初考试差，三人皆得。差命既下，尚书往谒潘文恭，文恭问见穆中堂否，曰：“未也”。文恭骇然曰：“子未见穆相，先来见我，殆矣。”尚书少年气盛，不信其说，亦不竟往。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紀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所为也，其权力回天如此。国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尚书一人而已。实则张、何之年，皆小于罗也（考是年登科录罗十九，张十八，何十七）。（《春冰室野乘》）
同年八月，田雨公又被选为河南乡试副考官。一方面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历练，另一方面也是对田雨公知识和人品的肯定。清乾隆曾说过“各省正副考官，司鉴衡之任，必得学问优瞻，校阅精明，而品行端正，秉公持正直。”而清代翰林士子多以得学政、考官为荣。
这次乡试考试中河南籍的考生薛书常，就是田雨公慧眼识拔而举于乡的。后来薛书常不负师望，一跃龙门而高中进士。也充分验证了田雨公的识人之明。
道光二十九年（1849），田雨公又被派往江西充当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家书中也透露出“不意放田敬堂典试江西”。江西当时为富庶地，据说考官都愿意到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因为当地所赠比较丰厚，可补京官们左支右绌的经济来源。本来这次曾国藩志在必得，却不想被道光皇帝放了田雨公的考差，可见道光皇帝对田雨公的厚爱之情。
道光三十年（1850），又分别担任复试举人阅卷大臣、武殿试汉御使读卷大臣。
田雨公在任职内尽职尽责，渐渐被道光皇帝所认可。
道光二十六年（1846）被任命为司经局洗马。司经局洗马虽然在六部九卿百官中无足轻重，却是掌管皇家图书的编写、印制，可直接上达天庭，多了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工作当中也会受到道光皇帝的垂询，也较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关于“洗马”一职闹出的笑话，近人朱德裳在其所著《三十年闻见录》一书中亦有记载。洗马一职，秦汉即有之，为东宫官属，太子出，则前驱导威仪。晋以后职掌图籍，隋曰司经局洗马，历代因之。明制，司经局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并有校书、正字，掌缮写、装潢经史子集、制典图书，诠其论谬，调其音切，以佐洗马。清废建储，仍留詹事府为翰林升转之地。司经局与春坊同裁。洗马暨庶子等并入詹事府。唯结衔仍署坊局字样而已。其洗字本读先，上声。而俗读久如洗涤之洗。于是清华之职，乃若躬司洗涤马匹者矣。明人关于洗马之记载，有可发噱者。如《病逸漫记》云：“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戏曰：‘君职在洗马，所洗几何？’刘公应声曰：‘厩马皆已洗，独大司马洗不得也。’闻者为之绝倒。”耿向定《先进遗风》云：“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行次一驿，其丞不知为何官，与之坐而抗礼。座然间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俄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公曰：夫固宜然，待其至而让未晚也。”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跽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见，蒲伏阶下，百状乞怜。公卒亦不较。两事均堪捧腹。洗马之贵，驿丞不知，乃就字面解释而轻之。（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
洗马一职虽然比较位微，但却是官员的升转之地。较为人熟知的杜受田、张之洞，也都是通过洗马一职作为晋升之阶的。
道光二十八年（1848），被擢为鸿胪寺正卿，掌朝会仪节等。说明了田雨公是一个善于统筹全局、事无巨细，而又深谙机栝且执行力很强的一个人，如果不这样，恐怕难当此任。这一年当中，国家每次举行的重大朝会及祭祀和安排接待四方藩务人员，均由田雨公主持操办。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八月，田雨公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兼领稽察右翼宗学。大理寺古称廷尉，负责审理讼狱。大理故主平反，然官此者多簿书期会、随例画诺，而田雨公独穷研详究，间于定案加纠驳，“时称允当”。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田雨公的职位一年一迁或两年一迁，还多次参与了乡试、会试等考试，足见他的学识和能力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认可；而在公务之余，道光皇帝经常在便殿召见，向其问政。田雨公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引经据典，历数各代治乱之由，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直陈当下漕运、盐务、吏治种种弊端；不避忌讳，颇有汲黯之风，为国家计、为苍生计，多不顾身。为此，道光皇帝多“嘉纳焉”。这种君臣之间的际会让田雨公踌躇满志，等待他的或将是大好前程。然而，正当宠誉日隆，皇恩浩荡之际，却随着道光皇帝的死去而变得前途未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