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田氏明洪武年由陕西米脂迁移于此。史书记载元末明初，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米脂当时饿殍遍野，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十户不居其一，人们只好离乡背井，四处求生。田氏远祖名奉家，亦属逃难之列。一日行经此地，见山水俱佳、民风淳朴、土地饶广，便择居而处，肇基于此。经过几代人的休养生息，艰苦耕作，到田宿这代人终于有了改观，家境渐渐有所好转，粮食也有了富余。因出粟赈灾，被旌为尚义良民；其子田崇良，也因出粟赈灾，被旌为尚义千户。俗话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经济上的充裕，使父子二人有能力开始延聘塾师，教子孙读书。天遂人愿，终于有了第一代邑庠生即秀才田鑛，算是第一个穿长袍的读书人。然而仅仅博得一个秀才名衔，只能算是有识阶级的最底层。而田鑛的儿子田有井是这个家族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大约生活在明万历年间，县志记载他为一贡生，做过一任小官——省祭官，相当于现在地方上的监察官员。但他却是才品兼优，长于决讼。公务之余，闲暇之时，常常与子弟讲经论道。言语间常常慨叹道：“吾家读书久不效，后世子孙当努力为学，方不坠吾家风”。又言：昔齐田氏五世而昌九世而王，安知我香河田氏无有一二人物，光前裕后，济世安民。于是约定家规，诫子孙以圣贤为法。此后香河田氏允忠允孝，耕读传家，渐至清中期而成为邑望族。子弟中有读书致仕，入幕做官的；也有威望日隆，学养醇厚的耆宾、介宾、大宾；有在别处当训导教谕的，有开馆授徒，声布四方的饱学之士；也有坐镇京津、贸易淮扬、经商辽东的富商大贾和商界精英。然而人才泛泛，却没有一个正途出身。中举人、考进士、点翰林是多少人多少代梦寐以求之事，只有这匹千里马——田雨公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也让这个家族大放光彩，至今村中父老乡亲都以此为荣，一谈到田雨公便有说不完的话题，怎样会读书，怎样会断案，文官如何下轿、武官如何下马等等，坊间种种的传闻，听来令人啧啧称叹。现在香河村后人为了感念先贤田雨公和他的儿子田国俊（咸丰九年的进士，后入翰林院，做到贵州按察使）懿德风貌，特尊称本村为翰林故里。既是怀念曾有的辉煌过去，同时也是对后辈的一种无言激励。
当谈到某个人时，往往要谈到他的祖父、父亲。追根溯源，盖童稚之时，受祖父、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潜移默化，自是养成一种禀性习气。心性的浸染也决定了其成人后的认识观和世界观。田雨公的祖父田士蔚、父亲田生蕙无疑对他影响是至深的。
田士蔚字豹文，太学生，生于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他是这个家族中很有威望的一个人。少小读书常能见文中大意而又多与先贤暗合。后因生计困顿，遂放弃读书转而去安徽、扬州等地做茶盐生意。平常在家的时候，孝顺父母，友爱弟兄，治家认真严肃，从没有一点迁就敷衍，也不俯仰于世，立心坦白，遇事敢言；与人相处又介而有容；古道热肠，常常急公好义。他教育子弟又常常以祖训为法，“至今经学文章科名日盛皆公之教也”。后来，田雨公通籍翰林后，为其祖父勒刻墓表，以彰扬他的恩泽深长。墓表由当时的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贾桢撰写，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寿阳祁隽藻书丹。墓表中特别提到咸丰五年一家叔、侄（田雨时、田雨人、田国俊）同时考中举人，成为当时街头热议。二人不得不感叹道：“公之遗泽孔长，公固有以知之矣，岂待三槐之植而后可卜哉”，对此敬慕不已。
田雨公的父亲田生蕙字崑圃，道光、咸丰年间研习性理之学，被时人目为大儒，尝讲“儒业宜师法程朱，以诚意正心为务，圣贤之道惟躬行而有得焉”。这与同时期的理学大师倭仁所主张的理学观念有惊人的一致。倭仁被时人称为“孔孟程朱之真传”，是“程朱之正脉”。倭仁理学思想的特色是躬行践履，主张排斥王（阳明）学，纯正道统。无疑田生蕙是道咸时期程朱理学的服膺者和布道者。
俗语谓非常人必有非常之事。田生蕙少时便与众不同，“自幼不喜与群儿嬉”，常常一个人手书口诵，几乎到发痴的程度，人过其身，竟不之觉。一日读书错过了吃饭时间，索性继续读下去，其父质问，他回答道：“儿读书充饥，不觉饿”。长大后又刻苦励学，“绝征逐之交”。当许多年轻人沉迷于声色犬马间，他却三更灯火五更鸣，废寝忘食地读书自娱。然而文章憎命达，每次试则优等的好学生，却在乡试中屡屡受挫，使人不由得想到“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这条读书人无法回避的魔咒，只得在道光庚寅年由学使考贡成均，被推荐为国学生。
乡试的失败，使他不再留恋依靠科举求取功名，转而开馆授徒。然而这一干竟达五十年之久。执教期间，生蕙悉心训迪，“虽一饭之顷而口讲指画不少辍”，学生中捷南宫、登仕版者不可枚举。这之中就有他的三个儿子：雨公、雨时、雨人和他的孙子国俊、朝俊、邦俊，还有本县的举人吴树人、南娄张景星、进士石寅恭、还有少年名士石寅衷，生蕙特意把田雨公之女许配与他。而当他的两个儿子田雨时、田雨人和孙子田国俊同时中举，却“悚然畏惧于天道之恶盈”，不汲汲于功名至此立见。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当别人处在艰难险危之中，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帮助，而后又不求回报，这样的人常常会受到别人的尊重与爱戴。时盂县姓康的县令，解职以后，在太原病逝，妻子、儿子均先他而去，只有一个小孙子才刚刚几岁，还需别人照顾。生蕙主动操持此事，慷慨解囊并号召同人捐款，助其亲人扶榇携孙回到故土。本县一位诸生在北京授徒讲学，暴病而亡，将要被人葬在义园，生蕙写信告知在京做官的儿子雨公，让他资助其灵柩返乡，不使其客死他乡，岁岁少了亲人祭祀。有一人逾墙进来偷盗，被佃户和家人抓住，意欲送官治罪，田生蕙知道后，就说：“这个人平素不是此种人，必是不得已才行此下策。”问之，原来其家几天都无米下锅，家中妻儿老小实在饥饿难耐，被逼无奈，想窃些麦子回家，不料被发现。生蕙听后，不假思索道：“救人如是救己”，遂取家中余麦送与他，嘱咐其好生做人，不能行此苟且事。
盂县县令听到田生蕙的人品和学识后，特聘为秀水书院讲席。县令“倡举节孝”，田生蕙命儿孙辈力为赞襄，先后采访得节妇五百余人，孝子四人，次第请旌建牌坊以彰潜德。
田生蕙德行道艺久为一县所矜式，道光甲辰年被举为乡饮大宾，同治元年诏举孝廉方正，“官绅咸以应其选”。
田士蔚、田生蕙父子二人学养深厚，品行卓著。田雨公身受其教，浸润恩泽，更是加重砥砺修养。所以说经过几代人的沉淀，到田雨公时厚积薄发，困极而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雨公小的时候特别聪明，五岁开蒙，父亲教其读《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格言》。雨公过目成诵，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让他的父亲欣喜不已。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天性聪颖，身无旁骛，看来是可造就之材。小的时候，生蕙经常给雨公讲那些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历史人物，雨公听后，对他父亲讲：“大丈夫本该如此，儿应向这些先辈们学习”。后来，雨公在他父亲的教授下学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春秋》、《诗经》及诸子百家。从后来的诗文当中看出他特别喜欢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终身成为案头之物。稍长即研习制艺（八股文），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十八岁那年院试，“成为邑庠第一名”，被时人“目为国器”（光绪县志）。当然少不了个人的寒窗苦读，焚膏继晷，以及父师的严格督导。
有时在想，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一种人，好像天生就是为着读书而来。从最初的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直至上到大学，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春风得意。虽然也不乏方仲永之流，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但是造化弄人，偏偏就有传说中的这种人。
田雨公少年聪隽、性质温美、学问优长，渐渐为当时士大夫所赏识。时任山西学政杜受田磨勘留档试卷时，更是推崇备至，激赏不已，“洵佳士也”。道光十五（1835）年，雨公来到省城太原应举人考试。这一年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邓瀛，字介槎，福建上杭人，善于制艺。
这一次乡试考题为：“盍徵招角，是也”，语出《孟子》梁惠王；其次做诗，题目为“长风万里送秋雁，得‘秋’字”五言八韵。其实闻道有先后，却是术业有专攻。一个人的文学才华不仅在于学富五车、淹通古今，而在于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年苏轼作“刑赏忠厚论”内引用尧帝一典，欧阳修盛赞苏轼其文本自天成，并说“此子文章将独步天下”。所谓锦绣文章，非但言语华丽、气象万千，而且浑然天成，不见雕琢之痕。考卷交上去后，被定为亚魁，也就是举人第二名，这无疑是对田雨公学识的极大肯定。之后，田雨公拜访了老师邓瀛（清朝有一规定，这一科是谁负责主考的，学生都要执弟子礼），邓瀛大赞其才，并延为自己的座上宾。并嘱咐他要百尺竿头，更上一层。田雨公又向老师请教了学习制艺的方法、要领。老师毕竟是过来人，遂将多年来的考试心法一一讲与雨公听。最后老师要求多研习明人制艺及定期进行练习，并与雨公相约在京城见面，雨公拜谢而去。这一次的考试成功跟老师的提携栽培有关，更提振了雨公信心和勇气，等待他的将是三年以后的会试考试。
闲云潭影，物换星移。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马上就迎来戊戌年也就是道光十八（1838）年的会试考试。一日，田雨公在父亲和族中长老的带领下，来到田氏祠堂，祭拜历代先人。他是香河田氏族人中第一位举人，这给他们带来无上的荣耀和会心的满足。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已是十几代人，世世代代的期盼，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告慰历代先祖在天之灵。封建社会下的这种家天下教育，只有读书出仕，才是全天下老百姓的唯一出路。只有站在这个制度的上层才能治国安邦，才能为民请命，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封妻荫子。毋庸置疑，这是封建时代每个家族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也有，财可敌国的富商巨贾，却常以无功名为憾，总要想方设法捐一个红顶来充门面，以致晚清买官卖官成风，官场加速度地腐败，终致亡灭。后又选一吉利日子，带上果品糕点，香纸蜡台，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祖坟地——东院坟地烧香祭祖，算是一种告别仪式。说到东院坟，村里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传说田雨公六世祖田大亨，一生行善积德，常常周济生活窘困人家，有大善人之称。一日救助一老者，老者深通堪舆之说，为了答谢田大亨，遂留下一句隐语——“村之南、河之西，旁可置百家，后有贵人出”，作为田大亨百年后的窀穸之地。据村里老人们回忆说，东面的山像一座太师椅，而对面山势平坦就像一个书桌。好像是有人坐着太师椅看书办案，只是在日本人侵略期间欲修一条通往西南方向的路，被人建议取道东院坟，才破坏了它的风水，至今遗迹仍在。这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能当做故事听。但无论如何，田雨公的出现算是应验了这个谶语。
初春二月，田雨公辞别父母兄弟，踏上了去京城的道路。出娘子关、经获鹿、过保定，这条几百年来，无数举子走过的路，现在就在田雨公的脚下。对这个刚过而立之年，将来位列九卿的中年人来说，当时心境又该是怎样的呢？
这一年的大总裁是大学士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工部侍郎廖鸿荃。十八同考官内有季芝昌等人。田雨公自是不负众望，被录取为二甲四十五名，这在清代盂县的进士考试中，只有田嵩年一人稍居其于前（田嵩年为二甲第五名）。这应该是不错的成绩，首次出山，便马到成功，成为令人羡慕的联捷进士。所谓联捷是指，在中举之后，又连续考中进士，又叫两榜进士。古来多少读书人蹭蹬科场几十年，幸而得一举人，却又止步于进士面前，真是情何以堪。以致吴敬梓满腹孤愤，只好写小说来排遣。蒲松龄写鬼画狐，瓜棚豆架之下做起了隐士。他二人若不靠了这两本书，岂不也是汲汲无闻？后世人又怎能知道他们也是科举制度下的失意文人？所以说田雨公是很幸运的，要知道清代科举在取士过程中很多的随意性。比如：在光绪十三年的考试中，翁同和就这样记述：“一等柏森（写作净），二等荣林（字好）海昆（字劣），三等世续（倒写一字）锡锐（空格未填）”，以字好坏来作评判的一部分。同一年考取进士的曾国藩就因为字写得不好，被定为三甲同进士，成了曾国藩一生引以为恨的憾事。清末的梁士诒本被选为一等第一名，就因为是广东人，慈禧听信谣言，认为他与康祖诒、梁启超有关系，就把他降到第四名。现在看来科举选拔中应有偶然成分在里面的。但是个人实力却更是他们一举成名的法宝。清末著名大儒王闿运，论才学、灵气，那都是人中之凤。可就是在咸丰九年会试考试中，考试题目为“高车高梱”，本出自《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一节，可是他却误以为出自《孟子》，风马不相及，结局可想而知，科名更在孙山后。更可叹的是他的朋友，肃顺的心腹幕僚高心夔居然两次败在同一问题上。咸丰九年（1859），高心夔应会试，肃顺任收卷大臣，一心想把状元帽子给高心夔戴上。又怕有才华超过心夔的，便想了个办法，限定下午四时必须交卷，不料还不到四时便有一人交了上来。肃顺气得一把塞在朝靴筒内，直到回家脱靴才发现，不觉吓了一跳，急忙派快骑将试卷送到阅卷大臣处，阅卷大臣以为这个卷子肯定是头等重要的，乃作为第一名呈给皇上。高心夔也在前10名之列，及到殿试，肃顺还是暗中为心夔争状元。然而，鬼使神差，心夔在作命题律诗的时候，诗题限押“文”韵，而误入“元”韵，遂不与三甲之列。状元衔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次年会试，肃顺再次轻身犯险为高心夔“助拳”。这年恩科会试，心夔入了二甲，参加殿试。肃顺神通广大，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立即把心夔叫来，嘱咐他连夜赶做。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场中三百多人，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心夔大喜，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匆匆写就，出来就找肃顺报喜。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大叫“完蛋！完蛋！”原来，高心夔记错了韵部，押韵的八个字除了“门”字外，都押到了“十一真”韵，而“门”字在韵部却属于“十三元”。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榜下，心夔又列四等。同时落选的王闿运幸灾乐祸，送他一副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看来古代士子非得穿凿经史，熟读百家，搜罗百代，蕴藉宏博，或许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其他如龚定庵、张穆等，怀才不可谓不富，声名不可谓不响，但均铩羽而归，科场不能得意。可见在过去中个进士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田雨公经过一系列复试、殿试、朝考，由道光皇帝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而这科也被称为得士最盛，原因是清代考试有响榜和哑榜之称（清代中举、中进士都要张榜公布）。同一年中有曾国藩、晏端书、钱振伦、毛鸿宾、田雨公、何桂珍、陈雨沛、宝鋆等人，有的成了封疆大吏，有的入主军机，所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响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