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姆斯丘陵地带贫瘠的田野里和开阔的峡谷中，罗曼·罗兰度过了自己“鼠笼”式的童年，他上中学时的少年时代又是在喧嚣的巴黎街道上度过的。中学毕业后罗曼·罗兰像他的穷同学们一样，终于摆脱了那种痛苦的折磨，噩梦一般的考试，那个狭窄的通向另一个世界——大学的校门终于被这位坚韧的少年给打开了。罗曼·罗兰实现了全家对他的期望，他为从此丢掉了沉重的考试负担而欣喜若狂，完全可以保证不失体面地勉强糊口，终于有了立足于思想界的把握。尽管大学生活也是在似乎是完全真空的更加狭小的天地——高师的学生宿舍里度过的，但在这所被戏称为“人文主义修道院”的高等学府，罗曼·罗兰终于向忧郁和愁苦的过去挥手告别。
罗曼·罗兰把高等师范学校称为“人文主义修道院”，这称号对这所人才辈出、闻名全法国的高等学府再确切不过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学者提倡的人文主义是指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研究工作。当时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热心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已成为当时盛行的一种风气，其目的在于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中挖掘出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针锋相对地反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权统治。后来，法国学者广义地称资产阶级文化的传统精神为人文主义。至于所谓“修道院”，在罗曼·罗兰的思想中，主要是指高师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并且制订了一整套严峻的清规戒律来束缚学生的手脚，使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社会，整天埋头故纸堆里，仿佛接受的是修道士式的清苦勤劳的锻炼，过着修道士式的学者生活。但从某种意义看来，“修道院”这个称号也说明了该校严峻的校规和勤学的校风培养了学生不知疲倦的勤勉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风格。
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在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学术圈内，都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这所大学的学生经过3年学院式的教育，毕业之后在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学界的活动，素来被人另眼相看，备受尊重。比方，有些高师毕业生后来成了作家，在出自己的著作时，常常在自己的名字底下，加上“高师旧生”的字样，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增添著作的名气，这正如另一些作家在他们的名字下边注明“法兰西学院院士”一样。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一朝考上高师，“就有了生活在思想界即使是在它的古冢丛中的把握”，意思是说即便高师毕业后不能在当前的文化界、学术界立刻崭露头角，至少可以长年累月地埋头于故纸堆中，翻阅发黄的草纸，写有关久远年代的文章，过一种学者式的生活。但不管怎样的称谓，像历史学家勒南在《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一书中作过精彩描写的宗教学校培养年轻的神学工作者一样，像美利坚合众国的西点军校培养未来的军官一样，法国的高等师范学校培养“高师学生”——未来人的未来教师。这所学校每年都要把优秀毕业生选拔出来充当本校教师，把法兰西文化的传统精神和经过检验的教育方法富有成效地有机结合起来，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学校把容许学生享有有限度的自由，致力于发展学生的全面教育作为宗旨。所以法国最渊博的学者都出生于高师，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罗曼·罗兰20岁考入高师，23岁毕业，在那里度过了3年的大学生活。在中学时代的那些年月里，罗曼·罗兰虽然曾热衷于哲学——津津有味地研究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前后各流派的哲学理论，阅读过斯宾诺莎等许多哲学家的哲学原著，但一入高师，他也必须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前途，要考虑自己未来的生存，他在可选择的文学、哲学和历史3个专业之间徘徊，最终他决定入史学系，选修的主要课程是历史与地理。
罗曼·罗兰投考高师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迫于生活的需要，服从于父母对他所抱有的期望，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艺术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位最合意的朋友，使他始终不能忘情。他曾暗暗地下定决心，如果不将此生贡献给音乐，至少也得贡献给文艺。说来有许多的事是令人费解的：进入高师学习，多半是为了日后做中学教师，或者写博士论文，当大学教授。然而罗曼·罗兰从考入高师那天起，就已经下定决心将来绝不教书，绝不过“孩子王”的生活。但是这听起来似乎又很矛盾，罗曼·罗兰既然已经进入高师学习，既然决定从事文艺，献身于创作事业，为什么却不入文学系而入史学系呢？
文学系需要能言善辩的口才，需要文笔犀制而又恰当中肯的文学批评能力，对于这一行，罗曼·罗兰早就有许多偏激之见。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评论家同时就该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才能的艺术家，这种创造性表现为一种创造的才华和智慧的才华。伟大的评论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地认识创造，掌握创造性规律，使这种认识与探索和自身奇妙的创造性天赋结合起来，像达·芬奇、歌德所具有的那种分析、评论简直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完美创造、完美情趣。然而事实上像这样伟大的评论家却屈指可数、寥寥无几，现实的这些评论家们毫无分析能力，更无创造才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用他们为自己的智力和知识水平操心，甚至有的还可以进行文学、音乐、戏剧的投机，对艺术家、艺术作品任意刁难。所以罗曼·罗兰认为在这些评论家的“阴影笼罩之下”，不知道“窒息了多少生气勃勃的、有才能的人”，他对整个评论界怀有强烈的反感；他认为搞文学批评的人都是由于没有才能搞文艺创作，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些寄生虫，他还把文学批评家比作自己没有本领烹调美味佳肴的蹩脚厨师，他们自己做不出一盘菜，而对别人炒的菜偏要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装出不屑一尝的神气，并且评头品足说菜的好坏，扮演着一个讨厌的游手好闲的角色。
在哲学方面，他认为情况更糟。“那时，哲学并不自由，一种虚伪的唯灵主义，守卫在哲学领域的四周。”高师学生如果希望考试及格，或者能够顺利毕业，必须从心理上，或至少在口头上被迫服从或拥护这种唯心主义的或唯灵主义的谎言。那是培养伪君子的学校。任何一种随波逐流，任何一种谎言，都使他感到深恶痛绝。
罗曼·罗兰选择史学系，这固然出于他对史学的兴趣，但这一选择对他的艺术也有莫大的好处，并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罗曼·罗兰想利用这3年时间，进一步熟悉历史，阅读史学的经典，积累必要材料，为日后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打好扎实的基础。尤其是他对于当时高师历史系的两位史学教授、一位地理教授推崇备至，他佩服他们能够严肃地对待事实，谨慎地处理材料，言必有据，论必有证。实际上，在内心深处，罗曼·罗兰当时已经对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深信不疑，他推崇的这几位老师们的教导成了他信奉的经典史学思想。
这次他选择进入史学系从而为他以后的艺术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他第一次学会了把整部的世界历史看做是各个时代的涨潮与退潮的永恒运动，对于各个时代来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一个活的统一体；他学会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如何观察到事物的深度和广度，大脑中具备了活跃的历史分析才能。另一方面，严峻的青春岁月也有助于他获得历史解剖学家剖析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本领。在当代世界文坛，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像罗曼·罗兰那样，在一切领域都具有如此扎实的、有系统的实际知识基础，即使接近这个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也许他那无可比拟的整理、分析、研究的工作能力，他那超人的勤奋创作精神，他那说理透彻的对事物的分析，正是他在闭门幽居过着修道士式的生活年代获得的，正是他在史学的瀚海中畅游时练就的本领。
刚刚跨入这所高等学府的学子们，同罗曼·罗兰一样，每天过着修道士式的生活，然而他们根本不可能同外面喧闹的世界完全分离，他们也渴望了解世界，了解人，了解自己和别人。青年人的热情与坦诚很快就消除了他们彼此之间因生疏而产生的隔阂。在最初进入高师的几个月里，这些同学之间常常互相交换朋友，熟悉对方的性格爱好，或者所有的同学一起自由交谈，海阔天空，或者四五个人聚集在学习室里、房间里，通过隐隐约约的意气相投，进行交心，结交朋友。这样的生活使罗曼·罗兰平生第一次挣脱了孤独状态。
在与之交谈的青年中，罗曼·罗兰找到了生活中的第一批朋友。这些当初的朋友，后来又都几乎同时成了未来的伟大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像克洛岱尔和罗曼·罗兰本人一样，历经了1/4世纪坎坷以后才名噪一时。法国理想主义新艺术创作流派的三位伟大代表保尔·克洛岱尔、安德烈·苏亚雷斯、夏尔·贝济，恰好在有决定意义的求学时代都是罗曼·罗兰的同窗好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他们为某一目标具有共同的战斗精神，为“广场上的集市”进行过的搏斗就是其中一例。他们蔑视名家高手，并仇恨“冷笑的人”或怀疑论者，同样他们都是在遭到“权威”的歧视、刁难，经受了多年的默默无闻和艰苦创作之后，才征服自己的人民，从而几乎同时扬名欧洲的。如果把这种情况看做是纯属巧合那就太肤浅了。在高等师范学校，在同学之间神秘而又热情的交谈中，产生出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一种不能为同时代人马上接受的新的信念。这些青年大学生彼此激发着的奔放的热情和增进着的对世界的严肃理解使他们彼此接近，共同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使命。罗曼·罗兰、克洛岱尔、苏亚雷斯、贝济这四位朋友，各自按着自己的思想动机，去促进这一信念的巩固。这个信念便是要使意志消沉的法兰西人民重新振作起来，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来促进法兰西民族的振兴。
1888年，罗曼·罗兰用拉丁文标题写了一篇40页的“论文”。在这篇文献中，青年罗兰阐明了自己为促进这一信念而制定的行动纲领——他的道德哲学观。尽管大学生罗曼·罗兰在理论论述中有许多抽象混乱的东西，但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信仰”——对人们爱的思想，个人对人类负责的见解，这就表明了罗曼·罗兰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方向——他打算做怎样的人，怎样的艺术家。
在这个文献中，罗曼·罗兰首先提出了认识论“我感觉，所以它是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只有通过我，才能认识物”。他还对自己的行动制定了《暂行道德准则》，包括如下几个要求：
树立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己提出一定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竭尽全力，磨砺自己的意志。不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身外选定自己行动的对象……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不是以抽象的、一般的、单干的、“办慈善事业”的形式，而是以积极多样的、固定的形式来做个有用的人。绝不放弃为众人做好事的机会（办慈善事业，博得别人好感，显示宽宏大量的好心肠），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来造福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些人……永不停止地寻求真理……
他对自己的艺术观也提出了几条初步纲领，他声明：“我是一个艺术家。在我开始通过自己的艺术发挥观察人生的热情以前，我感到有必要对人生做一番说明，我愿意在动手建筑之前，把自己的建筑物的基础打得很稳固，”于是他提出了“自我爱”、“爱”是一切艺术的基础的观点……
尽管这个纲领有许多稚嫩之处，但它却证明罗曼·罗兰这个有思想的、纯洁的青年具有十分高尚的秉性。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罗曼·罗兰就坚信他是肩负着一种艺术使命来到人间的，坚信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完成这种使命，“论文”就是入世纲领，是做一番事业的决心书。然而大学生罗曼·罗兰虽然开始对墙外那喧腾扰攘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兴趣，但只是在发生特别重大而且令人焦虑不安的政治事件的日子里，才偶尔增强些青年人的决心，譬如，看到俾斯麦德国准备进行军事冒险，法国处在战争前夕，青年们已作好牺牲准备，等待进军的命令时，未来的反对战争的战士头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情绪：“为了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为了理性，为了爱，应当消除仇视以及依靠仇视而得以生存的那些人。……‘我们要抨击战争’，但是要干得更多些，我们要消灭战争！”再如当布朗瑞之流的民族主义者和共和国的敌人企图颠覆共和国时，这位最真诚、最热烈的爱国者强烈谴责布朗瑞的政纲，参加集资捐款以支援反对布朗瑞主义者的工人党的成立。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布朗瑞主义的可耻阴影有扩散到整个法国的危险。到那时我就离开法国。我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失去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我的故乡。”这几行带有天真而爽直的脉脉温情的字句充分体现了罗兰的性格及其疾恶如仇的高尚情操，对自己、对别人的严格要求。——这一切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的特性。然而在平常大学生活的日子里，这个未来的作家仍然还是埋头于书堆，翻阅发黄的故纸，致力于自己的学术著作，写着远离现实生活的文章——关于古典的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绘画、音乐以及渐渐产生轮廓的自己的创作构想。
早在中学时代，罗曼·罗兰非凡的音乐知识和对音乐、特别是对瓦格纳作品的喜爱使罗曼·罗兰和克洛岱尔接近起来。现在罗曼·罗兰与苏亚雷斯的接近并成为终生朋友也是来自于对音乐的爱好。不仅如此，罗曼·罗兰在大学生活中，第三次投入精力，迷恋起莎士比亚。过去莎士比亚曾使他名落孙山，现在却使他摆脱了孤独得到了终生不曾失去的友谊。他在日记中写道：
正是对莎士比亚的迷恋成了我们建立长久友谊的原动力。苏亚雷斯历尽沧桑，现在依旧像从前一样，是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他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灵魂和狂热。……莎士比亚是他的上帝，同样也是我的上帝，我们常常为了莎翁齐心协力地同我们的教授斗争。
不久，这两位高师的狂热分子，由于对“活着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始终不渝的爱慕和对英雄般生活的狂热推崇，又在认识上消除了彼此间的一切分歧。他们面对着这位文学泰斗，把他视为英雄，“无疑都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因为每个人都在他那里找到了自我。但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他（托尔斯泰）是一扇引导我们通向那无穷宇宙的大门，是我们生活的启示。”音乐、戏剧、小说，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是罗曼·罗兰和苏亚雷斯共同的兴趣，并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热爱与崇拜，大学生阶层的共同生活和相似的经历，使他们确立了共同的精神：两个人都有经受死亡打击的悲惨身世，都有曾被封闭的孤独者的感情，都是“修道院”里忍受痛苦的修道士……苏亚雷斯成为罗曼·罗兰平生结交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友谊在这对青年人之间绽出了瑰丽的鲜花，友谊成为他们毕生难觅的一宗珍贵财富。高师三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时，罗曼·罗兰回忆了这段友谊：
在志同道合的情况下，不断出现新的分歧，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岁月结束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0个月，形影不离，同窗共谈，无时不在交流思想，无日不在热烈讨论。令人艳羡的是（在亲密的朋友中可能是唯一的），我们从不反目，从无口角。我们的友谊如长流水，亲密无间，但从不随波逐流，为那些故旧知己、莫逆之交所望尘莫及。偶尔有一点矛盾时心中不悦也不使之溢于言表。我们互相信赖，友谊的坚贞是经受了考验的！
在高师的学习年代，这位高师的勤奋学生一直埋头于书籍和手稿堆中，连罗曼·罗兰的老师勃柳涅梯尔，尤其是加勃里埃尔·莫诺都承认他在描绘历史方面的巨大才能。在历史学广泛的研究领域中，罗曼·罗兰当时特别醉心于由雅柯勃·布克加特所发明和创立的一个学科即文化史。他曾经写了许多习作，如一篇关于16世纪普罗万的神甫克洛德·阿东的作品，只留有标题而没有手稿。同时青年罗兰更感兴趣的是他很久以来一直构思着的一部巨著——叶卡捷琳娜宫廷的文化史。在他所研究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宗教战争时期。这些时期，宗教热情充满着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那时他设想写一部新型的历史著作《灵魂史》，他要凭借他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和雄厚的笔下功力，使过去时代所有历史人物的伟大灵魂、心目中的伟大英雄一一复活。他还选定16世纪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史作为他的研究专题，企图写一部“新型”的宗教战争史。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能够充分体现罗兰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他需要做长时间的准备，然后将他自己的满腔热血灌到古代的“灵魂”身上，深入到每个最典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在他笔下“跃然欲动”。他的设想充满了音乐感和生命的神秘感：“当我在这些不同的人物中都生活过之后，我将把他们熔炼成‘交响乐式的’整体，这个整体并没有阐明任何命题的企图，只要求在一个时期的关键时刻抓住这个时期的主宰，试图充分体现这个历史的一瞬间的生命。”此外罗曼·罗兰偏爱这一时期还因为这个时期各种人物和各色感情极其丰富多彩，不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或是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这一时期的资料特别丰富：回忆录、编年史、报刊通讯，这些资料可以使那些已逝的事物重现在这位“作家”的心头，在这“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产生的这些有用的资料是最新和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罗曼·罗兰要写的这部心理学和现实主义的历史，这部生灵的历史，其目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洞察每个灵魂，因为有时一个人一生中的几秒钟值得用一页的篇幅来分析，几个月却只需写一行就够了，以此通过所写的东西来认识活人，认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罗曼·罗兰写这样一部未来的史学著作是以《战争与和平》为蓝本的。但有一点又是不同的，罗曼·罗兰瞧不起历史小说，他认为历史小说往往任意歪曲历史，他要在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回顾几个世纪以前实际存在的活人，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不写成一般的历史小说，而以完全真实的历史情景和历史事实为背景，写出一部面对现实的小说。
1888年6月，高师第二学年刚刚结束，罗曼·罗兰就拟定了一个终生的写作计划：“我已签订了一个10年契约，它将我和教育事业连接在一起。这样我将履行这个契约，高师毕业后，我必须教7年书。一天也不多教。在那期间，写作我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巨著《宗教战争史》。在这部著作中，我将示范，以便人们知道，史学能够，而且应当实现什么。那就是：使过去时代的一些灵魂复活，真正意义上的复活，在他们完整的现实中加以再创造。这样做，不但要借助于对文献资料的整理，而且要借助于创造性的直觉。这将是我唯一的史学著作。在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同时，我要研究世界，我要以人生为养料。到30岁，我将同时放弃教育与史学工作，于是我将产生我的第一部小说。如果我做不到，那么我就是废物，我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如果我做到了，那么……那么我活到35岁，应当可以死而瞑目了，因为我已经施展出我的能力。”从10年规划中看出，罗曼·罗兰的抱负是多么远大呀！
然而，刚着手创作的作家的这些天真而又虚荣的计划注定不会像他拟定那样得以实现。罗曼·罗兰打算挨个儿再现他的每一个主人公，从麦第奇家的喀德林，从科里尼，从国会议员，从每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展现一些事件，为的是用这种方法创造一部“交响乐”式的《宗教战争史》——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时代图画，只是初步设想，始终没有动笔。这时的罗曼·罗兰不过一头钻进书海之中，无目的地探讨科学领域中许多不懂的问题，但对哲学、生物学、逻辑学、音乐、艺术史等许多感兴趣的知识，他却以深沉的热爱、执著的追求，如饥似渴地大口大口吞饮起精神世界中的这些甘甜清泉。尽管大学生活的课业负担已相当沉重，尽管他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巨著，然而这丝毫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文学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前程，正如树木的生长不能阻碍自己根部的生长一样，他不过是在花费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准备进行文艺创作。其间罗曼·罗兰虽偶尔偷偷地写过不少的诗篇和乐曲，可是他把这些东西锁了起来，永远也没有向人展示。尽管除他自己外没有任何人见过他的这种创作，但这些牺牲的作品为他后来呼之而出的创作铺下了肥沃的土壤。
强烈的兴趣和欲望，促使罗曼·罗兰文艺创作的发生，使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动笔。这时他根本很少考虑明确需要创作的作品，而只是出于要创作一部作品的急切愿望，管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这是生活中最有趣的：人们在决定他们的道路之前，像是听到命运对他发出的庄严号召。他们在地上盲目地摸索，拼命寻找光线进来的地方。他们知道，如果不夭折，就会找到光明的地方。为了挖掘道路，人们胡乱地消耗力量，而这样做是达不到目的的。1888年罗曼·罗兰写出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童年的恋爱》。这位年轻的作家如同第一次做母亲的年轻女性一样，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满怀激情地捧着这部初试牛刀的处女作，登门求教于当时的权威批评家儒勒·勒麦特。谁料这位学阀只是指指点点，敷衍了事，拒绝把这篇稿子推荐到报刊上发表。罗曼·罗兰失望了，他一气之下将稿子撕成碎片。可是处女作如同初恋一样，往往不可能在人们记忆中轻易磨灭。15年后，他在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向德国小姐弥娜第一次求爱的时候，以弥娜的形象重现了《童年的恋爱》中的主人公。
诚如罗曼·罗兰在“论文”中阐述的人生观和创作观，诚如“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为了追求事业，忠于自己、献身真理，从大学时期开始的上述创作，不论经受怎样难以忍耐的无数次厄运和打击，不论多么难以置信的无数次冷遇和考验，他都以一种执著的精神前行。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默默无闻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安乃德等色彩鲜明、令人鼓舞的形象最终被这位坚定的艺术家铸造出来。不过这时已名闻世界的罗曼·罗兰并没有忘记大学生活中最初的创作行为，他在回忆录中进行了总结，以便为那些与自己青年时代有共同“创作思想”的年轻朋友提供经验：
……他们的处女作墨迹未干，便要求不干其他一切职业的权利，而“只从事艺术”……这种行为只能使他们本人和他们的艺术失败。因为，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条件是能够自食其力。人们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是办不到的。那么为了避免一切柴米油盐之扰，宁可当个泥水匠，不要干报纸、杂志、戏剧、出版和编辑，而最危险的是涉及公众的看法问题！我并不排斥一部不成熟的作品会取得意外的成功。但不能寄希望于碰运气！
一个艺术家在写作的时候，眼睛盯着胜利是不健康的。逃避胜利和追求胜利都是不行的。只有专心致力于战斗，才会取得胜利。如果醉心于胜利，表面的胜利就会随之而来！念念不忘胜利会引偏他的创作构思。一个青年作家应该建设他的生活，以致不论什么职业，都应该有意识地去做好，这样就可以保持其创作的自由。
作家不过早地在阳光下展现自己的成果并不是一件坏事：阳光会把幼小的嫩芽晒枯并使其衰老，阴影有益于对艺术家的严格锻炼。我感谢冷漠、敌视和拒绝发表而窒息了我最初的作品。经过10年的窒息，当我终于达到目的时，我已经成熟了，并且武装起来了。我不会再被压倒。但不言而喻，对那些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我是不能表示满意的；我诅咒过扼杀我的人。但他们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懂得了有益的教训：“谁想坚持下去，谁就得忍受。”
文学家的罗曼·罗兰在半个世纪以前总结的经验是多么深邃啊！难道对于今天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想要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少年不具有深刻启迪吗？
罗曼·罗兰的一生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件事是他在青少年时代的各个时期都和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发生密切联系。虽然罗曼·罗兰的日记和书信，各种人写的关于他的回忆录、传记始终把他描绘成一个心灵脆弱、躲避喧嚣的尘世、战战兢兢地保护自身不陷入平庸生活中去的人，虽然他从未寻求过什么人，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他的行为上，他是个深居简出，并像小孩似的羞涩胆怯，喜欢埋头在书堆里的遁世者。但是，生活却遵循着深奥莫测的万有引力定律，总是把他吸引到英雄人物的圈子里，总是让他去接近最强有力的人物。莎士比亚、莫扎特、贝多芬是他童年时代的星座；中学时代，托尔斯泰成了他崇拜的领袖，克洛岱尔做他的密友；大学生活中，他结交了平生第一位挚友苏亚雷斯，使他摆脱了孤独、鼓足勇气，拜访当代贤哲勒南作为他的导师；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哲学成为他宗教的解脱；远在俄国的托尔斯泰待他情同手足，使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发生巨大转折……高师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罗曼·罗兰在那令人称羡的图书馆，在那供给“特权者”居住的宿舍，阅读着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接受着那些最杰出人物的伟大影响。当时盛行着唯灵论的哲学，而罗曼·罗兰却特别崇拜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哲学。斯宾诺莎在与唯灵论的对立中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笛卡尔对整个世界存在的结论是：“我思故我在。”罗兰则说：“我感觉，所以他是存在的。”正是在斯宾诺莎、笛卡尔，还有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这些观点的影响下，罗曼·罗兰由有神论转向自然神论。
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罗曼·罗兰对世界的认识，还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罗曼·罗兰早就以“论文”阐述了自己的道德哲学观、人生观、艺术观，并且以“不创作，毋宁死”为座右铭，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写作计划，但是面对法国文坛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颓废文学的泛滥，他又从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中受到了启发。托尔斯泰曾对莎士比亚给予轻蔑的评价，对贝多芬大加诋毁，对被罗曼·罗兰认为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的音乐嘲笑咒骂……使这位年轻大学生的心一阵阵抽搐，罗曼·罗兰大为不解，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问题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年轻的大学生，在思想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坐在自己的小阁楼里，不顾一切地给极其遥远的俄国写信，向托尔斯泰叙述了自己的苦恼，自己人生观艺术观上的困惑。他的第一封信写道：“伯爵先生：如果不是为了向您表达我对您的作品的热情赞扬，我岂敢冒昧地给您写信……可是，推动我的是一种想知道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只有从您那儿，我才能希望获得答复，因为只有您，提出了那些使我念念不忘的问题。我被死亡这个念头所困扰，而在您的几部小说中，我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这个意念。”这位21岁的大学生向一代人尊崇的领袖提出的关于人生的意义和艺术的目的等问题，说明他对人生和艺术所持的态度之严肃。之后，罗曼·罗兰又给托尔斯泰写了7封信。
罗曼·罗兰写信给托尔斯泰，就像一个绝望的人向上帝祈祷一样，并未指望得到奇迹般的回答，一心只想忏悔而已。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位誉满欧洲的精神大师将一个小纸包——一封38页的法文复信寄到了巴黎米希莱路13号，罗曼·罗兰的住所，热情地回答了罗曼·罗兰提出的问题，并且称罗曼·罗兰为“亲爱的兄弟”。托尔斯泰对这位素昧平生的人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只有使人们团结的艺术才有价值，有价值的艺术家是不惜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先决条件不是对艺术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只有热爱人类的人，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信中还说：“人们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最快乐的心境，莫过于爱别人和为别人献身。爱人甚于爱己，舍己为人，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些话，使罗曼·罗兰在“论文”中阐述的人生观艺术观进一步得到了丰富，这无疑对罗曼·罗兰以后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使这个寻求帮助的青年更加感动的是当代最大名人托尔斯泰竟然放下自己繁忙的日常工作，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来答复巴黎“修道院”里一个无名的大学生的请求，给一个不相识的兄弟复信。尽管罗曼·罗兰不能完全接受这位大师的学说和言论，但托尔斯泰乐于助人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行动，成了罗曼·罗兰生命的起点，艺术创作的起源，道德观念的基础。从那时起，他记住了自己遭遇过的困难，记住了这位外国人给予的安慰，学会了把爱之心、爱之行动看做是艺术家道义上的神圣责任。从那时起，由于他牢记得到过的安慰，不管工作多么忙，他从未拒绝过帮助那些因疑虑而苦恼的人们。从那时起，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国际上德法战争的逼近，死亡一天天地威胁着人的生存，罗曼·罗兰在深思着人生的意义，他提出“爱，是一切的基础”，认为人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人类的热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要以自己的艺术创作行动拥抱这种泛爱的精神，而使“个人的小我，与宇宙的大我融合为一体”。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使罗曼·罗兰从利己主义转向了人道主义，并把充当一个艺术家，通过艺术实践为人民造福作为神圣的使命，而且他是为了他的导师而去完成这一使命的。
通过这一光辉范例，历史昭示人们：在精神世界，也像在物质世界一样，能量中没有一个原子是白白消费掉的，托尔斯泰花费在这个不相识者身上的时间，在罗曼·罗兰给千万个不相识者的成千上万封信中得到了再生。现在全世界都在采集这一颗仁慈的种子所带来的无限成果。
不过需要补述的是，罗曼·罗兰这样的一个外省少年，在中学即将毕业、大学生活开始的时候，勇敢地同当时文学艺术界的著名活动家进行交往，并不羞于去向他们请教，找机会同他们结识。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还远不是唯一的尝试。在高师的生活中，罗曼·罗兰给勒南写过一封信，因为勒南的富有哲理性的戏剧以其独特的构思、平心静气的禁欲主义说教吸引了他，他还就法国一些作曲家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阻止德国作曲家、文学家瓦格纳的歌剧《天鹅武士》在巴黎的上演一事，给作曲家圣桑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1888年底，当龚古尔兄弟俩合写的小说《日尔米尼·拉赛德》被改编成剧本而遭到文学界的势利小人猛烈抨击的时候，罗兰以学校一些听众的名义给爱德蒙·龚古尔写了一封友好的信，信中对剧本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表示完全赞赏。一个不出名的大学生在同文学界、音乐界知名人士的这一切交往中，没有半点私心或自卑表现。罗曼·罗兰一向喜欢自我分析，有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
就事情实质来说，我写给一些伟人的所有这些信，不光是想求教些什么，而是我需要感受一下（哪怕是一分钟）那些比我的心灵更完美的心是怎样同我的心一起怦怦跳动的，而我的心房又是怎样感觉到它们的跳动的。
罗曼·罗兰出于无法遏止的内心需要，寄出了那些信，他写那些信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想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生活。他别具一格地——真诚地、天真地——用这种方法来肯定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好与恶，用自己的方式去干预国家的文学和艺术生活。
高师毕业那年夏天，罗曼·罗兰顺利通过了中学教师就业考试，多年来父母对罗兰的期望及他所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从此，他可以在教育界获得稳定的职位，包括老年的退休金待遇，终生衣食有了保障，这已不是一件小事。但是，一想到要登上讲台，面对一群眼睁睁地注视着他的学生，不知为什么，他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反感。肯定，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愿干的一件事就是教书。他坚持不从事教师的职业。后来他对高师即将毕业时期的混乱思想做了记述：
我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职业，后来我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我不钦佩那些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那是一种崇高的事业，而我设想，这种职业应竭力把很大的乐趣赋予那些善于启发心灵的人们。我没有忘记自己对此负有义务。谁能说得清出自一个教师口中的一句话对我们这样的人一生的思想所投下的光辉，即使在听的时候随随便便，甚至有时很不介意！当时人们只勉强地记着，很久以后才承认对他们有所启发。我热爱并尊敬高尚的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们，他们培养了思想大军的队伍。我也应该在这个大军里很好地服务。
不过，我作的是另一种服务。我没有对那些孩子，那些被按在中学板凳上的青少年说话，也没有向学院的大众说话。我不知道怎样向我看到的人说话，我看他们还看不过来呢。在客厅里或会议上，我看到一大群人就说不出话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注意他，并本能地要钻进其思想之中。我没有办法再成为我自己，话到了舌尖就是讲不出来。我只会对不可见的东西，对不分时间和不分地点的广大群众侃侃而谈。
然而正在罗曼·罗兰犹豫不决之时，一个意外的机缘使他暂时又躲过了粉笔生涯，其他的许多青年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高师校长乔治·佩罗在罗马的法国考古学校里给罗曼·罗兰找了一个留学的位子，于是罗曼·罗兰欣然前往罗马，准备在那儿度过两年的留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