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10月，爱弥尔·罗兰全家5口（包括外祖父在内）告别了故乡，乘上了开往巴黎的旅游列车。要和已经住了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家乡克拉姆斯小镇分别，一家人都痛苦地哭了。来到喧嚣的首都巴黎，住到了多农路一幢公寓里的二楼上。
巴黎是富人的天下。罗曼·罗兰一家到达巴黎以后，由于爱弥尔·罗兰在巴黎没有有钱有势的亲友可以投靠，只得凭着自己的工作热情，通过报上的广告，好不容易地在当地一家银行里找到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每天需要做许多单调而繁忙的事务，但收入却又相当的有限。这个5口之家每月就靠爱弥尔·罗兰的这点薪水维持衣食住行；此外，还得要节省一部分钱供给孩子上学花费。当时罗曼·罗兰家在巴黎的生活究竟拮据到什么程度，有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有一次，爱弥尔·罗兰为了挣几个法郎的小钱，在休息的日子，给不相识的人扮演了一次证婚人的角色，仿佛在我国旧社会，为了挣几文钱，到婚丧仪仗队去跑一趟龙套。可见金钱的匮乏是这一家人多么严重的威胁啊！
到巴黎不久，罗曼·罗兰就考上了著名的圣路易中学。这是一所早已闻名法国的学校，位于巴黎市中心。这所学校推行法国古典式教育模式，法国近代不少最有名的优秀人物，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人物的中学时代也曾经与15岁的罗曼·罗兰一样，在中午放学时，夹杂在这长长的学生队伍中，像一群蜜蜂嗡嗡地从这个孕育着近代人类文化知识的蜂巢里飞奔出来。著名的作家爱弥尔·左拉也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罗曼·罗兰刚刚考入时，准备在圣路易中学攻读数理方面的课程，以便在小学自然知识基础上继续学习，几年后投考综合工艺学校，学习实用的技术，实现全家人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但是不久（1883年）罗曼·罗兰就发现自己不是学习理科的材料，数学的公式、物理的分析，根本不像音符那样易于接受，他还不善于逻辑思维，于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腻烦的数理课程，转学到伏尔泰曾就读过的路易大帝中学。这是一所由耶稣教会举办的贵族学校。那时法国中学高级班分文、理两组，文科称为“哲学班”，理科称为“数学班”。罗曼·罗兰就选入哲学班，目标是投考高等师范学校。
在克拉姆斯读小学的时候，罗曼·罗兰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结交上任何的童年朋友，每日里只有母亲或贝多芬的钢琴曲陪伴他上学和业余的游玩。童年的罗兰是多么的孤独啊！然而当罗曼·罗兰转入到路易大帝中学的时候，这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少年却在中学的课桌之间结识了少年时代的第一位朋友保罗·克罗特尔。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一心只想着将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设计”了中学毕业后的宏伟蓝图。可是人生的旅程中的确有无数的巧合，这两位当年同时跨进这所学校门槛，接受着同样教育、相似环境影响的少年，在过了默默无闻的20年之后，他们又差不多同时名震欧洲，成为法国当代著名的伟大作家。然而，各自以《玛丽亚的报喜节》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而闻名的这两位挚友，在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信仰和创作精神方面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分歧：一个人的创作道路通往代表天主教的过去的神秘主义大教堂，另一个人的道路通往法国国外，通往自由的欧罗巴，代表着法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成为战争奴役下人民解放的一盏明灯。不过在路易大帝中学时代，他们两人都以少年所特有的真挚、热情和早熟，每天结伴上学，穿过喧闹的大街、广场和灰色石砌的校门；在课堂或者课后，他们一起学习，互相鼓励，探讨着老师讲过的每一个晦涩难懂的问题；在闲暇时间或者郊游的日子里，他们常常没完没了地闲谈，或回忆着故乡生活的恬静，或彼此分享着早年博览群书的滋味，或陶醉在音乐带来的童年的欢乐之中……那时，法国青年为之倾倒的里哈尔德·瓦格纳，也成为这对少年心灵天地中闪烁着的一颗最明亮的星星。他们像崇拜偶像那样跪倒在大师的脚下，沉醉于大师的伟大作品或演奏会。从这时起，少年罗兰的心目中那些无所不能和创造世界的英雄人物，对他的影响日渐强烈，以致他开始创作的不长时间，就用他那音乐一般的笔，用他心中包藏着的纯洁素材，塑造了一批震惊那个时代的这类英雄形象。不过这已是罗曼·曼兰而立之年以后的事了。
巴黎，“世纪末”的巴黎。
1881～1900年，19世纪的最后20年。
这个时期，欧洲的国际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尤其是德法两国之间，战争的阴云不停地翻动，一场新的战争已经势难避免，问题是或早或晚。法国国内那些已经到达入伍年龄的青年们、学生们，随时都在候命出发奔赴战场。他们的神经是够紧张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死亡一直就在眼前，它的形态是明确的，那就是战争。”与此同时，他们又不能不干活而干等着死神的降临，但是又“不可能制订任何关于未来的计划”。法国国内的政治更是动荡不安，政权频繁更迭。1879年11月，代表法国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的共和党总统麦克马洪元帅由于不得人心而被逼下台，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左翼当政时期（1879～1893）。在这个时期，政坛丑闻连台，连续爆发了布朗瑞事件、巴拿马事件和德雷福斯案件。这些连续事件的爆发强烈地冲击着法国社会，法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这些事件中进行了表演，震动的波浪久久不能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消逝。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飞速发展时期，新能源、新机器、新技术被广泛使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由竞争进入了新的高度发展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在这新的发展过程中，也开始由剧烈的竞争逐渐地走向了集中与垄断。到世纪末，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等四大金融巨头已经控制了全法国的经济命脉。
这个时期的文化学术界，也随着科学的发展、竞争的加剧而出现了十分活跃的自由发展气象：在哲学上，出现在第二帝国灭亡之前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到这时，在各个领域业已产生广泛的影响。这种哲学思想成为高度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精髓。反映在文学上，出现了以戴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和以左拉为倡导者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
和戴纳同时的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兼文学家勒南，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反映了一定的实证主义影响。19世纪末叶的法国学术界、文艺界，勒南和戴纳是两位名噪一时的“大师”，青年们崇拜他们，把他们当作伟大的偶像进行崇拜；实证主义精神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艺术领域一时间也消极沉闷，没有了任何生气。
这个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们也拼命地把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强烈震荡冲击，归咎于19世纪以来科学和唯理主义的“蛊惑人心”，也归咎于自从6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宣传。戴纳在他的晚年著作《当代法国之起源》中，首先提出了这种反动的观点，并在法国社会广泛流传。戴纳和勒南的晚年著作中，都有对科学和唯理主义的前途表示怀疑的言论。
19世纪的最后20年，罗曼·罗兰正处在青少年时期，这时也是他世界观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个时期法国思想界、文学界、史学界里那种风靡一时的唯心主义逆流，那种从大师们的灵魂中传到普通人的灵魂中的绝望的语言，那种泄气认输的空气，无不给这个刚刚从偏僻小镇移居喧嚣巴黎的少年以深刻的影响：面对这个穷奢极欲的世界，面对象征派诗人充满没落阶级颓废情调的诗歌，面对相当阴郁的巴黎，他曾经相当的迷茫和恐慌，在少年幼弱的灵魂中很自然地轻松接纳了道德松弛和犬儒主义的堕落方式。一个平凡、孤独和赤手空拳的少年接受这种毁灭的思想是多么悲哀和可怕呀！他在颓废空气浓厚的深渊边上，紧紧抓住救命的小草不放：他仿佛看到了在文明装潢下掩盖的兽性，看到了法律、风俗、宗教、艺术、思想的极大伪善，他感到自己在渐渐地沉沦其间，但又无能为力。他实在厌恶得要命。偶尔这位少年也对某些风行学说表现出狂热和恻隐，甚至力图与之同流合污，他曾经给勒南写信表示对他的钦佩，并登门求教，聆听这位权威的高谈阔论。因此少年罗曼·罗兰的思想意识中沾染了浓厚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他也曾迷恋过流行的“个人社会主义”，受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冲击，因而在行为上表现为幼稚的“社会主义”思想，比如：年轻的罗曼·罗兰面对家中助理家务劳动的女工，深觉自己那种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态度是“可耻的”，为自己的生活比工人舒适而惭愧。他还在自己的思想上开展了一种所谓的“社会批评”，觉得应该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对于社会地位卑微、生活困苦的人，应当同情他们，尊敬他们。这个时期的影响逐渐变成他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对他一生各个时期的思想活动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偏僻的小镇，在孤独封闭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年来说，从外省来到巴黎，他显得相当的稚嫩和不成熟，甚至是更多的隔绝，面对纸醉金迷的巴黎的堕落灵魂根本不可能一眼看穿。对于这样的一个少年来说，若不是被庸俗的繁华迷惑得眼花缭乱，就不免对这种喧嚣而野蛮的花花世界的物质文明产生排斥感和内心的憎恶。罗曼·罗兰似乎应属于后一种类型。巴黎的喧嚣和粗野的现实，对于这个幻想家一样的少年似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对于那种他正在接受着的塑造“高乃依笔下应声虫”式的古典教育模式也产生了敌意。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大城市的缺乏理性的世态炎凉存在着一种恐惧、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惑，他不知所以地预感到，世纪末的巴黎世界，一切都是假的、虚伪的、丑恶而无耻的。罗曼·罗兰在回忆刚刚迁居巴黎的心情时写道：
当我还是一个15岁的小童，从外省来到巴黎，当我开始嗅到向我稍微打开大门的世界，知识界、政界和社交界时，我内心充满厌恶而且觉得毛骨悚然。我到处看到冷酷、自私、贪婪、说谎和残暴的精神，于是我害怕。我像一个弱小的动物，我默然了，我要等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在我开始发言之后，有多少人后悔没有趁早将我掐死……。
“开始发言”是指罗曼·罗兰后来用文艺作品揭露和批判巴黎这个有钱人的乐园，冒险家的天堂，投机家的赌场。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卷《广场上的杂耍》，就是羽翼丰满后的“外省小童”“开始发言”之一例。
中学时代的罗曼·罗兰由于早已经习惯了外省生活的宁静，常常思念童年生活过的故乡，对故乡怀有强烈的依恋不舍之情。从充满浪漫遐想情调的小镇迁移到十分讲究实际而又极其喧闹的巴黎真是太突然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生疏但又无法适从：拉丁区的喧哗热闹，巴黎街头上的闷热空气，过往人群的拥拥挤挤……能使这个柔弱孩子感受的就是周围这样烦躁的环境。这简直是多么难以忍受呀！少年的罗曼·罗兰要进行反抗，反抗周围这样冷漠无情的环境，反抗那令人讨厌、令人眩晕的疯狂节奏。但他实在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喘息着，呻吟着。对于15岁的中学生来说，他是多么希望得到平静安逸的校园生活，又是多么渴望高于现实的美善境界啊！他回忆录中记述了巴黎中学生活的气氛与自己的心情：
公立中学（正处在青春期的小青年们的营房）里的不健康的气氛、拉丁区的喧嚣、街头巷尾讨厌的狂热、精神恍惚的都市，都使我感到厌烦。
那时他不但怀恋外省那种单调和沉静的生活，而且怀念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的宗教感情：“我再也没有用在外省时那种懒洋洋的梦一般的平静来对待外部世界。谋生的挣扎开始了，生活的重担压在一个15岁男孩子软弱的肩上。外省的那种尚有一点诚实的宗教信仰崩溃了。当时的顽童们对这种信仰简直是倍加攻击，甚至直唾其面。就连我们的老师们（确实，还不少）也在取笑它……”罗曼·罗兰刚刚移居巴黎的处境：“突然移居巴黎的最初几年，这时候恰好又正是为青春所困扰的一个半大孩子动荡的时候。在一两年之内，这孩子的生活失去平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论是对于身体或对于精神，都有许多新的因素。奇形怪状的生活一下子出现在眼前，闯入了他的青春期，他蒙受凌辱，慌乱不已。这使他习惯于神秘的动荡状态或是把他投入某些想入非非的幻想之中。”这些回忆的片断清晰地记录着：一个从小在天主教家庭生长的少年，开始接触到现代都市，现代科学思想和理性主义之后，童年的宗教感情发生了动摇，仿佛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面对失去与母体的直接联系和一个茫无所知的世界，只有陷入迷茫痛苦的哭啼之中。
罗曼·罗兰在巴黎的中学时代所度过的这种苦闷生活，几乎成为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最悲剧性的一页。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若干情节，都闪烁着自己在这一危机时期的黯淡生活。他渴望着同情、温暖和飞黄腾达！然而正像他童年生活在“鼠笼”中从音乐、从大自然得到慰藉一样，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日子里，大自然再次让他超脱凡境，成为他迸发心底热情，释放心里苦闷，获得心中安谧的无尽源泉，“光荣的艺术，在那灰色的时期内”，也再次成为他的救世主，使他在抒情诗或诗学逻辑之外，获得生机勃勃的创造灵感。大自然的无限运动和勃勃生机，音乐艺术的雨露滋润，使他抑郁的精神得到了调剂，孱弱的体质得到了休养。
在罗曼·罗兰的一生中，大自然一直是万书之本——知识的源泉。大自然曾使他获得了音乐，获得了文学创作的“灵光”和社会运动的无穷力量……尽管在罗曼·罗兰的青少年时期，家中经济拮据，并且常常入不敷出，但每年总要节省出一点钱来。暑假一到，大自然的封条被罗曼·罗兰撕开了。1882年夏天，罗曼·罗兰已经17岁，他和妹妹在母亲的带领下做了一次短暂的暑期旅行。他们先到法国西部山区去休养，然后在假期即将结束时，为了增加孩子们意外的乐趣，在返回巴黎的途中，母亲带他们绕道从法国东南边境进入了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滨的一座名胜小城，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乍一接触汝拉山下、来茫湖畔明净高爽的风光，幽静的丛林和宽广的草原，罗曼·罗兰如痴如醉，他吮吸着大自然给予的无尽的玉液琼浆。辽远广阔的地平线上，一望无际的长空；欢乐的大地上，密密地分布着一片片的果园，一大块一大块金色农田和绿色牧场像一床平展无际的毯子一直铺向蓝色湖水的岸边；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像威武雄壮的武士驻守在天边，这一切使罗曼·罗兰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无限神力。置身于日内瓦湖滨那些姿态优美、坡度离奇的山峦之间，领略到了玄学哲理似的奥妙莫测的大自然的创造，少年罗兰的精神突然为之一爽，一刹那间，年轻的心灵受到了大自然的深刻启示，但是“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一眨眼的工夫，山川灵秀之气仿佛融进这少年心中，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高尚的、温柔的，仿佛大自然在这年轻人的心中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他一生的道路。大自然给这只孤独的鸟儿提供了温暖的窝，使他找寻到一个栖息的处所。罗曼·罗兰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因热爱而引起的激动，向大自然表达了自己无限的深情。
……紧紧的拥抱使我透不过气来……我真要把岩石咬在嘴里，亲吻那些可爱的翠绿、榴红、发光的岩石，并且亲吻那些闪着金光的尘埃。一个女人，完全被大自然所占有。此刻，我的灵魂离我而去，融化于灿烂夺目的光团……诚然几分钟内这真是奇迹的出现……
罗曼·罗兰把自己完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从大自然的无尽胸怀中，重新得到了精神和身体健康所迫切需要的青春活力，从大自然的深情拥抱中得到了不懈进取的精神力量，从山所赋予的启示中，重新获得了无尽的智慧和斗争的勇气。每个人在大自然中，尤其是在山的胸怀里，都能找到他所寻求的精神产品，都能在大自然如镜的纯洁中反射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幽暗与阴影，并且在自然力作用下把自己从幽暗中设法解放出来，这就是大自然中的运动，山中的启示。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描述了对山的运动的感受：
人们把运动归于大海，人们用它来和静静的山脉作对比……谬见！山脉也有不少运动，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冲力，一种比大教堂更为强大的憧憬。另一方面是晕头转向地堕入深渊时在死亡关口的沉沦。在我身旁的陡坡上，有两排冷杉，笔直得像长矛，伸向天空，跃跃欲飞。一片小草地宛如圆形剧场，挂在悬崖边上，倒塌了，滚落着，树木都被牵动了，草地上面的树和它一起向下倾斜，草地下面的树向后弯去，仿佛是为了逃避深渊。陷落和飞声都给人十分强烈的印象，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力，在动荡的大海中分散的力，在这里汇集起来并且不停地显示出实现它的意志的威力。这是骤变的顶点，行动即将产生。有的人只知道这是力的顶点，但那是欢乐的顶点呵！……加上流动的空气，振动的东西，及其种种化身，云彩，激流，瀑布，生动的光线的无穷变化……一切都在活动着，升起或落下。寂静中，一切都在战斗……寂静中，充满了各种音乐……
罗曼·罗兰在大自然中忘却了巴黎的烦恼，得到了新的启示，这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多么大的收获呀！
至于音乐，罗曼·罗兰自小就有强烈的乐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但罗曼·罗兰良好的音乐素质首先来自于对大自然的狂热欣赏。他在回忆录中说道：
由于我的乐感充满了我的生命，它并非来自音乐家，而是首先并高于一切地来自大自然，我才得以把这些音乐家蕴藏在我心中。这种树木、群山、原野的音乐，我都一一记载在时代的手迹中。听觉的影响多半来自我对大自然狂热而贪婪地欣赏。犹如中国人，我已能欣赏千差万别的寂静无声的音乐……野草和植物散发出一种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吮吸着和感觉到的和谐，正如海洋中不计其数的波涛那样……一切都是音乐。一切都在颤动，整个宇宙是一曲巨大的、难得的音乐，由此而迸发的难以计数的和声，就像一个熟透了的石榴发出的声音。这一切组成了一种海洋般的和声，一滴在无限中发声……
不仅如此，青少年时期的那些夏天，他还在大自然中品尝音乐，“闭上眼睛，屏住气，躺在一个被浮云和阳光笼罩的山坡上”，山间音乐萦绕在耳边……到巴黎之后，巴黎城市的文艺世界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欣赏较大规模的演奏会。贝多芬、瓦格纳的著名乐曲令他身心陶醉、震动，不朽的音乐波涛激荡着这颗颤抖的稚子之心。罗曼·罗兰具备音乐家的天赋，尽管他最终没有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但音乐对于少年时代的罗兰就像偶像一样，成为他精神上的避难所。每当他被深情的音乐卷入一个感觉世界时，就好像走进了他正要攀登的山峰，正要探险的冰川，从中总能领悟到无穷的快乐。罗曼·罗兰曾做过形象的比喻：他好像是一抹平原，音乐的精神（贝多芬和柏辽兹更胜于瓦格纳）浇灌了他的全身。约有一两年的时间，他似乎沉浸在这香气四溢的甘泉中，就像一块干涸的土地贪婪地吸吮着水。
罗曼·罗兰在家乡读小学时，为了“补充外省学校的不足”，曾如饥似渴地浏览他祖父的藏书。迁居到巴黎后，罗曼·罗兰的阅读领域不断扩大，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经典，到法国当时的史学著作，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拉伯雷的浪漫主义巨著到19世纪的伏尔泰、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拉封丹的《寓言诗》，史学著作《吉伦党人史》到尼采的哲学著作，以及地理、地质、植物、天文等书籍，他都广泛涉猎。对童年时在老家阁楼上初识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少年的罗曼·罗兰总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经常拜访，那本画册他已不知翻阅过多少次。他又重新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集，并且背诵了这些剧本中许多场的台词，有时他自己仿佛像演员一样，成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整部的戏剧俘获了他整个的心灵。他一度完全为莎士比亚所倾倒，“莎士比亚像战胜者似的占有了我，我像一枝花朵依偎着他”，以至于“我把最好的时光（我可以说，我的最好的血液），给了莎士比亚，我把他整个儿吞下去了，或者，不如说我被他整个儿吞没了”。罗曼·罗兰喜欢看“闲书”因而影响了他的温课时间，尽管他聪明好学，但1884年第一次投考高师却没被录取。
读中学的罗曼·罗兰不久又发现了另一个莎士比亚，一个活着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82—1910）。罗曼·罗兰读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丰富的内容、雄浑的气势、出色的描写、壮阔的场面，使少年罗兰完全倾倒，“这位征服者使我俯首帖耳，让他架走；使我在热爱与兴奋的激情中，气都喘不过来”。托尔斯泰是划破欧洲长空的璀璨星光，让人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才华！对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的发现，对于罗曼·罗兰来说，其重要性也许不亚于哥伦布之发现美洲大陆，因为他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生活的启示，一扇开向无穷宇宙的门”。这位俄国文学大师对罗曼·罗兰一生的文学创作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巨人的航船”中终于锻炼出了新一代的巨人。
在中学时某个孤寂的夜晚，罗曼·罗兰无聊地在巴黎的街道上闲逛，迎着嘈杂的噪音，穿过拥挤的人流，他来到巴黎奥德翁剧院前的大广场。这里站着许多等待观看新剧上演的观众，园廊下排满了一个个的小摊，卖冷饮、小吃、还有卖旧书的。在一个书摊上有拜伦的《堂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意大利、英国书籍的法文本，他拿起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法文译著，随手翻了几页，立刻被这位哲学家精彩的议论、新颖的思想吸引住了。他把这部绿色封面的厚厚的著作抱回家中，废寝忘食地读了一遍，精神大为振奋，斯宾诺莎的著作使他着了迷。多少年来使这年轻人思想苦闷的问题，意外地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从此斯宾诺莎的柔和灵光永远照耀着他的灵魂：尽管他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斯宾诺莎哲学，因而也就不一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但是这位哲学家的片言只语却触动了他的心灵，使他对某些苦苦思索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若有所悟。年轻的罗兰不禁欣喜若狂，激动得高呼：“……我的囚笼砸碎了。这就是我在创痛和血泪中固执地追求和期望的答复，我用折断了翅膀的激情呼喊祈求的答复，我在痛苦与绝望中暗暗形成的答复，光辉的答复就在这里，它回答了我自童年以来，就紧紧抱着不撒手的斯芬克斯的谜语。”罗曼·罗兰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也发现了他信仰的导师——解放了他的信仰的人。
中学时期，少年罗曼·罗兰永远不会忘记在路易大帝中学学习修辞学和哲学的三年中所获得的裨益，首先是某些教员对学生的耿耿忠心和满腔热情。罗曼·罗兰的亲爱的老师加斯帕，是教修辞学、逻辑学的好老师，他来自斯韦尔市，戴着深度的近视镜，仿佛是他在教育事业上奋斗的路程的象征；他教学语言生动，行为持重，工作一丝不苟；然而他的外表气质除了冷淡、郁郁寡欢外，很难给人新的感觉。其实老先生在教育战线上勤恳工作，极富有忍耐精神。他教授修辞学，培养了罗曼·罗兰灵秀的语言风格，逻辑学使他掌握了分析事物时最基本的推理程序；他外表的冷酷掩饰着内心对学生火热的期盼。正是这位老先生在中学时代培养了罗曼·罗兰缜密的思维方式，使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难以逃脱他的大脑，从而激起他无数的创作灵感。后来罗曼·罗兰回忆他的老师时说：
在冷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以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对我们的失败感到痛惜，为我们的成功感到骄傲，甚至比父母更大公无私。你那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儿的一句最简单的话——在阶梯式的大鸟笼中，聚集着60个冒冒失失的青年人，其中包括保罗·克罗特尔，维克多·贝拉，福杜纳·斯特罗斯基和谢罗姆斯基，他们飞向世界各地——竟使你那样高兴！
路易大帝中学文科班的学习氛围对罗曼·罗兰是十分有益的。这里有点儿像古史记载的罗马和雅典的演说家和诗人的社会，三年中，罗曼·罗兰不仅受到修昔底德、塔西佗、索福克勒斯和维吉尔的熏陶，而且对法国的近代史、欧洲的文学很感兴趣，对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也十分推崇。他记住了《俄狄浦斯王》的希腊文全文和拉丁文的贺拉斯的《书简和颂诗》。他和好友克罗特尔一同欣赏《两副面具》，共同陶醉在圣·维克多的精彩评论中……
人类积累的知识，像春雨滋润着罗曼·罗兰的头脑，音乐家、文学大师的伟大作品叩击着他的心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灵光”就像云中落下的一丝光芒，照耀着罗曼·罗兰昏暗摇晃的生命之船的航程。他激动，他陶醉，他暗暗下定决心，热切希望成为一名像瓦格纳那样的艺术家，既是作曲家又是诗人，既熟知音乐又是著名的文学家、英雄音乐剧的作者；他要以大师为榜样，毕生从事文艺创作。正像后来他在日记中写下的：“不创作，毋宁死！”这铿锵有力的誓言，成为鞭策他为自己钟爱的艺术事业终生奋斗的座右铭！
罗曼·罗兰的父亲到巴黎后，只找到一个银行小职员的位置，收入相当有限，罗兰本人在经济上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父母也要求他参加实际活动，考取高工接受技术教育或考入高师做一名终生的教师。因此，中学毕业前夕，他只能把“一切欲望，一切梦想，都加以抑制”，“王中之王”莎士比亚的强烈诱惑以及他所热爱的维克多·雨果之死而引起的悲伤，已使他两次名落孙山。现在他只有“咬紧牙关”，“孤注一掷”，把自己“钉在书桌上”，才有希望考取高等师范学校，“可以保证有饭吃，考取之后得到三年的食宿费用”，毕业后在教育界谋求一职，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全家日后的生活出路。
1886年，罗曼·罗兰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在第三次投考时被高师录取，宣告了这位少年中学时代的结束。然而路易大帝中学以其独特的精神和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给罗曼·罗兰的思想和命运打上了有决定意义的烙印。中学毕业这年他20岁。
